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插曲：父亲的心脏病手术
第四章 生活插曲：父亲的心脏病手术
随着第二阶段落下帷幕，我感觉我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来迎接接下来的更多改变。然而，我却忽视了那句古老的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所揭露的痛苦真相。
我曾承诺要花一年的时间让自己完全走出舒适区，但因为其中的标准由我自己设定，所以这些标准表面看起来依旧安全。当然，现实生活对以上这一切都毫不在意，它并不会理睬你详尽的清单、周密的计划，抑或是崇高的理想。
仅仅几天之后的深夜，我正准备上床休息时，收到了一条短信，当时的我仍被表演成功的喜悦萦绕着，随后就戛然而止了。
短信来自我父亲：“我们能谈谈吗？”
事情不妙。他打电话告诉我他一直心悸，然后他去做了检查，医生在他心脏的部位发现了肿瘤。在这个位置长了一颗肿瘤，这真是太糟糕了。
我知道他一直有心悸的症状，但一直没有重视这个毛病。
心脏直视手术将在洛杉矶进行，因为这是一项实验性手术，我们得克萨斯州的小镇不具备手术条件。医院已经下达最新通知：手术3天后进行。
我爸爸，要做心脏直视手术，就在3天后。
和陌生人交谈、努力变得外向、改变我渺小而孤独的生活，所有这些想法，都在这一瞬间被抛诸脑后。
这一切是那么猝不及防，我毫无准备，所有人都没有。
我订了第二天去洛杉矶的机票。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我父亲能否康复，更不知道他怎样才能康复。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我只知道我必须尽快跨越半个地球回家。
我深爱着我的父母，真的。但不要说得过于像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1]的腔调，毕竟大多数人都有被父母搞得一塌糊涂的经历。偶尔我也想知道，我内向的性格是否有一部分是由于我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那么外向直接导致的。他们会和任何人聊天：飞机上的邻座，店里的服务员，一起排队的陌生人，路过的邮递员，邻桌吃饭的人，等等。我还记得他们最近一次去伦敦时，我父亲和我们的优步司机进行了如下对话。
我爸：“你是哪里人？东欧？俄罗斯？”
优步司机：“我是格鲁吉亚人。”
（长时间的沉默。）
我爸：“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
你永远想不到我爸下一步会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他曾经在酒店大堂摔倒，结果顺势开始教一旁的门卫如何改善俯卧撑动作；他曾询问一个波兰女服务员是否非常想念她的家人，以及有没有后悔搬到伦敦；他还在我的婚宴上，和我的一众英国姻亲，讨论美国和英国发生“割礼”的概率。
“你爸可以跟任何人搭上话。”这是我妈的口头禅。
嗯，他可以的，但他非得这么做吗？
在我爸动手术之前，我们全家一起度过了再平常不过的一天。每次去洛杉矶，我总和我的祖父母待在一起，他们现在都90岁了。我爸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我的父母、祖父母一起去了常去的中餐馆Hop Li。当我们吃着筋道的港式面条、喷香的蒜蓉茄子和蛋饼时，我的祖父母劝我的父母喝鸡蛋汤，但他们像往常一样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所有的一切都很熟悉，与过往无异，好像这真的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但实际上整个夜晚都被一层阴影笼罩着。
当幸运饼干上桌时，我妈一块都没拿，连忙把头扭开了，连看都不看一眼。我知道她是在担心自己会交霉运，毕竟明天的事情不能出任何差池。我也没吃。我们吃了几片桌上的橘子来代替幸运饼干。
临睡前，在我和爸爸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互道晚安之前，他在地板上一口气做了20个俯卧撑，只为向我证明他真的很强壮。不要去想，千万不要去想，绝对不要去想这会不会是他最后一次这么做。他有些激动和亢奋，他曾经十分害怕手术，现在反而很兴奋地期待着手术结束。
在我祖父母的厨房里，他拿一把钳子向我演示了手术过程。他把他心脏上的肿瘤称为“松露巧克力糖”，还乐此不疲。在对他心脏做的回声扫描视频中，肿瘤随着血液流经心脏前后来回摆动。它看起来一点都不可怕，就好像只是血液循环中一朵微微颤动的小蘑菇。“我们进去，把松露取出来，一切大功告成。”他津津有味地说着，“小菜一碟！”
但他说漏了一个重要环节：外科医生会把他的身体放在泵上，将他的心脏直接切开，取出“松露”，再将他的心脏缝合，然后重启。他也遗漏了医生七手八脚地把他的身体重新组装起来的那部分内容。
我没有在医院待过很长时间，我对医院的绝大部分认知都来自《吉尔莫女孩》（Gilmore Girls），这是一部合家欢的电视剧。剧里有适量的搞笑片段和很少的恰当的性爱场面（几乎为零），这有助于塑造健康的亲子观。
在剧中，理查德（Richard）的祖父患有心脏病，后来病情突发。在这段剧情中，罗蕾莱（Lorelai）和她的女儿罗里（Rory）经常在白色的医院走廊里来回踱步，一边寻找咖啡和垃圾食品，一边互相安慰。剧中的医院里到处都是自动贩卖机、精疲力竭的护士和慈眉善目的医生，以及无穷无尽的劣质纸杯咖啡。现实世界真的是这样吗？
有一次，在看其中的一集时，我爸对我和我妈说：“你俩难道不希望像罗蕾莱和罗里一样，既是母女又是最好的朋友吗？”
这个问题让我浑身不自在，因为我们的关系与剧里的母女关系完全不同。罗里16岁，罗蕾莱32岁。我16岁时，我妈已经51岁了。我的成长过程伴随着一路的争吵。我们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每天放学后一起在餐馆喝喝咖啡。我当然也不会跟她分享我的初吻和初夜，我们的感情还没有好到这个地步。
我们的性格天差地别。小时候，我总是静静地坐在她旁边，而她则每天都在和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打交道。我们深爱着彼此，却因为性格迥异，我们没能成为最好的朋友。
我爸做心脏手术那天，我们早上5点就起床去了医院。然而虽然到得很早，但由于医生的耽误，我们可能要等上好几个小时才能手术。
我们停车时天还是暗着的。我爸摘下他的手表递给我，我戴上手表，扣上银色的夹子，瞬间觉得手腕上的分量变重了。我们走进医院，他签了字。
医务人员让他签关于手术的表格，我和我妈则在他旁边坐等着。过了一会儿，医生说：“好了，跟我上楼，换好病号服，你就能输液了。”
我和我妈都站了起来。
医生说：“只允许一位家属陪同。”
就是这个瞬间，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我以为我们还能一起再待几分钟，但这个瞬间让我不得不直面冰冷的现实，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我父亲活着的样子。我放声大哭，紧紧地抱着他，说我爱他。我不知道在这种时候我还能说些什么，我想起了我4岁得肺炎时他对我说的话：“我知道你身体超好的。”我今天对他说了同样的话，然后再次拥抱了他。
我一个人坐在候诊室里，尽可能坐得离其他人远些。我开始轻声抽泣，没有纸巾，我就拿我的衬衫擦眼泪，那一刻我发现我的生理期好像也来了。这时一个女人走向我，我苦涩地冲她半哭半笑。
“他们让你上楼。”她说。手术刚进行5分钟，我疑惑地看着她，那个女人给我指了指方向，递给我一张新的家属通行证。我朝电梯飞奔而去，挤进电梯，然后冲过走廊，找到号码对应的房间。
我听到了我妈的声音，洪亮而清晰。
“妈？”我试探性地喊道。
“我们在这儿！”她说着拉开窗帘。我看到我爸正穿着他的病号服，躺在床上，挂着点滴。我跑过去再次拥抱他，我还能够拥抱活着的他。现在的我完全不关心为什么我突然被允许进来，或者我还需要多久才能买到卫生棉条。
一个麻醉师，一个心脏外科医生的助手，另一个麻醉师，然后是一个护士——一个接一个的医生和护士源源不断地拥进来，滔滔不绝地说着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们谈论着正在慢慢喂我爸吃的所有药物，谈论着如何停止他的心脏，以及在重新启动它之前要先切断它的内壁，诸如此类。
我害怕得几乎一阵晕眩。
20分钟后，终于，他要进手术室了。我开始心神不宁。我觉得需要有一个说服他的筹码，好让他必须回来，这样才能保证他的心脏重新开始跳动。“贿赂”在我们家一直都有奇效。
“如果你手术成功的话，2020年我就让你抱上孙子，好吗？”就在他临走前，我冲他脱口而出。
他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说道：“我能得到一个书面保证吗？”
这个人已经有5个孙子了，但他打算组建一支完整的足球队。
但时间已到，护士和医生都过来了。他们推着他的床沿着走廊离开，他慢慢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我和妈妈走进电梯。“我们去吃早饭吧，”她说，“我饿了。”神奇的是，即使生活比连续剧更跌宕起伏，但细碎平凡的那一部分仍旧在继续着。
我们穿过大堂来到餐厅。
“你是怎么把我弄上楼的？”我问，“他们说只允许一个人陪同。”
“上次我们来这里做初步测试时，认识了一个人很好的乌干达护士。我们聊了很多他家里的情况。刚刚他走过来跟我打招呼：‘我在哪里都能认出你的微笑。’我跟他说我很担心你一个人待在候诊室，我们需要待在一块。他笑着说：‘我看看我能做什么。’”
感动之余，我有些震惊，因为我妈刚用她擅长攀谈的性格，为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我妈向和她几个星期前才认识的护士朋友表达诉求这件事，在这一阵“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教会了我一些关于变得外向的经验。
我们排好队取完餐，在一张桌子旁面对面地坐下。我们都点了丹麦樱桃浓咖啡。我爸的手表仍然压在我的手腕上，我努力不去想它，不去想它为什么会在那里，而是专心地品尝我的点心。如果不是在现在这种处境，丹麦樱桃口味的咖啡应该会更好喝一点。
我妈呷了一口咖啡，她端着杯子，胳膊支在桌子上，环顾着食堂里所有的医生和护士。
“你觉得这帮人在楼上的杂物间里做过爱吗？”她突然发问。
“什么？”我有点怀疑我的耳朵。
“就像《实习医生格蕾》（Grey’s Anatomy）里演的那样，没有一个杂物间是不让医生和护士忙碌的。这里的清洁工一定‘压力山大’。”她说。
我放声大笑起来，这么多年来，这种情况是第一次。
也许我们成不了罗里和罗蕾莱，但在那个瞬间，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终于发展到了与其相似的程度。只不过，我必须成为那个32岁的人，而不是她。
尽管如此，当我提到我刚来例假时，我妈还是从椅子上站起来去药店给我买卫生棉条。这时，我又回到了16岁。
几个小时后，护士通知我们，爸爸的手术已经结束了。又过了一会儿，心胸外科医生过来告诉我们，他成功地从爸爸的心脏中取出了肿块，并修复了一个我们之前并不知道的洞。若干小时后，我们就能见到他了。
当我们被允许进入病房时，爸爸仍然没有意识，他戴着呼吸器，看起来陷入了昏迷状态。妈妈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这时来了一位ICU[2]护士皮特（Pete），他告诉我们一切都很好，不用担心。他的笑容亲切，人很温和，微微发胖，我瞬间就喜欢上了他。他像一个年轻版的圣诞老人，操着一口加州口音，是那种我从没想过我会需要的护士。
慢慢地，爸爸的手指开始轻轻颤动。我和妈妈全神贯注地盯着他的每一个细微动作。
皮特打开了收音机来缓和房间里的紧张气氛。正播到罗德·斯图尔特的歌《玛吉·梅》（Maggie May）时，爸爸的眼睛睁开了。他呆呆地望着我们，然后皮特慢慢地取下他的呼吸器，他开始说话。就这样，我的爸爸回来了。
日常生活里的很多东西都让我惊慌失措——和陌生人说话，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在公众面前演讲——但失去父母，会在我的内心和生命中留下一个硕大无比的缺口。而我无法想象我带着这样的缺口该如何度过超过30秒的时光。当一件事顺利解决，身上沉重的担子被卸下时，你会感到格外的清新、澄澈。此刻，我爸爸刚刚做完心脏直视手术，我欣喜若狂，几乎快乐得要“发疯”！
我需要牢牢抓住这种感觉，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白天的大部分时光都会待在医院，在ICU陪着爸爸。这意味着我每天和我妈在一起的时间长达17个小时。我7岁以后就再也没有和我妈一起待这么长时间了，而且我打包票就算7岁以前，我更多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看电视。
爸爸正在休息。我妈不知道该做什么——于是，她决定打破沉默。
事情的走向让我始料未及，我飞到洛杉矶来照顾我爸，结果却无意间加入了一个关于变外向的“新兵训练营”，而我妈担任领队。
这是一场迅速且热烈如火一般的洗礼。我妈在医院的电梯里和人们交谈，加入他们正在进行的对话，自然得仿佛他们是熟识的老朋友。她面对一群人很自然地开口：“你们说的那个女演员是艾丽西亚·维坎德（Alicia Vikander），她长得真的很好看。”她跟门卫聊天，在星巴克拦住往咖啡里加奶油的男人，问他到威尔希尔大道（Wilshere Boulevard）有多远，但我知道她明明认识路！她还在洗手间里和女人们聊起了减肥中心的利与弊。
我们在附近的公园散步时，这个女人会冲人群挥手。
她一天至少两次会在路过别人的时候加入他们的谈话。两个护士在10米开外的地方讨论电影，她们想不起了电影的名字。“《爆裂鼓手》（Whiplash）！”我妈隔着ICU朝她们两个喊，末了还补上一句，“但我其实还没看过呢！”
这种闲聊是所有攀谈者的基本功，但它会让我神经紧绷。我妈也经常和护士皮特聊天。这种聊天就很不错。因为这是一种旨在“把你的注意力从你所爱的人身上仍然插满了管子的事实上转移开”的聊天，我很感谢她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发现皮特的祖父母和我的祖父母来自中国的同一个村子，1948年他们来到了这里。我们还知道了皮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旧金山度过的，他也知道在洛杉矶的哪个地方可以吃到最好吃的韩国菜（他还为我们列了一个餐厅清单）。反过来，我妈告诉他她和我父亲在中国的故事，他们俩曾在旧金山生活过，还分享了他们在洛杉矶最喜欢的餐馆。
与此同时，我爸在ICU里日益好转，逐渐康复。
5天之后，皮特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不会再见到他了。因为他有几天的假期，我爸爸很可能在他下一个轮班开始前就出院了。
我心里一颤。皮特要走了？是我们的皮特吗？我太喜欢他了，我妈妈也是。
“我真的很喜欢皮特。”“我也是。”这变成我们每晚离开停车场时念的咒语。
皮特为我爸爸抽血，给他开药，确保他的饮食正常。他看着我们哭泣、争吵，亲眼看见了因为我想关掉她打字和短信通知的声音，而从我妈手里一把夺走手机这种“壮烈”事件。他真的见证了我们在医院的每一天。
说实话这个人知道的有点太多了。但是他既热情又善良，和陌生人总能侃侃而谈，并且能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不知不觉中让这种本该如噩梦般的经历变得可以忍受起来。看到他的样子，我也想努力变得外向：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别人的皮特。
在ICU住了一周后，我爸终于出院了，洛杉矶的房子里也因此挤满了“半吊子的病人”。我躺在沙发上，看着《王冠》，两边坐着奶奶和爸爸。他们现在很“有缘”地需要服用同一种心脏药物：一个是因为已经90岁了，另一个则是因为刚做完心脏手术。
时间在这个房间里仿佛停止了流动。午饭时分，妈妈问：“有人想吃三明治吗？”我们的眼神都未从电视上挪开，但异口同声地回道：“要要要！”
一种全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生活场景好像出现了。就在刚刚，我突然迎来了我的新生活：没有过去，没有将来，时间仿佛永远停留在了洛杉矶的这个房间里，里面到处都是美味的糕点、可口的三明治、奈飞（Netflix）的电视剧以及90岁的老人。
但我很清楚我不可能永远逗留在此。我应该回到英国的真实生活中去，回到丈夫身边，回到工作中，回到家里做那些令人作呕的社会实验。这次旅行发生了太多我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全是天杀的糟糕的事——但我亲眼见证了健谈和外向这两个特质如何微妙地扭转了紧张的局势，以及一位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如何变成我心中的英雄。
像我妈妈和皮特这样性格外向的人有时会让人抓狂，但有时他们确实也能缓解生活中某些令人不舒服的时刻。比如，他们说服护士偷偷带着我去病房里看爸爸，他们让爸爸的康复之路更顺利了一些。
外向“新兵训练营”着实给了我一个惊喜，我最终竟然奇迹般地过关了。“训练”期间我和我妈只发生过一次小的争吵，最后我俩在麻醉师到底多有魅力这件事上达成了统一意见，争吵也随之结束。我们俩都认为他应该在《实习医生格蕾》的杂物间里赤膊上阵。
我父母为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坚持要目送我上车，并要求我下了飞机之后给他们发信息。我又回到了16岁，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也说不准。我把爸爸的手表重新戴回他的手腕上，向他们挥手告别，背起背包，登上了飞往英国的飞机。
我一大早就到了伦敦。从希思罗机场回家的地铁上，我打量着车厢里我周围的陌生人。我在想，父亲在医院里手术后醒来的那一刻，是否会一直停留在我脑海中最重要的位置。这提醒我，在生死面前，其他问题都不值一提。
我想起来我之前允诺过爸爸，要在2020年给他生个孙子。我应该找萨姆好好谈谈了。
【注释】
[1] 菲利普·拉金（1922—1985），英国诗人。
[2] ICU，全称Intensive Care Unit，即重症加强护理病房。——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