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社会工作者等相关职业群体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
托索内（Carol Tosone）等人调查了卡特里娜飓风后当地社会工作者共享性创伤压力的影响因素，发现创伤历史、飓风带来的情绪困扰和不安全的依恋类型（回避型和矛盾型）有可能让共享性创伤压力剧增。[53]依恋类型是我们和身边亲近的人（例如父母、好友、恋人）之间一种持久的心理联系，早期的依恋方式是通过婴幼儿时期与主要照料者（例如父母）之间的互动建立起来的，并很可能一直维持到成年。依恋理论认为，假如在生命早期我们无法建立一种安全的依恋关系，这种不安全感和人际关系的矛盾感就可能影响之后的人际关系。托索内等人的研究发现，心理弹性能够在不安全型依恋、飓风带来的情绪困扰和共享性创伤压力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不安全型依恋和情绪困扰对个体的心理创伤既有直接影响，又有间接影响——可能通过降低个体的心理弹性而增加心理创伤。在日本福岛地震发生之后，导致受灾地区社会福利工作者患心理障碍风险增加的社会因素有在工作中缺乏交流，被当地居民批评；个人因素有濒死体验、亲人死亡或失踪、流离失所。[54]
科拉罗西等人发现，“9·11”事件发生后，如果受访者经历过目击创伤事件，住在世贸中心16千米内，认识的人身故，认识其他参与心理恢复的工作者，那么他们会更加频繁地表现出焦虑、抑郁、躯体化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55]2015年11月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在急救人员中频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与社会孤立存在联系，这很可能是因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会影响社会关系。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应该重点关注社会隔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尤其是那些没有亲朋好友的人。
支持性工作环境能够减少“9·11”事件发生后参与恢复、咨询工作的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问题，例如能随时获得提高服务质量的信息，知道如何通过深呼吸、积极的自我对话和适当的幽默来控制情绪疲劳。[56]德克尔（Rachel Dekel）等人调查了为恐怖袭击受害者（或家庭）提供援助的社会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发现对工作的自信和乐观的生活态度能够改善其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57]芬克尔斯坦（Michal Finklestein）等人对以色列恐怖袭击中社会工作者的调查也发现，职业的自我效能（在专业能力上对自己治疗恐怖袭击受害者的信心）、专业经验、职业支持（与服务恐怖袭击受害者有关的讲座、谈话、监督）和受教育程度，在个体面对替代性创伤时具有心理保护作用。[58]
对于紧急调度员，由于对紧急情况的控制能力有限，他们感到精疲力竭，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增加，这反过来会降低他们的内部控制感。职业倦怠的加剧因素可能包括对工作、职位、薪酬不满，角色冲突，工作场所缺乏社会支持，对缺乏相关培训不满。此外，感知到的低地位、与上级的冲突及组织支持减少，也可能增加压力和倦怠风险。[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