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蜕败：不负责的“执政团队”—为什么会出现“无官不贪”的舆论放大效应？
在精英们看来，在国家衰落的时期搜括财富并维持权力的稳定对他们而言是较好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这类阶层可能从腐败交易和税收政策中获得租金。
—威廉·塔布
18世纪的一位俄国沙皇曾感叹道：“统治俄国的不是我，而是数以万计的官吏。”[1]执政体系中的官员队伍是公共权力的代理人，本应是济世安民的责任主体，但却可能成为蜕化变质的高危人群。在17—19世纪的三段典型的腐败高发期中，一个共同的现象是“公权代理人”变成了“私欲代言人”！本应对中央政府和社稷苍生集体负责的执政团队，沦为“集体不负责”的政治食利基层。一旦他们“……开始追逐金钱，以之作为获得尊严的手段或者尊严的替代品”，将发现“财富非常容易得到，而且他们处在获得大量财富的最有利位置”[2]。(https://www.daowen.com)
就腐败高发期而言，官员颓败即执政团队的系统性腐败有三个基本表现和一个辅助特征，即高层官员不负责、中下层官员乱作为和官场风气败坏，再加上军队腐败。我们看到，不论是在明王朝的阁部制下，还是在不列颠的责任内阁制或是在美利坚的总统内阁制下，与权力核心分享治权的高官要员蜕败的轨迹如此相似：从“集体负责”变为“集体不负责”。
官僚阶层的腐化蜕变，是腐败高发期的第二个重要特征。17世纪的资本萌芽，使得大明王朝的官、吏、僚们“掉进钱眼”，成了一心取利的盗贼团伙。18世纪的英国，由于庇护制、恩赐制作祟，政府的首相几乎都是不称职者。19世纪的美国，总统居然组成了“腐败内阁”。如果说张居正是17世纪中国官场“能干能贪”的“两面人”的典型，那么，可以说诺斯勋爵则是18世纪“能力不足”的不作为型腐败的代表。“点击”这些官员腐败的“群像”，我们发现的是权力和利益的不当“链接”。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官员自身的趋利动机和滥权行为是腐败高发的关键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