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或其他重大突发灾难中社会工作者等相关职业群体面临的主要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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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灾难发生后，很多社会工作者可能遭受共享性创伤压力（shared traumatic stress，简称SdTS）的影响。^[44]共享性创伤压力包含创伤后压力障碍和二次创伤两个部分，反映了社会工作者作为受害者和助人者面对集体性创伤事件时的双重暴露。

即使没有亲历创伤事件或未与创伤受害者有直接接触，频繁暴露于创伤事件的信息中也可能导致与创伤相关的痛苦。“9·11”事件后，皮尔斯（Heather Pierce）等人对随机选择的中西部地区的171名接线员进行了持续7个月的评估，发现接线员报告了高水平的创伤周期痛苦（peritraumatic distress），这种痛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有一定关联。^[45]接线员凭借询问技能来评估事件的紧急性，确保及时通报紧急状况并提供适当的帮助，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在接听电话后的几分钟内完成。成功的关键是保持镇静和抑制情绪反应的能力，但接线员接到的电话经常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恐惧感和无助感，这说明暴露于与工作相关的、令人厌恶的细节中，足以诱发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急救中心的紧急调度员（emergency dispatchers）同样常常暴露在职业和创伤压力源中，事实上，他们接触到创伤倾诉的频率可能更高，还经常需要通过电话或媒体曝光这些事件的细节。接听这类急救电话的调度员通常会报告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关的症状，如对事故的侵入式回忆和痛苦的记忆、麻木的反应、易怒、过度兴奋、注意力不集中和睡眠障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