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和其他重大突发灾难可能给社会工作者等相关职业群体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
徐慰等人对298名南京红十字会救援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救援人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筛查阳性率为35.2%，创伤后成长的筛查阳性率为47.3%，并且年龄小于和等于20岁的救援人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显著重于年长的救援人员。[46]上田一记（Ikki Ueda）等人调查了日本“3·11”大地震（即福岛地震）发生后受灾地区的社会福利工作者（这些工作人员参与了灾后恢复工作，他们本身又是受灾者）的心理健康程度，发现在地震发生20—22个月后，分别有4%、12%和7.9%的社会福利工作者可能出现类似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的症状并存在心理困扰。[47]
博斯卡里诺（Joseph A.Boscarino）等人评估了“9·11”事件发生后参与恢复、咨询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在灾后20个月左右的压力情况，发现4.8%的社会工作者存在同情倦怠，10.78%的社会工作者存在职业倦怠。[48]科拉罗西（Lisa Colarossi）等人调查了“9·11”事件发生6个月后纽约社会工作者的压力和心理健康情况，发现大部分受访者报告存在躯体化（81%）、抑郁（85%）、焦虑（89%）或创伤后应激障碍（98%）的症状。[49]在随后的6个月里，分别有36%、21%、84%的受访者报告了抑郁、躯体化、焦虑症状的增加，而14%的受访者报告了4项及以上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莫特里夫（Yvon Motreff）等人发现，2015年11月的巴黎地区恐怖袭击事件发生8—12个月后，在消防员、卫生专业人员、附属志愿者和警察中，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分别为3.4%、4.4%、4.5%和9.5%。[50]佩林（Megan A.Perrin）等人对参与“9·11”事件救援/恢复工作的28692名人员进行了长达2—3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病率和危险因素调查，其中警察3925人，消防员3232人，医护人员1741人，建筑人员4498人，卫生人员1798人，志愿者组织的员工5438人，独立志愿者3797人，其他政府机构人员4263人。[51]结果表明，在救援/恢复人员中，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总体患病率为12.4%，警察为6.2%，独立志愿者为21.2%。除警察群体外，开始参与救援和恢复工作的早晚以及时间长短对是否患病有影响，之前是否有过灾难相关培训以及相关经历也有一定影响。
在克里姆利等人的综述中提到，紧急调度员暴露于潜在的创伤电话中会增加愤怒的爆发、噩梦闪回、酗酒和职业倦怠。[52]同时，组织和管理上的困难加剧了调度员的消极情绪（如无力感、失败感和缺乏控制感）、睡眠困难、物质滥用、情感麻木或情绪极度亢奋，以及社会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