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盛江教授的《空海〈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文化交流》对汉字写本学的启示
王晓平
若要举出近世以前中日文化交流里程碑式的著述，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说出《唐大和上东征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好几部，然而要列举文学学术交流的著述时，则唯有空海的《文镜秘府论》一部而已。让我们放开眼界，看一下那时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全局，可以纳入文学学术交流专门著述者，不论从博的角度，还是从专的角度，空海此书不仅是首屈一指，而且几乎可以堪称唯一。
卢盛江教授的《空海〈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文化交流》(以下简称《交流》)一书，聚焦于《文镜秘府论》(以下简称《秘府论》)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是研究中日文学学术交流的好书，不仅如此，其研究实践，也构成了20世纪中日文学学术交流的一个标杆。
《交流》以《秘府论》的古抄本为最基础的研究资料，而又广泛采用考证、理论研究和注释结合起来的方法，也为汉文写本学的整理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本，为汉文写本学的垦拓做了有益的探索。
《交流》与中日文学学术交流研究
《交流》一书，不论是从中国唐代文学研究来说，还是从日本平安时代文化文学研究来说，都是具有开创性的著述，从这两方面解读都会收获颇丰。较之作者以往的《秘府论》系列来说，本书又提出不少新见。由这两个领域的学人来评价此书，或许会各有侧重，但我相信，说卢盛江是一位实证派、实干派和实力派的学者，两方面都会赞同。
20世纪90年代，卢盛江就出版了一批古代文学研究著述，它们包括《闲话真假三国》(1993)、《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1994)、《古代文学与思想文化论稿》(1998年)、《魏晋玄学与中国文学》(2002年)等，译著有《唐宋诗文的艺术世界》(中华书局)等。而最能体现他的学术成就与独创性的，则是他的《秘府论》系列。这一系列，也是他实证、实干、实力作风的最好证明。
这一系列包括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四卷本《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以下简称《汇校汇考》)、201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文镜秘府论研究》(以下简称《研究》)、200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的《空海与文镜秘府论》，以及纳入“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的《交流》。《汇校汇考》先获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修订本再获凤凰网、岳麓书院主办“第二届华人国学大典奖”，《研究》获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这些著作之所以得到学界的公认，主要是因为学者们看到了其对唐代文论研究的极具意义的拓展，这些我们姑且不论，仅对其在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中的实证、实干、实力说一点看法。
先说实证派。2019年4月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的《从煤矿工人到大学教授——我的回忆》，谈到在感到“几乎所有的路都被人家走过了”的时候，想到了古抄本:
多年来，读硕，读博，习惯告诉我，遇到问题，一定要从第一手材料出发。对，一手材料!一手材料是什么？是古抄本。其他材料国内或者可以看到，但古抄本藏于日本。对，从古抄本入手!小西甚一的著作列出了许多种古抄本。最早是平安时代，在京都的，有高山寺本。对，去看高山寺本!
从一百多年以前，便有一些中国学者关注到日本写本，即所谓古抄本研究的价值，然而像卢盛江这样有机会、有能力数年咬定一种写本一啃到底的学者毕竟不多。卢盛江不仅从中“啃”出了文献的滋味，而且从中感受到了一种“融入”精神的魅力。
卢盛江对空海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强调其对中国文化的“融入”，让我们看到域外汉籍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他说:
对于一般有着封闭心理的国度来说，对异域文化往往有一种疏远之感，隔阂之感。但是当时日本似乎不是这样。不但丝毫没有自我封闭，没有疏远隔阂之感，而且完全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在维护国家独立平等的前提下，可以完全开放地吸收外来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把自己融入到对方文化之中，或者说把对方文化完全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之中。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也是其中一个例子。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想过全盘汉化的问题，也因此，空海在编撰《文镜秘府论》时，可能根本没有考虑过身份问题，他并不在意这一点，并不在意完全以一个中国学人的意识来阐释中国文化。
在一定前提下这种“融入”对于理解域外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卢盛江同时指出，《秘府论》的编撰宗旨是为解决日本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按照某些人的思维定式来说，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他们或许认为“融入”必然会丧失自我，会失去自信，会被他人牵着鼻子走。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内外之别”才是第一位的。这种意识带来的封闭性，恰恰是自信不足的表现，害怕“融入”之后爬不出来。同时，也就成为对域外文化浅尝辄止的堂而皇之的借口。在“内外之别”之外，还应该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文精神的追求。
空海当时“融入”的，是相对于本土文化发展较早较快较为丰富的唐文化，以追求更高文化的目标来施行这种“融入”似乎不难找到动力。那么，与此相反，或者两者文化落差很小的情况，是否还有“融入”的必要呢？这关系到对“融入”本质的看法。从追求对他者文化真知、真解的角度，这种“融入”的必要性是不因两者文化关系的变转而减少的。为了增进对他者文化的了解和理解，至少应该有一些人，肯于“融入”、敢于“融入”、善于“融入”，才会有效地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文化歧视、文化隔绝、文化封闭的思维，“唯我独优”的思维，是与这种“融入”精神相左的。卢盛江将这种“融入”，视为“一种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的现象”“一种对待异域文化的态度”。他说:
这种态度，看起来是融入到对方文化之中，看起来好像要失去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某些东西、某些特点，而其实，融入的结果，是把对方文化吸收进来，最终变为自己的文化，最终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建立了属于自己民族自己国度的文化。日本文化不就是这样开放地吸收外来文化而最终建立发展了自己民族文化，确立了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吗？这一点，即使今天，不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吗？
正确的“融入”不会失去自我，却会有益于文化健康，然而光有“融入”也是不够的，还需要“跳出”。一种民族文化发展的不同时期与阶段，同一时期与阶段的不同层面，往往会呈现丰富、复杂而多变乃至相互矛盾、冲突与抵触的现象，终究很难用简单的术语、概念与标签覆盖，何况两种处于变动中的文化，其间的关系就更难一眼看透、一语说尽。当我们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的时候，从语言到习惯，从浅层到深层，所遭遇到的冲击与焦虑便是不容回避的。虽然空海并没有将他的这些感受写下来留给我们，但他从海岛到长安，再从长安到高野山的经历，其巨大的文化反差带给他的不适与相适、痛苦与快乐交织的感受，必然是深切的。在他的《性灵集》《三教指归》等著述中，就凝聚了这些感受，而在《秘府论》《隶篆万象名义》的著述中，其实也投射着这种感受。只不过他并没有直接、正面地描述它们而已。只把它们当作自己行动的背景，而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文化的理解与钻研之中。其钻研的对象，或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于日本当下文化有特别意义的，一类则是粗看与日本文化并无立竿见影之效的内容。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努力成果不仅于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后来的人们也大有好处。
实证，体现在卢盛江对《秘府论》的第一手材料——古写本的搜集、挖掘与利用上。本书可以分成三大部分。第一章至第六章，是对《秘府论》编撰、流传及谱系的研究，是作者迄今研究的深化，特别系统集中回答了《文笔眼心抄》是否为伪书的问题。这一部分对于空海此著的中国意识和日本意识的论述尤为精彩，体现了卢盛江教授对包括版本考证在内的造诣。在论述《九意》作者问题时，有关“土马”的深入考证，是发人所未发的一个典型。
第二部分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全面考证了空海带回而中国散佚的，以及空海引证而与中国传本不同的书籍的内容、学术价值。包括刘善经《四声指归》、上官仪《笔札华梁》《文笔式》、王昌龄《诗格》、皎然《诗议》、崔融《唐朝新定诗格》、元竞《诗髓脑》及《古今诗人秀句序》。这些书资料分散，前人尚未清点，而卢盛江教授依据《文镜秘府论》及相关资料爬梳剔抉、刮垢磨光、钩玄提要，使原本被历史尘埃埋没的古籍重现光彩。
第三部分是第十二章，是《秘府论》诗学日本化研究，梳理了《秘府论》对日本汉诗学、歌学与韵学的影响，虽从篇幅上所占比率不多，却也是作者用力颇多的部分，与中日文化交流、文学交流研究关系极为密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利用日本古抄本对中国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学者不少，但囿于条件，紧紧抓住一种文献，长期坚持，反复阐释这些材料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给以系统的专门研究的却并不多，而能将其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更新的高度者，则更少一些。实证，使卢盛江的《秘府论》研究能够步步推进，有了扩展的方向。
实干，体现在卢盛江有关《文镜秘府论》的独立性工作上。卢盛江在书中对空海的中国意识和日本意识的分析清晰精要。他指出，空海完全像是一个中国学人，在那里编撰着中国的诗文论著作，展示着他深厚的汉文学修养。同时也体现空海的日本意识。为解决日本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一方面，编入内容主要是实用性比较强，比较直接地对写作实践起指导作用、范式作用的内容；另一方面，为便于日本学子学习写作，对编入的实用性强的范式都加以整理，条理化，化繁为简。
与此相似的是，卢盛江读《文镜秘府论》的研究，也可以说有鲜明的跨文化意识。《文镜秘府论》这样用汉语写成而又以唐代文献为基本材料的著述，其日本式的政教意识、文学意识当中，中国性易明而日本性难辨，卢盛江努力透过汉语的表层，去发掘其中幽眇的日本意识，发现其中那些日本学人希望找到却尚未找到的日本人的独创性，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又将目光紧紧聚集于那些中国散佚或与中国传本相异的书籍上，目的是为我国的唐诗研究补苴罅漏，另辟蹊径。
实力，体现在文献学实力、诗学实力和语言实力上。在卢盛江之前，日本历代已有的相关研究自不待言，在中国已有王利器的校注，日本小西甚一、兴膳宏等的研究更享有盛誉，作为中国学者要想超越存在很多困难。即便在日本学者与僧侣的帮助下获得了新材料，能否惠眼看出其价值，并给以崭新的解读，也全凭学者个人的学术造诣。卢盛江一步一步，对全文逐字深究的功力，在四大本的《汇校汇考》中已展现充分，其诗学研究的功力则集中呈现在收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研究》中。有了这样两部专著，作者的困难则变成了如何超越自我。《交流》很好回答了读者的期待，作者也应该为自己向前跨了一大步而感到欣慰。
作者的语言功力，不论在他为一般读者写的《空海与〈文镜秘府论〉》一书，还是以校勘考证为主的文献整理著述中，都无晦涩之感。即便让看来枯燥的韵学考证，也没有常见的“学报体”腔调，以带着读者漫游胜境似的笔调，娓娓道来。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由于作者对于那些看似条条的诗病之说、诗韵之则，早已烂熟于心，知同明异，不需繁复的引用与艰涩的说解便能说个清清楚楚。读着他讲诗病、诗韵的文字，仿佛看到山峰上的一位攀登者在讲述他看到的脚下城市楼阁，一切攀登的辛劳是都已成为过去，听者只需分享他轻松描述就好。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能够获得日本学者和寺院僧侣的真诚帮助，从而找到、发现并获得有益的新资料，这也是作者对待学术的真诚与实力感动对方的结果。作者本身的工作，就是20世纪中日文学学术交流的一部分。跨文化研究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面对着不同的文化，要想跨越不同、寻找相同，就需要对陌生的他者文化“进得深”，而又能回到本土文化的需要，做到“出得快”，面对着本土学人，还能做到“说得出”，是很不容易的。卢盛江在这三方面都显示了综合实力，也由于他赶上了一个文化开放的时期，赶上了中日学术交流外部障碍较少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生活过的人，读到卢盛江的著述，或许也能更多感受到书中时代氛围的烙印。
《交流》对汉字写本学研究的贡献
《交流》的成就，是日本汉文古写本学术价值极好的证明。卢盛江这样描述他在万籁俱寂的高山寺阅经室本夜读《秘府论》写本时的心情，他“仿佛回到一千多年前，那海上波涛，空海入唐的一幕一幕”:
突然!突然的惊异把我从宁静中拉回。错了!我一字一字对勘，带去的王利器校注本居然漏了四句话!我睁大眼睛，反复对勘，前前后后，看了一遍又一遍。不错，白底黑字，是漏了。不是四个字，而是四句话，整整四句话!
作为校勘，漏了四句话，是不可思议的。好一阵惊异，也好一阵兴奋。有一处错，就有两处错。果然，又发现一处，再发现一处。虽然是小误，但毕竟有误。小西甚一的本子也有误，有漏收，也有误收。
他还这样描述他在醍醐寺发现一种新抄本时的情景:
更大惊喜还在后面。从目录，我一眼就看到，是四种本子!我清楚地知道，小西甚一只见过三种本子，他称之为醍醐寺甲本、乙本、丙本。而眼前是四种本子，虽然只是目录，但明明白白是四种本子!
就是说，新发现一种古抄本!仲田先生告诉我，醍醐寺还有很多经藏本有待清理。这个新的本子，显然是近年从经藏库里刚刚清理出来的。对于《文镜秘府论》研究来说，它的意义，恐怕不亚于敦煌藏经洞新发现一卷藏经!我没有作声，但心中的喜悦却按捺不住。
一个意外的收获!
《交流》对写本文字的精读细读，也值得写本研究者借鉴。如在论述元竞对属论的部分，谈到“第十七侧对”引元竞的一段话，说:“以前八种切对。时人把笔缀文者多矣，而莫能识其径路。于公义藏之于箧笥，不可示于非才，深秘之，深秘之。”文中的“于公义”，或以为指中唐人于公异，或以为“公”是“八”字之讹。卢盛江指出，初唐的元竞绝不可能论及中唐之人，而“公”字之说，“八”字下部之“厶”则难以解释，因而提出，“于公”本不是人名，“公”字或为“今”字形讹。当训为“于今义藏之箧笥”。此说远胜他说。“公”“今”在日本古写本中多相乱之例。
探讨《文镜秘府论》的修订过程，舍古抄本则无从下手。卢盛江对于空海修订时使用的特有格式与标记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在深入阅读的基础上给予总结和归纳，为准确无误地辨明空海修订时刻的斟酌、思考和落笔的环节，也为如是理解古写本的原貌清路除障，避免以今人思维对古写本的一笔一画做无根据的猜想。有关删改符号，便列举了颠倒符号、清除删节符号、补入符号等数种，这些都为解读同时期日本汉文写本提供了参照，也为解明其与敦煌写本为中心的唐代前后写本的关系，提供了例证。
在《汇校汇考》一书的前言中，卢盛江便已指出:“从日本文化史、文学史的角度看，《文镜秘府论》成为日本汉诗学的第一部著作，它奠定了日本汉诗学的基础，而它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不仅在汉诗学，还在悉昙学、日本歌学。”在《研究》一书中的第十一章《〈文镜秘府论〉诗学日本化研究》已从其与日本汉诗学、日本歌学、日本韵学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本书对于《秘府论》诗学日本化的研究，是探讨《秘府论》与中日文化交流的重点之一，已经深入到多个领域，可谓广泛。不过，这一课题也并非业已无事可为。《交流》打开了我们的思路，让我们想到很多问题。《秘府论》中对诗歌病理分析，首先给了空海本人一双文化医师的眼睛。在《敕赐屏风书了即献表》中，他把“诗病”之说转用到书法之中，说:“或曰笔论、笔经，譬如诗家之格律。诗有调声避病之制，书亦有除病会理之道。诗人不解声病，谁编诗什，书者不明病理，何预书评？又作诗者，以学古体为妙，不以写古诗为能，书亦以拟古为善，不以似古意为善。所以振古能书，百家体别，蔡雍大笑，钟繇深叹，良有以也。”这说明，空海是在借用诗病之说，建立书病之说。这与唐代书论有何关系？与空海书法有无关系？都是我们很想知道的。同时，诗病之说如何影响空海本人的诗文写作与批评，或许也可以从现存文献与古抄本中找到某些线索。《交流》的出现使这些问题变得格外有趣起来，令后来的研究者为之着迷。
“空海写本群”古写本与汉文写本学
空海是其所处时代具有跨文化视野的大文豪，井上哲次郎称他是“我思想界的伟人”，其诗文书法均堪称顶级，在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尤其可贵的是与他相关的古抄本群，是汉文古写本的瑰宝。有关这一写本群引起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除了《秘府论》的多种古抄本外，空海编《隶篆万象名义》，已有中华书局影印本，还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尚有收于《弘法大师真迹全集》的《风信帖》《灌顶记》《聋瞽指归》《综艺种智院式》写本等，以及后世学者所撰写的《秘府论》注释书写本。运用敦煌写本研究的经验，重新解读这些写本，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在这一工作中，卢盛江做了“排头兵”。
收入《从五位下行大内记兼越中权守纪朝臣齐名解申，进申文事·辨申文章博士大江朝臣匡衡，愁申学生同时栋省试所献诗，病累瑕瑾状》一文的第一条“病累”，不仅涉及《秘府论》中引用的唐人有关诗兵的书，而且也涉及空海带回日本的书，是解析《秘府论》有中日诗学交流，兹摘录如下，以供纵深解读:
件诗云:寰中唯守礼，海外都无怨。
案:“外”与“怨”同去声，是蜂腰病也。《诗髓脑》云:“蜂腰者，每句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是也。如古诗云:“闻君爱我甘，窃独自雕饰。”“君”与“甘”同平声，“独” 与“饰”同入声是也。元竞曰:“‘君’与‘甘’非为病， ‘独’与‘饰’是病。所以然者，如第二字与第五字同上去入，皆是病，平声非为病也。此病轻于上尾，鹤膝均是平头，重于四病。”《文章仪式》云:“蜂腰每句第二字，与第五字同音也。不得然者，件时栋诗，已犯此病，因兹评定之场，不能选上。
爰匡衡陈云:“蜂腰上句可避之，下句不可避之。《髓脑》云:‘病均于平头。’平头近年不避之病也。然则准之平头，不可避者。”
齐名云:“八病之中，必可避者平头、上尾、鹤膝、蜂腰等四病也。犯平头者，或优之，或不优之。上尾、鹤膝、蜂腰，必避之，就中《髓脑》置每句之文，所为证诗，下句以‘独’与‘饰’为病，何更以均于平头之文，背试场之恒例，理不可避矣。”
匡衡陈云:“《文笔式》无每句之文，又听古乐试诗.都良香犯此病及第，依此等例，不可避者。”
齐名答云:“《文笔式》无每句之文，则省略也。《诗髓脑》有每句之文，则覙缕也。《文笔式》诚虽省略，下句不可避之由，亦不见，若依无每句之文，只避第二字与第五字者，发句上句之外，不可避欤？加之《髓脑》《文章式》等，其意一同也。至于良香及第者，若文粹优名士欤？何以本朝随时之议，猥背唐家不易之文，披陈之旨，其理不明者。”
此文以下继续就诗句的对属继续讨论，恕不赘引。《江谈抄》中涉及诗歌的部分，绝大多数是对对属的鉴赏。有关平安时代汉诗中与《秘府论》以及空海携的书的关系，还有一些材料值得重新挖掘。这些材料时间跨越好几百年。虎关师炼(1278—1346)《异制庭训往来》首通:“若为诗赋之会者，不谙雅颂之六义，争知平仄之两声？又为和哥之会者，未暇联三十一之文字，何得悟四病八病之微旨？”在空海去世近五百年后，他的精神与事业仍然在延续。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讲，对属是汉语的特长，而无声调又非一字一音的日语却很难形成对属关系，所以平安时代的汉诗人不仅苦心孤诣地反复锤炼对属功夫，而且将其作为评诗、选诗最重要的标尺，甚至常常专注于对属，忽略了全篇。
《交流》一书涉及两国古代文献，而此书又是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为主要预想读者的，因而在处理有关引用等体例问题时，作者有明确的读者意识。不过，有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也还有可以探讨的余地。笔者的想法是，在涉及中国古籍引用的时候，完全采用中国规范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如果涉及日本古籍，似乎就当以“文从主人”为原则。特别是日本和歌，文字问题颇为复杂。其中使用的汉字，多保留隋唐汉字的面貌，而与今日中国的汉字规范字不尽相同。中国作者在引用时，以保存原貌为宜。如果将其转化为简化字，则颇不协调，有些还容易引起歧义。中国汉字与日本汉字有很长的交流历史，也已自成体系，学者对在历史研究著述中如何处理相关问题，至今尚未进行深入讨论，各行其是，相当混乱，尚未达成共识，需要共同探讨和摸索。
对于写本校勘，卢盛江的宗旨是，凡有独得之见，均尽力搜寻网罗，在此基础上，还需定夺从取，对于校勘中有争议的问题，则勘比各说，寻找根据，凡取一说，都经谨慎考虑，不盲从妄取，并尽力提出自己的看法。就《秘府论》整理而言，说《汇校汇考》所用本子最全，汇录校勘资料最多，实非过言。
作者的实力，特别体现在他的“独立的工作”上，即提出新解释、提出新问题，他“把考证、理论研究和注释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对于写本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先做专门考证，与此同时，尽量扩大视野和资料范围，从众多著作中寻找线索，对于很多问题都尽力给予新的解释和考说，没有解释而又应当解释的句和词尽力给出解释，已有解释的尽力给出新的解释或提出新的根据，需要找出典据的则找出典据。这些方法，对于其他日本汉文古写本研究来说，不仅是应该做到的，而且是可以做到的。
作为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研究的著述，《交流》不仅于中国唐诗研究有益，而且对于日本文化研究也有贡献。论著、学人、学术理念与学术体系，以及学术交流的操作，是包括文学学术交流在内的学术交流的四大要素，也是学术交流史的研究对象。论著是交流的载体，学人是交流的主体与核心，而先进性的学术理念与对路的交流行为则是交流施行的条件。优秀的直面问题的论著、持有独自自由、真挚宽容态度的学人、现代性的学术理念与自主自律的学术组织，以及符合不同文化交流规律的细节操作，都有可能催生出新的交流成果。作为交流推动者的学人，难免面对外界的压力与自身本领提升的压力，在这些方面，卢盛江都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回顾他的空海《秘府论》研究系列诞生的故事，让我们以更大的勇气去迎接未来的挑战:不论中日文化关系如何变幻，在两者之间永远需要坚忍不拔的架桥工——文化交流的实践者与研究者。
台湾学者吕正惠的一段话，印在卢盛江所著《从煤矿工人到大学教授——我的回忆》一书的封底，兹录于下:
中国人具有极佳的“品格”，在困难的时候非常能够吃苦，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只要客观条件有了改变，他们就能够把握时机，迅速往前发展。盛江生长于贫困的农家，又经过十年“文革”的波折，最后成为全国知名的教授，写出两本引人瞩目的学术大作，所凭借的就是这种中国人所具有的优秀品格。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