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警察和军人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

克里姆利等人的综述中列出了以下风险因素：（1）事件的严重性、暴露程度、个人损失以及警察在事件中的角色等，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最密切相关的创伤压力事件是在执行职务时杀人、同伴死亡和人身攻击；（2）日常的、与工作有关的压力源可能会对警察处理更严重的创伤事件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增加他们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3）某些个人特征也可能增加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如家族精神病史、情绪表达困难、焦虑和对威胁的过度敏感。^[38]此外，有限的应对策略和较低的心理韧性（hardness，即提供承受压力环境所需的勇气和动力的性格特征的组合）会增加警察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https://www.daowen.com)

有一些能够减轻压力负面影响的保护因素，例如社会支持、心理弹性（遇到逆境迅速转变策略）、对生活的满意度、感激和创伤后的成长等，都可以增强应对压力的能力。其中社会支持是最重要的保护因素之一。对警察来说，同伴和上级对情绪表达的积极态度、支持的可获得性和满意度，以及长期的社会支持，都是可能的保护因素。在个性特征方面，乐观、自尊、自信和坚强可能是增强心理恢复力和减缓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发展的重要因素。

波德（Catherine Potard）等人调查了法国警察的心理韧性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三个特定症状群（认知维度的再体验、行为维度的回避和生理维度的过度警觉）之间的关系，发现心理韧性中的承诺和控制得分越高，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表现越少。^[39]这可能是因为，具有这种倾向的警察认为关键事件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感觉压力较小。对生活主动采取控制行动的人会采取很多积极行动来保证自己在陌生场合同样有所准备，具有控制力，这也有可能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逆境。承诺具有较弱的保护作用，因为它给人目标感，鼓励人在压力情境之中和之后保持支持性社会关系。

李洋等人^[40]和张加明（Chia-Ming Chang）等人^[41]的研究都发现，地震后进行救援工作的消防员，如果有较多的工作经历，患创伤相关心理障碍的风险也较高。经常远离和逃避同样是风险因素，相对地，对创伤事件积极的重新评价是显著的保护因素。克里姆利等人总结，个体特征如倾向于频繁的消极自我评估、敌意、低自我效能感和神经质，就有可能增加消防员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和焦虑的风险，过往心理健康问题、曾经接触过创伤事件、缺乏社会支持、消极的社会互动（如事件后调查、批评等）和对情绪表达的恐惧等，也需要心理健康治疗者予以关注。^[42]相关的保护因素则包括培训和经验，广泛的社会支持，同侪凝聚力和部门的自我价值感，同事、主管和家人/朋友的私人物品（情感寄托物），身边人的社会支持，以及高水平的心理韧性和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