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朴学的兴起是中国哲学发展到清代的一次学术转向与自我更新，其影响到医学，对医学典籍整理，学派争鸣等有深刻影响，同时催生了中西汇通的医学思潮，医家与朴学家共同参与了这一时期医学思想的变革。流风所至，朴学思想对日本医学学风以及医学的近代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在意大利兴起的反对经院哲学的文艺复兴思潮之后，中国的学者也对宋明理学作出了反思，两者共同高举的学术旗帜是复兴古典，中国的古典是汉代与先秦的经典，兴起的是“汉学”（汉代之学）之风，意大利则兴起了翻译与传播古希腊经典的活动。实际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复古并非目的，而是在诠释古典的同时引发对古典的重新解释与对既定权威的怀疑，所以其最后方向都走向了革新，欧洲走向了科学革命，中国也启发了近代化思想。
学术思潮变革的影响是广泛而立体的。体现于医学，朴学思想与清代医学学派的状态与交争密切相关。中国医学古典的考证注释卓然成风，同时在医学临床上兴起了伤寒派与温病派两大影响深远的学派，两者虽然学术主张截然不同，但是寻求医学变革的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欧洲情况也类似，一方面医学人文主义者如李纳克里（Thomas Linacre）将希波克拉底与盖仑的著作翻译与传播，一方面古典医学著作又被帕拉塞尔苏斯这样的革新家所焚烧，最终走向了机械主义的现代医学。
中国医学在与西学的交流中心态复杂，最后是走向了并不彻底的科学化中医之路。需要强调的是，革新并不意味着正确。如今看来，人文主义并非像传统地对文艺复兴的描述一样，有着完全积极的作用，“对于科学事业来说，这种面朝过去的导向一般来说并不见得有利”[59]。对于科学的兴起一直以来就有学者在怀疑。文艺复兴之后，科学革命兴起，医学被科学发展所裹挟，其天生的与自然温和相对的气质某种程度上被压制，这成为今天现代医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而中国医学在与西学结合的过程中保留了自己的人文思想，为世界保有了多元主义的医学模式。以对瘟疫的态度为例，科学主义的医学观对瘟疫的治理思路之一是寻找病原体，并发明药物以消灭病原体。而中国古人将瘟疫称之为“天行”，这一称呼本身就是隐含着天人相应的哲学智慧，与疾病和谐共处的思想至少可以为瘟疫的治理提供更多的思维路径。中国医学没有完全被“科学化”的结果或许是历史留给人类的馈赠。
【注释】
[1]朱维铮：《清代学术概论·导读》，载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5页。
[2]张元济：《张元济日记》，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71页。
[3]相关研究有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苏精：《西医来华十记》，中华书局，2019年；袁媛：《近代生理学在中国（1851—1926）》，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4]相关研究有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学苑出版社，2012；牛亚华：《〈泰西人身说概〉与〈人身图说〉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牛亚华：《中日接受西方解剖学之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5年。艾智科：《晚清的中西医汇通思想及其走向》，《历史档案》2010年第2期。
[5]相关研究有牛淑平：《皖派朴学家〈素问〉校诂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03年；陈瑜：《试论清代的朴学与〈内经〉研究》，《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207-209页、第229页。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页。
[7]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上》，《黄宗羲全集》第10册，平惠善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51页。
[8]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科学革命——批判性的综合》，徐国强、袁江洋、孙小淳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10]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6页。
[11]《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129页。
[12]顾炎武：《顾亭林文选》，华忱之校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89页。
[13]顾炎武：《顾炎武全集·音学五书1》，刘永翔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14]惠栋：《九经古义（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述首。
[15]李敖主编《顾炎武集·二曲集·唱经堂才子书》，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0页。
[16]顾炎武：《顾亭林文选》，华忱之校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1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3页。
[18]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第498页。
[19]颜元：《存学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1页。
[2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页。
[21]钱大昕：《潜研堂集》，吕友仁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77页。
[22]阮元：《揅经室集》，邓经元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自序。
[23]戴震：《戴东原集》，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30页。
[24]阮元：《畴人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序。
[25]徐仪明：《性理与岐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6]陈修园、徐灵胎：《景岳新方砭》，《医贯砭》，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年，第100页。
[27]徐大椿编著《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第3页。
[28]吴瑭：《温病条辨》，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页。(https://www.daowen.com)
[29]陈修园：《伤寒论浅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凡例。
[30]徐彬：《金匮要略论注》，张晓利、王常海校注，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31]喻昌：《伤寒金匮卷尚论篇》，刘霖校注，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32]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刘洋校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33]余新忠：《医圣的层累造成（1065—1949）——“仲景”与现代中医知识建构系列研究之一》，《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4年第7期，第3-13页。
[34]吴有性：《瘟疫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瘟疫论引。
[35]吴有性：《瘟疫论》，第112-113页。
[36]六淫：是中医学从《内经》时期就奠定的一种外感致病理论，认为外感疾病是由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自然界的不正之气失序所致。
[3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03，子部，医家类二，中华书局，2003年，第877页。
[38]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牛亚华校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6页，第198页。
[39]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第196页。
[40]王清任：《医林改错》，欧阳兵、张成博点校，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1页，第3页。
[41]吉益东洞：《类聚方提要》，陈存仁编校，世界书局，1936年，第1页。
[42]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陈志宏、王婉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页。
[43]P.O.克里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术》，《新美术》2006年第6期，第4-15页。
[44]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第7页。
[45]H.弗洛里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364页。
[46]Randall B.The School of Padua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Science，（Editrice Antenore，1961），p.63.
[47]爱德华·扬·戴克斯特豪斯：《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
[48]H.弗洛里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第364页。
[49]洛伊斯·N.玛格纳：《医学史》，刘学礼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2页。
[50]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科学革命：批判性的综合》，第66页。
[51]胡适撰，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84-211页。
[52]席文：《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是否没有发生》，载李国豪、张孟闻、曹天钦主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6年，第97-114页。
[53]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8-169页。
[54]牛亚华：《〈泰西人身说概〉与〈人身图说〉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50-65页。
[55]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第210页。
[56]王晴佳、屠含章：《超越东西：博古学、考据学以及近代早期历史学发展的全球性》，《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71-86页。
[57]艾伦·G.狄博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周雁翎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58]萨尔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页。
[59]爱德华·扬·戴克斯特豪斯：《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23-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