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方新编》主要版本考论
《验方新编》在流传过程中出现很多版本，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记载，该书现存1949年之前的版本达160种之多，其中，道光年间的1种，咸丰年间的7种，同治年间的26种，光绪年间的70种，宣统年间的6种，民国年间的41种，刻印时期不明的9种[9]。总体来看，虽然该书的版本众多，但它们大多衍生自5种刊本。
（一）鲍相璈十六卷本
鲍相璈编辑的十六卷本，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于广西武宣官廨，现存约40种版本，最早的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海山仙馆刻本。此本行世后不久，出现内容相同、卷数不同的八卷本（前八卷合为三卷，后八卷合为五卷），这是否出自鲍相璈之手已无从考证，据笔者寓目，该本现存约15种版本，最早的是咸丰六年（1856）海山仙馆刻本。
（二）潘仕成十卷本
潘仕成在该书八卷本基础上附梓《痧症全书》《咽喉秘集》二书的十卷本，同治元年（1862）刻于广州海山仙馆，现存约15种版本。潘仕成是晚清享誉朝野的官商巨富，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鉴于《验方新编》“平易近人，随地随时均可济物”[10]而在自己的私人园林海山仙馆重刊此书。不久，李义门向他出示痧书一种，四川按察使俞文诏送给他喉症书一种，同治元年，他将此二书续刻于《验方新编》之后，列为卷九和卷十[11]。李义门生平不详。俞文诏（约1828—1883），字廷珍，号麟士，安徽婺源人，监生，捐郎中分发刑部，选官四川，道光二十九年（1849）至咸丰二年（1852）任嘉定知府，历调四川夔州、叙州、成都等地知府，又任建昌上南道道台，署理四川按察使、护理布政使。咸丰四年（1854），善成堂刊刻《验方新编》时，他为该书写了序言[12]。不过，二人究竟是从哪里得到这些书、与潘仕成是何关系等问题，目前无从考证。“痧书”，指的是江苏毗陵人王凯编撰的《痧症全书》，刊行于康熙年间。王凯自称明末清初福建人林森（字药樵，号深山野人）授予其痧书一册，他增入自己的所见所闻，编成《痧症全书》，因此，在流传过程中，有人将授书者林森视为该书的作者。《痧症全书》中的诸多内容与清初郭志邃的《痧症玉衡》相同，故有人将其视为抄袭之作[13]。“喉症书”，指的是《咽喉秘集》，由不知名者将张氏、吴氏二人之书合纂而成，约成书于道光年间。书中辑录的“张氏七十二症治图说”与成书于乾隆年间、由上海人张宗良编撰的《喉科指掌》有诸多相同之处，故有人认为“张氏”就是张宗良，而吴氏究竟是何人，已无从考证。该书文字浅显易懂，图文并茂，疗法丰富，用药精炼，切合临床应用[14]。此后，由海山仙馆刊印的《痧症全书》与《咽喉秘集》通常附刻于各种版本的《验方新编》之后，或作为独立的两卷，或作为原书的续编，也有一些单行本流传。
（三）丁日昌重刻十八卷本(https://www.daowen.com)
丁日昌在原书基础上删订重刻的十八卷本，该本最突出的特点是用缩版刊印，体积减小，便于携带。丁日昌（1823—1882），字雨生，号持静，清朝军事家、政治家，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先后入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府，深受他们赏识，担任过两淮盐运使、江宁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建巡抚等职，还是晚清著名藏书家之一。据笔者寓目，有关丁氏增订《验方新编》，并用缩版刻印此书一事，基本都出自他人简单的转述，而不见于他本人的作品，也不见于他的藏书目录《持静斋书目》和《持静斋藏书记要》[15]，因此，我们目前无从知晓丁日昌与该书之间的渊源。不过，有学者指出，丁日昌在近10年时间里担任过众多要职，奔波于上海、南京、扬州、苏州、广州、天津及福建、台湾等很多地方，他的健康状况长期不佳，患有多种疾病，经常出现咯血、呕吐。1875年，丁日昌旧病加剧，吐血几乎无日不作。1877年，在巡抚福建、经营台湾时，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咯血、隔食、气喘诸症全都加重，因此他不得不请假回乡，最终致仕家居，直到1882年去世[16]。因此，丁日昌改用缩版刻印《验方新编》，应是为了方便携带，满足他在宦游各地时防病、治病、养病之需。该传本现存最早的光绪十年（1884）信述堂刻本中有广东肇阳罗道道员潘骏猷所作序言，他提道：“读而苦其遽尽与读而厌其繁杂，厥弊惟均耳，若丁雨生中丞缩印之《验方新编》则固无虑此。”[17]“中丞”是巡抚的别称，丁日昌曾于1868年至1875年担任江苏巡抚，1876年2月至1877年8月短暂担任福建巡抚，政绩卓著，蜚声政坛。此外，福州世医郑奋扬于光绪十年（1884）出版《验方别录》一书，其自序中提道：“十年前，揭阳丁中丞有缩印本，删繁就简，一抵于醇。”[18]因此，综合二人的记述可知，丁日昌重刻此书的时间应是光绪元年（1875）。该版本在流传过程中产生多种名称，如“增订验方新编缩本”“选录验方新编”“缩本增删验方新编”等，现存至少20种版本。
（四）梅启照二十四卷本
梅启照在原书基础上增辑八卷的二十四卷本，光绪四年（1878）刻于杭州东璧斋，现存约10种版本。梅启照（1826—1894），江西南昌人，曾任惠州知府、广州知府、广东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浙江巡抚、兵部右侍郎、钦差大臣等。据梅氏自述，他在青少年时期已经喜爱医学，中年因担任军职奔波劳碌而更留意医学。光绪四年，时任浙江巡抚的梅启照鉴于该书的雕版已经模糊不清，很多翻刻本又存在文字错误，而重新刻印了该书。他在原书之后新增八卷，其中，卷十七至卷十九，按照身体部位从头到脚分类，共40部，卷二十为妇科，分为调经、种子、胎前、临产、产后五门，卷二十一为痘症专论，卷二十二为痧症专论，卷二十三为跌打损伤专论，卷二十四为痈疽疔疮专论，书的最后还附录《咽喉秘集》一卷，辑录咽喉诸疾的治法方药。
（五）张绍棠十八卷本
张绍棠在原书基础上增订并续刻二卷的十八卷本，光绪九年（1883）刻于合肥味古斋。张绍棠（1824—1908），安徽合肥人，张家与肥东李家世代联姻，李鸿章的祖父与张绍棠的祖母为亲兄妹，张绍棠又娶李鸿章的妹妹李玉英为妻。张绍棠得到李鸿章提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屡立战功，成为淮军重要将领。平定太平军之后，张绍棠置产南京，富甲一方。受李鸿章提携，其子张席珍、张士瑜、张士珩都成为淮系集团的重要人物。张绍棠侨居金陵后“惟以养亲课子为事，旁及方伎，广刊方书，惠施贫病”[19]，曾先后刊印《慎疾刍言》《验方新编》《痧症要法》（《痧症全书》的别名）《咽喉秘集》《本草纲目》等医书。光绪七年（1881），张绍棠鉴于建阳麻沙板《验方新编》“五历剞劂，字经三写，转焉为乌，甚者漫漶不可识”[20]，因而找到该书的初刻善本重新刊刻。据张绍棠自述，他依据的本子是安徽六安人张嶙赠送给他的，遗憾的是，张嶙的生平事迹现无从考证，我们无法知晓其中原委。重刻《验方新编》后不久，有人以海山仙馆刻印的《痧症要法》和《咽喉秘集》见示，请张绍棠续刻。张绍棠认为它们便于应用，先后于光绪九年四月和八月完成二书的刻印工作，作为《验方新编》的续集[21]。得益于张绍棠的名望和该刻本的精良，翻刻、重刊此本者最多，现存至少50种版本，它们大多将《验方新编》《验方续编》合刻为十八卷，也有的只是将二书作为附录或续编而没有标明卷数。
总体而言，《验方新编》问世后不久便进入精英文化圈，作为许多具有趋新思想或倾向的官僚关心社会疾苦、实现经世致用理想的一种表征而被不断再版。可以说，借助诸多社会精英的影响力，以上每一种版本《验方新编》的诞生，都开启了整部书的一段流传史，大量验方知识也随之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