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3 门多萨（Juan Gonzales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Histo...
1585年，圣奥斯丁会修士儒安·贡查列斯·德·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在罗马首次出版，其最初标题为“大中国著名事物、典仪和风俗的历史，据同一中国书籍所载，以及据到过上述国家所属省份的教士和其他人的记述”[156]，由于题名过长，后世人普遍用其简称，即《中华大帝国史》。
这部书一经出版便成为了当时欧洲的畅销书，在16世纪最后的十几年中，先后出现了拉丁文、意大利文以及英、法、德、葡等三十种版本，直至17世纪中期仍不断有新译本出现。不夸张地说，在当时读书人并不多的欧洲，几乎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读过这本书，其中不乏有英国的哲学家佛郎西丝·培根（Francis Bacon）、外交家瓦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和法国文学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这样的大家，孟德斯鸠也曾将它列入自己的藏书目录[157]，可以说，他们都是从这本书中获得关于中国的最初知识。该书也被认为是金尼阁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发表之前关于中国的，从自然环境、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等诸多方面情况最全面、最详尽，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著作。
赫德逊对它的评价是：“这些记述极为生动而准确地描述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特征。有些特点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朽精华；另一些则是该世纪，即明朝盛极而衰的时期所特有的。门多萨的著作触及到古老中国的生活本质，它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从此关于中国及其制度的知识的一部适用的纲要就可以为欧洲学术界所利用了。”[158]美国学者拉赫（D.F.Lach）也认为：“门多萨的著作的权威性是如此之高，它可以作为18世纪以前所有有关中国著作可供比较的起点和基础。”[159]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作为这样一部关于中国的权威之作的作者，门多萨竟然从未到过中国。1545年，门多萨出生在西班牙的多莱西亚·德·加麦罗斯（Torrecilla de Cameros），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十七岁赴墨西哥，并在1654年加入奥古斯丁会，在担负传教工作的同时，他还潜心于神学、语法和艺术的研究。门多萨在墨西哥生活了九年，而这期间也正值德·列格兹比率船队远征菲律宾的时期，由于处在西班牙和远东之间的必经之路上，所以，墨西哥很快成了东西方之间物资、人员以及消息的中转站和集散地，而来自东方的各种信息激起了门多萨对中国的浓厚兴趣。
1573年，菲律宾主教迭戈·德·埃雷拉（Diego de Herrera）从菲岛返回西班牙途径墨西哥时，见到了门多萨，出于对他才华及其对东方问题学识的赏识，决定带门多萨一起返回西班牙，去觐见国王菲利浦二世，企图争取国王对西班牙在东方扩张活动以更大的支持。1574年9月14日菲利浦二世接见了埃雷拉和门多萨一行，在听取了埃雷拉关于菲律宾和中国情况的详细汇报后，决定派遣使团前往中国。1581年，以门多萨为团长的西班牙使团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信函和礼物离开西班牙，6月6日抵达墨西哥。但可能是由于在如何使中国基督教化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门多萨一行并没有得到墨西哥当地政府和宗教界的支持，而且，从菲律宾返回的桑德博士也反对这个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计划，正如曾是拉达使团成员之一的哲罗尼莫·马任（Lerónimo Marin）修士所说“礼物不能满足中国人的贪心”，并且“中国的友谊对菲律宾的安全并非重要”。[160]这些反对意见最终导致门多萨等人在1582年无功而返，又回到了西班牙。出使中国的使命虽然没有完成，但门多萨却利用在墨西哥期间搜集到的资料完成了这部带来广泛影响的著作——《中华大帝国史》。
如前所述，门多萨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其资料来源主要出自克路士的《中国志》和拉达的报告，以及圣方济各会修士彼得·德·奥法罗（Fryer Peter de Alfaro）和马丁·伊格纳西奥·罗耀拉（Matin Ignacio Royola）两位修士在中国旅行的札记。除此之外，他还坦言他对中国的认识还得利于哲罗尼莫·马任与米格尔·德·洛尔加（Miguel de Loarca）二人的帮助，他们都曾是拉达使团成员，特别是马任，在墨西哥滞留期间，门多萨曾向他请教过中国问题，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珍贵资料。也曾有人因此诟病门多萨的作品不过是比赤裸裸的抄袭稍好一些，但如果我们将它和其他作品加以对比，就会发现，门多萨既是一位传教士，同时也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广博的东方知识的学者，因而他在广泛搜集和阅读了各种材料的基础上，凭借着其超强的分析综合能力和文学才华使得《中华大帝国史》成为了一部极具可读性的著作，就其文体的优雅和用词的规范程度，甚至可以和西班牙古典文学的经典名著《堂吉诃德》相媲美。
《中华大帝国史》一书共分为两部。第一部是对中国国情的综合介绍，第二部分则是由三篇游记构成，它们分别是：记述1575年拉达及其同伴马任等福建之行的《福建行纪》；记述1578年彼得·德·奥法罗等广州之行的《奥法罗中国行纪》以及记述1581年马丁·伊格纳西奥·罗耀拉从塞维利亚到中国、后又经东印度再返回西班牙的《环球世界纪》。第一部是该书的精华，当时的欧洲人主要是通过这部分来认识中国的，共分成三卷：第一卷下列十章，依次介绍了中国疆域、地理概貌、气候、土壤分类、物产，以及省份区划、城镇的建制、百姓体质面貌等概观；第二卷也分为十章，着重讲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迷信习俗、婚礼及葬礼仪式等；第三卷则分为二十四章，主要涉及到中国古代帝王的世系、人口、税赋、军队、行政管理、司法制度、教育、文化以及科技等方方面面的情况。
距离产生美，或许正是因为门多萨从未到过中国，而只是从他人的叙述中得到关于中国的知识，所以使得他最终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文化的崇拜者。几个世纪前，当马可·波罗第一次将一个富饶、昌盛、强大的中国形象带入欧洲人的文化视野时，立即引起了轰动，但质疑之声却也一直伴随始终。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一书致读者的前言中明确表示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相信《马可波罗行纪》并非是编造的神话，对其不要再抱有怀疑的态度。
本人利用一些鲜为人知的、非同一般的资料，以我缺乏足够智力的笔触开始了本书的写作。而敝人似乎在强迫自己在没有足够资料的情况下把中国诸多国王的勇气、伟大、权力、威严和财富写出来，奉献给感兴趣的读者。尽管马可·波罗游历了亚洲很多地方，并力图向世界介绍那里的人民，但仍有人怀疑他所记述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发生在中国，抑或是发生在鞑靼国。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纪过去了，现在却没有一个雄辩的作者发表作品，记述一个世纪中，在这个王国里所见所闻和所理解的一切。而我却有不少诚实的证人向我汇报他们在那里所见到的一切，也有好多学者从那里带来了大量的史书，更主要的是我接受了我上司的鼓励，使我勇气倍增，写完这部简短的历史，以显示中华帝国在那令人兴奋的各种非同一般的事情中所表现出来的新智慧。随着我所期望的另外大量的新资料即将问世——我认为这些新资料马上就会问世，因为我们很多不畏艰辛的旅者都去了那里——会有能人自愿将那里富饶情况传遍世界。[161]
克路士和拉达等人关于中国的印象都是从中国之行的亲身经历中获得的，而他们在中国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使得他们难免在叙述中不时流露出一些对中国的批评和不满。但门多萨在利用这些资料的同时，也刻意地对其加以改造，一些对中国阴暗面的叙述和刻薄的批评之词无不被他巧妙地删除或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了。因为，作为中国文化的仰慕者，门多萨不能允许任何对中国的敌意。而对于对中国的溢美之词，他则添枝加叶地加以渲染，甚至被指有夸大不实之嫌。
3.3.3.1 盛赞中国科技水平
首先，和那个时代所有知道中国的欧洲人一样，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伟大强盛”的大帝国，“据说是全世界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国家”。[162]“这个大帝国分为15个省，其中每个省都要比全欧洲我们所知的最大国家要大”。[163]这个论断，即使是在今天看来也是丝毫不夸张的。由于地处温带，气候适宜，所以中国的土地“无疑是全世界最肥沃的”，“再也没有比这里更富饶更温和的地方了，这儿有人类生活所需的一切东西”，再加上人民的勤劳，“使得它可以正当地被称作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几乎在全国看不到任何荒地或无收获的地方”[164]。不仅物产丰富，而且价格十分低廉，“那里生产的绒、绸、缎及别的织品，价钱那样贱，说来令人惊异。特别跟已知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价钱相比”。[165]总之，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最肥沃、东西最便宜的国家。
关于中国人的品貌，克路士、拉达都认为中国人长相不雅，而门多萨却说“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漂亮”[166]，他赞美妇女的贤淑和贞洁，即使对缠足这样的陋习也没有表示明显的厌恶和指责。在他的笔下，中国人是一个既勤劳、聪慧、理智，又机警、老练、精明的民族，“超过希腊人、迦太基人及罗马人”[167]，唯一的缺点就是“自我尊崇地说世上其他所有民族都是愚盲的，唯西班牙人除外”[168]。
中国人有建筑的才能，“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地方，都有长于建筑的人，而且他们使用的必需材料是世上最好的”。[169]在福州，有一座塔，“它竖立在40根柱上，每根柱就是一方石头，又大又高”，“超过了罗马的任何建筑”[170]。中国的道路也是“已知的修筑得最好最佳的”[171]，全境内有完好的道路网，使城镇相连，路面平直宽阔，四通八达，“宽到15骑可以并行”[172]。北京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173]，“大到从一门到另一门要走一整天，而且要有一匹好马”，皇宫宏伟壮丽，“有7道大墙围绕，一墙与另一墙之间可容10000士兵”，“要游览一遍至少要四天”[174]。宫内共有79座大殿，皆是由金银、珠宝装饰而成，“里面有世上任何国王所拥有的最大的宝藏”，“该大国的财富和权力都体现在里面”[175]。
中国人无论男女都是能工巧匠，“他们作刺绣和雕刻工作，是花草鸟兽的优秀画师”，1582年，一套中国的床具从马尼拉运到了里斯本，其做工之精美引起了包括国王在内所有人的称羡，“连著名的装饰工匠对它的奇妙都啧啧赞颂”[176]。中国人还能制造“精美和昂贵”的瓷器，“看起来像精致完美的水晶球”，“但最精致的从不输到国外，因为它是供国王和他的官员使用的”[177]。
在对中国人科技发展水平的评价上，当时欧洲人的看法似乎并不一致，克路士对之持肯定态度，而拉达则认为除了关于中草药治病的知识有参考价值之外，中国人对物质世界几乎没有什么认识。在《中华大帝国史》中，门多萨明显倾向于克路士的观点，对中国的科技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最突出的例证就是他将印刷术的发明归功于了中国人。普遍看法认为，欧洲的印刷术是由德国人古腾堡（John Cutembergo）在1458年发明的，然而，门多萨从拉达等人带回的在中国出版的各种印刷精美的书籍中找到充足的证据，足以证明早在古腾堡之前五百年中国已经有了印刷术，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并且“显而易见这项发明是他们传给我们的”，“在他们使用后很多年，印刷术经罗斯（Ruscia）和莫斯科公国（Moscovia）传入德国”[178]，而古腾堡很可能是看到了商人们从中国带回来的印刷书籍才获得灵感的。
除了印刷术，门多萨还特别提出中国人使用火炮也远早于欧洲国家。“没有比在中国发明炮一事更令那些最早到广州做生意的葡萄牙人惊讶，也最使我们晚后到菲律宾去的西班牙人觉得惊讶”。[179]“中国人说他们的第一位国王，叫做黄帝（Vitey），首先发明了炮，一个来自地里的精灵教他怎样制造炮的事，以保护他自己和他的国家，抵御对他进行战争骚扰的鞑靼人。”[180]没有任何史料可以支持这个“皇帝发明火炮”说，但门多萨不但深信其真实性，而且进一步提出中国人不但是“首创者”，而且“是从他们那里再把用法传到其他国家”[181]的说法。关于中国火炮的威力，拉达认为其制作低劣，而门多萨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引用了一位叫阿特列达的船长（Captain Artrada）在一封致西班牙国王的报告中的话：“中国人跟我们一样使用各种武器，他们的炮特别好。”[182]门多萨不仅直言自己认同这一说法，而且声称自己亲眼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中国大炮，“它的制造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183]。除了指出中国火炮威力要超过欧洲，门多萨还详细描述了中国的防御工事，“他们在每座城都有一些工厂，不断制造武器和炮；他们不把炮安置在碉堡上，而是设在城门上，那里有高大和宽厚的墙，及深壕堑，在形势有所需要的时候就从邻近河流引水把它灌满，他们把城门当作是全国最坚固的地方。每座城门有一名队长和很多士兵，日夜警戒守卫，禁止没有城镇长官所发特许证的外人进入。”[184]而这与同时代其他很多人认为中国军事力量薄弱的看法恰恰相反。
克路士对中国的造船技术评价颇高，不仅详细介绍了船只的种类，还用“船连起来能够在中国与马六甲之间搭起一座桥梁”[185]这样夸张的比喻来形容中国船只之多。门多萨不但在书中收录了上述内容，还进一步介绍了中国的艌缝技术，“他们用来修理船只的沥青在该国十分丰富；用他们的话叫做漆，是由石灰、鱼油及他们称为油麻的膏制成；它很坚固，防蛀，因此他们的船比我们的耐用两倍”[186]。此外，中国船上的泵也要好过欧洲的，“它是由很多片组成，有一个抽水的轮子，安在船内侧，他们用它轻易地把船内的水抽干，因为只需一个人转动轮子，一刻钟内可抽干一艘大船，哪怕裂缝很大。”[187](https://www.daowen.com)
科技水平常常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数，门多萨强调中国科技、特别是在火炮和造船技术方面领先于欧洲，似乎是在暗示欧洲人中国拥有强大和完善的国防军事力量，因而只能当作贸易的伙伴而非侵略的对象。
3.3.3.2 高度评价中国的国家体制
在谈到中国的政治、军事、司法、教育等制度时，门多萨和同时代所有的作者一样，认为中国是一个法律严明、社会井然有序，被管理得很好的国家。“从他们的法律得知，中国皇帝及其官员致力于保护公益不受邪恶之害，为此他定下严刑，执行不贷……这是唯一的因素使它在这一点上比那些历史较短、人口较少的国家所受的麻烦和危害要小。”[188]首先最值得一提的是，皇帝下令禁止所谓的穷人在街上或寺庙里乞讨，如若违反，将施以重刑，“而若市民或居民向行乞者施舍，将加重惩罚”，而所有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父母亲友可以依靠的人都将得到国家的供养，皇帝在每座城都有供养这些人的医院，“这些医院还供养那些在战争中度过青春、无力自谋生路的老人和穷人……只要他们活着，就供给一切所需的东西诸如衣物和粮食”，因此，“尽管国家很大，人口无数，仍然没有穷人在街头死亡和行乞”[189]。
中国的妇女都是贞洁的，因为他们认为“妇女的自由和不贞为害最大，是公益受到破坏的原因”。[190]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女孩儿从小关在家里养大，不让外人看见，因此，在中国，如果“在城镇街道上遇到女人是新鲜的事，在窗口也看不到她们”，但又不能让她懒惰，所以还要学习“纺绩锦丝绸，或麻布，或者做其他手工”，以勤劳为美德，这样，即便她们日后结婚生子，她们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一定会以他们的母亲为好榜样，“使这一值得仿效的美德成为日常的和永久的风俗”[191]。虽然政府允许私娼存在，但“为了不让她们的坏榜样损害贞节的妇女朴实的形象”，便“给娼妓在城镇的郊区建造房舍，严令她们居留在这些馆舍中，不得外出游荡。当她们住在那里时，禁止她们入城门或到城市任何地方去，违者处死”。[192]
在中国，只有皇帝一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是所有土地和财富的所有者。“在整个这个国家，没有一个人（像在土耳其那样）拥有臣属，也没有私人审判权，而他世袭的东西和动产，或者国王因他们有政绩所赏赐的，或其他某个方面的东西，随他之死而了结，再归还国王……据说这是避免骚动和叛逆事件。如果有主子变得富有和拥有权力，那骚动和叛逆会增加，而并不是因贪心或别有意图。”[193]此外，为了防止官员们收受贿赂，国王对各级官员“都给予大笔薪俸，足以维持他们的工作，丰富到超过他们所需；因为这样做他们不致因需求去接受礼物或受贿”。[194]在这一点上，门多萨的描述和其他人关于中国官员也受贿和接受礼物的报告是不相符的，显然，门多萨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美化。同时，为了避免官员“在执法中发生不便，如对亲友徇情，或对仇敌泄恨”[195]，政府规定所有任职的人都不能出自本乡。更令门多萨感到惊奇的是，皇帝为了考察所有的官员是否都忠于职守，每年都秘密地向各省派出御史，考察官员政绩，调查民情，“这些人是值得信任的，长期经验证明生活廉洁，作风端正，执法公正不阿……他们在职权上得到皇帝授予的绝对权力，以致他们如发现任何违法行为，不用返回朝廷，就可以逮捕并处罚他们”[196]。对于政绩优秀的官员，则要给予奖励，由于赏罚得当，“使得这个大帝国成为当今全世界已知管理最佳的一个国家”[197]。
中国的法律和监狱虽然残酷，但司法程序却是不失公正，所有的审判都是公开进行的，判决当场宣布，若有人犯法，刑罚也要当场执行。如遇重大案情或要犯，“没有一个总督、长官或法官能把任何人处死，除非首先得到皇帝和朝廷对死刑的批准”。[198]因此，“很少有人抱怨执法不公，这是值得注意的一大优点，所有好法官都应仿效，以避免不照此办理而产生的很多麻烦”。[199]
对于中国的教育和考试制度，门多萨也大加称赞。“皇帝在每座城市用自己的钱设置有书院或学校，他们在里面学习写、读和算，及至学习自然或道德哲学、占星学、律法，或其他奇特的科学。”[200]由于教育的普及，使得知识在中国备受尊重，“人人都学读写，哪怕再穷的人，因为不能读写的人在他们当中被当作是不体面的”。[201]不仅如此，“有很多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尽可能学而有成，因为要取得老爷或绅士之名，或其他显职，它是最好的途径和最可靠的方法”[202]。负责考察各级官吏的御史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访查皇帝在各大城市的书院和学校，“把学位授予那些完成学业并有才能求学的学生。如果学生有能力做司法和政治工作，还使他们成为士绅”。[203]实际上，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在为国家选拔人才。要想变成士绅，即取得老爷的头衔，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从中挑选那些通晓国家律法、并且品德高尚的学生，将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册，然后择日举行隆重的典礼，由御史“当场以皇帝的名义把作为老爷等级和头衔的标记授予他们”。[204]虽然也有一些人是靠武功或皇帝封赏得到这一头衔的，但在尊贵程度上却不如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它的人，前者“没有更多的权势，只享有他们的权利，及职位的尊荣”[205]，只有那些靠文字或学识得到头衔的人才能享有更大的名誉。在这里，门多萨敏锐地看到了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统治制度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一个人可以完全凭借学识而非贵族出身就可以进入上层社会，成为官吏，参与政府管理。这种平等竞争的社会机制无疑给当时欧洲人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和学习的模式。
在对外政策上，中国奉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门多萨提醒所有的外国人要记住中国的一条法律，那就是“禁止人到本土外去打仗或离开本土，也禁止外国人不得皇帝许可进入中国”。[206]即使在中国国内，任何人“从一省到另一省去做生意买卖，要保证在限期内返回，违者被剥夺公民资格”。[207]这项政策虽然阻碍了自由贸易的发展，但门多萨却从中发现了值得欧洲人借鉴的东西，即无休止的对外征伐对国家是无益的，因为中国人从他们的经验中发现，“离开本土去征服别国，侵害他人及这一类事情，要损失很多人，耗费大量钱财，还要不断花力量和劳力去维持得到的地方，恐怕再失掉”。[208]而中国人不主张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物产足够他们自给自足，因此不需要任何外国的东西，“他们拥有世界上一个最大最好的国土，既富足又肥沃，由此，以及由该国的产品丰富，很多异邦从他们那里获利，而他们又不需要别国的东西，因他们有足够供给生活的各种物品”。[209]鉴于上述因素，中国的皇帝召开了一次所有大臣、官员和十五省首脑人物参加的大朝会，在听取每个人的意见和仔细斟酌之后，做出了决定，“为安宁和利益，造福百姓，放弃他们在国外取得和征服的一切土地，而特别是那些遥远的国家。从此后再不跟任何地方打仗”，而这样做，不单不会丝毫减损皇帝声威，相反，“他将仍然是一位大国王，更富有，更宁静和安全”。[210]在这里，门多萨似乎是想通过暗示告诫当时疯狂热衷于在海外扩张的欧洲统治者们，国家的稳定，百姓幸福、安宁的生活比起劳民伤财的开疆拓土来的更重要，而在这方面，中国则完全可以作为欧洲人学习的榜样。
3.3.3.3 将中国文化纳入基督教神学体系
中国不仅在物质的繁荣和制度的完善方面值得称道，其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也令门多萨为之倾慕。在他之前，拉达曾在《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中介绍了中国从盘古开天地的上古传说直至明万历年间的历史演变。当他把历代统治时间加在一起时，得到令人震惊的结论，那就是：“若这个历史是真实的，那他们在洪水后不久就有了皇帝，而且他们从此，始终没有被异族掺杂”。[211]门多萨完全沿用拉达的说法，并进一步推衍出中国人是挪亚的子孙，“这个国家是很古老的，据认为最早居住在该国的是挪亚的孙子”。[212]
作为一个来自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传教士，门多萨并不真正理解中国文化所蕴含的哲学精神，但这丝毫没有减损他对中国文化的景慕，像其后很多传教士一样，他所能做的就是试图将中国历史和文化纳入西方基督教神学系统，努力为这种迥异于基督教传统，且绵延了数千年的异教文化的存在做出合理性的阐释，在这方面，门多萨无疑是他们的先驱者。
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就一直流传着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的圣·托马斯（亦称圣多默Saint Thomas）曾到东方传教的传说，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就专门记录了他在印度殉教的故事[213]，但并未提及他曾到中国传教。克路士说，他在圣·托马斯殉教的摩列波尔（Moleapor）地区，曾听一位可敬的亚美尼亚人发誓为证：“在他们真实无伪的圣书中写到，使徒在摩烈波尔殉教前，曾赴中国传播福音，居留若干天后，觉得他不能在那里做出什么来，就返回摩列波尔，留下在那里收的三、四名弟子”[214]。但克路士并不认为此行有所收获，“因为总的说在他们当中没有关于福音律法、基督教、唯一上帝的消息，一点影子都没有，他们只相信一切来源于天，万物的创造、生存及安排均如此，而不知道谁是万物的特殊主宰，他们把这也归于天”[215]，因此，中国人并没有认识到上帝，还停留在盲目探索上帝的黑暗中。
而到了门多萨，他不但深信圣·托马斯赴中国布道的真实性，而且还企图从中国文化的某些艺术表现形式中寻找一些隐含的、与基督教教义相契合的痕迹，以证明中国人确曾聆听过福音的声音。他在中国人崇拜的偶像中发现了一个有着一个身体三颗头的奇特的形象，“三个头都有一颗良心和本质，凡冒犯和触怒一个头，也冒犯和触怒另两个头。用基督教义去解释，这可以理解为圣三位一体的神秘……看来多少符合我们圣洁、神圣和基督的宗教”[216]。由此他得出结论，这位圣徒不但到过中国，而且“在那里宣传圣福音和圣三位一体的密旨”[217]，并通过绘画形式留存下来，尽管愚盲的中国人已经不能理解那副三头图像表示或意味着什么了。
此外，在中国民间备受百姓推崇的送子观音形象也被门多萨引为佐证，“他们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的图像，她手臂抱着个婴儿，他们说她生了孩子，但仍是处女，而且她是一个强大国王的女儿；他们很崇敬她，向她祈祷。此外，他们不能谈这个奥妙，只说她过着圣洁的生活，而从没有犯过错”。[218]虽然门多萨没有明确指出，但读到这里，人们不难看出他从观音的身上找到了基督教中的圣母和圣婴的影子。甚至他还宣称在中国还有“一幅按照12使徒的形象和标记绘成的画”，但中国人只把他们当成是“有德行的人和大哲学家”[219]来崇拜。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圣·托马斯来中国传教之事不仅是真的，而且基督教教义也“因他的教导已印刻在他们（中国人）的心上”[220]，只待后人引领中国人去发现和认识真理，并且，门多萨坚信中国人也具备接受福音的潜质。首先，他们相信“灵魂最初来自上天，将永不死，因为上天已赐给它永生的本性”[221]；其次，在中国也有为死者念咒祈祷的习俗，以帮助死者涤尽罪恶，免于随恶鬼下阴间地狱，相反，得以升天享福，门多萨认为这一习俗和基督教早期的一些遗迹相符合。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天”是“可见和不可见的万物的创造者”，因此他们用字母表上的第一个文字去表示它，同时“天”由“一个伟大和有力的神”来统治，“他们把这当做主神崇拜，仅次于天阳”，而这个神灵“不是生出来的，而是永生的，没有身子，只有神灵”[222]，门多萨认为其相当于基督教中的圣灵。此外，中国还有很多“具有超人的智力、勇力、勤奋，或过着孤身刻苦生活的人”[223]，中国人把他们称为“菩萨（Pausaos）”，这些人则相当于西方的圣人。
门多萨还发现了中国人期待普渡的愿望，也将有助于使他们通过再生和赎罪归信于上帝。“据说在他们的书中读到，西方将传来真正和完美的法则指导他们升天，他们要在天上成为仙人。所以当他们看到，进入他们国土的教士系来自西方，他们就对向他们宣示的法则深信不疑”[224]。在长城以外，曾经是鞑靼人统治的地区，还流传着一个预言，说“他们将被大眼睛和长胡须的人——一支来自远方的民族所征服和统治，他们将听命于该民族”。[225]预言的说法借鉴自方济各会修士奥法罗的行纪，门多萨明确指出这支来自远方的民族指的就是基督徒。
此外，中国人并不怎么尊敬他们的偶像，这让门多萨满怀希望地相信：“任何时候只要福音一进入该国，他们马上就会抛弃他们的迷信”[226]。最后，似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中国人还是“十分容易受到教诲的百姓”[227]，很容易接受和赞同改正自己的缺点。因此，尽管中国的统治者极力禁止引入新异的东西，但传教士们仍可以凭借全能上帝的帮助，通过辛勤的努力，征服中国人的心和良知，使之皈依基督教。这对于当时急于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来说，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