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方新编》在江南的传播历程及其动因
鲍相璈生活的时代是简易方书出版的盛期，为何《验方新编》能够脱颖而出？再者，一本方书为何能够从广西武宣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偏远、社会经济文化欠发达的县城传播到杭州、上海、南京等江南繁华的都市，并得到上层知识精英青睐呢？这与该书的流传过程密不可分。
（一）传入江南之始（1864）：以名人效应为主
该书在传入江南之前，基本以点对点的人际传播为主，传播范围有限，总体上属于稀见之物[22]。同治初年，广东端溪人吴宗瑛被任命为上海候补知县，他从广东到上海时“携一帙来沪”[23]，随身带了一套《验方新编》。到了上海之后，索阅此书的人很多，因此，他集资重刻了此书，并托人请林则徐的门生、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为该书作序，冯桂芬在序言中将此书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相比，评价很高。
冯桂芬在政界和学界颇有影响，他的推介，实际拉开了《验方新编》在江南地区传播的序幕，不仅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一些书坊很快翻刻了此书，而且对此后一些重要传本的产生具有直接示范作用。比如，浙江巡抚、洋务派的重要人物梅启照积极肯定并增辑《验方新编》就受到冯桂芬的影响：“昔善化鲍氏此书告成，番禺潘氏序之，比为《苏沈良方》，迨同治甲子重刻，冯序又以孙思邈《千金》为喻，知自来之宝贵至深矣。”[24]梅启照增辑并重刻《验方新编》后，写下推广之语，将其喻为“长生之箓”。
（二）传入江南之后（1865—1900）：以商业出版为主
在此阶段，上述名人效应持续发酵，特别是丁日昌、梅启照、张绍棠先后刊刻和推介此书，不单推动了它在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地带和中上层社会的传播，而且吸引了诸多出版商的追捧，开启了三股商业出版热潮，促使《验方新编》向偏远的乡镇和中下层社会普及。查阅《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可知，1878年之后，以丁日昌、梅启照、张绍棠三人的重刻本为底本进行刻印的版本至少有90多种，而以原来的十六卷本、八卷本、十卷本为底本进行刻印的版本只有30种左右，且在这120多种版本中，绝大多数都具有鲜明的商业出版性质。这标志着《验方新编》的主导传播力量已经由官绅变成了出版商和书商，其传播模式逐渐由以人际传播为主导转变为以商业出版和营销为主导。商业出版加速了《验方新编》向偏远乡镇和中下层社会普及的进程，其中，带有浓厚西方近代出版业色彩的大量新式书局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上海地区普遍采用石印和铅印技术的众多书局引领了这一风潮[25]。
石印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这促使书局不断推陈出新，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当时，市场上既有一册装到六册装不等的小字本《验方新编》，又有十二册装的“足本大字验方新编”。许多图书生产和经销机构在报纸上登载的广告都列有此书。如“上海四马路文宜书局寄售藏本新旧书籍”[26]“新开藜乙山房发兑经史子集各省官书以及石印铜板铅板等书略具名目于左”[27]等等。到了19世纪末，《验方新编》在以江南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广为人知。绍兴名医赵晴初和工部官员谭国恩分别用“不胫而走，几至家置一编”[28]和“居者家置之，行者箧藏之”[29]来形容该书传播的广度。(https://www.daowen.com)
（三）传入江南之后（1901—1937）：以日常应用为主
进入20世纪，该书基本已成为社会大众的一种日常参考书。首先，许多人已习惯引用此书中的医方知识来认识、解释或治疗疾病，并着力推广其中的代表性疗法。比如，1917年前后，笔名“无相楼主”的一位读者在阅读《申报》时看到一位名叫戎廷芳的人在报纸上征求治疗耳聋的医方，因而以亲身经历为例向戎氏介绍他从《验方新编》中获得的疗法：“偶阅《验方新编》用生乌头削尖塞耳孔中，颇有徴验。……有草乌头精在，姑试之，乃一滴而愈，近耳复鸣，复试之，越宿即止。”[30]可见，此人正是根据《验方新编》治好了耳鸣，并且多次使用，都有效验。紧接着，他将详细的用法、用量、注意事项等列出，以便人们参阅、应用。又如，一些专业医学报刊也引用《验方新编》。杭州广济医院主办的《广济医刊》长期设有“问答”栏目，由期刊社或社会人士回答读者咨询的疾病、医药问题。1930年，有人询问“河豚之毒”的解救方法，《广济医刊》回答说：“解河豚鱼毒在《验方新编》卷十二‘解救诸毒’有一条，然而在西医书上，却没有提起‘河豚’一物；究竟河豚之毒，是怎样之毒质，亦不得而知。普通的解救法，总是洗胃或催吐，或用泻法，此外按病状施治。”[31]
其次，《验方新编》已成为诸多书籍产销者大力推广的一部读物。据不完全统计，1915年至1937年，至少15家书局或书店在《申报》上刊登的书籍促销广告中包括《验方新编》一书，促销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比如，1935年，大众书局为了庆祝成立三周年，对很多书籍进行廉价处理。其中，《验方新编》在促销力度最大的“牺牲书”中，与《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家喻户晓的小说并列，广告的最后还特别指出：“上列各书，完全用四号大铅字排印，非市上现行新式标点书可比。”[32]不难想象，书商为了销售《验方新编》，可谓极尽营销之能事。
1920—1930年，世界书局、海左书局、进化书局、会文堂书局、粹华书社、启新书局、千顷堂书局、春明书店、大众书局、商务印书馆等都在《申报》上多次刊登过类似的广告。其中，世界书局将《验方新编》列入“医界必备精刊医学书类”，宣称“全书六册，价洋五角，拍卖只收一角五分”[33]。文明书局将《验方新编》列入“讲卫生宜看医药卫生各书”之列，并以特价三角三分售卖此书[34]。这些书目无一例外都是出版商炮制的营销噱头。不过，《验方新编》能够入选而其他许多医学读物未能入选的事实表明，它确实拥有较高的市场认可度，深受社会大众欢迎。从这些铺天盖地的促销广告中不难体会到，书局之间的竞争呈现出一种白热化的状态，这无疑在客观上使《验方新编》始终保持在较低的价位，十分有利于普通民众购买和阅读。
最后，《验方新编》成为不少书籍进行宣传时的比较对象。如1918年7月，80多岁的上海圣公会会长吴虹玉患病后向上帝祷告而痊愈，为此，他特地于8月17日在虹口救主堂开会，赠送给子侄辈和诸位亲友每人一部《圣经》，并请中华圣公会陕西布道主任葛丕六会长讲解和宣传《圣经》，葛会长说：“《圣经》如《验方新编》，无论何项病症，皆可择方疗治，惟须将此编预早诵习，深明其义，方能应手。”[35]基督教信徒为了拉近《圣经》与人们的距离，宣传基督教义，特意选择大家耳熟能详的书作为参照物。由此不难想见，《验方新编》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日常言说的一本书。
总之，《验方新编》传入江南之后大体经历了三个传播阶段，不同阶段内推动该书传播扩散的动力各有特点，在名人效应、商业出版和营销、日常应用和传抄的综合作用下，该书最终成为一种象征符号，并在流传过程中日趋经典化，参与到了其他验方知识的建构和日常话语表达的实践中[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