3.3.2 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a）《出使福建记》和《记大明的中国事情》
1564年，西班牙人征服了菲律宾，并将它作为在东方的立足点，很快，他们就得到了关于中国资源和贸易的消息。皇家驻菲律宾代理人安德烈·德·密朗达奥拉（Andre's de Mirandaola）在写给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的信中建议不要把时间花在转变半野蛮的菲律宾人身上，而应该向真正的财富之国——中国进军，并认为征服中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有陛下的臣仆都十分坚定地相信，在您的时代，中国就臣服于您，您的领土就会扩大，天主教就会得到传播和尊崇，所有这一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实现”。[103]
就在西班牙人策划如何进入中国时，他们却首先遭遇到了中国沿海的海盗的袭击，在围剿海盗头目林风（Lin Feng）的过程中，菲律宾总督基多·德·拉维扎列斯（Guido de Lavezares）与明朝战舰的指挥官把总王望高（Wang Wang-kao）达成协议，西班牙人保证如果抓到林风，无论死活，都会交给中国官员；而作为交换条件，两名奥古斯丁会修士被允许进入中国福建，拉达便是其中之一。
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a，1533～1578）出生于西班牙纳瓦列（Navarre）省布罗纳（Pamplona）的一个名门望族，幼年曾随兄长去巴黎求学。1553年加入圣奥古斯丁会，1556年赴墨西哥传教。两年后又跟随米古尔·罗柏兹·德·列格兹比（Miguel Lopez de Legazpi）探险队赴菲律宾，在墨西哥，除了宣讲福音和教化土著外，他还抽时间进行了大量天文观测和计算，是公认的科学专家。1572年，他被推选为马尼拉大主教，在任期间，他一直把教化中国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一封写给墨西哥总督的信中，他说自己是自愿去中国的，因为在色布的家中他曾招待过一个叫甘科（Canco）的中国人，而此行正好可以证实一下其所说的有关中国富足及弱点的消息是否属实，“因为除了给福音和吾主服务敞开大门，也可以因此得到真实的情况，他们将把我王的伟大告之中国人，让他们知道臣服我王陛下是他们的义务，因为他出财力把传教士派去教导们。哪怕这两个人仅仅充当译员与中国人建立贸易关系，那行程也将具有不小的意义；而我如是被差遣者之一，我会认为那是特殊的荣誉，极愿如此。”[104]
出发之前，总督拉维扎列斯指示他们：“你们要努力了解该国人民的品质，知道他们的风俗习惯，及他们做什么生意买卖；并要知道他们是否言而有信，说话诚实否，从这可运什么商品到那里，从那里又能运什么来，以致对双方都有利，尚有能够发现和打听到的有关该国的其他事物和秘密。若你们被允许留在那里，你们要写一份有关这一切的报告。”[105]，为了完成任务，他还告诫修士们不得嘲笑中国人的偶像、庙宇或宗教仪式，“因为据说这是使他们十分恼怒的事。他们不得对他们看到的事物表示惊异或爱好，不得对此加以指摘和嘲笑。不许西班牙人和中国妇女交谈，因为据说男人很妒忌，这样做是危险的事；由此可导致巨大的损失和麻烦，提供反对我们计划的理由或口实。……最后，不马上付现金就不要向中国人讨取任何东西，这样可以让他们发现，允许西人去跟他们做生意，可使他们获利。”[106]由此可见，传播福音不过是堂而皇之的幌子，拉达等人此行的目的实为一次间谍侦察活动。
拉达等人在福建停留了两个月，开始，他们受到了福建官员的友好接待，但由于林风的逃脱，以及拉维扎列斯的继任者佛朗西斯科·德·桑德博士（Dr. Francisco de Sande）的傲慢态度激怒了中国官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使团提出通商要求不但遭到了拒绝，最终还被驱逐出境。返回马尼拉后，拉达完成了他的报告，或许由于在中国不愉快的经历，他对中国多有批评之词，但他的叙述基本上是翔实而准确的，正如17世纪的一位传记作家所说：“他毫无准备地踏上该帝国的土地，既不懂该民族的言，也没有老练的译员帮助他得到有关这样一个古老和精明的民族的知识。尽管有这些困难，修士马丁对中国的描述是那样详尽，以致我们对他怎么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获得那么多的情报感到惊奇。由此我们发现他的伟大天才，而根据有认识他的人的说法，即使在那黄金年代，也是突出的。”[107]
拉达1575年的出使报告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记述了他到福建及返回马尼拉的行程；第二部分是对中国的一个简述，分为十二章。同克路士的作品一样，拉达的两部报告都被后来门多萨撰写《中华大帝国史》时广为引用，而其中的刻薄话却被巧妙地删除或冲淡了。除此之外，他还根据泉州土音（闽南话）用西班牙文编著欧洲第一本字典《华语韵篇》（Artey Vocabulario de la lengue China），但很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3.3.2.1 中国的名称、幅员、人口及历史演变
在《记大明的中国事情》的开篇序言中，拉达就明确地指出了大明就是马可·波罗时代的契丹，“我们通称为中国的国家，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叫做契丹，或许因那时是这样称呼的，因为当他1312年左右到达那里时，它是在鞑靼人的统治下。……而今天它的本名是大明（Taybin），这个名字是洪武（Hourbu）皇帝取的，他把鞑靼人赶出了中国，犹如过去不同时代它有其他的名字：汉唐（Hanton），宋元（Tungzonguan）、东胡（？Tong Gu）、契丹（Cantey）”。[108]
在对中国的地理方位和范围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拉达不仅参考了当时欧洲出版的书籍和论述，还同他得到的七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作者、不同版本的作品进行了对照，充分体现了一个科学研究者严谨的态度。虽然他没有说具体是哪几本书，但博克舍认为，拉达很可能使用了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版的《广舆图》——这部中国古代第一部综合性实测省级地图集。不过，在进行了对比研究后，拉达得出结论认为，由于中国人“是一个不懂地理、几何甚至算数的民族，所以描述十分粗陋，连道里行程都很错误，很多地方不能一致”，因为“不管分开计算及最后加起来计算，在书里合在一处看都是十分错误的”。[109]同时，他也指出，由于没有机会进行实地考察，所以他所记述的中国的幅员和范围可能要比实际小得多。
“大明国必定有差不多一千里格长，四百里格宽，四周将近两千五百里格。东南与远印度（Faurtherlndia）的东印度海相邻，古称丝国（Seria）。另一面和西面与一条很大的河相接，河起源于离海约五十里格的湖泊，向北流若干里格，最后经一道把中国和鞑靼分开来的城墙尾，在墙外流了差不多一百里格，转向东方进入中国，几乎把它中分为二，然后蜿蜒进出一千多里格的土地，注入南京（Nanquim）省的海里。”[110]在这里，拉达首次提到中国就是古代的“丝国”。而“将中国和鞑靼分开的墙”就是长城，拉达评价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工程之一”，是对付鞑靼人的边哨，“据他们史书说，这道边墙是将近一千八百年前由秦始皇（King Cincio）所建”。[111]在此，拉达准确地指出了长城的功能和建筑年代。
关于中国的人口，拉达认为“尽管不可能精确地计算这样一个地大人多的国家人口”，“但仍可从有记录的税户籍及其他事情上，得到一个无穷无尽的人数概念”。[112]在报告中，拉达精确地记录了各省的税户和人口，而这些数字则几乎全部出自《广舆图》。最后，拉达又将十五省数字加在一起，得出全国“总户数是9，676，246，总人口是60，187，057”[113]，但同时他又指出实际人口要远远超出这个数字，因为还有很多不在十五省辖区之内的城镇未登记在册；此外，还有很多士绅大户尽管户内人口众多，但却只有少数人纳税，因此，“登记的纳税人口远远少于应纳税的人口”，以至于他“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其他这么多人口的国家”。[114]
与同时期其他欧洲人不同的是，拉达还特别记述了中国的起源和历史演变，并注意将上古传说和真实的历史加以区分。“他们说天、地和水自太初就结合在一起，一个叫太乙（Tayhu）的，把天地分开，后又诞生一个叫盘古（Pancou）的人，既不婚配又无子女”，之后是天皇（Tiomho）、地皇（Teyoncon）和人皇（Sinhon），“从开天辟地直到现在的人类部族，一共生存了九万多年，所有这些人都被他们尊为圣人”。继这些人之后，是伏羲（？Qchisalan）和一位女神，“他们受天的养育，从这两人传下来世上所有的人类”。接下来还有神农（Sinon）和有巢（Usau），“他看到百姓像蛮人一样生活，就把他们组织成团体，教他们在树上建屋”。[115]这里，拉达基本上采用的是在中国被广泛认可的神话体系和脉络。
具体到真实的编年史，拉达简述了中国从黄帝直到明万历年间的历史演变和朝代更替，虽然没有把每一位帝王的名字和统治时间记录下来，但他却记述了几位著名的帝王及他们的功绩。在秦始皇之前，“共有一百十七个皇帝”，他们“统治国家达二千二百五十七年之久”[116]，“继他们之后出现了一个秦始皇，他修筑了上述的边墙，有六百里格长。为修筑它，他把全体百姓编成三人一组，先从每地区每三人中征召一人，再每五人中征两人。因这些人来自远方，又是到不同地方去，筑城时大批死亡。由此发生反抗他的暴乱，在他统治四十年后，他们把他和他的一个儿子杀掉”。[117]接着，他记述了从汉高祖（Hancosau）直至明万历（Bandic）年间各朝代的统治时间，当他把这些年限加在一起时，他惊奇地发现：“若这个历史是真实的，那他们在洪水后不久就有了皇帝，而且他们从此，始终没有被异族掺杂”，除了“短期受鞑靼统治外一直完整地不被外族控制”，并认为这“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118]
3.3.2.2 政治、军事、司法制度
虽然没有葡萄牙人克路士的描述详细，但拉达对上述情况也都做了简要概述，并且引用了大量中国文献中的数字加以佐证。按报告所记，中国有省、府、州、县等各级行政单位，总算下来，“大明有15省，390城，其中155是府；有1155县，村落不计其数”[119]，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边境城镇未计算在内。皇帝住在北京，“它是全中国最大的城，据他的书里记载说，要花两天时间才能走过它。皇帝的宫室那样大，据说有一座城的那样大，他在那里有各种游乐。他们说他从来不离开他的宫，也没有人能看见他，仅侍候他的人和几个极重要的人例外。他们把他尊为半个神，还讲了些神话，如鸟兽都不在皇宫顶或地上留下粪便等等”。[120](https://www.daowen.com)
在拉达印象中，中国“官府中任职的人多到几乎是无数的”[121]，但却管理得很好，“所有的官员和长官都必须来自别的省，不能出自他所管辖的省，而且每三年一换。此外，皇帝每年派出一位叫做道吏（Dauli）的钦差到各省去，他纠正偏枉，调查总督，大将及官员是否忠于职守”[122]。然而，拉达也揭露了官场的黑暗，那就是调查各省官员是否受贿的钦差自己也十分喜欢接受贿赂，但“要偷偷进行，因为在公开场合他们什么都不接受”[123]，拉达还强调这是根据自己亲身经验得知的。
写到中国的军事力量，拉达认为其分为两种，一种叫“军（Cun）”，这些人“在本省服役”，不佩戴也不使用武器，“只是被派去管理城池，以便在情况需要时进行防御，每人都被分配一处地段，由他负责修缮”，“这个职务由父传子，因为列入军籍，他们不要纳税”。[124]而另一种则是真正的士兵，他们一直佩带武器，是“来自其他省，支领薪资的外地人”，如果将这些人数加在一起，那么中国军队的人数“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共计有4，178，500步卒和87，000骑兵”[125]。明代实行的是一种独特的军事组织管理制度——卫所制，士兵来源于世袭的军户，每户派一人到卫所当兵，五千人为一卫，其下又分千户所、百户所等小单位，有事则从征调发，无事则戍守屯田，其目的是既养兵又不耗费国家财力。拉达的描述则是和平时期军队的一种生活状态。同时，拉达还介绍了中国军队的武器装配，“他们的兵器是火绳、钩枪、矛和戟，及其他带柄的武器，有的装上弯刀，另一些制作似镰刀用以砍腿，另一些有三个尖，还有刀和盾。……他们在操演中那样地迅速和熟练，令人惊叹，但他们的运动并不像我们那样排成整齐队形，而是成群拥在一起”，此外，“他们的炮极为低劣，因为只有小铁炮。在城墙上，他们既无稜堡也无高台用来安置炮，他们的兵力都集中在城门。他们大量使用火药燃烧弹，特别在船上，他们在弹内加进很多铁蒺藜，以致无人能在上行走。他们也用火箭去烧船板；也有大量的长标枪，长杆上装有倒刺”。[126]在拉达看来，中国军队无论是武器还是排兵布阵都不如欧洲人先进。
至于中国的司法制度，拉达虽然并没有详细阐述，但他却认为中国的法律有一个优点，那就是“除了打仗时将官之外，官员不得判人死刑。在其他情况下，如果有人该当死罪，那把他关在监狱里，以待把案情上报皇帝，由皇帝判死刑”[127]。但也正由于这样，致使中国“有许多牢狱，其中好些人一关就是多年”，另外，如果罪行严重，不仅要惩罚罪犯本人，“也处罚他们的亲朋”，即所谓“连坐”[128]，这在当时的欧洲也是闻所未闻的。
此外，中国的法律还严格限制外国人进入和国内人口的流动。在北京，有很多来自周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朝贡者，如：“交趾、琉球、暹罗、马六甲、浡泥（？Payni）、柬埔寨、朝鲜、鞑靼、高丽、日本、畏吾”等，但他们只能住在限制的区域内，并且“门上写着他们所属民族的名字”[129]。中国人也十分看不起商人，“说商人是游民帮”，之所以让商人存在，只是为了“免得他们变成强盗”[130]。至于普通的中国人，则“不能离开他的本县，如无文字许可的话，哪怕到同一省的其他县去都不行”。[131]而这些无疑都成为了阻碍经贸发展的桎梏。
3.3.2.3 百姓风貌、文化、习俗及宗教信仰
拉达是这样描述中国人的长相的：“大明的百姓一般是白的和健壮的，小时候很好看，大了就变丑。”男人“胡须少，眼睛小”，而且“常把一个指头的指甲留得很长，并引以为荣。我们看见许多人的指甲和指头一般长”。“女人与外界隔绝而且是贞洁的，我们很少在城市和大镇看见妇女，除非是老妪”。另外，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妇女缠足的习惯，“她们从婴儿时起便习惯缠脚，以致破了脚形，让大脚趾后所有的脚趾都往下弯”。[132]
中国人无论男女，都会“因一头长发而骄傲。他们让头发长得长长的，把它盘成一个髻，留在头顶，然后他们给他罩上个发网，中央分开，以保持和固定发型，戴一鬃毛制的帽子。……妇女不用甚么发饰，只戴些花环，或者金银饰品，别在发髻上”。由于头发太长，所以“他们每天早晨要花很多时间梳理头发”。[133]
中国人的服饰也会根据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不同，普通百姓“日常的衣服是用棉布缝制，染成蓝色或黑色”，而“大人物、军官和官吏穿长丝袍，一般用缎子，拖到地，有大而宽的袖口，穿肥大的黑色鞋，尖向上翘”。[134]帽子也同样能起到区别人们身份的作用，“老百姓的帽子是圆的，士绅的帽子则是方的，像牧师的四角帽，用马鬃制成……总督、官员、军官及长官在家戴一顶类似主教小法冠的帽子，有金边和刺绣。但当他们上街或上席位，他们却戴另一种帽子，后半翘起约六英寸，两边笔直向上，可说是两只翅膀或大耳朵”，但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官宦士绅，在居丧期间都要穿粗布衣服，而且“与死者的血缘越近，用的布就越粗”。[135]
几乎和所有的欧洲人一样，拉达对中国人的饮食习惯颇感兴趣，对于饮茶、使用筷子等情况都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从食物种类的多样性来看，他认为中国人“不是大肉食者”，主要食物有“鱼、蛋、蔬菜、汤和水果”，“中国人的主食是煮的大米”，“甚至用大米酿酒”，在拉达看来，这种米酒可以和很好的葡萄酒相媲美。说到筷子，他介绍说：“他们不用手指接触任何吃的东西，而用两根细长的棍把东西夹起来。他们用棍很熟练，可以夹不管多小的东西，送进嘴里，哪怕圆的东西像李子及其他这类水果都行。”[136]拉达介绍茶水是“一种略带苦味的草煮的，留一点末在水里”的热水，每当有客人来访，中国人就用茶水待客，“他们吃末喝热水”[137]。更有意思的是，拉达说他们开始并不怎么在意，但后来竟然“很快习惯喝它，而且渐渐喜欢它”[138]了，或许拉达是第一位声称喜欢喝茶的欧洲人。
拉达认为尽管中国的物产丰富，“全国有大量的丝和棉、糖和麝，也有很多药材”和“各种金属矿”，但“大多百姓仍是贫穷的，因为人太多了”[139]。而正是由于中国人多物少，所以中国人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他们“不丢掉任何东西。不浪费一根骨头或一支角，而拿去制作上千种玩意儿，稻草和草也一样，他们用这种那种法子利用一切东西”。[140]
除了傲慢的曼达林[141]，拉达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平易、谦恭和厚道”且又“多繁文缛节”的民族，平时人们见面时不是脱帽致敬而是“把手放在袖里，两手扣紧，上举到与胸齐”，鞠躬时“深深弯腰，双手像上述那样缩在袖内，手差不多碰到地面，头弯过膝盖；然后起身，把手紧贴胸口。弯一次腰还不够，乃至三次四次，或更多次数”。[142]迎送上司时，则是行叩首大礼，“他们双膝下跪，手缩在袖内，放在胸前，以头叩地，叩三次或更多次数。他们说话时也不起身，跪着听和回答问题”，甚至有中国人嘲笑西班牙人只屈一膝的做法，因为如果对官员那样做，“那他会挨一顿结实的鞭杖”。[143]此外，他认为中国人也是一个勤劳、智慧，富有创造力的民族，“他们是大工匠，积极从事他们的工作，因此令人惊异地看到他们是多么勤奋地提供产品，而在这方面他们是最有天才的”。[144]
尽管有上述诸多优点，但拉达认为中国人在文化和科技方面仍然落后于欧洲，虽然他们傲慢地自认为“他们在全世界上数第一”[145]。他研究了他所得到的在中国出版的各种学术书籍，其中包括占星学、天文学、算学、法律、医学、宗教，以及相术、剑术等众多门类，但他觉得除了医学方面的书籍对于了解草药的性质有参考价值之外，“在所有别的方面都不值一顾，因为他们只知事物的皮毛，其他一无所知。他们完全不知道几何，也没有圆规，除加减乘除外不会别的计算。他们认为太阳月亮是通人性的，天是扁的，地不是圆的”。[146]总之，中国人的科学知识似乎并不比野蛮的印第安人知道得更多。
提到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拉达也用鄙夷的口气加以描述，他认为中国的文字是已知的文字中“最不开化和最难的”，因为“每个词或每件事物都有不同字体，一个人哪怕识得一万个字，仍不能什么都读懂。所以谁识得最多，谁就是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147]中国的书写工具是“小毛刷”，中国的纸很薄，“不易在上面写字，因为墨要浸透。”[148]中国各省都有不同的方言，但由于文字是一样的，所以不管用什么方言“都能阅读同一份文件”[149]。
作为担负着使命的传教士，拉达自然不会忽略对中国宗教情况的考察。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他用专章介绍了中国的神、节日、献祭以及僧侣修行等方面情况。中国人是偶像崇拜者，偶像“多到不可胜数。除了庙里和供奉在特殊房屋里的偶像外，家家都有自己的偶像”[150]。但实际上，中国人只“把天当作是真正的神灵”，认为是“天创造一切事物”，其他的偶像不过是一种中介，“他们正是通过这些中介向天乞求赐给他们健康、财富、地位或旅途平安”。[151]除了神灵，还有很多被当做圣人崇拜的人，因为这些人很勇敢，如“红脸的关羽，帮助刘备起兵征服全国”[152]。
但在他看来，中国人并不是很虔诚的人，总是从事一些愚蠢的迷信活动，“他们经常赌咒、许愿和献祭”，“无论去哪里，哪怕半道上，他们都要向偶像问吉凶”。[153]同时，“中国人相信灵魂不死，好人和贤人升天。至于其他人，和尚告诉我们说，则变成鬼”。[154]拉达把中国的僧侣分成两种，一类是世外修行的隐士；另一类则是生活在城市中，靠施舍生活。但是，“僧侣不怎么受尊敬和重视，只有将官和官员因能施刑而受到敬畏”。[155]而这与当时欧洲宗教和世俗权力分庭抗礼的情况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