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医和中医的现状

3　我国西医和中医的现状

笔者作为西医外科医生，从医六十余年，应该说对西医有一定认识，对中医则只能说略有所知。然而隔行如隔山，加上西医分科越分越细，难以对整个西医学作出全面的评述，只能讲点个人粗浅的看法供读者参考。

（1） 我国西医的现状

1） 笔者评述西医的背景：笔者是肿瘤外科医生，照理也难以对西医进行宏观的评述，但由于笔者还有一些背景，所以大胆提一些个人看法。① 20世纪50年代末，笔者花了6年时间，在广泛浏览的基础上，写了一本30万字的《发展中的现代医学》科普书（后被搁置，见下页图），所以对整个医学的古今中外略有所知。② 作为外科医生，曾从事血管外科，然后又进入肿瘤临床，期间又曾参与一些中医研究，接触面略广。③ 从事癌症临床与研究半个世纪，曾承担多项国家重点攻关课题研究；曾主编三版《现代肿瘤学》，跨度20年；曾培养近80位研究生；对医学的科研发展与方向有所了解。④ 有幸当过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对医学发展也有过思考。

2）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西医得到快速发展：笔者1954年自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毕业后，进入附属中山医院外科，那时医院只有300张病床，而现在已发展至2 000张，其中笔者所在的肝癌研究所便有300多张病床。上述20世纪50年代末所以写《发展中的现代医学》，是因为看到医学的快速发展。1964年送到出版社，不巧因“文革”被搁置。15年后出版社要笔者更新，然而医学发展太快，已无力重新涉猎这样广的领域，书稿便搁置至今。如果现在再拿出来看，除医学史外，几乎需要全部重写，因为医学正呈井喷式的发展。

从医六十余年，对我国西医的发展印象深刻，无论基础与临床，与西方医学的差距越来越小。我国医学上的突出成就也不少，控制了多种烈性传染病；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制及广泛应用，世界卫生组织曾宣布中国为无脊髓灰质炎状态；控制了麻风病；断肢再植；臂丛神经修复；笔者也亲历了肝癌的早诊早治；等等。我国医学的快速进步，也体现在国际顶尖杂志上我国的话语权已明显提高，特别是抗击新冠肺炎期间，不断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自然》《科学》《柳叶刀》等世界顶尖杂志，看到我国学者的文章。笔者的研究生，也都言必称分子生物学，追求在SCI杂志发表文章。临床医学基本上也应用了世界最先进的药械与技术，一次到新疆，看到那里的医院也都设备完善。临床有些方面，我国病人多，经验丰富，疗效甚至超过国外水平。国内常诉“看病难”，而笔者在美国的舍妹，患中晚期卵巢癌，约请专科医生门诊和等待影像医学检查，竟等了4个月而失去手术的时机。所以笔者有时建议在国外的亲友回国诊疗。前文“1. 现代医学的主要进展”（见本书第128～136页），在我国也到处可见，不再重复。

3） 我国西医也存在若干值得思考的问题：① 最重要的是前文“3. 现代医学仍面临的问题及思考”（见本书第138～143页）也基本都有。如聚焦具体医学问题多，关注顺应自然大局少；重硬件轻软件，重局部轻整体，重微观轻宏观，重精准轻模糊，重对抗轻非对抗，重侵入轻非侵入，重消灭轻改造，重高精尖新轻多快好省，从而进一步使医学成为对人体机器的精细修理，而人性化式微。② 我国原始创新较少，仍然处于“紧跟”态势，体现在诊疗规范中我国的贡献度仍小。③ 过度诊疗，比国外有过之而无不及。普通的伤风感冒，医院也常给予抗生素“吊针”，基层医院更甚；过多无关的化验，过多的影像医学检查，比比皆是。④ 以数量取胜仍占上风，管理部门也常以手术数量作为不同医院的评价；医院也以为越大越好，上万张病床者有之，而创新特色却不明显。⑤ 研究工作脱离我国临床需求，仍然是需要关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新党章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最新的材料显示，我国还有6亿人口月收入只有千元。但“重高精尖新”“轻多快好省”的研究仍占上风。专注分子靶向治疗，连发达国家也感到难以承受的高医疗费，在我国仍处于紧跟的态势。从抗击新冠肺炎来看，既要抓紧研究“高精尖新”的抗病毒药物和疫苗；但也不能等待，而需重视检测、追踪、隔离、戴口罩、中医介入、全民参与等“多快好省”的措施。⑥ 在思维上，对国外的进展，紧跟的多，质疑的少，从而难以超越。中共十九大党章指出：“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我国医学上如何形成“中国特色”，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尤其是需要从中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

（2） 我国中医的现状

1） 笔者对中医粗浅认识的由来：笔者之所以敢于对我国中医现状提出一些粗浅认识，是因为笔者对中医略有所知，这在拙著《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中已有较详细记载，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① 笔者老伴是“西学中”，半个世纪看到她治好不少西医未能治好的疾病。一位法国妇女患神经系统疾病，在法国巴黎靠化疗和激素度日，生活已不能自理，笔者老伴参阅古籍，用中药辨证论治，一年后病人恢复正常生活并怀孕生女。老伴由于采用中西医结合办法，治疗顽固性腹水小有名气，三十出头便破格入选为给某高干治病的三专家中最年轻的专家。② 20世纪50年代末，笔者曾响应号召，参与针灸治疗急性阑尾炎的研究（前文本书第84～85页）；在担任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组秘书期间，通过学习《黄帝内经》，撰写了《学习内经后对“经络现象”的初步认识》，认为人体的内脏和各种功能，分别与外周12个区域（经络）（包括皮肤、肌肉、血管、神经等）有特定联系，这些联系和现代医学的节段分布不完全一致，从而为生理和病理提供了新线索，并有助疾病诊治，后来又曾三读《黄帝内经》。③ 作为西医外科医生的笔者，亲历多位亲人患了需手术治疗的疾病，而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免除了手术。包括儿子、妻子的急性阑尾炎和母亲的阑尾炎穿孔致弥漫性腹膜炎，妻子的坏死性胰腺炎，家兄需气管切开的肺炎，亲家公需做血管手术的颈动脉狭窄等。④ 笔者20世纪60年代进入癌症临床之初，便已发现肝癌病人在西医用化疗“攻”的同时，再加中医“攻”，病人死亡更快；而在西医“攻”的同时，用中医“补”，则延长病人生存期。提示中西医结合不等于中西医并用，而需要整体思考。⑤ 2008年起笔者的研究生曾进行5味中药小复方“松友饮”的实验性癌症研究，发现其作用覆盖了改善缺氧、改善炎症、提高免疫和促进分化诱导（改邪归正）等。提示较长时间应用，确有抑癌（不是杀癌）作用。⑥ 笔者虽未系统学中医，但和老伴相处半个多世纪，也偶尔给肝病病人开中药。甲胎蛋白“低浓度持续阳性（低持阳）”病人，通常多在1 ～ 2年内出现肝癌，一位这样的印尼病人，长期间断服用中药“逍遥散”加减，23年后虽仍为“低持阳”，但仍未见出现肝癌。这和半个世纪前日本报道小柴胡汤加减有助预防肝癌作用相似。从而感到中药可能有助肝病病人减少肝癌的发生，而且是符合中医“治未病”思维的。

2）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医也在不断发展：由于笔者老伴是“西学中”，同样体会到我国中医的巨大变化，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开启了“中西医结合”的新进程，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理论取得成果，如肾本质研究、方剂与证研究、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针刺麻醉研究等。笔者在《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中，也列举了亲历的应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成效。张伯礼院士主编的《百年中医史》中说：“中医药为我国人民防病治病、保健养生、经济发展、社会民生、文化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给世界人民的健康带去福音。中医药魅力无穷，跨越时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国内还是海外，人类已经得到其诸多恩泽。”可以说硕果累累，该书中总结了近年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笔者无力一一列述。屠呦呦青蒿素抗疟获诺贝尔奖，无疑是中药治病的标志性成果，但笔者以为中医核心理念可能更为宝贵。2003年抗击“非典”（SARS）和近两年新冠肺炎流行，中医药的作用明显可见。尤其是在西医一时还没有针对病毒的特效疗法和疫苗前，中医从调控机体的角度，提高了疗效。

3） 我国中医现状也有使笔者不解之处：① 笔者以为，中西医结合可以“西学中”和“中学西”双向而行，但关键是“西学中”。而一个时期以来，“中学西”却成为主流，偶见曾在中医医院看过病的病人，其接受化验和影像医学检查的项目，比在西医医院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医的“康复医疗”，西医的理疗设备大有喧宾夺主之势。笔者偶尔介绍病人去看中医，不料首先不是“望闻问切”，而是要病人出示化验单和CT报告。② 笔者“西学中”的老伴，过去跟随上海名中医（如裘沛然、张耀卿、黄文东、张伯臾等）开的处方，药味多在10味左右，据说经方只有4味药。而笔者临床上每看到有几十味中药的大处方，字里行间，反映了受到西医思维的影响而导致的中药西用。如所谓对付癌症的方子，几乎包括了多数所谓“抗癌”的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中药，而淡化了中医理论中“辨证论治”的身影。③ 早年笔者曾参与研究基金评审，看到中医也有目的不明确而盲目套用“基因组”“蛋白质组”的研究项目。④ 中医发展历史中，随意说得出如：《黄帝内经》，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华佗的麻沸散与外科，晋代王叔和的《脉经》，唐代药王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宋代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张介宾《类经》，清代叶天士《温热论》，等等；而近代疾病谱已发生很大变化，慢性全身性疾病成为主流，中医的标志性的发展也需要凝练。⑤ 中医的现代科学研究似偏向于中药西药化、中医西医化多；而传统中医理论（如四诊八纲、经络藏象等）的科学研究虽有良好开端，但持之以恒和系统化研究似较少。

笔者高兴看到，在新冠肺炎抗疫报章中，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强调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中医药。笔者欣赏《光明日报》2020年3月15日这段表述：“传统文化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才能有持续的生命力。”从中华哲学的角度，事物是永不停息的在“变”，中医也不例外，需要跟进疾病谱的变更，通过实践，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另外《文汇报》2020年3月17日的一篇报道，强调中医精髓植根于实践，植根于中国文化，“如果疏远于临证，疏远于传统中医基础理论……路会越走越窄。”笔者体会，所以要坚守“临证”，提示中医看病还是要发挥望闻问切的作用，不能只看化验报告；所以要坚守中医基础理论，是因为中医基础理论正是中华哲学思维在我国医学上的体现，离开了这个根本，中医将不再是中医。疗效是硬道理，中医药之所以能走向世界，首先靠的是疗效。当前我国疾病谱已明显改变，慢性、全身性、难治的复杂疾病增多，这是中医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机遇。相信在提高疗效基础上，将凝练出新的理论，使中医在中国文化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不久前笔者又看到尚力和张苇航主编的《变易思想─生生之道》，书中最后有这样一句话：“返本开新，创新转化，创立一个整体观和还原论统一的，体现中国智慧的新医学，这是未来的历史任务。”

4） 由中医现状到对中华哲学的反思：按中华哲学一分为二的观点，我们对西方哲学科学的分析，也可用来对中华哲学作相应的分析。如前所说，中华哲学直接产生于五千年中华文明之中，前两千年是古哲学的产生期，其后的千年是百家争鸣的发展期，并演变到儒道两家争雄的局面。而其后的两千年到现代，则是儒家独大的哲学成熟期。相较西方哲学的类似开放体系，中国哲学则近似一种封闭体系的学问，就是它给出了整个自然生成的结构（道生一、生二、生三及生万物）和变化的规律（“三变”），而不存在需要进一步被证实的假设。因而在这个体系中实践这个结构规律的需要是永恒的。虽然儒道两家都是从中国古哲学中发展起来的，但儒家对“变、易”的态度与道家的不同，加强了对“不变”的重视而忽视了对“变”的关注，可以说中华哲学逐渐演化为解决问题的实践哲学，因而对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医学中，人得病是由于自然的影响而“失衡”，这种“失衡”又可通过人的表象得以证实，而通过基于自然规律的医理来纠正失衡就是中医的治疗理念。所以通过实践经验来寻找并发展“复衡”的手段是中医两千年来走过的路。但在这个封闭体系中，加上近代中国哲学对“不变”的强调，造成中医思维的实践有余而探索不足。因而从《黄帝内经》之后中医虽然在对“失衡”的治疗手段上有长足的进步，但对“失衡”的原因（六淫七邪）、“失衡”的验证（望闻问切）以及“复衡”的机制（辨证论治）反而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发展。由于没有统一的理论发展，使中医在诊治中可能出现一病多辨及一病多方，模糊有余而精准不足，疗效也常偶然多于必然的情况，中医各流派各自为营，难以交融。应该说在西方工业革命前，中国的技术水平是优于西方的，如中医的诊治方法和治疗手段，如“四大发明”和同时期的造船技术等，但同时也缺乏推动技术向科学发展的动力，因而没能像西方那样，技术能与哲学结合而产生近代科学。

为此，如何从中华哲学中汲取新的生命力，并融合西方现代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如毛泽东与钱学森的论述那样，发展出中国的新医学，是中国医学科学工作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