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
1月15日—18日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全会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全会全面肯定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路线，将“左”倾冒险错误发展到顶点。
1月22日—2月1日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二苏大”）在瑞金举行。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报告，总结了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苏维埃运动的经验，阐述了苏维埃各方面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当前的具体工作任务。谈到苏维埃的民主制度时指出：苏维埃政权需要使用强力去对付一切阶级敌人，但对于自己的阶级——工农劳苦群众，则不能使用任何的强力，而他表现出来的只是最宽泛的民主主义。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谈到苏区的土地革命时指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夺富农与消灭地主；土地革命不但使农民得到土地，而且要使农民发展土地上面的生产力。谈到苏维埃的财政政策时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财政的使用应该根据节约的方针，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谈到苏区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时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并强调必须把组织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报告还强调：我们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现在苏区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这三方面组成的。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是加以提倡和奖励的。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
这篇报告的一部分以《我们的经济政策》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月27日 毛泽东在二苏大上作大会结论。结论着重强调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和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性，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群众的穿衣、吃饭、住房问题，到柴米油盐、疾病卫生、婚姻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谈到群众的伟大力量时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谈到工作任务与工作方法的关系时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毛泽东在结论中还称赞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这篇结论的一部分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2月 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瑞金召开。周恩来在会上发表题为《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演说。演说指出：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巩固红军，提高战斗力，保障命令的执行，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在谈到红军目前实行的堡垒战、阵地战时指出：我们主要的作战形式还是运动战，我们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我们要进行运动的防御，从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这是最有把握的。
朱德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的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红军，这是从政治工作领导得来的，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有红军的。红军因有政治工作才保证能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才是英勇无敌的百战百胜的红军。在会上的另一次讲话中，他还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要求每个政治工作人员也要成为一个战术家，指出：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领导，自己也要努力学习战术，提高指挥艺术，造成铁的红军，百战百胜的红军，以少胜多的红军。
3月20日 刘少奇撰写《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一文。文章指出：苏维埃已经大规模地组织了国有工厂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这里工作的农民们和工人们，在以前是为地主资本家工作，现在是头一次为着自己工农劳苦大众而工作。这种劳动性质的变换，是我国历史未曾有过的最大变换，应该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国家企业、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会与觉悟的先进的工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教育工人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提高工人群众的劳动热忱，发挥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同旧的习惯作斗争。
这篇文章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4月10日 为指导苏维埃基层组织做好工作，毛泽东撰写《乡苏怎样工作？》一文。文章指出：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文章阐述了许多重要的工作方法，包括要懂得抓紧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不应该只忙一些零碎事务，把中心工作丢掉了；要根据各村的情形和特点去推动工作，解决各村群众的困难问题；要废除一切强迫命令的方法；只有决定，没有检查，就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它同强迫命令主义是一样有害的。
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https://www.daowen.com)
4月下旬 经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离开瑞金前往中央根据地南线调查研究，在会昌文武坝指导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他指出：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房子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现在应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以小部队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把它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同时还要向陈济棠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他还指出：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
6月19日 毛泽东和项英、张国焘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完全拥护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反帝纲领。这一纲领是：（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整个的投降出卖政策；（二）全中国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三）号召民众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财产；（五）中国必须立即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
6月中旬 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线促成红军同国民党地方军阀陈济棠和谈，毛泽东在会昌文武坝同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谈话。谈话指出：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加派化装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陈军反蒋抗日。十月初，何长工等同陈济棠部经过谈判，达成“战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为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实施战略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7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言声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为了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在反击国民党军“围剿”的紧急关头，不辞一切艰苦，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同时提出五项抗日主张：（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领土主权，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伪满洲国；（二）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宣布一切中日秘密条约和协定无效，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刻停止进攻苏区与封锁苏区，使工农红军能够完全用来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三）武装全国民众，组织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与抗日战争，积极援助东北义勇军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卖国贼的一切财产，停止支付一切国债款本息；（五）普遍地组织民众的反日团体。
7月31日 毛泽东就目前时局和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发表同《红色中华》记者的谈话。谈话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吞并中国的新进攻，中国民族已经到了极端危急的关头。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同国民党大举进攻苏区是完全配合一致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讨伐国民党卖国贼，正在各条战线上与优势兵力的敌人开展最激烈的血战，以一切力量用各种办法去粉碎这个凶恶的“围剿”。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遣了一个抗日先遣队，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抗日作战是越快越好，我们号召全国一致起来援助苏维埃与红军，使我们能够迅速粉碎敌人五次“围剿”，集中力量抗日反帝；援助我们的抗日先遣队，反对南京政府的拦阻政策，使抗日红军迅速前进。
7月下旬 毛泽东根据中革军委的布置，用近一个月时间写成约三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全书共分三章：第一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以及游击队发展成为红军。第二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袭击驻止和行动的敌人、破坏敌人的后方、对付敌人的“围剿”和追击等事项。第三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对自己部队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等。同年十月，中革军委印发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一书。
7月 在中共中央讨论红六军团的行动方针时，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往西边去，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中央主要负责人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只赞成红六军团突围向湖南中部转移。
10月10日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随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秦邦宪、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改变中央领导。随后，他们的意见得到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在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后，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
12月12日 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下一步行动方针问题。会前，毛泽东提出中央红军放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立即改向西进，到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开辟新的根据地。会上，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多数人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李德等人拒不接受。
12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秦邦宪、李德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的根据地。毛泽东则主张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