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与研究进展

在创新能力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互动关系方面。20世纪60年代末期,Pred[5]最先开始了对于城市发展与技术发明关系的探索,他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城市的发展对技术发明产生的正向作用。随后,Higgs[6]将Pred的城市发展指标进一步量化为城市化率,将技术发明指标量化为专利申请量,通过实证研究1870—1920年共51年间二者的关系,结果显示,二者关系密切。1973年,Faler对城镇化对技术发明的具体影响途径开展了深入研究,主要从城市发展的宏微观环境、制度等方面综合解释了城镇化与技术发明之间的联系。Feldman和Audretsch[7]则是从城市规模入手,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技术创造力与该城市的规模大小呈正相关。城市是知识溢出的重要空间载体,而知识溢出是一个解释创新的核心概念。Krugman[8]提出城市化离不开知识创造,知识报酬递增与知识外溢效应都会推动城市的发展进程。Henderson[9]等人则通过研究城市新专利与老专利引用间的数据关系度量了Krugman指出的这种知识溢出效应。Glaeser[10]提出城市在其城市化进程中,经济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市场机制不断被完善,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城市将会集聚越来越充足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具备丰富的知识创新潜力,能够促进大量创新活动的产生;与此同时,知识的溢出效应也会带动该城市及其周边城市的繁荣发展。Nelson[11]总结了关于知识溢出的两种不同模式:MAR模式和Jacobs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共同点在于经济的运行特性会影响知识技术的向外溢出与扩散,而城市的存在无疑会加速这种溢出扩散到城市周边的区域。Charlot S[12]则更细致地研究了城镇化进程如何具体地作用于知识创新,他们认为城市规模决定了城镇居民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而大城市受过教育的高素质知识分子之间相较于小城市会产生更加频繁的交流活动,这种活跃的思维会进一步激发城市人进行创新活动。随后国外的学者研究聚焦在了科技创新与城镇化的关系上,H.Chenery[13]在Luvis最早构建的工农业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中嵌入科技要素,提出科技创新促进工业化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又会带动城镇化发展。随后英国经济学家Barton[14]指出,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离不开该地区科技的进步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Lan P.[15]强调在时代需要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大背景之下,科技创新将会影响未来多元化的城镇化发展路径。Kijek[16]梳理了2010年之前全球的社会进步重大时间节点,他发现在这当中科技创新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几乎每次科技革命的产生都伴随着产业的革命。

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之下,国内学者也开始慢慢探讨城市创新能力与新型城镇化水平间的关系。成德宁[17]在其书《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中指出,城镇化建设使得人口发生转移,而人才又是创新的必要投入资源;一个地区频繁的创新活动会促使整个地区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又会反作用于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程开明[18]的想法与H.Chenery类似,他指出,科技知识作为一个中介因素,通过促使经济实力的提高来间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张生瑞[19]从城市新型城镇化的交通问题入手,从科技创新的视角给出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改善城市在推进其新型城镇化时改善其交通问题的具体建议。田逸飘[20]等人则是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科技创新和新型城镇化二者间的动态联系,结果显示,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相互的正向作用,但此种正向作用具有滞后性的特征,且从长远周期来看,经济水平不一样的地区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的相互贡献率不同。柴志贤[21]则是从产业集聚的视角来看待城镇化与创新之间的紧密联系,他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一个地区的技术型产业集聚性越强,相对应地因为人力资本与经费资本的投入会导致城镇化的水平与创新能力越高。仇怡[22]则是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城镇化水平对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作用。甘丹丽[23]指出城市要想让其城镇化转为良性的健康发展,提升其创新水平是关键,并从创新发展的角度出发来为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提出建议。2018年,付琦等[24]提出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对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已成为推动创新发展的源泉;在考虑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交互作用时,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创新能力的促进效应有一定的提升。

在模型选择上,张建清[25]、田逸飘[26]等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基于10年的面板数据,借助PVAR模型研究了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王永锋[27]、马小芳[28]、游宇东[29]等人则是通过耦合、协调模型来重点探讨城市化进程与创新能力间的耦合协调性。胡振亚[30]以田园理论模型、广亩城理论模型与刘易斯模型为理论基础,结合描述性统计、趋势研究以及文献分析等多种方法,计算了全国9个城市在科技创新、工业化和城镇化间的协同效度,以此来表征9个地区在它们三者之间的协同发展状况。李金叶与葛涛[31]采用拓展后的C-D生产函数构建了包含中国31个省区市11年的面板数据模型,主要针对技术创新和城镇化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于莲[32]总体上借助文本分析对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间的关联机理进行了阐述分析。蒋天颖[33]则是在充分探讨理解区域创新与城市化二者间的协调发展机制的基础上,借助区域创新与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测度模型对浙江省11个地级市二者间的协调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

在指标选取上,本研究涉及对城市创新能力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共两方面进行评价。在评价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方面,国外学者Bianchini and Landry C[34]在《The Creative City》一书中以创新型城市为例,他将城市视作一个有机体,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4个方面提出了9个指标来测度城市的创新能力,提出了城市活力指标与活力评价矩阵。美国学者Florida[35]提出了创新力指数(Creativity Index)并将其用于测度评价美国的81个大城市和50个州。2005年,上海市首次将有上海“硅谷指数”之称的张江创新指数纳入为其科教兴市指标体系的核心指标之一。张江创新指数主要列了6个准则层用于测度城市的自主创新综合能力。国内学者唐厚兴等[36]构建的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涵盖人力投入、资金投入、经济效率与技术成果共4大维度的内容。傅利平等[37]主要选取了外部知识获取能力与创新环境因素这两个变量来研究对于创新能力的影响,在模型中融入因子分析,克服有关变量的共线性问题来改善拟合度。尹凡和单莹洁等[38]则是从人力与经费投入、知识与经济产出建立指标体系。潘雄锋等[39]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成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创新成果和创新品牌四个维度。谭俊涛等[40]首先构建了创新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来测度系统的创新效率,接着利用创新产出与创新效率两个变量共同表征创新能力。国外在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方面研究的较少,国内的研究成果居多。最具代表性的是联合国人居中心发布的CDI指数(City Development Index,即城镇发展发展指数)和UIG准则(Urban Indicators Guideliners,即城镇指标准则)。CDI指数包括废物治理、健康、生产、教育、基础设施五个要素内容。[41]UIG准则涉及经济、管理、居住环境、社会均衡和环境保护五方面内容。[42]国内学者曾志伟[43]选取环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单元,为其设计了一套新型城镇化新型度量体系,一级指标涉及社会建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三个维度,其中一级指标中社会建设有关的指标比重第一次超越经济类指标比重。戚晓旭[44]分了5项内容包括教育、文化、城市用地、医疗、人口社会保障来评价社会进步指数。每一项内容又会下分具体的细化指标。然而这些指标对于人均资源分配状况却没有进行详细的说明,也就无法体现出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的平等性。牛晓春[45]总结了目前现有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增加了更多新的内容。具体表现在一级指标增添到了6个:经济、基础设施、人口、环境、城乡一体化与居民生活质量。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出现在人口城镇化指标下且权重相对较高,同时对部分指标进行了修改,使用每万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数代替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指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修改为城乡居民收入,显得更为科学、合理。新增加的二级指标主要是:社保和就业支出占城市财政支出比重、公众对社会治安满意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