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
重新认识现代意义的寄生虫，本来就是中医学说再解释与实际环境及需求互动的结果。重新挖掘的意义，就在于应对现实各种新的需求，这个过程不只是找老中药来用，也可贵在创新治疗思路。这当中有不那么成功之处，例如用中药杀虫；而从消水则取得的成果，调理肝炎、肝硬化和腹水等症状，则取得较好的成果。中医的治疗，变得在现代寄生虫病中有正向的意义，在国家的推动下，中医界个人的整体经验与治疗技术也提升了，更多的中医在这个历程中学习到现代医学的知识，也从实作中考验中医药之所能并思考必须改革之处。而过去个人零星的经验，也变成可以共享的知识，而且可以透过国家的力量来推展、介绍，这都是过去中医史上所未有之进展。
回顾那批判中医向来不遗余力的傅斯年（1896—1950）曾说的话，民国时期中医的“科学化”运动其实是在玩一种“移花接木”的把戏，他指出中医当时将“六气的名称写在上边，再混合些似了解似不了解的近代医学名词注在下边，更把桂枝汤、茯苓汤等《汤头歌诀》加在底下”。他批评说：“这个三段组织，全是不相衔接的。”[128]如果照傅的标准来看，中医古书根本没有实验的价值与可能。20世纪50年代中医从传统文献出发，来搜索出杀虫之法，并藉由科学实验、临床数据来确认药物的疗效，是令上一代学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而这段历史，尽管有若干值得争议之处，但却代表一种中医在近代以来的进一步转型。
近代中医旧式观察“虫”的方式，多依据医者个人之技术与经验法则，医学解释的话语也主要依据传统中医的气化理论。民国以来，杀虫疗法一度成为中医论述杀菌的依据，许多言论，其实反映的是近代中医害怕被西医抢走话语权的一种忧虑，也凸显中医所仰赖的传统文献和西方科学实验之间的紧张关系。至20世纪50年代后，透过国家权力对医疗政策之转向，中医走向“人民”，不再是那个五四运动以来背负“反科学”招牌的过时产品，一跃而成为恢复人民劳动力、解救贫苦大众、反西方帝国主义的生力军。而从血防史中搜索出中医药科学化的脉络，令人瞩目。首先是从文献出发，中医师们肯定了古人确实有治疗血吸虫病的经验，近代中医采用的方式，正是“反溯论证”——藉由梳理古代病名，找出与现代病名所指称相似症状的部分，再进行搜集相关中药方剂和民间验方，而后者大概在1958年之后减少了[129]。在确认疗效部分，中医逆转了既有的科学实验法则，先用于人体，经过统计后形成科学数据，用以证实某些药物在临床上是有效或无效的，而先跳过分析药物之化学成分；部分实验则参照西医锑剂的功能来进行属于中药的药物实验。后者虽是比较保险的做法，但在客观条件限制下，当时其实两种模式都是存在的。
中医过往不重“数据”，在治疗疾病时，并不需要用统计数字来说明疗效。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中医开始依赖临床疗效之“数据”，作为说服质疑者的武器，这类转变与古代中医的知识实践呈现一种断裂。这里面王玉润的动物实验就非常有意思。但我们所知的有限，或许有更多中医挖掘新知识的看法与实验操作，等待我们来探索，而那不只是医疗史的问题，也是科学史上有趣的论题[130]。而属于对中医学理之贡献与启发，在于参与血吸虫治疗时所发现、归类之属于中医的治则与证型，这时除“效验”外，还必须找出古典医学的理论依据，并针对细部的证型、方药再加以分类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中医也和古代理论保持一定的链结，故这个时代的中医有所转型，但终究未成为西医，对中医之发展是正向的。
当时的政策，保证了中医可以自由运用且有机会学习西方科学的理论和统计，而不需要太多动物实验、药物分析等实验室成果支持。这里面当然就免不了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作为，就像路志正指出的：“防治任务是上边安排的，必须坚决执行。由于缺乏经验，不少地方为了迎接检查，虽费尽心机，但所出的点子脱离实际。”[131]幸好，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一些意思的，古代中医藉“医案”来展现个人医技，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防治血吸虫的经验，使得中医从古代文献中转化的“个人经验”，能走入实验室研究与医院病例、药物的科学样本分析的进程，甚至于应用在稀有但却极具意义“动物实验”上等，此皆中医史上的重大转变。或许，下层且无经验的医者无足深论，但有些医者误读中医文献，或有意捏造比附，可能减损了文献的正向价值，这对中医发展是负面的影响，也需要被纠正。当我们把国家的力量拿走后，只有“商业利益”的选项，难保不会出现一样甚至更严重的结果。比较乐观的观察是，经过这个时代的洗礼，大概所谓疗效之确认，除了参考古代医籍外，透过实验室之实作验证，已逐渐成为不可回避的一项科学历程了。这是一种“中国医学式的科学历程”之诞生，后代史家或许可以找到更多这样的研究案例。
这正是历史研究之功能与意义，中医参与血防运动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有创造性的、属于中医式的实验，或许可以是从医书文献出发，经过实验确定疗效后再进入人体的试验与治疗。重视古代医书的资产，则可以视为是民国以来中医在转型时的一种连续性视角——自晚清以来，中医即声称许多西医的新治法已在古代的医书中被实践了；而100年后，中医依旧从某部分古文献中吸取经验，并与西医对话。另外，在此历程中不是说中医“返古”了，因为中医也同时学习、吸收到西方公共卫生的操作模式，例如协助管理排泄物、办理卫生教育、结合各行政机构来进行扑灭钉螺等新技术。在参与防疫、处在现代卫生体系与国家政策中，中医拥有对传染病解释的部分话语权，这些都是民国中医无法享受到的公卫话语权。而中医也抓紧的国家权力，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战胜血吸虫的保证[132]。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与推展下，“华佗”当然可以，也有参与公共卫生工作的资格与“小虫”对抗了。对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医史发展，血吸虫防治是一个极好的案例。从该病防治的经验，我们可约略看出一个中医近代史中长程、连续性革命的可能，还有哪些知识与技术的连续性与断裂的面向，这些牵涉中医如何与国家权力和科学互动的各个层面，相信还有更多例子等待今后史学家去论述。
【注释】
[1]Miriam Gross，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
[2]综合背景与成果论述，可参考李长友、林矫矫主编《农业血防五十年图册：纪念毛泽东同志〈送瘟神·二首〉发表50周年》，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
[3]这当中有分区域的探究，也有偏重技术和生态环境史视角的研究成果。例如施亚利：《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49—1966）》，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王小军：《疾病、社会与国家20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灾害与应对》，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施亚利：《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49—1966）》，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袁理：《堤垸与疫病：荆江流域水利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朱振球：《苏州市阻断镇湖血吸虫病流行防治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万振凡、万心：《血吸虫病与鄱阳湖区生态环境变迁（1900—20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钟声：《1840—2010洞庭湖区生态环境变迁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俞顺章：《上医治未病：上医人送瘟神、降疫魔、讲卫生的历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4]皮国立：《共和国初期（1950—1965）上海中医药的发展——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汉学研究通讯》2016年第4期，第1-12页。
[5]杨乐：《历史创伤的记忆——江西省余江县原血吸虫病区民谣收集、整理、分析》，《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8年第9期，第218-219页。
[6]明勇军：《1949—1965年湖南血吸虫病流行原因探究》，《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2期，第129页。
[7]戴小兵：《1950—1955年湖南洞庭湖区血吸虫病防治历史研究》，《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05页。
[8]李玉尚：《感潮区变化与青浦沿湖地区的血吸虫病——以任屯为中心》，《南开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5期，第40-50页。以及孙琦：《身体的争夺：1950年代后期的江南血吸虫病防治——以青浦县为中心》，《历史人类学学刊》2007年第2期，第85-113页。
[9]笔者写过一本探讨中医与微生物的专书，但几乎没有谈到虫的问题，也藉由这篇文章来加以补充。参考皮国立：《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中华书局，2019年。
[10]施亚利：《民国时期江苏省的血防工作》，《历史教学》2010年第10期，第24-29页。
[11]林富士：《中国疾病史研究刍议》，《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第87-93页。
[12]皮国立：《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前揭书。
[13]顾寿白：《寄生虫》，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1-3页。
[14]同上书，第110页。
[15]陆渊雷：《上海国医学院课程说明》，《陆氏论医集》，载张玉萍主编《陆渊雷医书二种》，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94页。
[16]盖其时讲“微生物”者，尚包括寄生虫疾病而言，但后来名词上几番斟酌，最后才确立用日本翻译名“细菌”称之，寄生虫则有另一条脉络。出自姜白民：《实用细菌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页。
[17]吴章（Bridie Andrews-Minehan）：《“血症”与中国医学史》，载余新忠主编《清代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三联书店，2009年，第180页。
[18]例如：“凡肠寒者溺白，肠热者溺黄，清白如冷水者为阴寒，浑白如米泔者为湿热，红黄色者为实热，淡黄色者为虚热，深红老黄者为肝阳盛，浅红淡黄者为肾阴虚”等论述。出自何廉臣编著，王致谱等编辑《增订通俗伤寒论》，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156页。
[19]陆渊雷：《陆氏医集》，载张玉萍主编《陆渊雷医书二种》，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266页。
[20]章太炎：《菌说》，载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页。
[21]《金匮要略》认为人会发生疾病的原因，以风气为主，但还包括其他因素：“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出自曹家达：《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金匮发微》，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22]章太炎：《虫菌论》，载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44页。
[23]该书是他1923至1924年在北京实善社医学研究会中讲解答问之记录。引自孙子云：《说虫》，《慈济医话》，载沈洪瑞、梁秀清主编《中国历代名医医话大观》，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407页。
[24]顾寿白：《寄生虫》，第11-12页。
[25]同上书，第55页。
[26]该书编自1930年，但该版本无法见到。时逸人编著《时氏病理学》，千顷堂书局，1952年，第100-101页。
[27]余景和：《膈内生虫》，《诊余集》，载沈洪瑞、梁秀清主编《中国历代名医医话大观》，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569-1570页。
[28]陆晋笙：《答徐镇治问且门出虫治法》，《存粹医话》，载沈洪瑞、梁秀清主编《中国历代名医医话大观》，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710页。
[29]明勇军：《1949—1965年湖南血吸虫病流行原因探究》，《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29页。
[30]例如汤本求真举《本草纲目》等医书的主治来说明他的想法。举“苦参”的例子来看，汤本言：“《本草备要》曰‘苦参，苦燥湿，寒胜热……治温病血痢，肠风溺赤，黄疸，酒毒。热生风，湿生虫，又能祛风、逐水、杀虫，治大风疥癞。然大苦寒，肝肾虚而无热者，勿服’。由此说观之，则本药为有力之解热药，兼有杀虫杀菌作用者。”（汤本求真：《苦参之医治效用》，周子叙译《，皇汉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第258-259页）可见有杀虫与解热效果的药物，皆可杀菌。民国时期的“虫”与“菌”关系密切，甚至以“虫”在中国医学中的位置，来和细菌学对话。
[31]西方也有类似的言论，说：“一千六百七十五年，角斯得显微镜法，见水中微虫颇多，有谓虫卵所生，无谓他物化生，或自然孳生。至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尚有人谓蚤虱自生或化成者，作伪证云，枯草经热气纳入桶中，注以沸水，草中小虫必已尽毙，然阅日无多，微虫又生，必化生或自生无疑。”出自丁福保：《万物不能自然生化》，《医话丛存》，载沈洪瑞、梁秀清主编《中国历代名医医话大观》，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524-1525页。
[32]顾寿白：《寄生虫》，第9页。
[33]李尚仁：《万巴德、罗斯与十九世纪末英国热带医学研究的物质文化》，《新史学》2006年第17卷第4期，第145-194页。以及《看见寄生虫——万巴德丝虫研究中的科学实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7年第78卷第2期，第225-259页。更完整的研究与故事，参考李尚仁：《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2年。
[34]顾寿白：《寄生虫》，第23-25页。
[35]这个历程可参考皮国立：《民国时期中西医诠释疾病的界线与脉络：以“伤寒”（typhoid fever）为例的讨论》，《科技、医疗与社会》2010年第11期，第25-88页。
[36]中央国医馆秘书处：《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学术整理委员会会议通过》，《国医公报》1932年第1卷第2期，第2-3页。
[37]上海申报馆编辑：《沪西发现血吸虫病池浜游泳切宜注意，犬类亦勿纵令入》，《申报》1936年6月28日，第11版。
[38]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8-192页。
[39]上海申报馆编辑《举办乡村卫生事业七月初旬在高桥区开始工作》，《申报》1929年6月29日，第20版。
[40]顾寿白：《寄生虫》，第112-113页。
[41]上海申报馆编辑《因港检疫处发表去年传染病况》，《申报》1937年1月11日，第11版。
[42]上海申报馆编辑《谨防“住血吸虫”苏州竖立警告牌》，《申报》1948年3月28日，第5版。
[43]上海申报馆编辑《虹桥路工部局苗圃查无血吸虫危险》，《申报》1936年7月10日，第14版。
[44]顾寿白：《寄生虫》，第56页。
[45]同上书，第102页。
[46]同上书，第108页。
[47]顾寿白：《寄生虫》，第105页。
[48]同上书，第107-108页。
[49]尹集廷：《瞻望今后的卫生事业_____为卫生部成立暨中华医学会第七届年会作》，《申报》1947年5月6日，第2版。
[50]时逸人：《中国传染病学》，千顷堂书局，1952年，自序，第1页。
[51]陆士谔：《论中西医》，《士谔医话》，载沈洪瑞、梁秀清主编《中国历代名医医话大观》，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2062页。
[52]皮国立：《国医：近代中医的转型与再造》，载桑兵、关晓红主编《近代国字型大小事物的命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48-309页。有关大陆地区中医科学化，新医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内涵，可参考Elisabeth Hsu，ed，Innovation in Chinese medici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343-369.另外，这段历史与中医教育等相关政策的国家化、现代化，可参考Kim Taylor，Chinese medicine in early communist China，1945-1963:a medicine of revolution（London；New York，N.Y.：Routledge，2005），pp.63-108.
[53]曹东义编著《中医近现代史话》，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年，第147-161页。
[54]1954年，毛泽东说：“我们对中医常常片面强调他们的缺点，没有看到中医是我国宝贵民族文化遗产之一。”这个谈话，已开始修正中国过去重西轻中（医）的局面。至1955年更确立“系统学习，全面继承，整理提高”的方针，积极培养出既懂西医又懂中医，掌握两套技术的“中西医结合”新式医务工作者；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西医结合”之基础遂告稳定。详见王振瑞：《中国中西医结合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0-51页。
[55]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0-142页。
[56]邓宗禹编《怎样消灭血吸虫病》，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第1页。
[57]凤子：《看上海人艺演出的“枯木逢春”》，《人民日报》1960年3月11日，第8版。
[58]曹东义编著《中医近现代史话》，第172页。
[59]这个过程，曹东义的书已经写得很详细，此处不赘。参考氏著，《中医近现代史话》，特别是第173-202页。还可补充参考朱建平、张伯礼、王国强：《百年中医史》上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350-379页。
[60]路志正口述，曹东义整理《走近中医大家路志正》，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61]邓宗禹编《怎样消灭血吸虫病》，第4页。
[62]戴小兵指出：“防治人员的专业化（防治工作规模化）也是我国公共卫生防预开始向现代化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显示民国时期防疫体系化的问题，区域间的差异，还有许多可以挖掘的历史。参见氏著：《1950—1955年湖南洞庭湖区血吸虫病防治历史研究》，《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1卷第3期，第104-106页。
[63]明勇军：《1949—1965年湖南血吸虫病流行原因探究》，《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27-130页。(https://www.daowen.com)
[64]戴小兵：《1950—1955年湖南洞庭湖区血吸虫病防治历史研究》，第106页。
[65]当时上海宏仁医院外科部的黄铭新主任即表示：“脾脏极大而不能忍受锑剂者，可先行外科手术以期改善情况，创造条件，但开刀并非能使血吸虫病痊愈，根治仍须用锑剂。”引自刘民叔：《钟士芳血吸虫病单腹蛊胀一案》，载《鲁楼医案》，中美兴记印刷所，1955年，第46b页。
[66]胡启明：《洞庭作证：湖南血防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8-49页。
[67]细部的用药和治疗很难在专业的史学论文中一一详述，详参刘民叔：《谢岑楼日本住血吸虫症并发肝硬变一案》，载《鲁楼医案》，第45a-45b页。
[68]《鲁楼医案》记载西医之检查，这一则之机构乃署名“华东区苏南血吸虫病防治所医务部”。病患另外还出具四份西医诊断书，第一案内记载：“（钟士芳）入院检查，发现病人甚消瘦，巩膜黄，腹部隆起，腹壁静脉怒张，脾肿大至脐下，肝未触及……大便孵化及沉淀皆无虫卵发现，直肠黏膜检查则发现钙化血吸虫卵+++。于六月十六日开始口服海群生（Hetrazen），至七月十六日治程结束，共服海群生8.85克。此时检查黄疸指数降至6.0，但腹部有增无减……曾注射小剂量吐酒石（酒石酸锑钾），总量为0.25。病人于七月十七日出院，脾及腹水依旧。建议：作脾脏切除，及其他外科治疗。”刘民叔：《钟士芳血吸虫病单腹蛊胀一案》，载《鲁楼医案》，第46a页。
[69]刘民叔：《钟士芳血吸虫病单腹蛊胀一案》，载《鲁楼医案》，第46b页。
[70]有关中西医在民初的拉扯与竞争，可参考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新史学》2003年第14卷第1期，第45-96页。
[71]刘民叔：《钟士芳血吸虫病单腹蛊胀一案》，载《鲁楼医案》，第46b-47b页。
[72]同上书，第48a-48b页。
[73]刘民叔：《附南京市江苏省中医院叶心铭函》，载《鲁楼医案》，第41b页。
[74]例如行健（路志正）：《中医对血吸虫病的认识和治疗》，《中医杂志》1956年第4期，第184-188页。又如张赞臣：《祖国医学对血吸虫病方面的认识》，《中医杂志》1956年第4期，第394-395页。李蔚普：《祖国医学文献中有关血吸虫病的证候和治疗的记载》，《中医杂志》1956年第2期，第62-67页。
[75]朱世增主编《王玉润论医药》，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76]江西医学院附属中医实验院：《三年来的中医药实验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5-74页。
[77]李蔚普：《祖国医学文献中有关血吸虫病的证候和治疗的记载》，《中医杂志》1956年第2期，第67页。
[78]张赞臣：《祖国医学对血吸虫病方面的认识》，《中医杂志》1956年第8期，第395页。
[79]行健（路志正）：《中医对于血吸虫病症候的认识和治疗》，《中医杂志》1956年第4期，第184-188页。
[80]李聪甫：《李聪甫医论》，湖南科学技术出版，1980年，第210-214页。
[81]邓宗禹编《怎样消灭血吸虫病》，第55页。
[82]路志正口述，曹东义整理《走近中医大家路志正》，第98-99页。
[83]路志正口述，曹东义整理《走近中医大家路志正》，第100页。
[84]刘炳凡：《脾胃学真诠》，中医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85-186页。
[85]杨扶国编著《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杨志一》，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年，第5-32页。
[86]不著撰者：《参加巡回医疗队，促进思想革命化》，《人民日报》1965年4月5日，第2版。
[87]邓宗禹编《怎样消灭血吸虫病》，第27-28页。
[88]同上书，第55页。
[89]同上书，第27页。
[90]这些研究资料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一辑》（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第1-50页。其他疾病的报告资料，也很值得注意。
[91]还可参考行健（路志正）：《中医对血吸虫病的认识和治疗》，第184-188页。叶心铭也曾确认这个药物，可以治疗“赤痢型血吸虫病”，但没有经过实验室确认。引自刘民叔：《附南京市江苏省中医院叶心铭函》，载《鲁楼医案》，第41b页。
[92]不著撰者：《全国血吸虫病治疗工作座谈会在上海举行，认为锑剂短程疗法是今后大规模治疗的努力方向》，《人民日报》1956年8月10日，第1版。
[93]江西医学院附属中医实验院：《三年来的中医药实验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 17页。
[94]张效霞：《提倡“辨证论治”的历史背景》，《中国中医药报》2015年3月20日，第4版。
[95]朱世增主编《王玉润论医药》，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96]《江西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卫生志》，黄山书社，1997年，第130页。
[97]杨扶国编著《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杨志一》，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年，第3页。
[98]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编《“六经”分类治疗晚期血吸虫病经验选辑》，江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9-10页。
[99]王玉润原著，楼绍来编撰《王玉润教授五十年论医集》，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
[100]王玉润：《中医药治疗晚期血吸虫病性肝硬化的回顾和展望（1985）》，载楼绍来编撰《王玉润教授五十年论医集》，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1194页。
[101]孙琦：《身体的争夺：1950年代后期的江南血吸虫病防治——以青浦县为中心》，第102页。
[102]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编辑小组编辑《血吸虫病研究资料汇编》，上海卫生出版社，1957年，第377页。
[103]吴中兴等主编《实用寄生虫病学》，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90页。
[104]李长友、林矫矫主编《农业血防五十年》，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83-84页；吴中兴等主编《实用寄生虫病学》，第6页的介绍。
[105]安徽省除四害总指挥部编《消灭蚊、蝇、钉螺和血吸虫卵的野生植物》，出版项不详，第28-32页。
[106]行健（路志正）：《中医对血吸虫病的认识和治疗》，第184-188页。
[107]李蔚普：《祖国医学文献中有关血吸虫病的证候和治疗的记载》，第67页。
[108]路志正口述，曹东义整理《走近中医大家路志正》，第53-54页。
[109]例如周浦镇中医中药推广组：《中医治疗血吸虫病的秘方验方汇编》，江苏省卫生厅编印，出版年不详，封面即印有“内部刊物仅供参考”。
[110]周浦镇中医中药推广组：《中医治疗血吸虫病的秘方验方汇编》，第29页。
[111]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编《消灭血吸虫病》，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第29页。
[112]同上书，第30页。
[113]王玉润还指出牛膝、皂角、知母、防己、地肤子、山茶花和野菊花等也都有一定之作用。参见王玉润：《血吸虫病的中医治疗（1979）》，载楼绍来编撰《王玉润教授五十年论医集》，第167-170页。
[114]苏德隆当时担任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115]祖述宪：《思想的果实：医疗文化反思录》，青岛出版社，2009年，第171-173页。
[116]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编《消灭血吸虫病》，第94-104页。
[117]周浦镇中医中药推广组：《中医治疗血吸虫病的秘方验方汇编》，第20页。
[118]朱世增主编《王玉润论医药》，第5页。
[119]王玉润：《口服海藻、昆布流浸膏对防治血吸虫病的实验治疗初步报告（1958）》，载楼绍来编撰：《王玉润教授五十年论医集》，第167-170页。
[120]行健（路志正）：《中医对血吸虫病的认识和治疗》，第184-188页。
[121]朱世增主编《王玉润论医药》，第39-40页。
[122]李聪甫：《李聪甫医论》，第221页。
[123]同上书，第214页。
[124]王玉润：《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1988）》，载楼绍来编撰《王玉润教授五十年论医集》，第206-207页。
[125]如“半边莲”等，都是本草典籍内未明确记载的“新药”。这种用语见周浦镇中医中药推广组：《中医治疗血吸虫病的秘方验方汇编》，第20页。
[126]朱世增主编《王玉润论医药》，第170-174页。
[127]刘炳凡：《脾胃学真诠》，中医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85-186页。
[128]傅斯年：《再论所谓国医》，载《傅斯年全集》第6册，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316-317页。
[129]这也可以提供我们探索疾病史方法的一种思考。虽然有人指出不应该用“反溯论证”来论述古代疾病史，但如果舍弃了“反溯”，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古病名？较Rosenberg更进一步，笔者以为，研究古代疾病史，必须要有现代医学的部分加持或“定义”，不然我们很难告诉生活在现代的一般读者：史家到底在论述什么？医史家要做的，应该还是补足、解释社会文化之脉络，对一个疾病认识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如此就能恰如其分的“反溯”，避免过度之推测。参看Charles Rosenberg，Explaining Epidemics and O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305-318.
[130]实验室内的成果与实验室外社会的实践脉络，是科技与社会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可参看：Bruno Latour：《给我一个实验室，我将举起全世界》，载吴嘉苓、傅大为、雷祥麟：《科技渴望社会》，林宗德译，雷祥麟校订，群学出版社，2004年，第219-263页。以及希斯蒙都（Sergio Sismondo）：《科学与技术研究导论》，林宗德译，群学出版社，2007年，第152-167页。
[131]路志正口述，曹东义整理《走近中医大家路志正》，第98页。
[132]行健（路志正）：《中医对于血吸虫病症候的认识和治疗》，《中医杂志》1956年第4期，第184-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