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陌生人搭讪
第二章 和陌生人搭讪
我身旁坐着一个颇为俊秀的陌生人，他有着高挑的身材、黝黑健康的肤色、帅气的五官，浑身散发着一种温和谦逊的气质。他还有一双泛着光的宝蓝色眼睛，身穿格子衬衫和牛仔裤，裤角微微卷起，一切都显得刚刚好。
我们小心翼翼地打量了对方一眼，然后鼓起勇气开始对视。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给自己打气，然后迈出了这段注定艰难的对话的第一步。
“我住的地方离父母很远，所以他们觉得我过得不太幸福，但其实还好。只有一点我受不了，就是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吗，挺迷茫的。”
他听完眨了眨眼，说道：“我已经连续10个月没见过我的家人了，但我突然发现，即使这么长时间不见面，我也一点儿都不想他们。我害怕这样下去，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冷血的‘坏人’。”
又到了我的回合。
“我总是特别担心自己挣的钱不够花。”我说，“一交完税，就没剩几个钱了。我害怕这辈子永远就在温饱线上下挣扎了。”
轮到你了，老兄。
“我觉得我配不上我的妻子，因为她挣的钱比我多得多。”他说。
这是他的真心话。
“我最好的朋友都搬走了，我们之间慢慢变得疏远。我担心我再也交不到一个亲密无间的朋友了，每次一想到这个我就特别难过。”我感觉到我的声音在微微颤抖。
“我也发现，我现在很难再交到真正的新朋友了，这也是今晚我来这里的原因。我跟我妻子说我在加班，她肯定想不到我居然在这里。”这时铃响了。
我和克里斯（Chris）报名参加了同一个培训班，这个课程在宣传广告上承诺，将教会我们更好地与他人建立联系。但我们都没想到，这意味着要向陌生人袒露自己的隐私，可是他们的宣传手册里只字未提。
“如果你说的话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那么你就做对了！”我们的老师马克（Mark）用鼓励的语气喊道。
我和克里斯互相点头表示赞同，身子在座位上下沉得更低了。我们的确做对了，我们两个人都挺失败的。
外向者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他们喜欢与别人待在同一个空间，享受互动和聊天带来的快乐。而对我来说，和别人聊天时要理解的东西、需要耗费的精力实在太多了，简直是难于上青天。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只认识一小撮人，那么你接触的多数“其他人”自然都是陌生人。所以我要想在一年之内变得外向的话，就必须克服和陌生人说话时的恐惧——横亘在我面前的第一块绊脚石。
刚来伦敦时我就知道，伦敦人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如果你在伦敦的公共场合和陌生人搭讪，他们看你的眼神就好像你扇了他们一记耳光一样，既震惊又委屈。他们会觉得你背叛了他们，背叛了整个社会，因为你破坏了公共场合里人人心照不宣、暗自遵守的社会规则。不止一个英国人告诉过我，只有美国人和神经错乱的人才会和陌生人讲话。也许考虑到北方人或是整个约克郡的名声，我不应该这么说他们。但是，这些英国人除了吐槽美国人，还会偷听你和朋友较为私密的谈话，这简直让人苦不堪言。
几年前，我在伦敦当地的一家咖啡馆里发现了一盒徽章。我捡起一个，上面写着“我喜欢和陌生人说话”。我连忙把它扔了回去，生怕有人看见我拿着它，写这个还不如写“我喜欢吃蜘蛛”来得正常一点儿。
和陌生人说话是我最不得以而为之的选择。除非我在陌生的地方迷了路，手机坏了，腿也摔断了，然后12级台风呼啸着来了，我在风雨中弱小、可怜又无助——以上这些坏事一股脑儿同时发生，我才会考虑和陌生人搭个讪、说句话、求个救啥的。
我知道世界上像我这样的人有很多。在城市的早晚高峰，我们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公交上，彼此“亲密无间”，但车厢里依旧一片寂静。虽然我的脸都快埋进你的胳肢窝里了，但你想让我找你聊聊天？哼，门儿都没有。
但随后我又将那枚“我喜欢和陌生人说话”的徽章拿了起来，然后冒出一个“邪恶”的想法：去弄一件衣服，上面写上“健谈的游客”。哈哈，穿上它一定能在万圣节让所有伦敦人闻风丧胆。
过了很久之后，我几乎要把徽章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直到有一次我读到一篇文章，上面说当人们被迫与陌生人交谈时，他们会更快乐，这个理念让我一时受到了冲击，同时回想起了那枚徽章。
和读到那篇文章几乎同时，我在纽约飞往伦敦的一次航班上遭遇了第二次“暴击”。我和两名男子坐在一排三人座位上，我一落座就开启了“系统关机模式”。我戴上耳机，目视前方，不断在心里默念：“我不在线，我不在线，不要和我说话，不要和我说话……”我的祈祷果然奏效了，他们很快就转向了对方，开始攀谈。我很满意。从交换烧烤食谱到用手机互相展示各自的全家福，他们谈天说地，畅所欲言。当我们在希思罗（Heathrow）机场着陆时，他们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其中一个在邀请另一个参加他星期五的生日聚会了。
我震惊了，如果6小时的航班就能让两个人的关系拉得如此之近，那么我每天对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陌生人视而不见，到底给我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一份份调味人生的食谱，一场场与朋友举杯畅饮的聚会，一个个伤心时可以借靠的肩膀，这些是不是都在我的视而不见中悄悄溜走了？
外向的人喜欢与他人待在一起，所以我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试着和他人交谈。只要一想到这个，我就紧张得掌心直冒汗。
我害怕自己出师不利，担心自己会表现得极其差劲。
我会不会因为太差劲而被英国社会拒之门外，被永远流放在一个孤岛上？岛上到处都是精神错乱、爱聊天的人类。那些美国人、汽车销售员、7岁大的孩子、在酒吧高谈阔论的男人，还有在牛津街车站拽着你不放试图拯救你灵魂的人，他们在岛上喋喋不休，聒噪得可怕。
这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我真的真的不想去那种“炼狱”。
所以在“外向的一年”计划启动的第一天，我就坚定了勇往直前的决心，即使它可能会触发“自我毁灭”程序，产生比我预想的还要糟糕的负面效果，我也还是会头也不回地扎进去。
早上8点钟的公交站前，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给自己打气，然后故意走到一位女士面前试图搭讪。但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企图”，立刻转过身背朝我，我只好放弃。随后我在公交车2层找了一个位置坐下，车里都是早上通勤上班的人。坐我旁边的女士捧着手机，正沉浸在“糖果消消乐”（Candy Crush）的世界里。车上一片寂静。我开始在脑海里不断练习各种关于糖果的开场白，紧张得心跳加速。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那位女士就注意到我在盯着她的手机看，于是我又自动取消了这次“搭讪任务”。
两次“滑铁卢”式的搭讪经历沉重地打击了我的信心，所以我决定去获取一些唾手可得的战利品。我走进一家陌生的咖啡馆，暗暗鼓励自己：那个端着咖啡的服务员看起来很面善，我只要和他说句话就行了。我可以的！
“你是新人吧！”我冲他说道。因为顾客是上帝，我相信他肯定会很友好地回应我。
“我在这里工作3年了。”他面无表情地答道。
我身旁的顾客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
我瞬间石化了。
我曾经读到过，孤独是导致过早死亡的风险因素之一。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与陌生人侃大山可能会挽救我的生命，让我更长寿一些。但我现在感觉它在毁掉我大块的时间，我需要全方位的专业援助。苍天哪，谁能来救救我？
第二天，我手里紧紧攥着“我喜欢和陌生人说话”的徽章，因为我意识到，无论走出舒适区有多么不自在，我都必须克服它。我急需一位引路人来指引我度过这充满未知的一年，无论他是行业专家、宗教大师，还是人生向导，只要能在我跌落深渊的瞬间拉我一把，让我避免坠入无边的黑暗，我都会感激不尽。
经过一番调研，我决定联系斯蒂芬·G.霍夫曼（Stefan G. Hofmann）。他是波士顿大学心理治疗和情感研究实验室的主任，经常指导人们克服与他人交往的恐惧。他的英语发音略带一些德国口音。他告诉我：“社交焦虑是一种完全正常的现象。人是群居动物，我们都希望被同伴接受，不想被拒之于千里之外。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社交焦虑，那么他一定有问题。”
嗯，听起来很有道理。
然后我向斯蒂芬诉说了我的另一大困惑。和陌生人聊天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棘手，在英国这片土地上尤甚，因为英国人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如果我去英国以外的地方，和陌生人说话这件事是否会变得相对容易一些？每当我在伦敦这块绿意盎然、风景如画的土地上“羞辱”自己的时候，我就迫不急待地想收拾行李逃到别的地方去。
“这的确跟城市有关。例如，波士顿人就比纽约人更难相处，因为纽约人更喜欢攀谈。我是一个德国人，德国人往往都很忙，所以你很难和一个德国人搭上话。但是，一旦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还是很好相处的。”他说道。
根据他的经验，“暴露疗法”是治疗社交焦虑的有效方法之一。这种疗法需要让患者直接暴露在他之前会坚决抗拒的场景中。比如他可能会指示患者站在路边放声高歌，也可能会让患者在地铁上接近100个陌生人然后向这些陌生人索要400英镑[1]，又或者会让某个患者每天都在一个非常公开的场合把咖啡洒得到处都是。
这些方法归根结底就是——让你直面你的恐惧。
斯蒂芬解释说：“就算你做了这些事情，也不会有人解雇你、逮捕你，或是和你离婚，所以没关系，大胆去做吧。”结果显示，接受“暴露疗法”后，80%的患者的社交焦虑明显减少，这是一种积极的反馈。所以说，斯蒂芬的“疯狂”是有道理的。
“那……那你准备给我开什么‘药’？”我有些惶恐。
“首先，你告诉我，你在社交过程中最害怕什么？”
接下来是一段即兴的治疗过程。经过这番即兴治疗，我袒露了内心深处的恐惧——我害怕陌生人觉得我很古怪或者很愚蠢。
“这样的话，我们最好编一个最愚蠢的对话，然后你走到一个陌生人面前，把这些话全都说出来。”斯蒂芬建议道，“你要跟一个陌生人说：‘不好意思，我忘了，咱们英国有女王吗？如果有的话，她叫什么名字来着？’你只能说这些话，别的都不能说。”
我的心脏怦怦直跳，斯蒂芬仍在一旁滔滔不绝。
“你不能找那种看起来就很面善的人，比如和蔼的老奶奶之类的。你也不能说‘哎呀，打扰一下，我忘了我们的女王叫什么名字了……’这种多余的语气词。因为这对你来说是安全行为，会阻止你克服恐惧。”斯蒂芬补充道。
“啧，怎么说呢？我宁愿在一个狂风骤雨的台风天里，被丢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摔断双腿，也不要在伦敦问一个陌生人这么愚蠢的问题。”
“你认为你这样做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我如实和他解释，如果我真这么做了，陌生人要么觉得我在搞恶作剧，故意撒谎，要么觉得我得了健忘症。对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嗯，没错，那之后会发生什么呢？你想象一下。”于是我听话地闭上了眼睛。
“他们会翻着白眼走开。如果是在地铁上，每个人都会盯着我，觉得我又蠢又怪。”
“这也没错。”斯蒂芬接着说，“你所描述的，是我们所有人遇到了都不会好受的现实情境。你问一个人这个问题，他觉得你很蠢，翻着白眼走开，这也就结束了，但生活仍在继续。世界上的人千千万万，有一小撮觉得我们很蠢，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一想到这一小撮人觉得我蠢，我就‘压力山大’。”我对他说。
“嗯，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斯蒂芬说。
“怎么想的？”我问。
“要不你先去找个陌生人试着问问？”
我紧张地笑了，随后斯蒂芬嘲笑我的反应，我们俩笑得前仰后合。
我挂了电话之后瞥了一眼沙发，又拿起手机，看了看我手上的徽章。
“我喜欢和陌生人说话。”我默念道。
我起身，抓起我的外套。
我无比紧张，害怕等下会被抓起来。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应该会被抓吧？（问别人这种问题，对别人来说极有可能是精神虐待。）
一个男人在站台上向我走来。他40岁出头，穿着一件海军蓝的西装，看起来行色匆匆。他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就在他快要从我面前走过时，我朝他挥了挥手。他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惊讶地望着我。
“对不起，我忘了……”我的声音越压越低。
他期待地看着我。
“嗯……英国有女王吗？如果……有的话，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我结结巴巴地说。
“英国女王？”他满脸疑惑，皱起眉头重复道。
“是的。有女王吗？她……她是谁？”我问。
“维多利亚。”他说。
这跟我想象中的情境完全不一样。
“维多利亚？”我问。
“是的。”
“你是说英国女王叫维多利亚？”我难以置信地又反问了一遍。
“是的。”说完他跳上了火车。我已经被搞糊涂了。我赶紧招呼下一个我看到的人，还是一个男人，年纪20多岁，身高180厘米以上，穿着一身运动服，拎着一个健身包。我很快地问了他这个问题，他带着困惑和轻蔑的眼神盯着我。
“就是维多利亚。”说完他就走开了。
行吧，抛开这个变外向的实验不谈，真的会有人不知道英国女王是谁吗？
那我以为的英国女王是不是真正的女王，还是我也搞错了？
我一脸茫然，接连拦住四个女人，她们都对我说：“伊丽莎白。”有些人惊讶地笑了，有些人害怕地停了下来。她们看我的目光仿佛在看一个可能患了智力障碍的老人。其中一个问我是否还好，万幸的是没有人报警，我也没有羞愧至死。
斯蒂芬是对的。
当然，我现在对英国民众对历史时事的了解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至于我自己，我很好，好得不得了。经历过这样的“严刑峻法”之后，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但我一路上欢脱地蹦跳着回家，把脚边的落叶踢到空中，看着它们打着旋儿飘然而下，快乐得不得了。
有人说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愚蠢的问题，我觉得也不尽然吧。正是问了一些似乎愚蠢至极的问题，我克服了与陌生人交谈的恐惧。
于是，我的自信心爆棚了，就像一个高大威猛的美国人一口气干掉了四瓶啤酒那样自信。或许我也可以这么来一下，没准我也能一口气干掉四瓶啤酒，嘿嘿。
第二天，我独自一人在日式居酒屋吃饭，享受着独自午餐的悠闲时光。我咬了一口辛辣的金枪鱼，被呛得打了个喷嚏，寿司残渣被喷得到处都是，我的黑色牛仔裤也没有幸免。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我满嘴食物，鼻涕横流，碎米渣洒得到处都是，这听起来已然是一场“人间惨剧”。然而，此刻我对面一个西装革履的商务男士正扑闪着他亮晶晶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我。我宣布我直接堕入地狱，就在这一秒，我一刻都不想在这个世界上多待。我的老天爷啊，这不管对他还是对我都是末日降临啊！
我向这个男人点了点头，朝椅子做了个“请”的手势，边用餐巾纸擦脸，顺便遮挡一下我尴尬的表情，边讪讪道：“不好意思啊，我刚打了个喷嚏。”他也顺势坐下了。
我当时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打喷嚏更糟糕的了，我必须挽回我的颜面。于是我深吸了一口气，做好准备。当他终于从手机上抬头的那一刻，我立马“扑”了过去。
“你是哪里人啊？”我问。
其实我已经听出了他的口音，他是法国人。他笑了笑，比划了个手势，好像在说他要继续吃午饭了。但是我是不会那么容易就被打败的。
“那具体是在法国什么地方啊？英国脱欧这件事你觉得咋样，有没有觉得不太妥？”这不是我擅长的话题，但对话进行得很顺利。（没错，他确实对英国脱欧感到不满。）
接下来的几天，我讨论了7次突然变冷的天气。“你觉得今年会下雪吗？”我向陌生人这样问道。
当然，并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等下想买一杯咖啡。”在佩登（Pret）[2]排着长队等餐时，我对一位50多岁的妇女突然开口。
“好啊。”她说，“咖啡不错。”
我想，听到的人都会尴尬得想死。
事实证明，闲聊也是一项技术活，难得很。
我抚摸了许多狗狗，把这当作和它们的主人搭讪聊天的借口；在一个讲故事的活动里，我和邻座的女士聊起了天气；在公共汽车上，我强行加入了一个孩子和她的祖母的“20个问题”游戏[3]。她们坐在我附近玩着游戏，我突然插嘴：“那是一只狐狸吗？”她们困惑地盯着我，但还是慢慢地接受了我的参与。（那其实是一只浣熊。）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善良的乡巴佬，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游荡。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法超越世俗，获得城市居民的关心。斯蒂芬已经帮助我和陌生人建立了联系，现在需要有人把我真正地和这些陌生人连接起来。
因此，我决定给下一位专家打电话。他叫尼古拉斯·埃普利（Nicholas Epley），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行为科学领域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心理学家，促使我开始这场“冒险之旅”的人就是他。他发现，人们如果在上下班途中与陌生人交谈，能够获得更多的快乐。我听完这个观点，直接告诉他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你说大家喜欢在公共汽车或地铁上聊天？那难道不是跟别人聊天最糟糕的地方吗？”
“对我而言，这好像是最容易的地方。”他说，“如果在别的什么地方，大家手头上都会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但在地铁或公交车上，大家就只能坐在那里，什么都做不了，除非玩《糖果消消乐》。”
尼古拉斯（昵称尼克）说，伦敦地铁车厢的沉默可能是“多数无知”的结果。实际上每个人都愿意交谈，但他们都认为其他人不愿意，所以车厢里坐满了想要攀谈而不得的人，一片寂静。
他在芝加哥做过一次实验。参与实验的人普遍认为，在与邻居交谈这件事上，邻居感兴趣的程度明显要高于他们，这也佐证了他的观点。
“我们调查了一些人，问他们‘如果你先开口，你认为有多少人愿意和你交谈？’这一问题。火车上的人估计会有42%的人愿意和他们交谈，而公交车上的这一数据是43%。”
他们错了，愿意与他们交谈的人，实际比例几乎能达到100%。除了莫里西（Morrissey），毕竟他能在热闹非凡的好莱坞豪宅派对上，独自待在一个空房默默地喝茶。
尼克说：“有些人的确不会接你的话茬，不愿意和你聊天，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尼克在这件事上如此笃定，这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你的意思是，你可以做到一整天在伦敦地铁上什么也不干，只和陌生人聊天？”我问。
“对啊。”他说。
哼，把这个疯子给我抓起来。
退一万步讲，也许他真的可以做到，但是那些从头到尾都只想自娱自乐、“独自美丽”的通勤者呢？他的研究是否横向比较了内向者和外向者之间的反应和区别呢？
“我们的实验对象里有性格内向的人，也有外向的人。我们评估过他们的性格，但结果显示，并不存在性格外向的人比性格内向的人更喜欢与陌生人交谈这一说。”
我万分诧异，同时又燃起了新的希望，对我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完成改变自己的计划又多了一点信心。
我一口气把自己的“老大难”问题全抛给了尼克，我告诉他我无法和陌生人进行正常的闲聊。我不能通过闲聊和陌生人建立任何有意义的联系，我只是机械地抛出话题，等待回应，比如尬聊一下天气，或者问他的狗狗叫什么名字，他做什么工作，以及问问谁是我们国家的女王。
“就聊天气？”尼克听起来很失望，“你觉得自己还能进步吗？”
如果我不是我，而是任何一个外向的人，我当然能进步啊，而且是巨大的进步。但我本人在这方面做得真是一塌糊涂——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你要更多地表露自己，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生活，然后尝试多问他们一些私人问题。”
尼克告诉了我一些谈话中比较有意义的话题，比如最喜欢工作中的哪些部分，介绍一下你的家庭，今年去过的最有趣的地方是哪里……我突然发现自己正在上一堂“聊天课”，但我明明已经成年很久，早就告别课堂了。
通过以上种种，我也充分意识到我在和陌生人聊天上真的一窍不通。
但仔细想来，从出生到现在并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堂课教过我该如何与他人聊天，唯独自己在生活的摸爬滚打中获得了一星半点的经验。我遇到过很多和我同病相怜的人，面对他人时：他们要么不说话，闭口不语，充耳不闻；要么就算开口了，不是东拉西扯、词不达意，就是频频打断他人，而又毫无主张。
沟通是我们与他人联系最紧密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需要通过不断和别人聊天来获得经验，这意味着掌握与陌生人沟通的方法尤为重要。而该投入到这种聊天实践中以获得经验的那段时间，我却一直在蛰伏看书，根本没有去实践。
“问一些私人问题”这句话，不禁让我回忆起过去那种害怕被拒绝的刺痛感。
尼克提醒我，社会生活是由互惠主义支配的。
“几年前，我开车经过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偏远地区。有几个母亲和孩子站在泥屋外，他们面如土色，眼神毫无生机。他们怔怔地盯着我，仿佛我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人，而是已故的人。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他们看我的眼神。
“但我突然想到，在他们眼中，坐在车里的我看他们的眼神是不是同样的毫无生气，所以他们才用面无表情、神色黯淡来回应我。于是，当我再次经过他们时，我开始冲他们微笑、挥手。我的友好仿佛一个开关，当我开始微笑、挥手，他们瞬间也变得友好起来，开始从他们的窗口挥手，朝我微笑，甚至有的还跑出他们的房子来跟我击掌。
“这就是世界的真相，杰茜卡（Jessica）。”他漫不经心地叫了一声我的全名，这暗示着他即将冒出一句箴言：“没有人会主动挥手，但所有人都会回应你的挥手。”
我在电话中听出来，他从芝加哥开始一路上都在跟别人打招呼，以至时不时就得把耳机摘下来。
没过几天，我路过我们社区时看到一个人在街上画画。我暗暗提醒自己要成为第一个挥手的人。于是我给自己加油鼓劲，你看他的眼神多么善良啊，这次搭讪一定没问题的。我冲他打了个招呼，他紧接着就放下了手中的画笔，和我聊起了周边的环境（我这几天一直在聊这个话题）。他给了我一个大惊喜——邀请我下周去一个人家里看私人艺术展。几天以后，我站在了一个极度奢华的大房子里。房子共三层楼高，穹顶高耸，墙上挂着毕加索的画。厨房也巨大无比，大到能塞下我的整间公寓。我对自己发誓：我要在“聊天”这场战争中凯旋。今晚，我将以他们为师；今夜，我将袒露自己。
我有目的地穿过大厅，看到一个年逾60岁的男人独自站着。他穿着考究，令人生畏。我很紧张，不断在他身边徘徊，却不敢上前一步搭话。每当我提起一口气准备靠近他时，他就从我身边走过去了。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我心一横，像一只恶鬼一样，从角落里蹦了出去。
“你好，我叫杰茜卡。”我按捺住自己的紧张开口道，“你家在哪里啊？”这句话说出去的一瞬间，我感觉周遭的喧闹似乎都消失了，四下寂静，只剩下我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异常洪亮。我意识到，我随口抛出的这个问题是多么简单却又让人“细思极恐”。
这位年长的绅士还是回答了我，他叫马尔科姆（Malcolm），住在一个美丽安静的广场上。我跑步时经常路过那个广场。
“透露一些你的隐私吧。”在我尴尬又无措的这一瞬，尼克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宛如救星，“问他你真正想知道的。”
我接上了马尔科姆的话：“好巧啊，我跑步经常路过那里。我几乎每次路过都往那些房子的窗户里看。大大的厨房一直延伸到庭院，后面那个花园更加好看！我有时会假装自己住在里面。我猜那是世界上住起来最舒服的房子，对吧？”
“嗯。”他淡淡地说完，然后扭头走开了。
和人搭讪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但是，我是不会被轻易击败的！于是我继续在房间里搜寻下一个“受害者”，然后瞄准了一个叫戴夫的男人。他50岁出头，现在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单口喜剧演员。我们站在一幅抽象画前，画中看起来是一头病恹恹的海象。他率先打开了话匣子，我们讨论了一会儿如何才能克服写作障碍。一边喝红酒，一边听罗德·斯图尔特（Rod Stewart）[4]的歌能治好写作障碍，这是他告诉我的方法。目前为止，这个方法疗效显著。
那几天，我一直都在应酬。晚上活动快到尾声的时候，我碰到了那个邀请我参加艺术展的街头艺术家罗杰（Roger），他聊起了他的画。
“对我来说，艺术是唯一有意义的东西。”他说，“它轻盈，质地温柔，而且……”
打住！我一点都不想在艺术展上谈论什么艺术的优点。我满脑子都是：对于这个温文尔雅、说话轻声细语的男人，我有什么想了解的？
“罗杰，你做过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难以置信，我竟然直接问出了这个问题，我怀疑下一秒他的嘲笑就会劈头盖脸地砸到我身上。
但是，他没有。他端着酒杯沉思了一会儿，说：“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吧，我把我们学校的艺术系给烧了。”
哇哦，真劲爆。
按我以前的脾气，我一定会径直路过这个人，不会和他产生任何交集。现在，我居然站在我所参加过的最豪华的派对现场，并且知道了这个人过去的“罪行”。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停下来主动打了个招呼而已。研究结果是正确的——和人聊天的确令人愉悦。虽然比不上找一间小木屋，围着炉火重读《我的秘密城堡》（I Capture the Castle）[5]那么惬意，但也着实不赖嘛！
这次聚会让我“士气大涨”。尽管在见人之前我还是会焦虑不安，但就像拆石膏[6]那样，只要深吸一口气熬过最开始的恐惧，最痛苦的部分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那个星期的一个晚上，我搭乘火车回家，邻座是一个男人。我试图和他说话，但又怕他误会我在勾引他，内心无比纠结。
“你好。”末了我还是开启了话题，“你这件夹克在哪里买的啊？我老公正好也想买件这样的。”我紧张得心脏微颤。
他被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搂紧了胸前的包，过了半晌才慢慢松开。“芬兰。”他回答我。其实这是无用信息，我对他的皮夹克在哪儿买的没什么兴趣。但我问他答，一来一回之后，我身上的“石膏”已经被我拆下来了，这才是我的真正目的。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芬兰男人仿佛打开了什么魔盒，开始滔滔不绝地和我说话。他告诉我，他在伦敦已经住了5年，我们还发现了彼此的共同爱好——一档叫作《我为喜剧狂》[7]的电视节目。在寒冷的雨夜，能有一个陌生人说说话，总比坐着一言不发、为了避开眼神交流而时刻保持警惕要好得多。这只是一场随意的闲聊，既不感人肺腑，也不发人深省。但当他起身准备下车时，他转向我说：“今晚很高兴遇到你。”
车内其他乘客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好像在围观一场“科学实验”。
不过也没错，我和他的确在进行一场有关和陌生人搭讪的“科学实验”，而且这次实验进展得还算顺利。
扯远了，让我们把思绪重新拉回我最开始参加的那个人际关系培训班上。我偷偷打量了一眼那个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高高卷起的男人。马克正在播放下一张幻灯片。
他指着一张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8]的油画，画中是一个绝望的女人在凝视着窗外。
“作为人类，我们极度脆弱。我们是这个星球上微不足道的一环，就像偌大的星系中漂浮的尘埃。我们如此不堪一击，一根树枝从树上掉下来砸到我们的头上，都足以让我们一命呜呼。”
我把身体往下缩了缩，下意识地摸了摸后脖颈。
“我们需要朋友的帮助以存活于世，因此社交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我们都希望能够拥有深厚的友谊，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孤独成了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他又指着爱德华的画继续说道。
在畅销书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9]的《人生学校》（School ofLife）一书中，我现在上的课被称为“如何社交”。
我12岁的时候，美国南部曾风靡过一种礼仪培训班，我母亲断然不会错过这阵潮流。果然，在某天晚上，她通知我去参加这个培训班。我不忍辜负母亲期盼我变得外向一点的良苦用心，只好答应。那一整晚，我都笼罩在黑色的惊恐中，一颗心时刻提到嗓子眼，就怕那位蹬着中跟鞋，手拿麦克风，名为鲜花夫人（Mrs. Flowers）的优雅女人，会突然走到我身边，喊出我的名字。怕什么来什么，她放下麦克风，冲我开口，让我给一个12岁的男孩做舞伴。我只好听话地抓着他汗涔涔的手，和他紧张兮兮地跳了一晚上狐步舞。这让当时年少的我遭受了巨大打击，也让我的外向程度倒退了好几年。所以，我不知道在一个承诺教你如何社交的课堂上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我只求不要重蹈覆辙。
夜校设在一间地下室里，大约有40个年龄各不相同的学员参加。马克带着滑稽的自信凝视着我们，我们则像罗素广场上围观的群众，也齐刷刷地盯着他。
我不知道剩下的39个人来上这门课的真正原因，但英国最近被称为欧洲的“孤独之都”，所以我猜多少都和孤独搭点儿边吧。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现代人整天盯着手机，忽视别人已经成了常态。这可能就是我们忘记了如何和自己的同类打交道的原因。
孤独被宣判为一种健康流行病，与他人共度时光是疗效最显著的治疗方法。马克告诉我们，为了健康，我们也要多多与他人沟通交流。但他同时强调，这种沟通交流不是指每天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而是能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彼此的、有意义的深入谈话。这和尼克的理念不谋而合，我回想起他曾鼓励我尝试更多的私人谈话，我在艺术展上将这个建议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不错的结果——那个人似乎真的言之有物。
说实话，能深入交谈，探索他人更深层次的领域让我兴奋不已，因为我对闲聊真的不感兴趣。我一点都不想谈论工作、天气以及人们的通勤方式。内向的人往往对闲聊深恶痛绝，这种互动方式手法拙劣而又难掩尴尬，索然无味且没有任何意义。马克说，内容丰富的深入谈话异常罕见，但我其实已经在伦敦的街道上体验过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表我”（表层自我）和一个“真我”（深层自我），知晓这一点，能使我们的谈话变得更加充满感情和妙趣横生。“表我”谈论天气，晚餐吃了什么，或者周末的安排。“真我”则谈论这些事情之于我们的意义，以及我们对它们的真实感受。
“真我”控制着恐惧、希望、爱、不安全感以及梦想。“表我”则被实物、事实、细节和条规占据。“真我”是婚礼上的誓言，“表我”是婚礼的策划师。“真我”喜欢透过你的眼睛探视你内心深处的欲望；“表我”则会时不时地跳出来，检查你的购物清单。我自己的理解方式则是：天命真女组合（Destiny’s Child）的音乐专辑《有迹可循》（The Writing’s on the Wall）是“表我”［《跃跃欲试》（Jumpin’ Jumpin’）、《烦人精》（Buy A Boo）、《账单、账单、账单》（Bills, Bills, Bills）］，碧昂丝（Beyonce）的《柠檬水》（Lemonade）则是“真我” ［《祈求你能留意我》（Pray You Catch Me）、《爸爸的教导》（Daddy Lessons）、《别伤害自己》（Don’t Hurt Yourself）］。明白了吗？
马克给我们分享了一个晚宴的短视频。视频中，一名男子事无巨细地描述了他的通勤情况，然后询问对面的女生在大学里学什么课程，专业是什么。接着，女生开始谈论她最喜欢的素食食谱。这简直是“肤浅谈话”的典型案例。我回忆起零星参加过的几次晚宴，对这种感觉出奇地熟悉。
在另一段视频中，一名男子提到他母亲过世了，但他迅速跳过了这一部分，将话题转向足球。但一个女人突然打断他，问他对母亲的死有什么感受，因为他母亲的离世发生在他双亲离婚后不久，她很好奇他是如何同时应对这两件事的。视频中的女人看起来并无恶意，甚至她自己也觉得问这些问题或许有些冒犯。
马克将视频暂停：“看到这里，你们估计在想：这个女人这么问也太失礼了，万一他不想提到他的母亲怎么办。但事实是，他说他母亲将自己抚养成人，确实很想找人说说心里话，但一直找不到倾诉的对象。所以，一旦人们觉得对方是真诚的、友善的，他们通常会很乐意回答一些看上去可能有些失礼的私人问题。”
“有道理。”在我前面的一个女人点头赞同。
此时一个30多岁的男人举起了手：“但不是所有人都想和外人讨论他们的想法和私人生活吧？有些人可能是极度反感的。”
马克转向他：“有道理，但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把被冒犯的可怕程度夸大了。比被冒犯更令人害怕的应该是这辈子都切断了和世界的联系，空虚混沌地度过一生。”
话毕，马克用意味深长的目光看着我们所有人，慢慢又重复了一遍，似在强调：“与整个世界毫无关联，空虚孤独、浑浑噩噩的人生，这种恐惧感和凄凉感，实在是被世人低估了。”
然后马克拍了拍手，让班上一半的同学转向坐在自己右边的陌生人。转身的同学要告诉对方一件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谈话的开头已经被安排得明明白白，这场谈话能否从肤浅转向深入，激发真情实感并保证有意义，则要看作为听众的对方如何引导。
我转向坐在我右边的女人。她叫琳赛（Lindsay），美国人，来自亚拉巴马州。她穿着黑色羊绒衫，戴着珍珠项链。
我准备就绪，开口道：“我最近计划去得克萨斯州看望我的家人。”说完我心想：“我的妈呀，她可以顺着这个话题聊任何东西，比如家庭，与家庭的紧张关系，这次回美国是带着焦虑、渴望还是遗憾……”
“哦……好远啊……要飞多久？”琳赛问道。
“11个小时。”我回答道。内心满是无奈：“你接的太肤浅了，琳赛。”
“等下，让我再试一次。”很好，琳赛没有放弃，“你是……嗯……你是想回家逛街吗？我去！”通过琳赛最后的粗口，我猜她也立马意识到有些东西坚持可能没什么用。但我不能放弃，我像一个智者一样，默默比了一个手势让她再试一次。
“你期待晴天吗？”她好像在冒险。
好了，我也放弃了。琳赛做不到，她问不了深奥的问题。我本来以为聊天这种事美国人要比英国人擅长得多，看来是我有地域偏见了。
各种声音不断在我脑海涌出来，它们七嘴八舌：“琳赛，问问我的家庭啊！问我是不是也会失眠，不断盘问我为什么离家人那么远，而我却一年更甚一年地想念他们。真的是因为伦敦的戏剧、咖啡馆和报纸让我留恋，有助于我的写作吗？快，快问我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啊！”
我们周围小组的对话都很有深度，它们听起来感觉都言之有物、言之有料，两两之间相谈甚欢。但琳赛到现在还在问我是否期待在得州吃到墨西哥菜，我已经控制不住我的洪荒之力了，明晃晃的失望摆在脸上，无法控制。终于，铃响了，这意味着轮到我深入挖掘琳赛的内心世界了。
在那之前她需要先陈述一条自己的实际情况。她吸了一大口气，我充满期待地望着她，她却什么也没说。
她似乎想不出任何有关她自己的话来。嗯，没关系！她只是太紧张了，于是我决定起个头。
“你在英国住多久啦？”我问。
“5年了。”她说。
“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英国来了？”我问。我知道现在提的问题还在“浅水区”，但这都是一些必要的铺垫。“我丈夫调到英国工作，我就跟来了。”我点点头，注视着她棕色的眼睛。
“你每天都做些什么啊？”我继续问道。
“一般就和孩子们在家里待着。”
我要深入一点，再深入一点。
“你上这个课，是因为你觉得很难交到朋友吗？”这个问题让我一下子跳进了“深水区”。
“我只是觉得这可能会很好玩。”
这个答案出乎我的意料，她居然跑偏了。她根本没有深入，依然停留在“浅水区”。现在的状况就像我纵身一跃，跳进了冰冷的深水中，而她却站在岸边，悠闲地拾着珍珠，甚至连泳衣都没穿上，她都没打算跟着我一起跳！
“啊，这样啊，我只是想……”我试图缓解一下现在微妙的气氛，但是没有把话说完。因为我心一横，准备放飞自我，毕竟现在最关键的是帮助“弱势群体”。
“你孤独吗，琳赛？”我这次换了种问法，温和又直白。真机智！
“孤独？我不孤独啊！”她大声回答我。
“如果你孤独的话，也没关系的。”我慢慢地引导。
“我不孤独。”她又重复了一遍，只是这次声音小了一点。
我忍不住在心里默默回答她：“你是孤独的，我也是，我们都是。我想起了爱德华·霍珀的那幅画。我们都会孤独地死去，琳赛你也不例外。”
随便吧，无所谓，这可能也不是我真正想要表达的。诚然，我和琳赛萍水相逢，只有5分钟的交情，却希望迅速建立联系。我转念一想，琳赛可能会在鲜花夫人的交谊舞课上如鱼得水。在那个课上，老师教我们要在晚宴上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她来自亚拉巴马州，是很有可能上过这门课的。
铃响了，我转回身，再次面向前方。
课程第二个环节，马克告诉我们，与他人建立真正的联系的最快方式是分享我们的弱点和不安全感。然而大多数人都喜欢吹嘘自己，这只会招致别人的怨恨或妒忌。
“这并不是说我们期盼着别人失败，而是说，我们的悲伤在别人的世界中也会产生共鸣。”强力往往让人心生敬畏，脆弱却能滋养友谊。这就是人与人建立关系的方式。
这段话让我想到了我和我儿时最好的朋友乔瑞（Jori）的关系。我们10岁时第一次见面，然而一直到14岁这个青春期最脆弱敏感的年纪才成为真正的好朋友。乔瑞阳光开朗，我们之间几乎没有秘密，我知道她怦然心动的瞬间，知道什么是她的弱点，知道在学校她嫉妒谁，知道她的初吻是如何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旅行中给了一位来自法国巴黎的帅气男孩（但这个人不仅偷了乔瑞的数码相机，还传染给了她令人恶心的肠胃病毒）。她对我毫无保留的真诚，让我觉得我可以不假思索地告诉她任何事情，我们也因此变得形影不离。
这次我换了座位，和另一个女孩配对。这个女孩穿着芭蕾平底鞋和黑色紧身衣，体态轻盈，让人看不出年纪，可能12岁，也可能22岁。屏幕上，马克贴出了一系列问题给我们做参考，用以改善我们苍白的对话。我从屏幕上挑了一段读给她听。
“说一件让你遗憾的事情吧！”我问她。
“我没有遗憾。”她回答道。
“你完全没有遗憾？”
“对。”她说。
“没有？真的完全没有？”
“嗯，我对我的生活很满意。所以如果我为了遗憾改变了过去的什么，我现在的生活就不是这样了，对吧？”
嗯？这是什么解释？我们现在没有在聊“蝴蝶效应”，没有探讨是否一个细微的改变就足以颠覆你的整个人生——这只是一次对话练习。而且，你这分明是赤裸裸的自夸、明目张胆的炫耀，在这里吹牛是违规的！我无数次按捺住了想向马克举报她的冲动。
幸运的是，铃响了，我终于得到“解放”，可以回到座位上了。也许我错了，我已经和两个人搭档过了，但我和她们都没进入“深度谈话”，更别提袒露自我了，或许是我期望太高，不切实际了。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觉得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要足够幽默风趣。但实际上分享失败比分享成功更容易和对方交朋友。”马克继续用无所不知的口吻发表着他的观点，进行着下一个环节的开场白。
下一个环节名为“脆弱网球”。我们将和新搭档一起，将不安和恐惧的情绪化身成网球，来回击打、碰撞，就像小威和大威两个人手握球拍，球以每小时120英里[10]的速度在两个球拍之间跳跃。不同的是，我们所击打出的每个“网球”背后，都藏着深深的忏悔和秘密。
游戏的唯一规则是不能评论别人的言论，我们只能袒露自己作为失败者的一面，用自己窘迫的经历来回应对方同样尴尬的过往。
我就是这样认识克里斯的。
“有时候我还挺想要个孩子的，不为别的，就怕自己会孤独终老。”我对他说。
他听完面无表情。
“我觉得自己在工作上不如同事，后悔没有上大学。”他说，“不过我也不确定自己考不考得上大学。”
他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就有的聊了。
和琳赛，还有那个没有任何遗憾的女人比起来，克里斯简直是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
正如马克所预测的，“网球比赛”之后，我和克里斯之间隐约产生了某种联系。我们刚刚经历了一连串残酷的袒露自己失败的时光，我们从谷底爬上来，身体已精疲力竭却充满了内啡肽，就像歇斯底里大哭一场之后产生的一种畅快的解脱感。他主动、坦诚且不带评判，尽管我和克里斯才刚刚谋面，但刚刚进行的情感“涤荡”已让我们格外亲近。我们都意识到自己所坦白的情况是多么的荒谬，说出来的时候总忍不住发笑，类似于：“哈哈哈哈……这是我内心最深处最黑暗的秘密。我真的很讨厌自己——好好享受吧！哈哈……有时候我晚上哭着睡觉，睡着了还哭得很厉害，甚至把邻居们都吵醒了。哈哈哈……”
无论那些笑是发自内心还是为了掩饰尴尬，比起和熟人掏心掏肺，对陌生人袒露心声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们对你一无所知，所以不能正确地评判你，也不可能把你的秘密转述给你认识的人。这真是一种自我解放啊！同时，他们愿意向你坦白，这件事本身也很令人惊讶。克里斯是那种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会以为他是功成名就的人生赢家的人。他长相帅气，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妻子美丽又聪明，就连他支持的足球队都一直表现得很好。
然而，他却和我一样孤独、迷茫。
课程结束的时候，马克说：“下次我们和朋友在一起或者遇到新朋友时，我们应该将今天学到的东西应用起来。好比一场晚宴，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打扫房间、烹饪食材，是不能让它草草了事的。所以不能在今天学习了这么多理论之后，下次到正式场合，却任由谈话变得随意、肤浅。我们明明可以更深入的，可以通过设计问题来改变谈话的进程，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下课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这一趟惊心动魄的情感过山车之旅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我将带着一大堆秘密回家，最后把它们带进坟墓。我觉得自己拥有了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人建立深度联系是可以的，分享最失败的经历也未尝不可。我感觉自己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通体舒畅。教室里大多数人的感受应该和我一样，当我们从教室鱼贯而出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受了莫大冲击的样子。
出去的时候我一把拦住了克里斯。
“交个朋友？”我问他。这时候所有正常的社交礼仪都显得有些多余。
“好啊。”他说着，把邮箱写在一张纸上递给我。
我带着纸条兴高采烈地走回家，期待着我们的下一次会面，不是以社交课的学员身份，而是作为最好的新朋友见面。我们可以在周日的午餐时间进行漫长而充实的交流，我的美好生活可能就此拉开序幕了！
然而在第二天清晨寒冷的阳光里，我一下子被拖回了现实。我在想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我和克里斯永远都不会成为朋友。因为我知道的太多了，知道他对妻子谎报了自己的去向，知道他羞于挣得比妻子少。我们只知道对方最难堪的那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们对对方一无所知。而且我保证，如果他知道会再见到我，他绝对不会告诉我他的任何秘密。
我给他发了封邮件，说很高兴认识他，他没有回复。我松了一口气，克里斯也知道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朋友。在教室里，我们进行了一场满是恐惧和秘密的“网球比赛”，这堂课我永生难忘。它的确与众不同，甚至有些怪异，但也真切地减轻了我们的孤独感。“你听吧，没关系，反正我可以杀了你。”我突然开始真正理解这句话了。我们萌芽中的友谊，就在这种被迫过度分享中成了牺牲品；我们后会无期，山水不逢。
这个世界上有70亿人，而知道我内心深处的不安，知道我担心破产，害怕低人一等，以及因为没有孩子而惶惶不安的人只有克里斯一个。所以我究竟做了什么，居然试图去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
课程结束几周后，我登上欧洲之星（Eurostar）[11]去巴黎看望雷切尔。我的座位靠窗，邻座是一位70多岁的法国老人。在经历了过去一个月没完没了的闲聊之后，这段旅途我只打算盯着窗外或安静地看书。但这种难得的静谧时光，被一个20多岁、嗓门巨大的女人粗暴地打破了。
她大声地和她的朋友说话：“威尔觉得很尴尬，他嫌我声音太响了，说我又刻薄又粗鲁又可笑！”可能那个威尔骂女人的用词太难听了，她的朋友也吓呆了。
我在包里拼命地寻找我的耳机。
“如果威尔死了，我可能会难过，但肯定不会像我的前男友史蒂夫死了那么难过。如果史蒂夫死了，我会悲痛欲绝！但如果威尔死了，我就还好。”
我把包翻了个底朝天，把东西全倒在折叠式小桌板上，还是没找到我的耳机。
“威尔总跟我说：‘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呼小叫，你要多为周围的人想想。’”
说完，她开始在车厢里对其他人指指点点，我不禁开始觉得这个可怜的威尔听起来是个好人。“我才不管这些人的死活呢！”她总结道。
我想到了斯蒂芬说过的话：“缺乏社交焦虑，是精神变态的表现。”
车厢里的每个人都把目光投到了这边，凝视着这片死亡地带，我们的耳边充斥着这个女人无休止的絮絮叨叨。我知道大家都能听到她的声音，我甚至相信维多利亚女王也听到了她的声音。
“土耳其真是个适合晒黑的好地方！”她依旧喋喋不休。此时我意识到我把耳机忘在厨房的桌子上了，我感觉我的心已经碎成一片片然后泡在咸咸的眼泪里了。
我瞥了一眼坐在我旁边的老人。他愣愣地盯着自己的小桌板，估计也被充斥在车厢里的愚蠢对话给吓蒙了。
那个女人仍在继续：“昨晚我和威尔在厨房里做爱了，但我觉得他还是太娘了。”我不确定她的朋友有没有回应过她。
我冒险又看了一眼和我同样身处炼狱的邻座。如果不跟他说话，从伦敦到巴黎的整个旅程，我们都得忍受现在的一切。我必须得做些什么来拯救我们。
这节车厢需要一个英雄，必要的话只能我上了。
呃，当然我是不会上去叫她小声点的，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是什么拯救全世界的超级英雄，但我可以救一个。
这次我仔细端详了坐在我旁边的那个老人。他的小桌板上放着四本书，大部分是关于卡夫卡的。他穿着一件老式的米色风衣。我能和他聊点什么呢？不如干脆直奔主题：“你和你母亲关系好吗？”这么问好像有点太过了哦。我在内心纠结了大约5分钟后，转向了他。
“你是教授吗？”我问。我问出这个问题依靠的是刻板印象，因为他那严肃的外套和光滑的双手，比起砌砖头，更适合攻克哲学难题。
他惊讶地转向我。
“我曾经是。”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法语说。
我又朝他那堆书指了指。
“你是作家吗？”我问。
“是的。我有点累了。”他说，“你能猜出来？”
我慌乱地点了点头。
我们又陷入了沉默。
当我再次重复我刚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时，他给了我肯定的答复，他确实是一位作家。他叫克劳德（Claude），平常主要写与艺术相关的文章。他告诉我他在西班牙、巴西和日本都生活过。他去过世界上很多个国家旅游，策划过不少展览。他的英语说得很好，但口音很重，所以在嘈杂的车厢里，我不得不集中精力听他说话。
我总是忍不住看向他的左手，他的左手小指上戴着一枚镶有红宝石的精致戒指。仅仅看着它就能感受到从中溢出的忧伤，它看起来好像原本并不属于他。我隐约觉得戒指的背后，藏着一个悲伤的故事。
我们无意中聊到了他和母亲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我问他在哪里长大时，他提到了他的母亲。但他欲言又止，我就在一旁静静地等他说下去。
“说到我母亲……”他停顿了一下看着我，确定我是一个可靠的倾诉对象之后终于开口，“嗯……这……其中有一段故事。”我看到他的手指在空中强调了一下。
他告诉我，他一直都不知道他的母亲是犹太人，直到她死后，克劳德才知道这个秘密。战争期间他母亲因为害怕纳粹而保守了这个秘密。不仅如此，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嗯，这听起来像在编故事。
在去巴黎的这趟列车旅程中，我和克劳德聊得不亦乐乎。他很好相处，时常发出爽朗的笑声，告诉了我许多事。比如他是如何与他的妻子在意大利相遇的，比如巴黎有哪些地方值得一游，比如波尔多非常漂亮，但是过于商业，不怎么宜居，等等。
到站后我们一起下了车，沿着站台往外走。我远远就看到雷切尔的小脸出现在十字路口附近，她怔怔地看着我和一个70多岁的男人朝她走来。我颇自豪地对上她迷茫的眼神，我的眼里写满了：“怎么样，我是不是很酷？”当我和克劳德一起停在她跟前时，她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克劳德，这是我的好朋友雷切尔。”我向克劳德介绍道。克劳德和雷切尔礼节性地握了握手，用法语寒暄了几句，随后克劳德就向我们挥手道别了。看着克劳德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了火车站，雷切尔扭头一脸困惑地看着我。
“我开始和陌生人说话了！”我向她解释。
“哇哦，但你一定要和一个陌生的法国人说话吗？我的妈呀，直接跳出新手村进入困难模式？”雷切尔说道。
我和雷切尔好几个月没见了，所以在我们走出车站的时候，与好友重聚的兴奋感就像烈酒一样让我上头。我感觉自己得到了解脱，我再也不需要刻意想话题，不用担心下一句该接什么。于是我的语速飞快，简直想把之前几个月没说的、错过的话全都一股脑儿补上。
10分钟后，雷切尔在地铁上嘘我，因为我太吵了。
有人说，年龄越大，越能够和陌生人攀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变得更加自信，更少在意别人的看法。我记起曾经在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老妇人拍了拍我的胳膊肘，大声要求我：“快开窗——我热死了！”
按照我目前越来越“聒噪”的发展态势来看，等我到80岁估计……一想到这儿，我就头昏脑涨。
尼克认为当今社会人们愈发孤立了，但实际上如果人们愿意和陌生人交流，在某些适当的场合建立起一点微小的联系，其实幸福感会更强一些。当你已经排了20分钟的长队或者飞机晚点，被困在登机口已经听了4遍广播，你突然发现隔壁女士的鞋子还挺好看，或者你想告诉她你刚刚听的第4遍广播里有什么奇闻趣事，你可能会担心自己这么做会被当成变态；还有你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发觉边上正在吃午餐的人手里的咖喱看上去有点诱人，想问他在哪里买的——你就直接问吧，没关系。大多数人都会给予回应并乐在其中。
如果你真诚地希望和别人交流，就去发掘你的“真我”吧。但切记不要直接从别人手里抢过一本书就问：“你上一次在别人面前哭是什么时候？”（这一点请务必相信我，尽管尼克测试过这个问题能让你很快进入有营养、有深度的谈话领域。）
我和很多我从前根本想不到的人聊过天，有素昧平生、仅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有带着浓重法语口音，但万幸他会说英语的法国人。我参加过全是陌生人的聚会，在大街上和画家聊过天，在地铁里丢过脸。现在如果打“脆弱网球”的话，我不仅能打，还有信心能赢。我知道我用不着和每个人都搭上话，这一点让我的内心愈发强大。（比如，现在我会主动站出来“警告”那些在公交车站让我感到不舒服的人，或者远离那些认为去土耳其纯粹只是为了晒黑的人，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在行动之前我的脑海里就已经出现了无数种尴尬可怕的结果，然而在我惴惴不安、心怀恐惧地迈出第一步之后，才发现事情根本不是我脑补的那样。
我的社交焦虑还没有完全消失，但至少如果我真的想要或需要社交，我是可以和别人交谈的。交流这件事于我终于不再像天上星、水中月一般遥不可及了。
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我发现当人情绪低落、迷惘彷徨或沉迷在自己的世界无法自拔时，和陌生人聊天竟然是最容易调动情绪，获得多巴胺最廉价、最简单的方式之一。
当克劳德和我在巴黎北站告别时，他说：“我从来没有在列车上和陌生人聊过天，这次居然还说了很多心里话。但我很庆幸我这次这么做了，这次旅途美好得像一个梦。”（他是法国人，所以可以说这种浪漫的、酸溜溜的话。）
尽管我从“强撩”陌生人中获益匪浅，但当我告诉其他人我在地铁里问陌生人英国女王是谁的这个“骚操作”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一言难尽的神色：可能是针对我（因为我问了这个“蠢”问题）；也可能是针对那些被我抓住提问的“可怜人”，他们肯定特别尴尬（并且会生我的气）；又或者是针对维多利亚女王这个话题本身。所以这些人究竟是时间旅行者还是纯粹的白痴，还是说他们在嘲笑我？这个答案谁都不知道。
【注释】
[1] 英镑是英国货币单位。1英镑约为8.78人民币（2020年7月）。——译者注
[2] 佩登，英国简餐品牌。——译者注
[3] 一种游戏。游戏规则是：甲想一个事物，乙来猜。乙可以问甲任何有关的线索，比如“他是不是男人”“是不是中国人”，但不可以直接问有关信息，如“她叫什么”“他有什么特点”。甲只能回答“是”或“否”。问题最高上限为20个。20问后，乙若猜出则乙胜，否则甲胜。——译者注
[4] 罗德·斯图尔特，全名罗德里克·戴维·斯图尔特（Roderick David Stewart），1945年1月10日出生于北伦敦海格特，英国摇滚歌手。——译者注
[5] 英国家喻户晓的作家多迪·史密斯（Dodie Smith）的畅销小说。——译者注
[6] 一般来说，骨折的病患需要用石膏固定伤处，在康复的时候需要把石膏拆下来。——译者注
[7] 又名《超级制作人》，一档美国综艺节目，它虚构了一个名为《少女秀》（The Girlie Show）的节目，《我为喜剧狂》讲述的就是《少女秀》这个节目的制作团队台前幕后的种种趣事。它和NBC的王牌喜剧节目《周末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是同一个制作班底制作的。——译者注
[8] 爱德华·霍珀，美国绘画大师。——译者注
[9] 阿兰·德波顿，英国畅销书作家。——译者注
[10] 英里，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1.61千米。——译者注
[11] 欧洲之星是一条连接英国伦敦圣潘可拉斯车站（2007年11月14日后改为此站）与法国巴黎北站、里尔以及比利时布鲁塞尔南站的高速铁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