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 日本创造技法的现场性和操作性特征体现知识地方性实践
4.2.2.1 科学实践哲学关注科学实践研究活动中的特定文化情境
从培根时代开始直到20世纪中叶，人们倾向于将科学等同于普遍有效的真理，强调实验对于理论的依赖性，认为客观真理性、普遍性是科学知识的本质特征。尤其是300年来人们改造自然的巨大成就使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确立了权威地位。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科学的实践本性逐渐凸显出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兴起了科学实践哲学。与传统科学哲学把科学目标视为追求真理、单纯强调科学观念和理论的进化做法不同，科学实践哲学把科学看成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实践的特有形式，主要从知识生成的角度分析科学，赋予科学实验以独立的地位，并由实践的情境依赖性得出科学的本性即地方性知识的观点。[20]这就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实验实践，赋予科学实验以独立的地位，强调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否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
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是一种哲学规范性意义上的概念，指的是知识的本性就具有地方性，特别是科学知识的地方性，而不是专指产生于非西方地域的知识。其地方性主要是指在知识生成和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context or status），诸如特定文化、价值观、利益和由此造成的立场和视域，等等。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并非造成对应关系，而是在地方性知识的观点下，根本不存在普遍性知识。普遍性知识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转移的结果。[21]
地方性知识的开创者库恩对普遍性知识的“合法性”进行了深刻地批判，认为：“任何科学共同体都带有历史的成见，因而都置身于一种局域的情境中了。重要的与其说是分析普遍有效的方法，毋宁说是描述特定的历史情境，以及在这种情境中实际有效的范例。”[22]科学实践哲学的开创者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把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形式，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科学实践的地方性和存在性特征，说：“科学知识首先和首要的是把握人们在实验室（或诊所或田野等）中如何活动。……这一观点将优先性不是赋予了特定场合的语句，而是赋予了特定的场合——即我们在特定的情境中做（或能够做）什么。在我看来，甚至理论知识也不许按照这样的实践性、地方性的把握来加以理解。”[23]强调指出“科学知识根本就是地方性知识，它具体包含于实践中，而这些实践不能为了运用而被彻底抽象为理论和独立于情境的规则”。[24]此外，伊恩·哈金（Ian Hacking）和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kering）的新实验主义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科学实践的实际过程，论证了实验（室）实践的地方性知识本性，否定了实验科学的认识论目标是获得关于自然界的真理知识。
由此可见，科学实践哲学通过对科学实验和实验室实践的微观领域进行深入探讨，虽然在确立“实践优位”和操作性的科学观的同时，否定了以往的“理论优位”和表征性的科学观，即否定了客观性的和普遍性的知识本性，但却发现了知识和实践要素的丰富性、科学可获得的地方性目标以及被应用的语境目标，深刻揭示了实验过程中物质维度与人的维度之交互作用的复杂性和非线性特征。这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首次使科学研究的某些重要因素，特别是科学家的个人经验、仪器、实验技能、资源、机会、意义等得到重视，彻底颠覆了传统科学哲学那种单纯强调理论自身的生命、把科学视为纯客观的真理体系的科学观”。[25](https://www.daowen.com)
4.2.2.2 日本创造技法的现场性和操作性特征体现知识地方性实践
日本创造技法以实践为核心，以解决现场实际问题为目的，具有较强的现场性和操作性。也就是说，日本创造技法的实施，既受到问题情境、现场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又受到实施者对技法把握的熟练程度及自身各方面能力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而这一点与强调实践为主的科学实践哲学的观点不谋而合。
科学实践哲学从知识产生的视角，通过对科学实验和实验室实践的微观领域进行深入探讨，发现了知识和实践要素的丰富性、科学可获得的地方性目标以及被应用的语境目标，深刻揭示了科学实践研究活动中的特定文化情境，如特有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立场、视域、价值观等等，启示人们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关注和重视科学研究者所处的环境、所运用的仪器和资源，以及个人所拥有的经验、技能等。
这样，如果从强调以实践为主的科学实践哲学视角反观以现场实践为主的日本创造技法，就会发现科学实践哲学为日本创造技法的现场性、操作性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意义上的理论支撑，同时也启发人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境灵活把握日本创造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