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早期评价的变化过程
一 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早期评价的变化过程
有学者经过研究发现：从1927年到1933年，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评价，由最初指责其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到确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经历了一个由基本否定到充分肯定的过程。[1]
发动南昌起义及南下广东的策略，自始至终都是得到中共中央同意的。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中共中央一直要求沿途省份密切配合。1927年8月4日，中共中央告知广东省委“贺龙、叶挺军队已在八月一日早在南昌发动”，要求“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2]8月9日，中共中央致湖南省委信中，强调“南昌事变是中央预定的计划，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并希望湘省“集全力发动本省暴动便是给南昌暴动以根本上的有力的响应”。[3]8月14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为汉宁妥协告民众书》，充分肯定贺龙、叶挺的南昌起义军队正“力争革命的继续发展，力争没收大地主，歼灭一切豪绅军阀，力争耕者有其田，工人有饭吃，力争真正民权的实现，——力争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建立，以推翻一切新旧军阀的残暴僭窃的叛徒政府”。[4]8月22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南方局及广东省委，在起义部队入粤时，“东江须立即开始广大的暴动，发表政治的口号为叶、贺内应”。[5]9月21日，广东省委即向各县发了《目前暴动策略应注意的十件事》的紧急指示，号召各地立即举行武装起义，通过发动潮汕铁路工人罢工，配合起义部队打下潮州和汕头。在整个起义部队南下过程中，中共中央给予高度关注，各地特别是广东省委做了大量的配合工作，中央对于南昌起义及南下广东的行动都是肯定的，未见有任何负面评价的文字。
起义部队在9月30日汤坑之战失利后，不得不退出汕头。10月2日，起义领导机关在流沙开会，通过了收集武装人员、向海陆丰撤退、今后作长期的斗争等决策，这被视为南昌起义的失败。10月12日，中共中央认为失败的主因是“一开始即没有坚决的处置敌人，一直到夺取潮汕，处处予敌人以聚集军力合而谋我的机会”。[6]此时中央由于情况未能完全明了，并没有对南昌起义进行定性分析。10月15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在广东失败的教训，认为起义部队“未曾帮助农民有蓬蓬勃勃的斗争”，没有“鼓起土地革命之高潮，与农民暴动打成一片”，结论是“单纯军事的投机，没有唤起广大农民起来，必然失败的”。[7]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第十三号通告，对南昌起义作出正式评价。这次评价与南方局、广东省委大体相同，略微不同之处在于把南昌起义决策与指导分开，认为决策是正确的，“叶贺军队暴动反抗武汉反动政府之政策，是算党抛弃机会主义而走上布尔塞维克道路的新纪元”[8]，但是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而“一切错误的总错误”是“叶贺军队根本不去发动农民群众——前敌指导，只知道军队是主力，‘革命委员会’是政权，根本上不信任群众的力量，不去发动农民创立真正的民众政权”，把南昌起义定性为一次“投机的行动”。[9]李立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直指南昌起义，“所谓工农军的暴动，不过是变像〔相〕的军事投机”。[10]1927年11月9—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指导“在政治军事上而做成了极大的错误，仍然是继续机会主义的旧政策”，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因袭着军事投机的遗毒，不信赖群众力量，没有发动农民创造真正工农民众政权的决心，完全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违背中央政策的行动”[11]，并对参与指导的前委同志进行了严厉的纪律处分，将谭平山开除党籍，将张国焘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对前委全体同志予以警告。至此，中共中央对于南昌起义的总结告一段落，南昌起义也最终被贴上了“军事投机”的标签。
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对南昌起义进行了评价，认为：“南昌暴动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南昌暴动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至于当时指导机关策略上的错误，乃是：（一）没有明显的政纲；（二）对于土地革命的不坚决；（三）没有与农民运动联络起来；没有武装农民；（四）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的政权；（五）其他军事上的错误等。这些错误亦就是南昌暴动失败的主观上的原因。”[12]这次评价有两个特点：一是首先肯定南昌起义的决策是对的，但对其到底有什么意义则没有明确说明；二是对于指导机关的错误并没有提所谓的“军事投机”，只是指出一些策略上的问题。所以，中共六大对于南昌起义的评价总体比较平淡，既没有充分认识和肯定南昌起义的重要意义，也没有过多指责前委指导的错误。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军事投机”帽子的摘下，为后来充分肯定南昌起义的军事意义埋下了伏笔。
在六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并没有对南昌起义作出新的评价。直到1933年6月23日，中央在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中指出“今年‘八一反战日’适为红军成立纪念。应向广大的群众指出，只有中国的工农红军才是中国劳苦群众的唯一救星”，从而把南昌起义与红军成立纪念联系起来。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提出“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并充分肯定南昌起义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今年‘八一’纪念节授与战旗于红军的各团，同时授与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随后，苏区军民进行了盛大的“八一”庆祝活动。
从这一系列对南昌起义的评价来看，有几点突出的变化：一是从批评土地革命不坚决到强调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的开始”，充分肯定南昌起义的政治意义；二是从批评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到把8月1日确立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视为“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充分肯定了南昌起义的军事意义；三是从对前委全体同志予以警告到授予奖章给“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可视为对南昌起义指导机关错误处分的平反。此后，关于南昌起义政治、军事意义的评价，基本沿袭了这些看法，只有表述上不尽相同罢了。
注释：
[1]龙心刚、陈仕平：《从“军事投机”到“红军纪念日”》，载《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4年第2期。
[2]《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07—308、32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07—308、32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5]《南昌起义》，第4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6]《广州起义（资料选辑）》，第12—1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23—424、395、401、421、479—48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23—424、395、401、421、479—48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23—424、395、401、421、479—48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23—424、395、401、421、479—48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23—424、395、401、421、479—48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07—30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