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或其他重大突发灾难中警察和军人面临的主要心理压力

乔普科（Brian A.Chopko）等人在2018年针对执法人员进行的研究发现，目睹他人伤害的频率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没有显著关系，这与非执法人群的发现有些不一致，可能是由执法人员样本的独特性所致。^[29]与其他创伤幸存者相比，执法人员接触创伤的频率更高，接触的创伤种类也更多，这种经历可能让他们已经具备一些有效的心理应对方法。警察工作的特殊性可能体现在，警察可以通过帮助处于危机中的人来履行照顾需要帮助的人的职业角色，并可能直接影响危机的结果，这些能够带给他们满足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创伤压力的消极伤害。^[30]但是乔普科也提到，警察在履行工作职责时，往往既注重对情况的控制，又注重解决问题的活动，同时把情绪超脱作为一种应对机制，这种功能模式会延续到个人生活中，常常导致个人关系的困扰和功能障碍，这种个人关系的困扰也许会加重消极情绪的困扰。(https://www.daowen.com)

帕帕佐格洛（Konstantinos Papazoglou）和乔普科在2017年的论文中探究了道德痛苦和道德伤害对警察罹患同情倦怠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他们这样解释：所有警察都可能在执行公务时遭受道德痛苦。^[31]此类事件有多种形式，包括警察对警察、警察对平民、警察对组织。尽管警察经常探索他们的选择，以使行为符合自己的道德和信仰，但他们在整个转变过程中会多次经历内心的道德痛苦。比如，在控制人群的情况下，警察可能会被命令对抗议者使用武力，其中一些人是青少年，这种行为或许与警察的个人道德和信仰不符。研究者认为，当警察接触到重大事件时，这种内在的道德痛苦会加剧。此类事件本身或许不会造成创伤，但它们会造成对道德的潜在伤害，使警察逐渐开始质疑他们对事件的战术决策及预防事件发生的能力等。这种影响会使他们无法有效地履行职责，作出正确的决定，甚至造成负面情绪（如愤怒、沮丧）。

消防部队是武装警察体系现存的一个警种，是应急管理部的重要职能部门。消防部队的基层官兵常年担负着灭火救灾和抢险救援的各项任务，执行任务的频繁性、长期性和突然性使广大消防官兵的精神压力比较大，特别是现场救援中的惨烈场景直接作用于感官，导致救援后消防官兵极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同样属于职业心理创伤的高危人群。^[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