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外：《验方新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验方新编》的传播之广、受关注度之高，并不是因为它在医学思想和学术上有什么独创性，而在于它对民间医疗卫生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医学知识的建构和传播以及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具有显著的形塑作用。

首先，《验方新编》促进了中西医学知识的普及和应用。近代中国除了中东部一些城市拥有较多的中西医生、医院、诊所、药店之外，大部分地区的中下层民众其实都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难题。该书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不断得到刊印，从偏远地区扩散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从少数上层人物流传到广大下层民众中，本身就是一个医学知识扩散的过程，而且它确实在应对疾病、了解医学知识的生活实践中发挥了作用，为很多人维护健康、保障生命做出了重要贡献。《验方新编》集合了古今医方和许多地方的民间医疗经验，而它们在实践中无疑都是实实在在的医疗资源，因此，该书的传播和普及过程实际是医疗资源在不同地理空间和人群中的流动与分配过程，许多穷乡僻壤也有幸享受到这种资源，这无疑有利于弥合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鸿沟。此外，民国时期社会上盛传的多种“验方新编”，大多属于中西杂陈，人们将西医知识有机融入传统中国民间医方知识建构和传播的基本模式中，使其在形式上非常贴近百姓生活，通过借助《验方新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迅速流传开来，这无疑为西医知识在中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一种极为畅通的渠道。(https://www.daowen.com)

其次，《验方新编》推动了医学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大众化。《验方新编》广为人知之后，不仅被诸多医疗从业者征引、摘录、推介、评述、模仿，诞生了一批紧跟时代发展、适应社会需求的作品，如《中西合纂验方新编》《中西验方新编》《西药验方新编》《续验方新编》《中西合璧验方新编大全》，甚至影响到少数民族医药知识的建构^[37]，而且吸引了大量非专业人士去发现、讨论、验证、传播和应用各种医方，如近代许多民众、商人和药房等精选《验方新编》中的医方或编辑各种各样的“验方新编”刊登于报刊上，又如不少人受《验方新编》启发而加入简易方书的编撰和传播队伍中，催生了一批相似的作品^[38]。这些作品都出自非职业医家之手，其出版和流通无疑使得更多医学知识传至更多地方和人群之中。由于《验方新编》的知名度很高，这种涟漪式的知识传播模式，能够不断将更多人带入医学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实践中。

最后，《验方新编》加深了社会生活医学化的程度。社会生活的医学化，是以医学的思维、概念、知识、方式看待和处理周遭世界的事务，其核心是“医学”领地的扩张和制度化。《验方新编》对很多疾病和日常行为都有说明或阐释，当该书走进人们的生活后，读者不自觉地便会运用其中的知识对自己的身体、心理和行为进行检查和监控。社会生活医学化的最重要一环，便是将自己、他人、家庭、社会、国家面临的问题喻为“疾病”，将解决这些问题的观念、策略、技术、方法等喻为“医药”。“疾病”意味着痛苦、折磨、破坏，需要人为干预进行控制或清除，“医药”意味着摆脱苦痛、恢复正常、给人希望，如康有为、胡适等人以《验方新编》为例对拯救国家、治疗社会做出的比喻，无不隐含着这样一种思维模式^[39]。这种隐喻适用于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也紧跟时代发展，“医学”的外延随之不断延伸。比如，1946年，托名“女神医”的一位医者基于民间“单方气死名医”的观念，在上海的一份报纸上发表《信不信由你：验方新编》，介绍伤风、头痛、血压过高、心脏衰弱、消化不良等病证的应对方法，其中很多方法都与医药无关，非常奇特，如治疗伤风的方法是：“可乘公共汽车，人越多越好，挤出一身汗来，病可霍然，惟不能乘电车，因电车不及汽车之严密也。”^[40]可见，在颇有几分戏谑的言谈中，即无意间将医药知识与近代中国出现的一些新事物熔于一炉，置于医疗的逻辑框架内建构出一种富有时代特色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