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前期温病学说的传入和发展
伤寒学说在东南地区不适用，原因之一是东南地区的外感热病中伤寒的比例不高。明末清初的绍兴名医陈士铎就注意到很多症状类似伤寒的外感热病其实是温病，他在著作《辨证录》中记载了32则这样的案例。既然东南地区发生伤寒少，那么以治疗伤寒为主的伤寒学说是否适用就很值得商榷。明末大疫加重了人们的质疑，“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温疫，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当时医生采用伤寒治法医治无效，“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27]。温病学说、学派就产生在这样的困惑中。经过吴有性、叶桂、薛雪和吴瑭等几代温病学家的努力，温病学说在清中期渐臻成熟。温病学派摆脱了《伤寒杂病论》的束缚，认为温病独立于伤寒存在，伤寒学说也不能用于治疗温病。温病学派医家提出针对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创立达原饮、银翘散、桑菊饮等方剂，在理法方药上都与传统的伤寒学说大相径庭。
绍兴医家接受温病学派知识要比之前接受伤寒学派知识迅速很多。温病学派的发源地吴中，与绍兴相距不过一百多千米，两地气候、环境、人群体质和疾病都有相似之处，使得温病学说在绍兴也很适用。温病学派的理论和方剂逐渐在绍兴地区出现。嘉庆、道光时期诸暨医家陈联奎曾经用香薷饮治愈了同里杨某的伏暑[28]。同一时期的绍兴名医章楠曾经在夏日出诊，患者告诉章楠，之前的医者曾让他服用达原饮[29]。这些例子表明在清代中期，绍兴地区的医者对于温病学说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绍兴地区的医者了解和学习温病学说主要有三种渠道：一是在四处游历过程中学习温病学说；二是通过医家之间相互推荐和指导；三是依靠阅读温病学说各类读物进行个人钻研。名医章楠、张畹香和娄杰三人的经历可以分别代表上述三种途径。
章楠活跃于嘉、道时期，稍晚于吴瑭，《清史稿》载：“大江南北言医者，辄以（叶）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最著者，吴瑭、章楠、王士雄。”[30]章楠最初的学医过程极不顺利，最开始的10余年，他从师请益，历览诸家，但不知端绪，直到他读到叶桂的著作，疑云顿散，豁然开朗，又经10余年潜心研究，终于融会贯通、左右逢源[31]。在10余年中，章楠曾经数次前往吴中学习医术，他与吴瑭颇有往来，章楠在《医门棒喝》中评论了吴瑭的《温病条辨》。《医门棒喝》写成后，章楠又请吴瑭点评。吴瑭认为章楠对于温病学说见解中肯，方论俱当，切中要害，但他担忧章楠行文文词繁杂，或许会让读者生厌[32]。章楠不仅能够正确地阐释温病思想，在日常诊治中也能活用温病理论。道光七年（1827）春，一个妇人患温病，用凉药消毒饮、大黄均告无效。章楠先确定妇人所患是温病，再观察妇人面部水肿，知是风邪所伤，断定妇人所患为风温。妇人脉象虚寒，是因为之前凉药过度使用。治疗风温应先解表邪，章楠使用荆防柴葛清散风邪，又用牛蒡、杏仁、厚朴利膈清痰，再用干姜、甘草中和之前医者所用的凉药，最后妇人痊愈[33]。
稍晚于章楠的张畹香同样也很推崇温病学派的学说。他曾经批评绍兴一些医者用治疗伤寒的小柴胡汤配合承气汤治疗温病暑湿，认为这种做法“与叶氏大异，是均犯叶氏之禁”[34]。他的著作《张氏温暑医旨》记录了多则他采用温病学说治病成功的案例，比如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四月间，绍兴城乡温邪盛行，他遵循吴瑭所著《温病条辨》治愈众多患者[35]。张畹香的个人经历可以说明医者间的相互学习、交流也是温病学说的推广方式之一。张畹香曾向他的世交、同为绍兴名医张鲁封推荐《温病条辨》：(https://www.daowen.com)
世交张鲁封六兄，医学高明，凡戚友中病至棘手，延至立法即愈。一媛尚在室，患温邪已多日，不愈，邀治。舌黑燥、神呆、脉滞大。予认为邪入心包，当用犀角、地黄。鲁翁对以业经服过，或剂轻之故。再议以大剂，不应。予又诊，细问工妇，病中曾经走经否？对以十余日上至，服主人药。予知其必不用《医通》法也。于是以舌黑为津液之涸，肾水之干。耳聋者，水不上升也；神昏者，精不上交于心也；两腿不能自移，衣服著肌肉即大叫痛者，为血分之亏也。用吴氏《温病条辨·下焦篇》中复脉汤加减，内大熟地用至八钱，炙甘草用至六钱。鲁翁嫌手笔太重，予谓其书，谓甘草不应，加至一两，曾经得效多人。竟用之，一剂即知。鲁翁竟以此汤日进，不过十余日全愈。予即以《温病条辨》转赠[36]。
张畹香为一女子治疗温病，在大剂犀角地黄乏效的情况下，转而采用吴瑭的复脉汤，并对其中部分药物药量做调整，医治得以见效，随即将吴瑭的著作推荐给好友。得到著作的张鲁封仔细研读，之后他用书中的方剂“大定风珠”治愈了血崩的患者[37]。
章楠和张畹香都是温病学说的推崇者，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们对温病学派前辈的理论全盘赞同。吴有性在《温疫论》中将一切温病都视为瘟疫，吴瑭在《温病条辨》中将风温和瘟疫归为一类，这些都遭到了章楠的驳斥。吴瑭不满章楠对《温病条辨》的批评，故在为章楠评书时反唇相讥[38]。吴瑭在书中批评吴有性的达原饮用药过于峻烈。张畹香从经验出发，认为对待温病患者，“舌红或白薄用叶法，苔如积粉用又可法”[39]。因为舌苔红色或者白色且舌苔薄都是上焦温病的症状，适合用叶桂的方法，舌苔呈积粉状是湿疫的可能性较大，使用吴瑭的银翘散是重病用轻药，不如吴有性的达原饮。
绍兴地区发达的刻书业给了医家阅读温病书籍的机会。绍兴同善堂就曾经刊刻过吴有性的《温疫论》。一些绍兴的医家，重新删订整理温病学派的书籍，更是方便普通医者阅读和了解温病学说。娄杰生活在同治、光绪时期，稍晚于张畹香。他在行医过程中发现，尽管吴瑭的《温病条辨》纲举目张、方法齐备，但是“卷帙繁重，习医者惮于研索，外邑荒陬知者尤鲜”。因此他以《温病条辨》为蓝本，参考叶桂的《临证指南》《医效秘传》、薛雪的《温热赘言》及王士雄的《五种章雅堂医撮》等书，删繁就简，编纂成《温病指南》。全书将各种温病归纳为风温和湿温两大类，在《温病条辨》中出现的秋燥、暑湿门类都被删去。一些较为复杂的用药方式也被略去不提，比如《温病条辨》中，吴瑭不仅给出药方，还给出了总的剂量和每次煎煮需要的水量以及方法，而娄杰按照日常用药习惯“分剂量，加改定”，只给了药方和剂量，方便医生学习和记忆。《温病指南》一书通俗易懂，因而广受好评[40]。
无论是绍兴医家亲自前往吴中学习温病知识，还是绍兴医家之间传播温病学说，至少在清代中后期，张畹香生活的年代里，绍兴的广大医者对达原饮等方剂的使用已经习以为常，尽管他们的用药水平并不高[41]。作为温病学派的传习者，章楠、张畹香、娄杰这些绍兴医家，承继叶桂、薛雪的思想，或者发挥理论，或者传授经验，或者以简驭繁，著书立说，对前人医典敢于发表己见，褒贬他人不拘门派，这即体现了绍兴医学的成熟，也为之后寒温融合的绍兴伤寒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