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和其他重大突发灾难可能给警察和军人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

杨国愉等人调查了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军人的心理问题及心理健康需求，发现需要心理服务的军人占39.2%（47人）。^[33]李洋等人对汶川地震后三个月内消防人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及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分析，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总发生率为35.3%。^[34]恐惧、创伤经历和救援失败等是主要影响因素。救援失败可能是消防员特有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努力没有任何作用，或者费了很大的力气将被困人员救出，但被困人员没能生还，这些救援失败的情境会使消防员产生一种无力感，灾难的场景也会像梦魇一样难以忘怀。台湾的相关研究显示，台湾地震发生5个月后，消防员的心理障碍患病率为16.7%，其中创伤相关心理障碍患病率为21.4%。^[35]韦伯（Mayris P.Webber）等人研究了“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纽约消防部门的医务人员和消防员的呼吸系统疾病、精神健康状况和共病情况，发现在袭击发生7—9年后，近7%的医务人员和消防员报告可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19.4%报告可能患有抑郁症；在可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中，有95%的抑郁症共病情况。^[36]在救援人员中，经医生确诊，哮喘、支气管炎和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气肿的患病比例最高。

在克里姆利（Kristin E.Klimley）等人的综述中，过往的研究显示，西方世界警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从7%到19%不等，略高于普通人群（大约7%—8%）。^[37]年龄和工作经验可能会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发展产生影响：年龄越大，出现症状越多。这也体现了经历的压力事件的数量与症状表现的关系。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与一般健康问题的增加、身体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下降、疼痛加重、心血管问题、关节炎和胃肠道疾病等显著相关。也有研究发现，即使没有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暴露于创伤事件的数量的增加也会对个体的身体健康产生有害影响。研究显示，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警察的心理痛苦程度有所增加；在应对卡特里娜飓风的警察中，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的共病水平明显升高。事实上，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警察很可能患有多种共病心理障碍，包括自杀、焦虑、抑郁、睡眠困难和药物滥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