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钱学森对中国新医学的论述
笔者所以引用两位非医学领域的大家的看法，是因为他们都不是医者，既不是西医，也不是中医，也许能够从第三者的角度看得更客观一些。毛泽东主席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诗人；钱学森是中国导弹之父、科学家，在系统工程、人体科学、思维科学等也有深厚的造诣。他们看问题常能从世界大视野和整体观的角度，所以值得我们思考。笔者不得不从书上、网上摘录了下面的材料。
（1） 毛泽东的论述
1） 对中西医最早的评述：据记载，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青年毛泽东修身与国文笔记手迹》（北京出版社，2016）中写过：“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两者又各有所偏矣。”笔者体会，那时毛泽东便已注意到中医重神轻形，西医重形轻神，均不全面，并暗示两者有互补的可能。百余年后的今天来看，中西医的现状仍然如此。
2） 中西医结合的提出：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1950年召开的全国卫生会议，毛泽东便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三个基本原则。实际上指明了卫生工作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要抓预防为主的重点，要依靠中西医两方面力量。这三大原则，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毛泽东“中西医结合”的提法至今也已有70多年历史。
3） 对中国医药学的全面评价：20世纪50年代，是毛泽东对中国医药学有更全面的表述，并提出创中国新医学的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1958年10月11日］“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他又说：“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毛泽东年谱（第二卷）· 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又进一步说：“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把年。”［《毛泽东年谱（第二卷）· 1954年7月9日》］这样，毛泽东把对待中医问题，提高到关系几亿人民疾病防治，关系到民族自信和对世界有所贡献的高度来看；而且由于有了这个宝库，才有条件创中国新医学。
4） 发展中国的新医学：那么如何创建中国新医学呢？他说：“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8年8月24日］创建中国新医学要走怎么样的途径呢？他说：“西医要跟中医学，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毛泽东年谱（第二卷）· 1954年7月9日》］这样便明确指出，中国新医学的核心是“中西医结合”，而西医的任务是学习中医，掌握两套本领，这样才能研究中西医如何结合。毛泽东又说：“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8年8月24日］西医向中医学，有什么前提呢？他说：“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毛泽东年谱（第二卷）· 1954年6月5日》］毛泽东接着又说：“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毛泽东年谱（第二卷）· 1954年7月9日》］实际上毛泽东是强调创中国新医学要中西医共同努力；特别是西医要学中医，用现代科学知识去整理和提高；而学中医首先是要尊重自己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
5） 发展中国新医学的具体措施：毛泽东不仅提出了设想，还落实了措施。“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七十至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〇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1958年10月11日］在20世纪后半段出现的一些极有苗头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例如沈自尹院士发现中医“肾阳虚”主要发病环节在下丘脑。笔者老伴也是当年“西学中”人员，从而有幸亲历了她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好不少西医未能治好的疾病。可惜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西学中”式微，而变成“中学西”。
6） 对针灸的评价：据记载，1955年毛泽东请针灸专家朱琏吃饭时曾说：“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毛泽东年谱（第二卷· 1955年4月15日》］这一点，笔者有切身体会。作为外科医生，对儿子、妻子和母亲的急性阑尾炎都没有选择开刀，而是用针灸治好的。尤其是91岁母亲阑尾炎穿孔导致弥漫性腹膜炎，在家用针灸，加上1/4常规用量的抗生素，9天便治愈，至96岁因心脏问题离世，阑尾炎从未再发。
7） 关注中国新医学的两个关键问题：笔者体会，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大方向，而且在创中国新医学的核心问题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例如说：“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又说：“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毛泽东年谱（第二卷）· 1955年4月15日》］实际上强调了中医整体观的重要，从而有助与西医重局部互补；强调了临床实践的重要，也有助弥补西医重实验研究的不足。因此，毛泽东是从哲学的视角来理解和指导中医发展的。
（2） 钱学森的论述
1） 对中医的总评价：作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对人体科学也有很深的研究。和毛泽东一样，对中医同样给予很高的评价。钱学森说：“传统医学是个珍宝，因为它是几千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分量很重。更重要的是：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钱学森书信选（上卷）·1985年9月23日致祝世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他又说：“中医包含着科学真理，非常宝贵的科学真理。”［《钱学森书信选（上卷）·1984年5月16日致李印生》，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https://www.daowen.com)
2） 对中医特点的论述：钱学森有如下论述：“中医的特点在于从整体、从系统来看问题。”［《论人体科学》，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钱学森书信选（上卷）·1985年9月23日致祝世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又说：“中医理论就是把几千年的临床经验用阴阳五行干支的框架来整理成唯象学理论。”［《钱学森书信选（上卷）·1988年11月4日致邹伟俊》，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又说：“中医理论托附于阴阳五行干支的思维框架，已经是辩证的了，比经典西医学强。”［《钱学森书信选（上卷）·1988年11月21日致刘静和》，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中医理论中的阴阳说和五行说，中医理论的脏腑论和经络学说，中医理论的六淫、七情，中医讲究辨证论治，这些都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以及人和环境、人和工作的整体观。应该说，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论人体科学》，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经络是我们中医理论中基础性的东西，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十二经络不能代表两个系统，是一个功能系统。”［《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人民出版社，1996］
3） 对中医科学性的评论：钱学森说：“系统的理论是现代科学理论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医理论又恰恰与系统科学完全融合在一起。”［《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人民出版社，1996］
4） 对中医的定性：钱学森说：“中医理论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钱学森书信选（上卷）·1983年3月17日致黄建平》，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他又说：“我认为中医理论很像自然哲学。其中包含着人类智慧的珍宝。人体科学很需要这部分珍宝，要加以整理、提高，而绝不能丢掉。”［《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纵横观》，人民出版社，1996］
5） 对中国新医学的期望：钱学森说：“从人体科学的观点，中医有许多比西医学高明的地方，但将来的医学一定是集中医、西医各民族医学于一炉的新医学。”［《钱学森书信选（上卷）·1990年12月11日致徐振林》，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和毛泽东的相同。他又说：“医学的前途是中医现代化，而不在什么其他途径。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论人体科学》，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笔者写这本册子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华哲学思维有助现代医学的提高和创建我国新医学，而中医是中华哲学思维孕育下产生的。这和钱学森所说“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是一致的。
6） 关于创中国新医学的关键：钱学森的论述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中医药研究要走人体科学的道路，也就是综合中医和西医等的成就，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医学、21世纪的医学。而综合要靠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钱学森书信选（上卷）·1990年6月15日致宋健》，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具体来说：“中医这个宝库似只有用现代科学技术打开后，才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而这项工作又必须建立在对中医理论的正确理解。”［《钱学森书信选（上卷）·1987年4月18日致徐宝源》，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这里钱学森强调了创建中国新医学的关键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以及“对中医理论的正确理解”。他又说：“我们要从机械唯物论的西医走到辩证唯物论的新医学，这是人体科学的任务。”［《钱学森书信选（下卷）·1996年6月16日致陶先刚》，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这是钱学森从哲学角度展望中国新医学，并指出中国新医学与西医在哲学层面的区别。
7） 关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既然创建中国新医学的关键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对此应如何理解呢？钱学森说：“请注意在复杂巨系统前面的‘开放的’这三个字。开放是说人体这一复杂巨系统是与其周围环境有不断交往的：小的是呼吸、饮食、排便，还有声光信息的受与发；大一点如人生活的环境既对人有影响，而环境又不断受人的影响与改造；再大一点的就是阳光、空间磁场、宇宙线对人体的作用。所以人体是对小到生活周围，大到宇宙，都有交往，都是开放的。这一观点，笔者称之为人天观。把人放在主动地位，不是我国古代的‘天人观’。”［《钱学森书信选（下卷）·1995年1月26日致邹伟俊》，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他还指出：“既然人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我们研究人体科学，就要应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这是一个根本的观点和方法论。”［对人体科学研究的几点认识.《中国人体科学》，1991，1（2）：53］
从中华哲学思维的角度，“阴阳互存”和“阴阳互变”，“人”与“天（宇宙）”既共存于一个统一体，又可相互影响。钱学森将“天人观”改为“人天观”，将“人”放在主位，强化了人在“天人相应”中的责任和能动性。笔者以为这在当前特别重要，宇宙对人体的影响，人处于被动地位，似难有作为；而“人天观”则人处于主动地位，就应思考如何主动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例如控制工业化的过度，控制塑料应用的过度，控制对微生物追杀的过度，控制脱缰的科学研究，等等。所谓“脱缰的科学研究”，就如“核聚变”研究，一旦被资本或政治绑架，就变成为害人类的凶手。几十年来，甲状腺癌增长了5倍，这和过多的核弹试验所释放的辐射污染不无联系。
这里钱学森阐明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含义，这和前面提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伊·普里戈金所说“我们不仅习惯于把问题分成许多细部，我们还常常用一种有用的技法把这些细部的每一个从其周围环境孤立出来。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与宇宙其余部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不去过问了”，两者异曲同工；钱学森还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而这些正是现代医学所欠思考的方面。
刚好笔者又看到王庆其、姜青松主编的《三才思想——人与天地相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书中说：“天地人‘三才’的‘天人关系’就是我们谁也不可能离开的基本哲学问题。”“三才思想的本质就是研究天、地、人的相互关系。”又说“三才的相互关系是‘和’”，如同老子所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不是无条件的“和”，而是阴阳交冲达到新的和谐。笔者以为，这说明中医整体观是从天地人的广度看问题，和谐是三者关系的核心，而达到和谐是阴阳互变的结果。为此，这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体现，早已有之，而我们往往将之遗忘。
8） 使中医理论通俗化才便于推进：钱学森认为：“中医理论讲阴阳五行，令人望而生畏！”怕封建迷信，“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搞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除去中医理论中的糟粕，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表述。”当前需要将深奥的中医理论通俗化，让大家懂，而不会误认为是迷信。他还举了这个例子：“为什么一定要讲‘子午流注’，不直说‘人体昼夜节律’？”［《钱学森书信选（上卷）·1984年6月2日致黄建平》，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读到这里，连笔者都有深刻的感触。一位不是医者的科学大家，对祖国遗产如此重视，进行了如此深入的研究，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具体的研究方向，作为医者深感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