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伤寒学说的盛行以及温补学说的补充
伤寒学说在东南地区的传播略晚于伤寒学说的发源地中原一带。原因既有门户之见，又有区域落后的因素。唐代名医孙思邈在编纂《备急千金要方》时，迫切希望阅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而不得，故《备急千金要方》中关于仲景学说的内容也很少，对此孙思邈在书中解释原因：“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7]孙思邈的话可以看出江南部分医生挟技自秘，从侧面也反映了伤寒学说在江南地区处于一个保密状态，在社会上并不普及。两宋之际的词人叶梦得长期仕宦东南，他抱怨当地医生水平低下，“尤不通仲景术”[8]。在绍兴，地方志中记载的元代以前的名医屈指可数，其中也没有哪位医家有与伤寒学说相关的记录[9]。
随着人口南迁和地区开发，伤寒学说的普及情况逐渐得到改观。至迟在元代，绍兴已有医家能够熟练掌握伤寒学说，如元初名医、南迁宗室后裔赵才鲁。根据记载，赵才鲁用《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小柴胡汤治疗知县林希元和友人卢用中之子的伤寒[10]。又如名医滑寿元末时寓居余姚，他能“参会张仲景、刘守真、李明之三家而会通之，所治疾无不中”[11]。《古今医案按》中记录了他用《伤寒杂病论》中的真武汤和理中汤治疗伤寒的两个案例[12]。明代初年，曾任太医院正教的绍兴名医傅懋光也熟谙伤寒学说，在和来访的朝鲜医官问答时，常引《伤寒杂病论》为依据[13]。赵、滑、傅三人的例子体现了元明时期绍兴地区上层名医对于伤寒学说的领悟能力。就普通医生而言，最晚在明代中期，他们也能使用仲景之法应对外感热病。《绍兴府志》记载当时医者治伤寒，常使用《伤寒杂病论》的代表方剂麻黄汤[14]。麻黄汤被频繁使用，说明在绍兴一地伤寒学说的普及度较高。
随着伤寒学说的推广，医家逐渐注意到此说的不适之处。明代中期绍兴名医黄武，常见患者服用麻黄汤而死[15]。无独有偶，邻近绍兴的余杭名医陶华在其著作《伤寒琐言》里，记载一位友人的抱怨：“伤寒之深奥，桂枝、麻黄二汤之难用也。服之而愈者才一二，不愈而变重者，尝八九。”[16]黄武、陶华的经历表明，仲景方药中的代表方剂桂枝汤、麻黄汤等在东南一带效果并不是很好。对此，医家有两种分析，第一种分析认为东南地区的外感热病并不是伤寒，如义乌名医虞抟就认为东南地区伤寒比例极低，“千百而一二也”[17]。更有甚者，直接抛出“江南无正伤寒”的论调，表明时人对东南地区伤寒情况的质疑。第二种分析是认为南方人的体质孱弱，无法应对诸如麻黄汤一类的峻烈药物，比如黄武认为：“南人本弱赋，且风气渐漓，情欲日溢，本实已拔，而攻其表，杀人多矣。”[18]清初名医程钟龄也认为：“西北禀厚，风气刚劲，必须此药（麻黄汤）开发乃可疏通，实为冬令正伤寒之的剂；若东南则不可轻用，体虚脉弱者受之，恐有汗多亡阳之虑。”[19]大意同黄武。
南方人的体质无法承受峻烈药物，而麻黄汤、桂枝汤系治疗伤寒的常用方剂，这迫使东南地区的医家对外感热病采取新的应对措施。使用温补类药物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调整方式。黄武在治疗伤寒时，就尝试加入人参、黄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0]。稍晚于黄武的绍兴医家唐继山则是“以温补为事，多奇效”[21]。然而将温补理论系统化并发扬光大的还属明末的张景岳。(https://www.daowen.com)
张景岳是著名医学家，有《类经》《景岳全书》《质疑录》等中医学经典著作传世。张景岳早年在北方游历，推崇朱丹溪的滋阴学说，后又受温补学派薛己的影响，致力于温补之法，提出人体“阳非有余，而阴则常不足”，主张使用温补药物，慎用寒凉及攻伐方药。万历三十三年（1605）京城瘟疫盛行时，张景岳使用“大温大补兼散之剂”成功治疗患者，此事强化了他对于温补理论的信心[22]。万历四十八年（1620），张景岳返回绍兴后，著书立说，继续发扬他的温补思想。温补思想对伤寒治疗的影响就是“补法”的使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治病八法（汗、吐、下、温、清、补、和、消）具备，但补法较少，甚至当时一些医者认为“伤寒无补法”。张景岳破此成见，认为“伤寒死生之机，全在虚实二字”[23]。患伤寒，挟虚者十居七八，“补”能固本扶正，达到驱逐病邪、恢复正气之目的[24]。
《景岳全书》中记录了一则用补法治疗年老体衰的伤寒患者的案例。一名70余岁的体弱老翁罹患伤寒，最初使用温补类药物调理10余日，接近康复时，老翁突然不能发汗，“寒栗甚危”，张景岳使用六味回阳饮，人参一两，生姜、附子各三钱，让人煎服，老人服药后大汗不止，张景岳继续使用相同的药方让老翁成功收汗[25]。张景岳的药方是根据《伤寒杂病论》中“阴中于邪，内必栗也”条文。“阴中于邪”是因为正气中虚，阴邪内盛，正气为邪气所制，必须使用大补温热药剂匡扶正气才能让邪气退散。患者一开始寒栗无汗，是由于正气不足不能助汗；服药之后大汗不止，也是由于正气不足不能收汗。无汗与大汗虽表现不同，但发病原因相同，所以张景岳用了同一处方。
张景岳的温补方案弥补了部分药物过于峻猛的缺憾，更加适合南方人“偏弱”的体质，对后辈医者有广泛的影响。在他去世200年后，越中名医章楠还谈到“尝见诵景岳者，其门如市”[26]。在绍兴地区有大量的医家传习张景岳的医术学问，但是其用药偏于温补，部分庸医学习此法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流弊。尽管张景岳提出了温补理论，但是他仍然将温病归入伤寒，无法突破伤寒学说的局限，而解决此问题的是清代温病学派的医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