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灯下的进与退
第三章 聚光灯下的进与退
我在北京做记者的那几个月，是我20多岁时一段短暂的黑暗岁月。我是电视台里最差的记者，我怀疑也是世界上最差的。我之所以这么怀疑，是因为我的制片人屡次提醒过我这一点。当然这只是我讨厌她的原因之一。她还给自己取名叫索菲娅（Sophia）——我不知道她的中文名，中国人给自己取英文名很常见（外国人给自己取中文名也很常见，于是在这样的中国公司里，人人都顶着不怎么合适的外国名字在打交道）。她叫自己索菲娅，我很生气，因为索菲娅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名字，它差一点成了我的名字。当然，我也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后来有朋友告诉我，我相当于给自己取名为“安吉丽娜·朱莉”，我很崩溃，但那时改名已经晚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愿提及的过往，糟心的工作、讨厌的室友、在低谷期同床睡过的人，自以为是狼人的高中男友［安迪（Andy），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以及曾经狂热迷恋的花痴对象［比如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小美人鱼》（The Little Mermaid）中的埃里克（Eric）王子］。但时过境迁，我们站在时间的这头，再回望过去的自己时，往往懊悔不已，会扪心自问当时脑子里到底都装了些什么没营养的东西。
同理，我很少提及我作为一名电视台记者的经历，一旦谈及也会赶快略过。“我逃出来了，但不要问我发生了什么，也不要问我怎么逃出来的。”这听起来我好像刚刚出狱。
我会这么逃避，不仅仅是因为我真的真的非常不擅长我的工作，还因为我对它忌惮有加。
我工作的电视台当时正缺会说英语的记者。我没什么别的生存技能，恰巧会说英语，而我又刚从新闻学院毕业（虽然是澳大利亚的新闻学院，但并不妨碍它的专业性），所以他们录用了我。我一直向往着旅行、写作，向往着探索新事物，从事新闻行业似乎是完成这些计划最好的方式。即使我可能需要采访陌生人、打电话，很多时候都得把自己从舒适区推出来，但我觉得我能克服。因为如果我必须为工作做一些让我焦虑的事情，我通常能够逼自己一把——就像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一样。而且，我认为我内向的性格适合坐下来写文章。
现在我从事了影视行业，并期待能够做出一档名为《中国荒岛唱片》（Chinese Desert Island）的综艺节目，期待自己能成为东北亚的柯蒂斯·扬（Kirsty Young）[1]。
然而事与愿违。
我接受这份工作之后，总是刻意回避每一个让我站在聚光灯下的机会，一如从前因为不想参加校园剧而假装生病，躲避参加任何演讲活动，即使知道答案也拒绝在课堂上举手，等等。
许多人对在一个中等规模的课堂上举手发言并没有那么排斥，但站在聚光灯下，面对更多的观众总是让人望而却步。虽然对当众演讲的恐惧是一种普遍现象，无论个体外向或内向，但内向者的恐慌程度明显更甚。一般来说，内向的人对新环境和新刺激更敏感，所以面对一项令人不安的任务，例如当众讲话，内向的人更容易心率加快或血压升高。
但这些都过去了，那是老杰丝（Jess，作者的昵称），现在的她再也不会穿那件运动夹克。
只是每当摄影机上那盏小灯亮起，我就会按捺不住想冲上去把它关掉的冲动。我会控制不住地全身冒冷汗，心跳陡然加快，心脏重重的鼓点一下一下敲击着我的耳膜。然后我的大脑开始宕机，焦虑和神经错乱纠缠着我，我开始语无伦次，舌头打结。最后索菲娅就会在镜头后面对着话筒大喊，她刺耳的声音透过耳机传来：“你说得太快了，慢一点！手不要动来动去！你又不是说唱歌手，头晃来晃去干吗？不要看起来那么害怕，有什么好哭的，等下你的妆花……好了，已经花了，补妆吧。”
你看见镜头里的自己会崩溃窒息吗？就像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2]。如果你也这样，那我就勉强把自己归到正常人的行列。我感觉镜头里的自己仿佛被劫持的人质一样，浸在一大桶古铜色化妆品里，身后被枪指着，机械地看着提词器念稿子。
我努力放松自己，但是没用。我紧张得身体僵直，沁出大颗大颗的汗珠，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头被车灯照得晕头转向的鹿，完全丧失了方向感。只不过打在我身上的不是车灯，而是摄影机的灯。人们大喊着要求我站在他们面前，而我迫切地想逃离这里，钻进我认为安全的森林里，但根本无法实现。
其他记者和新闻主播在镜头前都表现得非常自信从容。他们还特别强调说，职业应该和天赋相得益彰。显然我不是这样，对于这份工作，我最大的天赋就是把所有的机会都搞砸。
那段时间我为了坚持下去，把所有的怀疑和痛苦都塞进了一个叫作“饲料疗法”的精神盒子里。但这个盒子不是密不透风的，它有一条细细的裂缝，这条裂缝从盒子诞生起就一直存在。我不断告诉自己生活其实挺好的，到后来我自己都快相信生活是真的挺好的。直到某天下班后，我百无聊赖地坐在台阶上，看着街对面的广场上一群北京大叔大妈跳起了广场舞，酷玩乐队（Coldplay）的《牢记你》（Fix You）突然响起，我知道，有东西从那条狭窄的裂缝里漏了出来。无数的酸楚开始上涌，泪水决堤。
在澳大利亚同居一段时间后，我和萨姆的签证都到期了，他搬回了伦敦，我搬回了北京，异地恋的感觉一点都不好。我无法和同事做朋友，他们个个天赋异禀，是天生的表演家，我显得格格不入。我的室友是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女孩，我还对她的猫过敏。没人说话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听播客。其中我最喜欢的节目叫《飞蛾》（The Moth），讲的就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的故事。正因为他们是普通人而不是练达老成的表演者，我才喜欢他们。躺在床上听着陌生人的故事，跟着他们的情绪时哭时笑，这大概就是我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了。
时间在流逝，但我在工作中的表现依旧不尽如人意，我不够大方灵活，在镜头前总是惴惴不安。每当我准备做些什么来缓解紧张的时候，我又会挨骂，于是我更加紧张了。我的恐惧来源于聚光灯，即使摄像机投射到我的脸上的聚光灯只有小小的一束，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盯着镜头，开始脑补我的脸出现在别人家的电视机上，然后观众就开始埋怨我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差劲。我很想做好这份工作，但只要我每天一踏进办公室，铺天盖地的恐惧就会向我袭来。
最后，我决定辞职。离开那天，我抱着放在办公桌上的5件运动夹克，头也不回地跑出了演播室，和我脑海中想象的越狱现场简直一模一样。我搬到了伦敦，嫁给了萨姆，试着忘记过去所有不好的记忆。
从那时起，我就暗暗发誓，为了我的健康考虑，再也不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了。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就是学会接受诸事未必如意的现实。
“桑拿”事件发生后不久，我和萨姆决定搬去伦敦。
楼上的邻居因为噪声问题把我们赶出了之前的房子，虽然我觉得明明是他们的女儿在制造噪声。我知道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该和小孩斤斤计较，但如果你遇到这样个子不高，脚却跟灌了铅似的8岁小毛孩，我打包票你也会讨厌她的。
也许她长大后会成为下一个米莉·鲍比·布朗（Millie Bobbie Brown）[3]或马拉拉（Malala）或马莉娅（Malia），但8岁的时候，她还是个没事就会在我们头顶上疯狂跺脚、大喊大叫，甚至把屎拉到地板上的熊孩子。对你的邻居说一句“请安静一点”已经够张不开口的了，说一句“你孩子的笑声让我有想死的冲动”就更难了。只要一听到她拉起小提琴，我和萨姆就知道我俩马上就要坠入“地狱”模式了。
搬家之前，我在收拾行李时，从成堆的名片、杂志、书以及传单里看到了《飞蛾》的节目单。我研究了一下这个节目单，找到了一个导演的名字——梅格（Meg）。
几年前，我就在联合教堂（Union Chapel）参加过一场《飞蛾》节目。这个教堂白天用来工作，晚上则是一个著名的音乐和喜剧表演会场。那天晚上，我被讲故事的人深深迷住了。他们站在彩色玻璃窗下，绚烂的灯光洒满全身，面对着900名观众，将他们的故事娓娓道来。我替他们这样成为人群的焦点不自觉地感到阵阵忧虑，却又充满敬意和同情。
因为我就住在联合教堂所在的街区，所以大多数日子里我都会路过这个教堂。我和那个街头画家罗杰一起参加的私人艺术展，离教堂只相隔两憧房子。
现在我拿着节目单陷入了沉思，思考下一步能做什么。
我一直努力变得外向，努力和陌生人聊天，努力去参加更多的社交活动。但成为焦点这件事依旧是我心里很难迈过的一道坎，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无法想象自己站在舞台上，站在唯一一束闪亮的聚光灯下的样子。
在电视台像“蹲监狱”一般的时光，以及辞职后我游戏闪现般地落荒而逃，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十分尴尬、羞愧。因为我没有直面恐惧，而是选择了逃之夭夭。我知道，我被我内心深处的恐惧牢牢支配了，而现在，我想挣脱这种支配。
我确实怯场，但怯场并不是一个可以不去尝试的正当理由。每天都有内向的人在克服这种恐惧，为什么不能是我？
所以我壮了壮胆，给梅格写了封邮件，内容是关于我的故事。节目的主要讲述人通常都很有成就：比如宇航员或知名的小说家；或者有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比如在双胞胎家庭长大成人。但他们偶尔也会征集普通人的故事，类似于这个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奇怪的境地——比如在地铁上随便抓着一个人问英国女王是谁。这是一个我可以试着讲出来的故事，更因为它发生在当地，就在联合教堂附近，梅格可能会感兴趣。我列了一个简短的提纲，在我反悔之前点了发送。我还没来得及想象自己站在舞台上，接受黑暗中900名观众的注视是什么样的光景，也没想清楚参加这种活动究竟会有什么潜在的风险，就赶紧去散步了，试图通过散步抑制住因为恐惧和悔恨而想放声尖叫的冲动。
“告诉我完整的故事吧。”梅格的声音透过听筒传进我的耳朵里。
我此刻正坐在伦敦的新公寓，手里电话的那头是远在瑞典的梅格。
梅格给人的感觉很温柔，声音也很真诚。可能因为在播客的《飞蛾》上听过她的声音很多次，我立马分辨出了她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告诉了她我尝试和陌生人交谈的经历。梅格对我的故事十分感兴趣甚至有些亢奋，因为她知道英国人被冷不丁地搭讪时，会表现得多么神经质。
“其实伦敦人比我们瑞典人好相处多了。瑞典人互相之间从来不说话，但是会一直盯着你看。”几年前梅格从纽约搬到了瑞典，因为工作经常会去伦敦。
“我觉得伦敦人也蛮会躲避眼神交流的。”我说。
“那和瑞典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了。”她说，“瑞典的一切都非常孤立。我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圣诞聚会，只要是我认识的，我都会邀请过来。但这里的瑞典人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会把所有的朋友聚合在一块，他们说这很诡异……”
我没有告诉梅格，在圣诞聚会这件事上，我其实和瑞典人站在一边。举办一场盛大的圣诞聚会，然后邀请我认识的所有人，这听起来就是一场噩梦啊！
通话末尾，梅格说她还不确定是否能把我的故事加到她的节目里。
“几周后我再联系你。”她说。
我挂了电话，心怦怦直跳，有一半的念头是：你还是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但怕什么来什么，梅格的电话随后就过来了，通知我在1个月后，参加下一期节目。
等下，1个月？我根本不可能在1个月内完成参加节目的所有准备工作啊！我以为我的准备时间会有好几个月，那我可能还会朝完成任务冲一冲，至少有时间找找各种方法，比如去催个眠，做个额叶切除手术，或者万一碰到个宗教奇迹之类的。
我告诉梅格我还没准备好，我能在6个月后上节目吗？她的回答是“不行”，她为了配合我的故事已经策划好其他的故事了。
在我努力变得外向的这一年里，我希望我牢记勇于挑战这个宗旨并能坚持到最后一刻，而公众演讲恰恰又是我变得外向这条道路上的最大心魔，我更要战胜它。如果我推迟录制节目的时间，说不定在延长的等待期里又会节外生枝，被卷入本来完全不会发生的意外里。1个月就1个月，免得夜长梦多。（看吧，我又一次想到“适时发生的宗教奇迹”了。）
我没有对梅格说我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也不敢细想那些可能会让我窒息、崩溃的结果，趁着大脑一片混沌，我很快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答复。毕竟只要我的脑子还在，就不可能答应。
答应的下一秒，我就在谷歌搜索栏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下：如何应对怯场。我看的第一篇文章，建议我服用β受体阻滞剂[4]来抑制身体对肾上腺素的反应。
我疯狂心动，因为这是一条不费吹灰之力的捷径。但这样不是直面“心魔”，只是让“心魔”镇定下来，然后我踮着脚尖，提起裙边，谨小慎微地绕着它转，生怕惊动了它，这一点都不酷。
大脑混沌期过去后，我的脑子终于开始工作了，然后我意识到自己离《飞蛾》的表演只有几周的时间了，神经突然高度紧绷起来。一想到自己要站在舞台上，面对台下坐着的乌泱泱的一片人，而且我手里没有讲稿，没有备份资料，什么都没有，我不禁冷汗如雨下。
我想蜷缩成一团躲在角落，想逃离现在的生活，想重新开始。最好能找个温暖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没有公开演讲。有大量会让人长胖的碳水化合物也没关系，兴许我还可以成为一名面包师。
不对，我痛恨早起，成不了面包师。但没关系，无论如何，只要逃离了现在，那崭新的我一定会拥有崭新的生活，过得很滋润！
但我哪能逃得出去呢？
晚上，萨姆在烤架上烤奶酪，我突然不耐烦地冲自己大声埋怨：“你到底在干吗？”
他震惊地盯着我，发现我不停颤抖着双手，反应过来，温柔地安慰我：“杰丝，参加一个演讲而已，没关系，船到桥头自然直。”
“不，不会的。”
其实我的内心已经开始咆哮了：“难道你没发现这是世界末日吗？”
我知道他想理解我，但我也知道他做不到。因为恐惧这种东西你要是没有切身体会过，是无法感同身受的，而他没有我的这份恐惧。
75%的人对公开演讲的恐惧要高于对死亡的恐惧。社会生物学家将这种恐惧的源头追溯到我们的祖先：把自己从一个群体中分离出来，就是向其他族群发出了来攻击你或排挤你的邀请函。在现代生活中，这更像一个人独自流浪，直到死于寒冷和饥饿，手里还紧握着PPT的笔记。
为了登上那个舞台，我不得不与根深蒂固的进化本能做斗争。
在街上和一个陌生人说话很难，但与同时和900个陌生人交谈相比，前者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我陷入了典型的自我挫败中，深不见底的恐惧感让我无法着手任何准备工作，甚至连试一下都怕得要死。梅格想让我重新整理一遍我的故事，好把它改编成舞台剧，但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我没有练习发言，没有背所谓的演讲稿，更没有被催眠而萌生出自己会焕然一新，能够胜任这个艰巨任务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无法入睡，躺在床上凝望着黑暗，脑子里一片混乱。我下载了各种用来放松的应用软件。我已经紧张到无法依靠冥想让自己入睡，所以选择听睡前故事。不知为何，我居然在小时候没有听过《绒布兔子》（The Velveteen Rabbit）[5]的故事，我的童年都去哪了？但我又为我幼童时期不认识这只兔子感到一丝庆幸。大家都知道这只令人毛骨悚然的兔子有各种感知能力，它好像一只活着的真兔子，但它却不是真兔子。它的眼睛是用纽扣做的，这又是什么鬼？这太可怕了，这种可怕的故事怎么能哄孩子入睡呢？
我彻夜难眠，直到凌晨才有零星睡意。我的大脑终于疲惫不堪，开始进入梦乡。结果1个小时后，我就被一阵刺耳的女高音吵醒，我的手机里传出那只小兔子声嘶力竭的呐喊：“我是真兔子，我是真的！”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对朋友倾诉了我的苦恼。她刚从柏林飞回来（请时刻谨记我在伦敦没有朋友），我们穿过汉普特斯西斯公园，目标是公园那头的游泳池。
“你还没变成你想变成的样子。你要迎接挑战，做一些改变啊，结果肯定会很好的。”她安慰我。
我们在更衣室里脱掉了牛仔裤、靴子和外套，她先一步跳进了冷水里。我和她都算半个中国人，她也叫杰茜卡，但她很擅长在公共场合演讲，也很擅长和陌生人聊天。我们竟是如此的截然不同。
当我慢慢潜入水中时，她已经游过了半个泳池。水温很低，冰冷刺骨，我的身体有点承受不了。
45秒后，我放弃了，爬出泳池转战甲板，开始在甲板上享受温暖的阳光。
这时一个60多岁的女人过来打招呼。她叫简（Jane），是杰茜卡住在伦敦时的老朋友。当然，杰茜卡和每个人都是朋友。
简和我们聊了几句后，转身一头扎进泳池里。当她再次出现时，我震惊地看着她还在滴水的头发。
“天这么冷，你居然把头发搞得这么湿？”
“噢，我总是把脑袋弄湿，感觉这么做能洗掉所有压在身上的东西，把脑子一下子清干净！”简回答道。
我不禁把视线投向泳池，灰扑扑的水面散发着冰冷的寒气，水下是一片深邃的黑暗，但此刻我可能必须得像简那样直接跳进水里。因为现在的我，急需清除掉身上背负的一切压力。
演出前的第11天，这又是一个不眠夜。我决定起床，去克服压在我身上的恐惧，我需要帮助，专业的帮助。我偶然发现了一个关于治疗演讲恐惧的在线论坛。它给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催眠疗法、大量的练习、想象约翰·汉弗莱斯（John Humphrys）穿着内衣（这真的有用吗？）、使用应用软件练习呼吸、用色彩鲜艳的披肩包裹自己来获得自信等。
然后，一个名叫朱莉娅（Julia）的人推荐了一位名为艾丽斯（Alice）的声音教练和言语治疗师。朱莉娅这样评价这位治疗师：她“改变了我的生活”，“完全治愈了我”。
我掏出手机。
“你好，我11天后有一场大活动，但我有些怯场。你能帮我吗？”一听那头有一个女人应答了，我就脱口而出。
“你现在有什么问题吗？”艾丽斯问。
神经过敏，强烈的自我意识，断断续续的口吃，不安全感，严重的焦虑症，脊背不好，语言能力差，害怕蜘蛛，没达到理想身高，新陈代谢慢——以上全是我的问题，但现在这些都没那么重要。
“我在公共场合会不知所措，很害怕，然后讲话会不自觉地加快，总是忘记应该说什么。”
艾丽斯了解了我迫在眉睫的情况。
“星期二下午两点到我家来。”
终于有一个成年人能够解决我的窘境了，我想我找到了下一位人生导师。
艾丽斯住在伦敦南部，去她家的一路上我都很兴奋，因为我彻底征服恐惧的这一天即将来临。我已经在邮件里把我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艾丽斯。我幻想着，我进门以后，她会让我坐在沙发上，递给我一杯热茶，耐心地听我倾诉，温柔地抚慰我，仿佛呵护襁褓中的婴儿一般呵护我。天气阴沉沉的，沁着丝丝凉意。我裹紧了身上的黑色风衣，从火车站走向她家。
到达目的地后，我按下门铃。不多会儿，艾丽斯就来应门了。她将一头白发梳成齐整的马尾垂在脑后，额前的刘海很是清爽。她身材娇小而苗条，穿着也得体，看上去十分干练。我看不出她的年纪，可能是45岁，也可能是75岁。
“请进。”她示意我进门。
她的房子大得出奇，我们在她带法式双开门的大厨房里坐了下来。
我们在餐桌前面对面坐着，艾丽斯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她的态度有些冷淡，我感觉自己仿佛在接受盘问。当她开始探究我的内向性格和怯场心理时，我有一点抵触。这和我想的不一样，一点都不让人如沐春风！我抵触恐惧的心理令我陷入了尴尬，因为我发现不论我说什么都有一种被他人审视、判断的意味。
“跟我说说你今晚要讲的故事吧。”艾丽斯看起来很期待。
终于到了要展现自己的时候了，即使观众只有她一个，我的手也开始发烫。我咽了口口水，摩拳擦掌，准备就绪。
“所以我在这个咖啡馆里发现了这个徽章……”我向艾丽斯讲述着我的故事。但在我说话的时候，她一动不动地盯着我，让我异常紧张。
结果我忘了故事讲到了哪里。
我只好重新开始，告诉她我搬到了伦敦，偶尔会抚摸陌生人的狗。简短的几句话后，我口干舌燥，心跳加速。紧接着，我的大脑像放电影一样快速闪回过去的种种场景，最后突然宕机，变成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了，真的，空无一物。
“我忘记了……”说完这句话我自己也大吃一惊，我居然记不住这么一个小故事。艾丽斯又不是在考我《坎特伯雷故事集》或蒙古的口述历史，这些都是我生活里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这也能忘？我好像得了暂时性失忆症，故事的下一部分我竟完全想不起来了。
我不禁脑补出了这样一个画面：我站在联合教堂的舞台上，聚光灯打在我的脸上，四处昏暗，黑暗中观众席上数百张脸都齐刷刷地凝视着我。而我在追光的正中心支支吾吾地开口：“我有一个徽章……我的徽章……徽章？”真的太丢脸了。所有人都盯着我，窃窃私语，想知道我到底怎么回事。能怎么回事儿呢，不过是我一直都无法振作，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的废柴本质暴露无遗了而已。
“再试一次。杰茜卡，仔细回想一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艾丽斯看着我，一动不动，我觉得浑身燥热。然后不争气的眼泪夺眶而出，刺痛了我的眼眶，顺着脸颊直往下淌。
她递给我一沓纸：“写下来吧。”我接过纸，拿起钢笔，泪如雨下。
“我做不到，我真的不记得了。”我有些崩溃。
我曾经在书上看过，虐待罪犯会导致虚假供词。果然是这样，至少我很吃这一套。现在只要5分钟我就能承认我是班克西（Banksy）[6]，只要我承认了，艾丽斯就不会再用她那双锐利的蓝眼睛盯着我。
“衔接的问题。”她穷追不舍，“因为你的故事衔接得不够自然，所以它会让人感觉一团糟。”
她让我把我的故事画出来，但我甚至连这个也办不到。于是她拿出一张纸，开始帮我画。
“好，你有一个徽章。”她画了一个徽章，然后画了一只猫。
“你为什么画猫？”我问。
“你说你跟陌生人说话的时候总是摸别人的狗。”
哇哦，是这个理儿，没错。但我觉得可能画只狗更合适。
她又画了一架飞机，画工有些粗糙。而且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用，我的故事里没有提到飞机啊。艾丽斯画完飞机开始画一条时间线，上面全是象形符号，我能看懂的只有这些：一面英国国旗代表我来到英国，一只猫代表我在抚摸别人家的狗，还有几副眼镜……
“那些眼镜是什么？”
“你咨询的专家们。”
什么？我的故事看起来像一个儿童寻宝游戏吗？
我越来越迷茫，她画了一个王冠来代表英国女王，但我觉得女王的象形符号显然不是王冠，而应该是两个交叉的脚踝，因为克莱尔·福伊（Claire Foy）[7]在《王冠》（The Crown）里总是坐着。
我觉得画这些符号估计起不了什么作用，但还是假装表示赞同。
“你现在再试着讲一遍这个故事看看。”她说，“你刚哭过，情绪宣泄完了，现在应该可以了。”
什么？简直大错特错，我的情绪怎么可能宣泄完了呢？我还有很多美好的、悲伤的等各式各样的回忆深埋在心底呢！因为我一直在极力克制自己——我还没有呼吸急促，泪水决堤，也根本没有因为宣泄完情绪而感到如释重负。我要毫不克制地大哭10到15分钟，这样我才算把情绪释放完。
但我们没有那个时间。
我跑上楼，去卫生间拿纸巾。在她巨大的浴缸沿上坐下，试图缓和情绪。艾丽斯显然是一个“严师”类型的人，她不会如我期待的那般待我像襁褓中的婴儿，细心呵护。今晚的任务陡然艰巨起来。但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在陌生人的浴室里自怨自艾，而是为了战胜恐惧。
所以我很快回到楼下，重新坐在艾丽斯的对面。她继续着之前的议程，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她说了很多话，但我的脑子完全无法接收它们，光听清那些话我就花了一分钟。
“你真的不特别。”她告诉我，“也不是宇宙的中心。”
我的天。
我清楚艾丽斯的意图，她想告诉我，其实没有人真正在意我表现得如何，所以大可放手一搏。我也知道她说得没错，这就是事实。我把观众的反应看得太重，担心自己不够完美，与此同时也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这便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觉得自己不够资格站在台上，去获得所有观众的关注。所以她说我不特别，无疑放大了我的恐惧——我就是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我配不上那个舞台，迎接我的只有失败。
“没人在乎你是否会失败。”艾丽斯说。
我不认同。梅格会在意，观众会在意，我会在意。我一辈子都会因为这次失败而耿耿于怀。这件事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彼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立马离开那座房子，那种扭头就走、干脆利落的离开。
说做就做。我说我得回去了，留下了艾丽斯一个人在前门。出门后我走啊走，一连走了5条街。然后发现我把外套落在了她家，而且我走的方向是去车站的反方向。
我站在伦敦的陌生街头，天空渐渐飘起小雨，冷风阵阵，寒意更甚。我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T恤，冷风中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手里的手机电量显示只有9%。
我闭上了眼睛，感受雨滴落在脸上的冰凉之感。
论坛里那个叫作朱莉娅的女人说艾丽斯改变了她的生活，但她没有说她完全抛弃过去，重获新生了，对吧？我只能这样解释，好让自己好受一些。
最后我找到了去车站的路，外套就留在了艾丽斯家。我坐在火车上，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闪回那一幕——我坐在艾丽斯对面，接受审问：“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而我只能哭着回应：“我只记得这些徽章，其他真的想不起来了。”整个画面就像是《法律与秩序》（Law & Order）[8]里，每一位目击者都要接受长篇大论式的盘问一样。
我希望我能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那个分明再正常不过的时刻会使我泪如雨下。我只是在一幢漂亮的房子里，和一个穿着整洁的女人说话而已。但事实是事后连我自己都很难理解我的举止，更别提向他人解释了。那时候，艾丽斯一动不动的注视让我的神经格外紧张，我渐渐失去了理智和自我。这种熟悉的感觉仿佛让我回到了在北京的那几个月，我完全暴露在了别人的视野中，一览无余。
艾丽斯的注视让我倍感压力。曾经表演失败的焦虑和站上舞台对我的重要性开始产生混合反应，我的身体不自主地开始释放指挥战斗或逃跑的肾上腺素。无数忧愁涌上我的心头：我的声音听起来正常吗？我说得对吗？我是不是看着有点奇怪？有没有哪个细节弄错了？艾丽斯是不是讨厌我？
我过于兴奋，也过于紧张，极度容易分神。这和人们希望在表演时达到的全神贯注和禅定的状态南辕北辙。研究表明，当压力过大时，我们的身体就会释放皮质醇，它们会干扰我们的注意力和短期记忆。简而言之，我的大脑短路了。
面对这种恐惧，我无法控制身体的反应，但我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抛开我的大脑到底给我刻画了多么吓人的场景，实际上我只是站在了舞台上，并没有真的被一头剑齿虎追赶那样可怕。我没必要沉溺于自己当电视记者的失败经历里，还把它当成座右铭来时刻提醒自己。
我可以试着摆脱过去在公开演讲时的焦虑。
但这种情绪扎根在了我内心深处，将它刨根挖底需要付出代价。
我回到了泳池，这次就我一个人。还没来得及给自己做什么强大的心理建设，我就直接把脑袋泡进了水里，每根发丝都湿透了。“删除一切。”我在光滑的褐色水面下潜着，向池水发号施令。天气还是很冷，但我的身体迅速进入了一种愉悦的状态，又逐渐平静。我在水中游弋，有时也躲到树后，或是抬头望向天空，它碧蓝澄澈，所有的烦恼都渐渐被抛诸脑后。
我从泳池上来，擦干身上的水迹，换上了牛仔裤和套头衫，开始在公园的荒地上漫步。我在树下漫无目的地走着，然后陷入沉思。最终我决心至少要尝试一下。我要战胜焦虑，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不能做一个只会在浴室里哭的弱者。今年我发过誓要更加勇敢，不向自己怯懦的性格屈服，遇事也不能再逃避或躲藏，所以我不能就此放弃。更重要的是，我想摆脱这困扰了我30多年的恐惧。这次参加演讲是我战胜“顽疾”的最好机会，我不能白白浪费。
我陷入自己的思绪中无法自拔，结果在公园的荒地上迷了路，走了1个多小时才找到我要去的火车站。
我回到家后有些虚脱，因为在水里浸泡太久，又在荒地上经历了漫长的步行。但我强迫自己在公寓里大声练习我要讲的故事。我从头到尾练习了两次，虽然并不让人身心愉悦，但确实是一剂良药。
我回到艾丽斯那里进行了第二次治疗。因为我别无选择——我尚未痊愈，也没有找到别的治疗方法，此外我的外套还落在她那里。
这次，她带我去了另外一个房间，里面有一架钢琴和一座漂亮的老式壁炉。
艾丽斯摆好两把椅子，我们再次面对面坐着，双脚平放在地上，两膝相距8厘米左右。
她演示了一种呼吸练习方法，用手指堵住一个鼻孔，另一个鼻孔吸气，然后换一个。她让我做20次。
我们一起做。
我不知道我的眼神该落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个动作何时才能结束，可能永远不会结束。
然后，艾丽斯微微向前倾斜身体，双腿张开。她说：“让肌肉更紧张一点，坐的位子大一点，让身体尽可能放松下来。”我模仿她的动作，感觉还不错。
然后我们面对面站着。
“有时候我们的声带会没有氧气，这样我们就失声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要学会做一个爱管闲事的婆婆，像这样。”艾丽斯用鼻子“哼”了一声。
“你试试。”艾丽斯说。
“哼！”我假装吸气，把空气推出去，我感觉到我的声音在喉咙后部颤动。
“很好！”她说。听到她的肯定后，我开始不那么紧张了。“如果你失声了，这么做能把你的声音找回来。”
然后她让我把手放在横膈膜上，说这样能感觉到它的收缩，但其实我并没有感觉到，我只能假装感觉到了。
“好，现在我带你做一些声乐热身，跟着我做就好了。”艾丽斯说。我点头。
“Ba——ba——ba——baa——”她冲着我。
“Ba——ba——ba——baa——”我予以回击。
“妈——妈——妈妈！”艾丽斯的声音像波浪般起伏。
“妈——妈——妈妈！”我附和着。
“很棒！”艾丽斯说。
我喜欢从这种简单任务中获得的表扬，因为我做得到。
“我妈妈棒极了！”艾丽斯大声喊道。
我停了下来。
“跟着我一起说出来，”她又重复了一遍，“我妈妈棒极了！”
但艾丽斯是用英国口音说的，而我是混合口音，确切地说是“在美国生活了10年的美国口音加在伦敦生活了10年的伦敦口音，再加上我嫁给了曾在澳大利亚生活过的桑德兰人的澳洲口音和桑德兰口音”。
“你是想让我跟你一样说出来？”
艾丽斯点点头，略带一些不耐烦。
我感觉遭受了打击。我就像是《国王的演讲》（The King’s Speech）里的科林·弗思（Colin Firth），而她是狡猾而执拗的杰弗里·拉什（Geoffrey Rush）。我盯着艾丽斯的眼睛，她也盯着我的。自从我搬到英国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在等待有人给我释放让我大声说话的“通行信号”。
“我妈妈棒极了！”我用傲慢的英国口音吼道。我的声音和《欢乐满人间》（Mary Poppins）[9]里的一个孩子一模一样。
“我妈妈棒极了！”艾丽斯鼓励地冲我喊。
“我妈妈棒极了！”我激动地回应，现在我的声音听起来像赫米奥娜·格兰杰（Hermione Granger）。万一有人突然看到这一幕的话，大概率会以为我们是精神病。我们像是两个乱吼乱叫的木乃伊，但我们为此感到无比自豪。
这种吼叫持续了一段时间，也许是很长一段时间。
艾丽斯说：“很棒，现在我们坐下来，你再给我讲讲你的故事。”
哦。
艾丽斯在房间后面坐了下来，我则走到了走廊上。她大声报幕：“欢迎来到舞台，杰茜卡·潘！”
随即我就从走廊出现，走进房间。她坐在椅子上，两条细腿交叉着，很端庄。我没有看她，我看的是她头上那顶漂亮的皇冠——这所富丽堂皇的房子。
我站在她面前3米远的地方，开始集中注意力讲述我的故事。最后，我终于，终于熬到了结尾，没有卡顿，也没有支支吾吾。
艾丽斯为我鼓起了掌。
我还没来得及沐浴在胜利的光芒下好好享受，艾丽斯就提出了新的要求：“来，你再讲一遍，这次我会干扰你。因为大家在晚上可能会醉成烂泥，然后很吵，甚至可能冲你瞎嚷嚷，你要适应干扰。”
我发自内心地不想再对她讲这个故事了，因为重复一遍让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傻瓜。但她一个人顶一群聒噪的女人，一次又一次地叫我的名字，最后我屈服了，又一次跳出走廊，讲起了这个故事。
这次艾丽斯拿起了电话，故意在我出错的环节放声大笑。我被她干扰，停顿了大约30秒，这时她冲我喊：“谁在乎这个啊？！”于是我决定不理她的反应，继续讲我的故事。
艾丽斯的反复拷问和冷嘲热讽，把我从自己设立的禁锢中解救了出来。我把故事又从头讲了一遍。我踏出她家门的那瞬间，感觉一切都变了，变得更好了。
我后面又见了艾丽斯一次。她让我把这个故事再讲两遍，每讲一次我都更加平和。我的声音愈发平稳，思路愈发清晰。我不由得开始相信，我能在真实的人群面前表演。就在我讲第二遍快收尾的时候，我的余光瞥到一只蜘蛛从天花板上缓缓垂下来，即将要触碰到我。我一个健步缩到角落，极力控制自己不发出尖叫声。
于是，今天的重要课程是——永远保持警惕。
在我收拾东西离开之际，艾丽斯对我说：“我想让你记住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你必须渴望讲述你的故事。这种渴望非常必要，当你神经紧张的时候，记住回想一下你这么做的初心。”
从艾丽斯家出来，我径直前往《飞蛾》排练现场。明天就是演出的日子，今晚我要和其他4位讲述者一起上台彩排。
一位是澳大利亚纪录片制作人达兹（Daz），他有一头精灵般的金发；一位叫英格丽德（Ingrid），之前是学者，后来成了作家；还有刚从华盛顿飞来的美国人戴维（David）；最后是我。其实还有第五个讲述者，他因为女儿病了，今晚来不了，我没记住他的名字。可能是因为我的注意力全放在戴维身上，我刚刚发现他是奥巴马在白宫的御用演讲稿撰写人之一。
对不起，什么？我要和那个帮奥巴马写演讲稿的人一起表演？我要在他表演完后上台？不，我不能在他后面！
但后来我意识到，还有谁能比他更好地给我建议？除了这个帮助过最伟大的演说家的人，还有谁？如果有人能给我一些关于演讲的建议，那一定就是他！好吧，应该是奥巴马第一，这个人第二。
于是我拦住了他。
“你觉得奥巴马有没有演讲恐惧症或者你觉得……”
“我觉得比起演讲，他应该还有别的更值得操心的事。”戴维回答。
“也对。”我点头。
戴维告诉我，每次演讲前，他和奥巴马都要排练很多次，这让我颇感安慰。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没想过原来奥巴马演讲也需要排练。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天生就能言善辩，冷静优雅。
“啊？那你要是知道碧昂丝也会怯场的话，你就不会这么紧张了。”戴维说。
戴维人很好，但这种安慰其实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大家总会这么安慰人，你看谁谁也和你一样。但事实是，我不是碧昂丝，我甚至连她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她永远是碧昂丝，我还是我，碧昂丝几乎百分百会把事情做得很好。而对我来说，什么糟糕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有一次在格莱美表演现场，阿黛尔（Adele）中途停下来，骂了一句脏话，然后转过头向大家道歉：“对不起，我刚骂人了，我们能重新开始吗？”所以，比起完美的碧昂丝，我更像阿黛尔。
“戴维，你……你真觉得我可以吗？”我问。
“你可以。”他说。此刻，我收获了一位奥巴马的啦啦队队长。我试着信任他，就像奥巴马必须要做的那样。（我和奥巴马？我们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
梅格让我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轮流讲述各自的故事。英格丽德有些犹豫地开口了，她讲述了一个最感人、最生动的故事。当她谈到如何照顾自己罹患乳腺癌（后来去世）的母亲，以及自己的儿子在学校如何被欺凌时，她的讲述逐渐顺畅起来，不再犹豫。看得出她还沉浸在对母亲的思念中，但不知为何，英格丽德仍努力地让她讲的整个故事的氛围显得轻松有趣。
我喜欢听别人的故事，看着他们动容地回顾着自己人生中重要的时刻。但我更喜欢的是，看到他们讲述故事时流露出的一丝丝惶恐和害怕。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了，他们的集体恐惧让我感到一丝丝慰藉。它让我明白：我没有疯，我也不是孤独的，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梅格就像我们的童子军女训导一样，精力充沛，活力四射，她不断向我们保证：“怯场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我们没人相信她。
正式表演的前一晚我彻夜未眠。
天好热，太热了。整个白天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因为我的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终于挨到了夜幕降临，我冲了个澡。萨姆帮我熨了衬衫。我穿的和莎伦·霍根（Sharon Horgan）在联合教堂举办的“书信现场”（Letters Live）活动上的打扮一模一样：穿着带纽扣的浅蓝色男式衬衫、黑色牛仔裤、灰色靴子，头发松松垮垮地垂下来，戴着大大的玉耳环（为了辟邪）。
我到现场时，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小撮人。观众对我来说一直是“理论上的存在”，但现在却变成了“现实的存在”。他们排着长队，有些人还盯着我看。我站在外面，整个人都吓呆了。幸好这时门开了，一个制片人探出头来，示意我进去。然后她说了一些《飞蛾》的表演规则：故事最好控制在12分钟以内，一旦到了12分钟，小提琴手就会拉出一连串吓人的音符，提醒我们时间到了；最多不能超过15分钟。
我只听进去了一半。
我看着观众席上的空座位，犹豫地走进了教堂，然后发现其他讲述者正在用麦克风练习。轮到我时，我跳上舞台，肾上腺素开始飙升，隐约有些不适。我刚说了几句话，就被自己奇怪的声音震住了，它像极了一个弧线球在房间里吊诡地弹来弹去。现在我根本不需要弧线球嗓音。
“可能没人告诉你，等下房间坐满了人，回音就会少很多了。”一名站在舞台附近的男子说，“当你真的在那边讲故事的时候，你的声音听起来不会这么奇怪的。”他就是剩下的第五位讲述者，看起来怪怪的。他刚从一个文学会赶过来，自我介绍说他叫奈克什（Nikesh），但我几乎没认真听他讲话。他的全名是奈克什·舒克拉（Nikesh Shukla），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好移民》（The Good Immigrant）的编辑，我还读过他的两本书。当时实在是有太多别的东西让我分心了，我没有办法更细致地去了解他。所以对当时的我来说，他不过是战场上的另一位对手罢了。
他穿着菠萝短裤和菠萝衬衫。
“你看上去好像不太紧张。”我有些怀疑地说。
“我紧张啊。”他说，“不然你觉得我为什么要穿这个？穿了这个我就觉得大家看的是一只菠萝，而不是我。”
我们在休息室里等着，不安地转来转去。澳大利亚人达兹不停地跑过来，又跑过去。她甚至比我还紧张。她在房间里大步走动时，身上那飘逸如斗篷的长外套印证了我的想法。不用说，这就是她今晚的盔甲。
她冲回休息室，坐在钢琴前，开始敲击琴键。
“这样能让我轻松一点。”达兹说道，钢琴的旋律很快淹没了房间里的其他噪声。被介绍过来的计时员——一位留着深褐色头发的小个子白人女士，拿出她的小提琴，开始附和钢琴的演奏。现场一片混乱，充斥着嘈杂的、诡异的声音。我就像踏入了一部先锋派电影[10]，主演已经失去理智。
与此同时，梅格和另一位制作人还在嘈杂的音乐中大声交谈。戴维穿着他的黑色外套来回踱步。我站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切。整个场景让我觉得我的大脑好像被翻了个底朝天，剧烈地晃动着。
我跑出房间，穿过走廊，透过黑色的大幕布往里看。
室内的光线暗了下来，外面太阳正在落山，观众陆续开始就座。
我体内的肾上腺素飙升，我都快撑不住了。离演出还有整整半个小时。
“杰丝去哪里了？”我听见梅格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然后钢琴声戛然而止，我被怀疑要“叛逃”了。
想想也有道理，因为我把头发扎成了马尾，此刻正在调整我的袜子。尽管穿着带后跟的短靴，但我知道如何穿着它们跑步，说实话我穿这双靴子能跑得很快，我完全可以逃之夭夭，头也不回。
我听见身后有动静，然后转过身看见了戴维。
他用恳求的眼神看着我。
“你能不能带我——”他开始说。
我不解地看着他的眼睛，猜测他要说的话。
开始新生活？出海？去找奥巴马？他到底想去哪儿？
“去买杯冰咖啡？”他问道。
我叹了口气。
“我没什么精神。”他说，“上场前我想喝杯咖啡。”
这真是一个逃避的好借口。我领着他穿过联合教堂的过道，经过制片人和舞台工作人员，以及在外面排队的人们。
现在门外的队伍已经变得很长了。
“他们是狗仔队！”我说。我被他们吓得呆住了。
“狗仔队可不是这样的。”戴维说。
“我知道！”我说，我挥手让他走开，眼睛盯着人群。
他们在这儿。他们都在这儿。人们都在这儿。
“我们去哪儿？”他问道。
“现在是星期天晚上，我们在伦敦，而你想喝杯冰咖啡，戴维，”我说，“所以我们要去星巴克。”
当我们穿过马路的时候，我感觉不到我的身体和思维。戴维在讲话，但我没法走心地回应他。他说英国人都不喜欢他，因为他实在太喜欢说话了。他还说了什么有一次他在一家饭店，把脏牙签放了回去之类的话。
“嗯。”我只好这么敷衍地回应。
在回教堂的路上，戴维仍然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滔滔不绝。我在第一排坐了下来，等着灯光暗下来，然后我们就该上场了。
戴维坐在我旁边，喝着他的冰咖啡。
他说：“我一紧张就会变得很爱说话。”接着他就开始讲述冰岛民主和维京人的历史。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英国人那么讨厌他了。
“戴维，我现在说不了话。”我忍不了了。
“好吧。”他点了点头，继续喝着冰咖啡，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冰岛的政府制度。
只剩下5分钟了，我跑出去做艾丽斯教我的呼吸练习。
总是这样。时间刚才还剩那么多，现在却所剩无几。
我迅速走进卫生间，做鼻孔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在厕所里做这个？“莎伦·豪根用过这个厕所。”我开始不择手段地说服自己。
“以及达米恩·赖斯（Damien Rice）。”我的呼吸更平静了。
“莉莉·艾伦（Lily Allen）也来过这里。还有埃米·怀恩豪斯（Amy Winehouse）、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11]。”
回想一下曾用过的所有治疗方法。快，集中注意力。
我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呼吸上。就像艾丽斯教我的那样，把身体微微前倾。嗯，感觉好多了。
这时有人进了厕所，我觉得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我面朝墙壁，默默背诵着我的故事。我的小空间里只有我，以及达米恩·赖斯和埃尔顿·约翰的尿渍。
我闭上眼睛，回忆艾丽斯说过的话——一定要有讲这个故事的欲望。我开始思考我是多么想和观众分享我的故事，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让我人生中第一次能在大舞台上表演，以及我为此付出了多少的艰辛和努力才能够走到现在。
我走出隔间，端详了一下自己：红色的口红，熨得齐整的衬衫。我凝视镜子中自己的身影，身体微微前倾。
此时此刻，我脑海里只有一件事。
“我妈妈棒极了！”（艾丽斯教的那句）我对自己说。
“让我们掌声欢迎，杰茜卡·潘！”我的腿失去知觉了，我的脸也是。
我穿过黑色的幕布，走上台阶。主持人拥抱了我一下，然后我走上舞台，调整了一下麦克风，试着对数百位盯着我的人视而不见。梅格就坐在我的正前下方，但我不敢看她，我怕一看她我就会摔下去。
我眼中只有聚光灯打下的一束追光，四周包裹着无边的黑暗，灯光刺眼。
是时候了。
我的演讲随即开始，没有前言，直接进入故事。这是这几夜的惯例。
“我去买咖啡的时候发现了这些徽章……”
我很熟悉这个故事，知道每一个节拍。然后，在正确的地方，我听到了笑声。但我无法细细品味这些观众给予我的正向反馈，因为我需要专注于故事本身。我大脑的一部分仍然不停敲打着我：“啊，你在公众面前演讲啦！千万别搞砸了！是不是很疯狂，我们在演讲耶！简直疯掉了！但别搞砸了！别结巴，继续说。”
教堂里亮处灯火辉煌，暗处一片漆黑，仿佛我这个有趣的故事是在讲给上帝听，他偶尔会通过天上飘来的掌声给予我回应。
我死了？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我死在一个教堂里？只是因为讲了个有趣的故事就死了？
终于，终于，我感觉马上就要迎来尾声了。我没有结巴，没有停顿，顺畅地说完了最后一句。
在我走下舞台之前，我对着麦克风轻轻地笑了一下，纯粹是出于一种空前的解脱感。
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我跑下舞台，整个人瘫倒在第一排的长凳上。
英格丽德挽着我的胳膊，冲我微笑。我的身体好像漂浮在这片黑暗之中，暗自咯咯笑着。
奈克什走上舞台，开始讲述他母亲的故事。我沉浸在奈克什的讲述中，全然忘我。当他母亲去世时，他悲痛至极，于是决定学习如何烹饪母亲的特色菜品。循着他的故事，我好像也被传送到了他的厨房。故事里满含的悲伤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的泪水夺眶而出。隐约间我听到英格丽德也在我身旁抽泣。
我好喜欢他们。尽管不熟识，但我真的好喜欢他们。两天前，他们于我还完全是陌生人，而现在我们彼此分享了最私密的故事。可以说，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进入了深度交谈的领域。
在我完全反应过来之前，整场节目已经落幕。
我挺过了这一关。
那天晚上，我和其他的故事讲述者一起待到很晚。我们经历过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后，终于可以好好地庆祝一番了。萨姆向我道贺，我演出的成功也让他喜出望外。他早早就回家睡觉了，但我一直待在外面，直到酒吧关门。梅格早上要坐飞机回瑞典。戴维要飞往华盛顿。奈克什已经踏上了回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火车了。英格丽德则是搭乘巴士回马斯韦尔山。我们互相拥抱，亲吻道别。我不能相信我们只见过一面，因为今夜我们的心靠得如此之近。
我在黑暗而温暖的夜色里步行回家。
当你长时间深信不疑的关于自己的某些特质突然发生了改变，所有事情都会焕然一新。我想跳舞，想跑步，想敲开别人家的门，然后大喊：“我是一只真正的兔子！我是真的！”因为我已经被突然袭来的解脱和幸福感包裹着，甚至有些得意忘形。我完成了一件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
回到家，我难以入睡。身体承受着空前的压力，随即又因为演出成功而如释重负，就像一台刚高速运行完的机器仍在嗡嗡作响。我站在舞台上刚开始讲述故事的时候，语速很快，依旧非常紧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变得越来越自信。我已经打破了恐惧的外壳。
我惧怕在别人面前表演，但通过在艾丽斯面前不断练习，这份恐惧开始慢慢消解。假使我没有在别人面前预演过就跳上舞台，我的大脑肯定又会一片空白，我甚至会哭出来。
在其他人（艾丽斯、梅格以及其他几位故事讲述者）面前练习，我感受到他们的目光落在我身上，这份恐惧仍然存在，但程度大大减轻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开始相信自己能做到。
我打破了“远离公众舞台”的庄严誓言，颇有些志得意满。几个星期以来，恐惧和焦虑填满了我生活的角角落落。在过去的32个年头里，一种轻微的紧张情绪构成了我日常生活的底色，一路延续到中国，再到现在的伦敦。但那天晚上，我面对着聚光灯，感受到了自己的心跳，站在舞台上为观众倾情表演，最后终于卸下了恐惧的枷锁。
我不知道这种放松会持续多久，但在那12分钟里，我是自由的。
【注释】
[1] 柯蒂斯·扬是一名英国女演员，代表作品有《创伤》（Trauma）等。——译者注
[2]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的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出现的个体反应延迟的现象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译者注
[3] 米莉·鲍比·布朗，英国女演员。——译者注
[4] β受体阻滞剂是能选择性地与β肾上腺素受体结合，从而拮抗神经递质和儿茶酚胺对β受体的激动作用的一种药物类型。——译者注
[5] 《绒布兔子》是由玛格丽·威廉斯等创作的童话故事。有一回圣诞节，绒布兔子被当作礼物送给了一个小男孩。它得知，如果能得到人类的爱，它就会变成“真实”的兔子。——译者注
[6] 班克西，英国街头艺术家，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有才气的街头艺术家之一。——译者注
[7] 克莱尔·福伊，英国女演员。2018年，她凭借《王冠》荣获第70届美国电视艾美奖剧情类最佳女主角奖。——译者注
[8] 一部反映美国法律制度的电视连续剧。——译者注
[9] 《欢乐满人间》是由美国迪士尼影业公司出品的奇幻歌舞片。影片于1964年8月27日在美国上映。——译者注
[10] 先锋派电影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主要在法国和德国兴起的一场电影运动，这些影片的重要特点是反传统的叙事结构而强调纯视觉性。——译者注
[11] 埃尔顿·约翰，英国歌手、曲作者、钢琴演奏者、演员、慈善家。1947年3月25日出生于英国伦敦。他曾获得6座格莱美奖，第67、92届两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