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萧条”与日本经济产业转型——读张玉来著《日本经济产业解析:改革、创新与演进》
徐 梅
随着2019年平成时代的落幕，如何认识平成日本经济，成为学术界广泛热议的话题。在媒体上，我们经常看到以“日本化”或“日本病”来形容一国经济的不景气。就连日本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也认为，相对于“创业”成为经济大国的昭和时代而言，日本平成时代则属于艰难地“守成”。在同年南开大学推出的“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19册著书中，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副教授撰写的《日本经济产业解析——改革、创新与演进》一书，对平成日本经济进行了深入阐释，其研究视角、解读方式以及核心观点颇具新意。
一、全新解读“平成萧条”
全书围绕“改革、创新与演进”这条主线，系统梳理了平成三十年日本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对似乎成为定论的“平成萧条”进行了独特的解读。作者并非要否定日本经济陷入结构性衰退的事实，而是强调日本恰恰因直面这种事实，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与创新，从而实现了经济产业的大规模转型，其突出特征是将触角延伸到海外，构建起深度国际化的日本经济。
对外投资引发“产业空洞化”之忧
张玉来指出，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只是推动日本制造业企业走向海外的重要一步，而平成三十年日本企业对外投资不断推高，这才是日本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关键时期。扩大海外投资，不仅推升了日本企业及产业竞争力，也带来了巨大的海外盈利，不过，它也曾引发日本政策当局的忧虑。该书第三章(产业空洞化与日本经济困局)分析了2011年“3·11”大地震之后，日企纷纷再次选择“离开日本”，日本政府担心国内经济因此而陷入“空心化”。
其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FDI)起步很早，伴随日本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战争赔偿(即所谓“赔偿外交”)就已开始。赔偿主要以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方式，如日本向缅甸先后提供21亿美元ODA，战争赔偿仅4000亿日元。ODA带动了企业投资，1965—1977年，日本企业对东南亚累计投资达44. 6亿美元。此后，在“福田主义”旗帜下，日企不断扩大对东南亚及四小龙(NIES)的投资，截至1994年，累计投资超过751亿美元。
第二轮对外投资热潮起始于“广场协议”。此时，对外投资的核心目标就是避免与美国、西欧之间的贸易摩擦、缓解日元大幅升值的压力。以制造业为代表，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产能。到90年代末期，其海外生产比率从5%迅速突破10%。
第三轮投资则以对华投资为特征，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日企掀起对华投资热，抓住“中国机遇”。金融危机之前，日本制造业海外生产比率逼近20%，危机一度对日本FDI造成打击，但2011年“3·11”大地震再次引发日企新的对外投资热潮。2018年，日本制造业海外生产比率已升至25. 4%，意味着日本产能的1/4转移到国外。
面对海外投资不断扩大趋势，日本政府曾担心国内“产业空洞化”。1986年，日本政府便发出预警:“空洞化将导致制造业丧失竞争力……国内仅剩服务业将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经济企划厅《昭和59年度世界经济白皮书》)。对此，学界也给予高度关注，如伊藤元重在《国际经济入门》(1989)中分析“产业空洞化”问题，他认为“生产据点向海外转移将会导致国内就业减少，技术开发力量不断降低”；小岛清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分析》(1989)中也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将给经济主体带来冲击”。
尽管如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日本政府其实也无法阻止民间企业迈向海外市场，似乎只能警报长鸣。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又从“三个关系”视角分析“产业空洞化”的风险，即海外生产替代国内生产(企业与海外市场关系)、进口替代国内生产(企业与国内市场关系)、制造业占比缩减与非制造业相对上升(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关系)(《平成6年度经济白皮书》)。
从“贸易立国”转向“投资立国”战略
面对日本企业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形势，近期日本各界悄然转变态度，开始接受事实，调整国家战略。该书第十一章(日本对外经济关系)和第十二章(日本对华经济战略与中日经济关系)，对此进行了深入揭示与分析。
国家战略转向投资立国，这逐步在日本各界达成共识。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理事长中岛厚志在2018年12月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曾指出，“日本已经从贸易立国变为对外投资立国”。这篇文章还指出，日本企业盈利模式已从通过出口赚钱转为投资当地赚钱的模式。
在“安倍经济学”的改革举措当中，甚至提出政府将协助中小企业“组团出海”。它还指出，今后日本不仅出口商品，还要把包括软、硬件在内的成套基础设施体系推向海外，这也需要在当地投资。日本经济界还认为，投资海外市场、实施“地产地销”模式使日企不再惧怕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日本经济新闻》曾刊文指出，“日本制造业不再怕汇率了”(2018年7月4日)，企业跨越了曾长期困扰的汇率障碍。
“3·11”大地震之后，日本对外贸易发生结构性变化。由于核电停运，日本被迫进口大量发电能源，导致贸易收支从长期黑字转为赤字。这也有利于“投资立国”理念被各界接受。据2019年日本国际收支统计，日本第一次所得收支项目(即海外投资所获收益)已达20. 7万亿日元(约合1887亿美元)，相当于2011年的5倍多。由此可见，海外投资收益已取代贸易盈利而成为日本国际收支的新支柱。
迄今为止，日本海外投资形成“三大经济圈、五大据点”的布局。首先是作为世界生产基地的东亚地区，这里的“东亚生产网”是全球价值链(GVC)的重要构成，苹果、IBM等世界优秀跨国企业的大部分产品集中在这里生产，销往世界各地。日本企业通过投资中国、东盟以及NIES而参与到价值链体系，其累计投资额已超过4658亿美元。其次是北美地区(原NAFTA)，日企重心在美国，目前的投资余额已突破5000亿美元，近年还积极向墨西哥、加拿大等国扩展。三是西欧地区(主要欧盟)，总投资达4443亿美元。在上述三大经济圈，形成了美国、英国、荷兰、中国和东南亚等五大投资战略据点。
经济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
尽管实现了经济外化、对外收支结构以及经济战略的转型，但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并未解决，正如本书第一章(“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结构转型)所阐述，“日本经济仍然面对巨大风险”。
其一，财政重建依然无望。日本早已是发达七国中政府债务最严重的国家，问题源于少子老龄化，它也是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主因。2015年，日本主权债务余额占GDP之比高达231%，净债务占GDP之比也达到126%。2012年，日本朝野两派达成通过提高消费税实现财政重建的共识。但每次增税都会给经济增长造成沉重打击，故而提高消费税至10%的原定计划从2015年一直拖延至2019年10月才得以落实，由此也导致基础财政收支平衡的目标从2020年度被推延至2025年度。
其二，金融风险上升。“安倍经济学”虽然擎起财政、金融和经济增长等三面旗帜，但实际上仅能依靠央行“异次元金融”政策，已形成“央行独舞”的特征。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QQE)是通过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推动日元贬值和股价上涨，如今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已超过GDP规模，其爆表只是时间问题，这可能成为日本经济崩溃的又一个引爆点。
其三，改革政策后继乏力。迄今为止，安倍政府先后出台了“三支箭”“新三支箭”等措施，实际上只是更换了招牌，而并非推出富有成效的改革举措，日本经济的持续低增长更多地依赖央行打造的金融宽松环境。以GDP目标为例，日本要想实现“2020年名义GDP达到600万亿日元”的目标，就需要年均名义GDP增长率保持在3%以上，但现实中显著低于这一要求。再如，政府设定“综合出生率达到1. 8”的目标，而日本的出生率近20年来维持在1. 4左右，距离目标相差甚远。
其四，劳动生产率下降。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解决了三大过剩问题(债务过剩、设备过剩、雇佣过剩)，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生产模式以及执迷于自我技术而形成“孤岛化”问题，日本企业的产品和技术曾一度出现与国际标准严重脱钩的现象，造成了日本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的落后，加之少子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几乎降至0%的低点。
其五，外部风险巨大。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一国都难以摆脱外部经济的影响，日本尤其如此。表面上看，日本的出口占GDP之比并不高，但若从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看，日本则高达26%，甚至远远领先于德国的19%(1995—2009年)。究其原因，一是日本资源短缺，其生产资料几乎依赖进口；二是作为对外投资大国，日本经济与世界已紧密捆绑在一起，2014年日本企业的海外盈利就高达6. 5万亿日元；三是海外投资对日本经济的影响逐步增大，2012—2015年，海外投资者净买入日元股票已达18. 5万亿，相当于东京股票交易的70%。
二、强调不“唯GDP论”的新视角
如果仅从GDP的视角去观察平成日本经济，其约1%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便会给人留有止步不前的印象，相较于战后经济高增长时期(1955年—1973年的年均9. 1%)和稳定增长时期(1974年—1990年的年均4. 2%)的增长率则相形见绌。然而，事实上，已大规模“布局海外”的日本经济，很大一部分未被纳入GDP统计中，因为国内生产总值具有显著的区域特点。为此，本书摒弃了“唯GDP论”的观点，强调从更广阔的视角去考察真实的日本经济。
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构
一国经济实力最终取决于该国所属企业的力量，正如美国前总统卡尔文·柯立芝(1923—1928)所强调，“美国的事业是企业”。这也成为本书作者着力强调的观点，如在第四章(日本制造业转型及其转型之痛)、第八章(日本企业模式的形成与变革)、第九章(企业案例:丰田“现场主义”与战略转型)等章节，系统论述了有关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构筑，认为平成时代总体实现了重构竞争力的目标。
首先，日本企业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以前那样一味追求销售规模与市场份额。1990年之后，日本全行业(金融保险业除外)总销售额一直在1400万亿日元上下波动。《法人企业统计调查》显示，1992年日本全行业总销售额为1465万亿日元，2016年为1455. 8万亿日元，24年之后未增反而略有下降。
其次，企业盈利能力大幅提升。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盈利能力曾是日本制造业的短板。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大企业的销售利润率约为4%，1989年峰值时也仅为5. 75%，中小企业则更低，基本在2%左右。但是，随着平成时代日本企业大举导入欧美经营模式，其盈利能力不断提升。2006年，制造业大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超过6%，中小企业平均上升到3. 9%；2017年，制造业大企业的销售利润率突破了8%(8. 11%)，中小企业则创下4. 52%的历史纪录。
再次，日本企业在盈利大幅提升的基础上不断积累财富。截至2017年3月，日本全行业(金融、保险业除外)的利润剩余额为406万亿日元，对GDP占比超过80%，而1996年时仅为2. 6万亿日元，20年间增长了156倍。
复次，企业自有资本比例大幅提升。自有资本比例同样是衡量企业财富的重要指标。1996年，日本企业平均自有资本比率接近20%，制造业企业为34%，2006年分别提升至33%和44%。到2017年3月，日本企业平均自有资本比率突破了40%，制造业则达到48%。出现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企业经历了泡沫经济后普遍改变了财务模式。
最后，企业的国际化水平遥遥领先。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2017年5月“第46次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显示，2015年度日本制造业海外生产比率突破了25%。从投资海外的企业数量来看，日本实施全球化经营的企业已超过2. 5万家。
产业转型与结构优化
本书第五章(经济产业变迁与日本产业转型)、第七章(日本军工产业急于“破茧”的动力与目标)和第十三章(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战略转型)全面阐述了平成时代日本产业转型与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其特征包括如下几点。
一是汽车产业继续作为日本经济的“擎天柱”。作为制造大国，日本汽车产业一直处于龙头老大的地位，堪称日本经济的“擎天柱”。在日本对美约700亿美元(美方统计)的货物贸易黑字中，汽车业就达500亿美元，占比超过七成。从工业产值来看，汽车业占比超过20%；从就业人数来看，汽车业达539万人，在日本6530万人的总就业人口中占8. 3%；从GDP占比来看，汽车及相关产业为5%左右，其对出口的贡献度尤为突出，约占日本总出口的1/4。
二是机器人产业依旧领先世界。尽管世界第一台工业机器人诞生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但日本机器人产业后起直追。80年代，日本家电、汽车以及半导体等领域纷纷引入工业机器人，到1985年国内安装数量为9. 3万台，占全世界机器人总量的70%，成为世界公认的“机器人王国”。2003年堪称日本机器人产业的又一里程碑，当年出库量突破8万台。之后，日本机器人销售一路飙升，2015年全世界机器人销量达24. 8万台，日本就占比63%，同年政府公布《机器人新战略》，计划未来五年将机器人市场规模提升2.6倍，从当时6600亿日元增至2020年的2.4万亿日元。
三是电子零部件产业聚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一项拆解实验显示，苹果公司iPhone6约有1300个电子部件，其中约700个由日本制造，包括日本阿尔卑斯和三美电机所的光学防抖修正用促动器、索尼公司的积层式CMOS图像传感器、日本显示器公司的液晶面板、美蓓亚公司的LED背光灯、村田制作所的滤波器等。随着中国智能手机厂商的迅速崛起，也纷纷从日本采购零部件，2017年仅华为公司从日本采购的电子部件就达4916亿日元。此外，日本在半导体材料以及生产装置方面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甚至形成了垄断性竞争优势，如半导体生产的约30项重要装置中，日本有10多项占有优势，像洗净、减压CVD、氧化扩散炉、封装等领域的市场份额均超过50%，在电子束描画、显影等领域的份额甚至超过90%。
四是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相比而言，日本的旅游资源并不占优势，其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点为23项，远不如意大利和中国(均55项)，也不及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在世界排名第12位。日本旅游收支也曾长期为赤字，2003年赤字额达2. 3万亿日元。安倍二度执政后，旅游业尤其入境游，成为“安倍经济学”重点培育的产业。自2013年颁布《日本复兴战略》之后，日本政府逐步放宽入境签证，完善基础设施，不断扩大免税范围，推动了入境游的迅速发展。2013年，日本外国游客突破了千万人次大关，2018年首次达到3000万人次，旅游业收入跻身于世界前十。
此外，日本政府还解禁了军工产业出口，但由于该领域的敏感性以及相关禁区的存在，迄今尚未实现其欲要达到的目的。
转身“自由贸易旗手”的成就
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经历了从保守转向开放的过程，对外交涉一直重视以GATT(1995年WTO取而代之)多边框架为准。WTO多哈回合之后，日本开始重视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相继与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2013年，日本则正式参与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中。
2017年初，安倍首相在国会施政演说中明确提出:“日本要做自由贸易的旗手，领导世界构建公正的21世纪经济体制”。在特朗普上台后执意美国退出TPP的情况下，日本大胆推进和主导了TPP谈判，以高度务实的基本战略和“短平快”的战术，用半年多的时间就签署了“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17年11月TPP更名为CPTPP)。
在此基础上，日本开启全面进攻之势，除参加“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等多边经贸谈判之外，还进行日美经济对话、日欧EPA谈判。日本一再强调“要制定高质量的贸易规则”，似乎已经站到自由贸易的最前线。截至2020年1月，日本签署和生效的EPA/ FTA已覆盖对外贸易的比率达51. 6%，超过美国的47.5%、中国的38.7%以及欧盟的33%，仅次于韩国的67. 9%。如果考虑到贸易规模及多边特征等因素，可以说日本已经实现执世界贸易之牛耳的战略目标。
三、提出“持续演进论”等新观点
“平成日本是一个暗流涌动、经济社会大转型的时代”，这是作者张玉来在各种学术交流场合经常会强调的一个观点，在本书中也随处可见。全书特别突出了平成日本在不断顺应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等时代主题，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不断演进。
平成改革推动经济模式转型
进入平成时代后，自1996年桥本龙太郎内阁时期便启动改革，开始从原来“强政府”推动的所谓“昭和模式”(参见美国查莫斯·约翰逊著作《通产省与日本奇迹》)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新模式转变。桥本首相提出“变革和创造”的改革方针，1997年1月他在国会施政演说时又指出，日本在战后五十年逐步走上富裕之路，但僵化的社会体制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世界一体化带来了人、财、物以及信息的自由流动。桥本改革涉及财政、社保、经济、金融以及教育等六大领域，其重点是行政改革，大幅削减了中央省厅，压缩了公务员队伍。
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的改革则是“平成丸”这艘巨轮的真正起航，这一阶段的改革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提出了“无圣域结构改革”口号，内容涉及邮政民营化、道路公团民营化、劳动改革、地方分权以及不良债权处置等。其中，最大的亮点是邮政民营化，不仅将该体系推向市场，以提高运营效率，还极大压缩了国家公务员队伍，从127万人减半至66万。到2019年，日本国家公务员规模缩减至27. 8万人。
以“安倍经济学”为旗帜的安倍经济改革除了继续深化上述改革，还以非传统金融政策为主轴，实施了一系列改革组合，给经济注入活力，促使日本走出“长期通缩”的困境。尽管安倍改革饱受争议，但因股市上涨及企业业绩改善，日本的产业环境大幅改善，基本消解了“产业六重苦”——日元升值、高法人税率、FTA滞后、劳动市场僵化、环境制约以及高电价等。
企业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日本企业通过各种创新尝试，已普遍摆脱传统的“日本式经营”，“三大神器”中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走向瓦解，企业内工会也发生质变，诸如“护送团队”金融体制、系列承包体制等相继退出历史舞台。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本企业普遍制定了全球战略，开始重视盈利能力以及高附加值化，并基于传统优势确立了技术优势，出现了一大批所谓“隐形冠军”。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显示，在2016年占世界市场60%以上份额的产品群中，日本有270个，而美国、中国、欧盟分别为124个、73个和47个，与日本相差较大。
显然，独门绝技型等技术优势仍是日本企业重构竞争力的主要抓手。这一特征从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2011年推出的基于专利发明的“全球创新企业TOP100”指数排行中也可得到验证。在科睿唯安接手的2018年度TOP100中，日本企业以39家之多继续位于榜首，其中佳能等14家日本企业连续8年入围；美国企业以33家列居第二，法国、德国分别有7家和4家企业，中国有华为、比亚迪和小米3家企业上榜。
就业改革推升潜在经济增长率
在政府的推动下，日本就业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继续就业已蔚然成风。截至2019年9月，老年就业者达862万人，占全部就业人数之比为13%，与2009年相比增加了309万人。与G7国家相比，日本也遥遥领先，老年人就业率已突破24%，而美国约19%，加拿大为13%，远远高于英国(10%)、德国(7%)、意大利(5%)、法国(3%)。
女性就业率不断攀升。2019年，日本15—64岁就业适龄人口中，女性就业率升至71. 3%，超过美国的66. 1%和欧盟的62. 2%。这显然归功于安倍内阁推出的“女性活跃”等政策，不断改善女性就业环境及社会地位。
引进外国劳动力是日本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重要途径。继1997年将“研修技能实习制度”工作年限从1年延至3年之后，2017年日本政府又将工作年限延长至5年。在没有放开移民政策的背景下，这种措施对缓解日本劳动力不足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9年10月末，在日外国劳动力人数增至165. 9万人，同比增幅超过两位数，连续七年刷新纪录。
上述就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劳动力不足，推升了潜在经济增长率，该书第六章(阻碍经济发展的社会问题)等对此进行了分析。
金融改革充当“世界急先锋”
迄今为止，日本央行仍未达成2013年提出的“两年之内实现2%通胀率”目标，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日本央行“异次元政策”的推动下，日本经济创造了战后最长的经济景气周期。这主要归因于近年来日本央行在金融改革方面充当“世界急先锋”的角色。早在2001年，日本央行就率先推出了长达五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成为全球首个尝试这种非常规工具的国家，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也采取了类似措施。
日本央行是安倍经济改革的真正托盘者。2013年4月，新任行长黑田东彦推出令世界瞠目的金融革命——“异次元金融新政”，首次提出融“量宽”和“质宽”于一体，实施“量宽与质宽并举”的QQE。之后，央行又相继导入收益曲线控制目标和负利率政策，旨在继续维持宽松的金融环境。据日本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月底，其资产负债表高达578. 3万亿日元，规模是改革前的3. 7倍(2012年12月底158. 4万亿日元)。QQE释放了大量流动性，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日本经济背负极大的金融风险。
四、揭示出诸多待解课题
《日本经济产业解析——改革、创新与演进》一书的内容极其丰富，紧紧抓住了平成日本经济和产业演进中改革与创新的时代特征，阐释了经济环境变迁、制度变革、产业转型以及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及新特点，几乎涵盖了平成30年日本经济与产业领域的重大议题，包括经济形势、宏观政策、产业竞争力、能源转型与危机治理模式、军工产业、老龄化形势下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外经济关系、中日经贸关系等领域。作者以多元化视角，也试图从微观层面解析日本企业的经营模式变革，列举和剖析丰田“现场主义”与战略转型的企业案例。甚至还从企业诚信、老龄化形势下中小企业后继乏人等角度，探讨了日本企业经营中出现的问题，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引发更广泛的关注和思考。
改革与创新永无止境，学术探索无穷期。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日本的综合实力及其国际竞争力仍需很好地梳理和深入解释，仍有很多课题有待研究”。例如，如何评估日本经济当前所面临的风险，其严峻的财政形势几乎与平成时代相伴始终，如今又以非传统金融政策来冲抵财政困境，并使日本经济保持了多年的低温复苏状态，其背后的运行逻辑究竟该如何验证，恐怕需要导入新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斯蒂芬妮·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为代表，最近提出了新的主张，认为日本可通过继续扩大财政支出走出紧缩，其理论依据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提出的现代货币理论(MMT)，但日本央行随即表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其意图显然是继续维护市场信心。再如，日本企业在平成时代通过改革创新实现了竞争力的重构，但其劳动生产率却呈下降趋势，在发达工业国中已处于竞争劣势，其原因何在？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较低拖累了整体，还是日本在人工智能以及IoT等新技术革命浪潮中再次落伍？在微观层面，作者特别指出，有关日本企业研究还存在很多薄弱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逐步摒弃了传统的日本式经营，曾经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发挥重要作用的终身雇佣制已走向瓦解，那么企业新的动力如何形成？日本能否在未来的竞争中继续保持技术领先优势？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更加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与剖析。
作为中国学者，研究日本经济的最终目的是探寻其经济发展规律以及可供借鉴的经验与教训，趋利避害，为本国经济持续发展、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寻求有效捷径。《日本经济产业解析——改革、创新与演进》一书，全方位、多视角地解析了日本经济和产业改革与创新的成败得失，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中国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大国之间竞争加剧，各国和地区都在积极推动自身结构改革，提升科技创新力，努力扩展国际市场，以寻求本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能。在此趋势下，如作者所言，平成时代的各项改革值得不断深入归纳和总结，很多课题有待深化研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