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怪圈”：不负责任的责任内阁和失败的首相
组成政府的行动者有其自身的利益。这些利益来自于制度性权力，并得到制度性权力的支持。
—玛格利特·利瓦伊
“18世纪既是内阁政府出现的时代，也是提出公职法案以努力维护国会与执行部门之间权力分割的时代。”然而，与英国首位政府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内阁制（ministerial system）密不可分的是，“这一时期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在政治中运用‘权势’的问题，即贿赂选举人和收买平民院成员以获得多数成员对内阁的赞许。这种权势体系可以视为执行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的第一个联系，它构成了近代发展中的内阁政府模式的基础”[79]。作为责任内阁制的重要标志和人格化载体，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首相沃波尔不但通过支付秘密佣金来控制大多数衰败选区，紧握官职任命权，而且还让其儿子在政府里挂名并用公款在巴黎挥霍享乐。[80]可以说，首相原本是责任制内阁之首，却每每成为不负责任的高官要员的政治集团之核。当然，不负责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观上消极怠惰不愿负责，另一种则是客观上能力缺失负不起责。在热衷于复兴王权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看来，首相是内阁和群臣之首，必须掌控在自己人手中，他根本不理会那些限制王权的议会法案，也不避讳政治收买的游戏规则，一手包办了从贵族中任免内阁大臣的权力。然而，“用人不准” 的毛病却几乎一生相随，如丢掉北美殖民地的首相诺斯就是如此，成为不列颠政治史上“负不起责”的典型人物。
历史总是充满嘲讽的：接受国王恩赐最多、与国王最亲近的贵族却对国王的政事损害最大—这，就是“诺斯怪圈”。
1.贵族之“贵”：国王要用的“自己人”
责任内阁制或者说贵族内阁制在乔治三世统治期间得到了很大发展。从1760年登基到1820年驾崩，享年81岁又239天的乔治三世在位59年又96天。如此漫长的统治时间，足够他做很多想做的事情。其中，既有在位时间最长的“好”记录，也包括丢掉北美殖民地这样的“国耻”，以及创纪录地先后换用了15任首相。在1771年出版的《关于英国政制的历史论文》中，作者强调对于一个撒克逊政府来说，必须有三样东西：枢密院、法院和一个赋予了执行权的首席执行官。而首相作为“在一般结构上非常漂亮而在一些重要的组成部分上有缺陷的”撒克逊政制的“首席执行官”，无疑是帝国政事的舵手和举国政风的向导。因此，首相以及阁员当然是乔治三世最为看重的政治资源。
为政之要，首在用人。贵族（aristocracy）统治即“由高贵出身和占有丰裕财富的人治理的政府”，是乔治三世的核心统治基础。而那些要想在政坛上崭露头角的人，必须是拥有土地和爵位的贵族或其子弟。乔治三世的爷爷乔治一世从德国来到英格兰的时候，就曾情不自禁地为英国贵族拥有的巨大财产和贪婪感到惊奇。因为在不列颠，“除劳动者的经济权力而外，其他一切经济权力，归根结底都是能够决定（如果必要的话用武力决定）谁可以在某些土地上立足并有所投进和有所汲取的权力”[81]。如英国历史上公认的第一位首相沃波尔继承的遗产就包括在诺福克的9处庄园和在萨福克的1处庄园，每年地租收入达到2169英镑，由于每年地租上涨最后高达每年8000英镑。[82]
由此，英国贵族成为这样一群权贵阶层，“他的经济地位使他能自由地从事政治活动，使他能为政治职能而生活……在一个农业国里，纯粹的贵族都是靠地租为生。在欧洲唯一有这种贵族阶级的国家就是英国”[83]。即便是在较低层次的公职上，也需要有一定的财产限制。如1744年，担任治安法官职务的财产资格从地产收入20英镑增加到100英镑。陪审员的资格也大大提高，从年收入40先令提高到16英镑。更主要的是，“英国贵族‘贵’就贵在大量的土地占有和世袭的政治特权”[84]。一个上院议员虽然无薪，但却享有诸多实惠，如他们每年可享有免费邮资1000英镑，可用于非议会方面的私人通信，把盖好邮戳的信封送给亲友或是拿去出售。财产“身家”决定政治“身价”，这就是最根本的不列颠游戏规则。
为了维护贵族传统的奢侈生活方式，从17世纪中期以来，贵族官员们就不得不寻求正常收入之外的其他岁入。除了直接的受贿、因拥有国王授予的“提名权”而在爵位和官职提升或买卖中得到好处费之外，还包括因包税权、专卖权、专营权等国王授予的特权而获得的收益，因海军大臣及其之下的海军军官的特殊身份而私分战利品、采买军备物资获得回扣、虚报士兵人数骗取国家军费、参与走私谋取暴利等。这些收入的取得都与腐败行为相关，或者说获得这些收入的过程就是实施腐败行为的过程。[85]早在乔治三世上台前一年的 1759年，富兰克林通过对英国考察而得出的印象是，英国到处都是行贿受贿、营私舞弊的丑闻，“绝对的腐败在这个古老国家的所有等级的人们中流行，从头到脚都完全堕落和腐败了”。
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贵族的权力反而得到扩大和巩固，一直到1832年议会改革之前，英国仍然是土地贵族执政掌权的“贵族时代”。恩格斯评论道：“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掌握过全权。甚至1832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所有的高级职位。”贵族阶层牢牢保持着政权，其成员充斥着议会，垄断了内阁。乔治三世所竭力笼络的“国王之友”，就是其中的骨干力量。因此，1784年，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曾主张在挑选内阁成员时，平民院（即下议院）应当拥有否决权。而皮特则认为这一主张是图谋把国王的执行权转移到下议院来。同一年，乔治·劳斯也谴责了那种由立法机关来挑选执行官即政府阁员的观点，因为下议院提名内阁大臣就会丧失要求大臣负责的可能性，因为这时“不会剩下任何能对有罪者提出指控的人”。
“圈子政治”如何成型？
18世纪的英国是贵族的黄金时代。那些赫赫有名的贵族们相互联姻，结成了从政治到经济的特权庇护网和利益共同体。18世纪前期，约有20家名门望族，如丘吉尔氏、戈多尔劳氏、斯宾塞氏、配位姆氏、沃尔波尔氏、卡文迪会氏……联姻通婚，结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控制了政府、议会和军界许多要职，形成了掌权两代的辉格党老帮派。18世纪中叶，斯坦豪普氏、皮特氏、格伦维尔氏、利特尔顿氏、温德汉氏、菲齐罗伊氏和西莫尔—坎威尔等7家显贵结成“亲戚圈”，为乔治·格伦维尔在1763年组阁创造了条件。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人丁兴旺的格伦维尔家庭先后有7人得到爵位，其间又与多家贵族联姻，在政府和议会中组成了人多势众的“格伦维尔派”，迫使王室于1806年召请格伦维尔的儿子组建“荟萃内阁”。据统计，18世纪81位公爵的102次婚姻中，53次是同贵族之女结成伉俪，占52%；28%的伯爵和19%的子爵成为贵族女婿。在19世纪，这三个贵族等级的“内婚率”分别为32%、29%和19%。1700—1900年，大约40%的贵族继承人在贵族之家得到配偶。由于英国贵族在居民中比例很低，选择配偶还要受到财产、年龄、教派和党派等条件的限制，若不是出于特定目的，他们之间的通婚率不会如此之高。[86]“血浓于水”—这是最原始但最有效的政治游戏规则，靠血缘连接起“权力圈子”始终是维系特权的最佳选择之一。
有趣的是，方今被称为“责任政府”的制度，在当时却受到攻击，被认为是与责任制相对立的。因为如果“执行机关”和“立法机关”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两者一起对政府行为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即无人行使相对独立的“控制职能”。法国人贡斯当在19世纪初曾指出，如果所有的政府部长和下属官员都成为议员，议院将不再是人民的代表了，而是将成为“国王的一个理事会”[87]。在这种政制格局下，政府要员实际上处于“人人负责又人人不负责”的状态，因为国王作为“理事长”自己负总责，这种机制是一种公共权力分配机制，而非执政压力分散机制。[88]
法国史学家亚力克西·托克维尔曾指出，“18世纪的英国，尽管其中有若干重要的民主因素，但它实质上是一个贵族国家，因为它的法制和习惯向来是按照贵族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和依照自己的意志去指导公共事务”。[89]乔治三世为了在大地主贵族集团中笼络“国王之友”，不择手段地将大量贵族任命为行政、司法、军事和地方管理的各个职位上。这其中，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内阁的控制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据统计，1721—1832年的22位首相（即名义上的首席财政大臣）中，13人是上院贵族，6人是贵族之子，1人是贵族之孙；仅公爵就有5人，这些“贵族首相”大都家世久远，同历代王室关系密切。当他们掌握了最高行政权之后，往往借用国王名义，收买下院议员，在议政立法过程中达到私人目的。
此外，像大法官、枢密大臣、侍卫大臣和掌玺大臣等荣誉职位，照例由贵族领衔；像殖民事务大臣、印度事务大臣、苏格兰事务大臣等，习惯上也非贵族莫属。内阁其他要职也往往被“国王之友”充任，如18世纪负责外交事务的44名阁员中，28人是大贵族，10人是贵族之孙，6名平民外交家成为新贵，剩下的仅5人未入上院，但也大都获得乡绅称号。[90]然而，贵族圈子就这么大，可供选用的人就这么多，遇人不淑、用人不准危机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特别是当时实行长子继承世袭贵族封号、封地和财产制度，其他子嗣则没有资格。以至于18 世纪的英国文豪约翰生就曾讽刺说幸亏英国奉行长子继承制，“这使一个家族只出一个白痴”。
表1 18世纪英国贵族数目变化表（当年1月1日）
表2 18世纪汉诺威王朝的贵族上院构成表
资料来源：J.坎农《贵族世纪：18世纪的英国贵族》，剑桥1984年版，第15页。
英国社会是一个天然的贵族社会，贵族天然是社会的主人。[91]但今天的人会说，国王为什么总是用不称职的贵族做首相，这不是自毁长城吗？
其实，国王并不是分不清贤愚忠奸，而是容易患上一种识人用人的“选择性近视”。因为他看人的焦点集中于一处：忠心。至于什么盖世雄才，什么经国伟略，在政局平稳、政权在握的情况下不但不是好东西，反而意味着对君威王政的威胁。因此，那些皓首穷经的青年才俊们总是感慨怀才不遇、时不我予，甚至要骂几句“老天瞎了眼”之类的话泄泄私愤，但这根本无济于事。
因为游戏规则很简单：在如选美般选材的政治秀场里，国王最先看到的是忠心，最易看到的是忠心，最愿看到的还是忠心。在乔治三世看来，沃尔波尔等人的问题不是“不能干”而是“太能干”，因为“首相不应该成为权力的源泉，而仅仅是一个下属集团的领头者；首相应该成为君主的代言人，而非像沃尔波尔和皮特那样成为国家政策的独裁者”。[92]
至于贵族中的“忠臣”是不是“良相”，这还算是个问题吗？大不了换人—戴假发的贵族有的是！这，就是乔治三世最看重的用人之道。
他登基后所乐于提携的，除了大内近侍、愚忠之人，就是宠信之臣。或许，贵族把持政坛的现实逼得他不得不如此。正如培根所说，“那些在贵族世家中第一代晋入此阶层的先人，多是些才高志强而品德不够清白的人，因为不是黑道白道并用的话，很少能有什么飞黄腾达”[93]。既然如此，乔治三世用行动作出了最简单而又最响亮的回答：宁用最忠心的笨蛋，也不用最精明的能人！
如何通过“帕金森定律”来读解屡治不绝的吏治腐败？
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是官僚主义或官僚主义现象的别称。1958年，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西里尔·诺斯古德·帕金森(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出版了《帕金森定律》一书，阐述了机构人员膨胀的根源和结果。即不称职的官员有三条出路：一是主动让贤；二是请能人相助；三是找两个水平更弱的人当助手。第一条路会丧失权力，第二条路会“养大”对手，因此，只有第三条路可行。于是，就形成了能力平庸者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更平庸者执行的管理架构。两个无能的助手更是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寻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形成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漏斗型”领导体系，机构虽如金字塔般叠加，人员膨胀、忙碌不堪但组织效率却日益低下。这条帕金森定律不仅在官场中频频出现，在很多组织中都能看到，且有一些推论。如：冗员增加定律—官员数量增加与工作量毫无关系，而是源于每个官员都希望增加忠心的下属而非能干的对手；骑墙派决定定律—在组织中的竞争双方势均力敌之下，不是竞争对手而是中间派成了左右政局的主角，甚至造成一些不称职的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鸡毛蒜皮定律—大部分官员并不能驾驭复杂局面和把握重大决策，因此往往通过对细枝末节的斤斤计较来“遮丑藏拙”，这使得组织议决事项越重大，讨论的时间越短；反之，时间越长，程序越繁，导致不作为、慢作为、懒作为之风蔓延。
1770年，乔治三世继位10年了，下院已有190名所谓“有官职的议员”，这些人在议会则身为立法者，在政府则身为执法者，形成了一个听命于君主的“国王之友”派。“他们把国内所有痛恨辉格党家族的贵族式统治的人士团结在国王和他们自己的周围，于是，乔治三世得到许多‘国王之友’的支持，这些人忠心耿耿，渴望权力，急于帮助他‘赶走老帮派’”[94]。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之友”派终于偃旗息鼓了。爱德蒙·伯克经历了18世纪60—70年代的这场政治动荡，目睹了“国王之友”推助乔治三世为所欲为和“政府之友” 的沉沦，他十分辛辣地指出：
许多贵族也十分乐意去充当吹牛拍马者、搬弄是非者，帮闲混饭者，导人行恶者和小丑一类的角色，去做一些最卑贱、最恶毒的人才可能做的事情。由于缺乏正规的训练，加上早年的习惯和一些潜伏的残存尊严，他永远不可能赶上一个意大利侍臣、一个江湖术士，一个巧言令色的骗子，一个赌棍或此类行当中的任何一个老练之徒。[95]
10年间，乔治三世先后炒了5任首相，而乔治·格伦维尔、查理·汤森德、格拉夫顿等“下课”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国王派”大员。或许，乔治三世频繁更换的短命首相确实不乏庸人笨伯，但更重要的是他在颐指气使中制造了一种“气场”：得不到国王的信任和赏识，谁也别想恋栈高位。托克维尔曾指出，“英国是由那些主要的土地所有者进行管理和统治的”，“在欧洲大陆每一个确立了封建制度的地方，贵族最终都变成了种姓，惟有在英国又重为掌权阶级”[96]。
1770年，尽管“美洲尚未发生流血冲突，但帝国解体的种种危机已经摆在目光敏锐的人们面前。乔治三世经历了十二年阴谋党争之后，终于找到一位顺从听话的首相”[97]。这位国王与议会都可以双双接受的理想人物，就是乔治三世童年时的朋友诺斯勋爵（Lord North）。
2.诺斯的“致命错误”和殖民地上的“国企腐败”
要知道，“国王之友”派的头子乔治三世小时候，在11岁之前不曾读过书，到了20岁写出来的字仍像小孩子。常和他一起玩的小朋友之一是未来的诺斯勋爵。
英国贵族向上流动的两个途径是：国王的恩宠和有利的婚姻。诺斯显然是靠前一个途径。他的父母常对儿子说：诺斯，见到小乔治王子时要向他鞠躬，称呼他陛下。与他玩游戏时必须想法让他赢，千万不要动手打他。只要能讨他喜欢，有朝一日就能谋个挂名好差事，你父亲也能从男爵升为伯爵。
这种驯顺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他们成人之后。诺斯在1763年的《北方不列颠人报》事件中初露头角，带头提出指控该报第45期煽动叛乱的议案，此后又竭力支持乔治三世的北美殖民政策。乔治三世赐给他嘉德勋章，还曾替他一次还清2万镑的私人债务，对一个私人财产收入每年只有2500英镑的人而言，等于免去他全家牢狱之灾。“王恩”如此浩荡，首相自然唯国王之命是从。
当然，他也深谙投桃报李之道。乔治三世的小弟弟坎伯兰公爵亨利曾经是个热衷勾引有夫之妇的风流客。但有一次，亨利不幸栽在了大臣高富诺的脚下。由于他与高富诺之妻通奸而被告上法庭。最终，亨利向高富诺赔偿一万英镑，并负担三千英镑的诉讼费。因为无钱应付，他只好跑到皇兄跟前哭诉。因为拿不出钱，坎伯兰公爵就将被下狱。情急之下，乔治三世只好命令首相诺斯筹钱来给自己的弟弟擦屁股，以避免王室的丑闻扩散。[98]
如今的网络语言总结：男人女性化，女性宠物化，宠物贵族化，贵族没文化。这句话用来形容乔治三世时期的英国朝野十分恰切。诺斯勋爵就是这样的典型的“宠物贵族”。世人公认诺斯是个“风流潇洒的美男子”[99]，表面和蔼可亲，忠诚老实，但是性格软弱。
事实上，他正是有主见的君主愿意使用的那种首相，因为可以通过他们在议会推行不得人心的政策。这就是诺斯勋爵的命运。如果说能够生逢盛世，诺斯可能是一个令人满意的首相人选。但是在美洲危机那样剧烈的风暴中，他的弱点很快就暴露出来。他不善于处理突然出现的政治问题，对随之产生的战略问题甚至更加无能为力。
有的报纸议论说，选中诺斯证明国王愚蠢—一个笨蛋被另一个笨蛋选中。当时，19岁就已打破议会规例晋身下院议员的激进派贵族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确实常在背地里叫乔治三世“笨蛋”。脾气温和的诺斯勋爵被乔治三世称作是“他的最后选择”，后来有历史学家却认为诺斯是“英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首相”。但平心而论，诺斯的入仕道路堪称完美：
首先是教育背景出色，他自1742年至1748年受教于伊顿公学，其后就读牛津大学的三一学院，并在1750年取得该校的文学士资格。毕业曾游历欧洲并入读莱比锡大学。
其次是职业经历丰富。诺斯1753年返回英格兰，并自1754年至1790年间在下议院担任议员。在“纽卡斯尔—皮特联盟”期间，他从1759年开始在财政部获任一些较次要的职位；1766年在查塔姆内阁与乔治·库克（George Cooke）共同出掌军队主计长一职，并被委任为枢密院顾问官；1767年12月，诺斯继查理·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出任财政大臣。
可以说，诺斯堪称贵族子弟中的精英分子。
作为托利党首领，诺斯上台执政达12年（1770年1月—1782年3月）之久，一直是乔治三世各项政策的忠实支持者，组成清一色的“国王之友”政府。由于当时“首相只是被当作一个政党首脑看待，国王可以置首相的建议于不顾”[100]。乔治三世完全直接控制了政府决策大权，而诺斯只是他的驯服工具。
这种情况是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政制使然，“内阁是对国王负责的，但是长期来看，内阁又依赖在国会中保有多数的支持”。在《当前的争论》中，埃德蒙·伯克就指责内阁，认为它已经进入国会以实施其全部纲领，“剥夺了国会控制国王的一切可能性”。换言之，虽然名义上的责任内阁制已经确立，但在国王的权杖下，首相只是国王和议会多数派之间的一个信使，所传递的其实根本不是自己的意志。
对于倒霉的诺斯首相来说，他执政前半期一直被北美殖民地独立的呼声所困扰，后半期又试图平息美国独立战争，但英军在约克镇一仗的惨败最终打破了他的梦想。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诺斯失意政坛的霉运，还是和自己的贵族同僚息息相关。
何谓官员竞争中的“不负责任原理”？
负责任的人需要担负的责任越来越多，出问题的概率也就越来越高；相反，不负责任的人出概率的机会少，而且还可以在别人“试错”之后“收拾残局”，既成为幸存者，又有反面教案做指引而减少了出错概率。
说来话长，英国从16世纪就形成了用封号爵位褒奖那些积极殖民的冒险家的传统，此后这一做法有增无已。如斯图亚特王朝的枢密院成员和国务大臣乔治·卡弗特于1621年派人前往北美洲的纽芬兰，创建了一小块被称为费里兰的殖民地，他在1625年被晋封为男爵。七年之后，费里兰拓展为归属英王的马里兰殖民地，其子赛西留斯获得了政府颁发的马里兰特许状，获得了约1100万英亩土地的全部管辖权，成为该殖民地上的国王代表和全权统治者。他将广袤土地分为60个封建式大庄园，分赐亲族好友并收取“代役租（quitrent）”。1661年，卡弗特男爵的孙子查理被王室政府任命为马里兰总督，延续了一段祖孙三代因北美殖民光宗耀祖的故事。
可以说，在国内捞取政治资本，到海外进行资本变现，形成了一个十分便捷的利益传送带。或许是因为商业经济和资本力量的侵袭，许多王公贵族都成为“吃殖民饭”的官商。如1667年成立的非洲探险公司，实际上是一个黑奴贸易的殖民公司，其董事会竟然以王室要员为首，包括3名公爵、1名女伯爵、7名勋爵和27名爵士。[101]这与明朝的“皇店”“官店”有着相近的逻辑，都是用政治特权换取商业特权的产物。只不过这英格兰的岛国上土地有限，贵族们不像明朝的达官显宦把生意做在家门口，只好到海外去寻觅发财致富的商机而已。至于头脑灵活的英格兰贵族还因参与金融投机而成为“股票贵族”，则表明“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相互渗透的程度使英国的社会状况看起来要比中欧和东欧的社会状况先进150年” [102]。
诺斯执政期间的最大失败来自于对东印度公司的错误政策扶持。东印度公司是英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可以说是最早的“国营企业”（详见第六章）之一。在腐败和贪污的影响下，尽管9年来该公司的雇员仅在孟加拉居民身上就为自己搜刮了近300万英镑的财富[103]，但该公司在18世纪70年代遭遇到破产危机，英国政府被迫出面挽救。
在诺斯首相主持下，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没有引起议员和朝野过多关注的法案，授权东印度公司将其大量积压的茶叶直接运往美洲殖民地，并且不交进口税，由它的代理人予以经销。这个法案等于给了东印度公司在北美倾销茶叶的垄断权。诺斯对此曾颇为得意，因为他主观臆断地认为这批比北美商人走私茶便宜一半的茶叶一定会让北美人民心满意足，然而事与愿违，由此历史开始转折。[104]
令诺斯始料不及的是，这样一来，从英国海关运输茶叶的美洲船主们将面临破产的威胁，为他们销售茶叶的经纪人也将遭遇失业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北美殖民地的激进反对派开始以“爱国者”自称，并公开谴责宗主国侵犯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
这可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尽管此前发生过火烧缉私船的暴力行动，以及英国驻军枪杀市民的波士顿“惨案”等事件，但都被悄然平息下去。殖民地驻伦敦代表的核心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甚至在1773年写下了这样的话：
我们当中似乎有些人主张立即分裂，我认为，如果谨慎行事，我们会由于力量不断壮大而达到巩固的地位，我们的要求也就必然得到满足；反之，假如在条件尚未成熟时发动斗争，我们就可能失利，被镇压下去……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统治的失误和侵犯权利的行为不足以成为发动叛乱的原因。
约翰·迪金森在《农民来信》中也曾说道：“让我们像顺从恭敬的孩子们一样行事，而可爱的父母只不过是打了我们一记不当的耳光。让我们向父母抱怨，但是要用折磨人的语言而同时又是尊敬人的话语来诉说我们的抱怨。”[105]
然而，在软弱的诺斯政府不断祭出“昏着”的时候，殖民地的“爱国者” 们开始了坚决的反抗行动。潘恩对寄生在北美殖民地人民身上的英国贵族们嗤之以鼻：“他们是一窝雄蜂，既不采蜜，也不营巢，或者只是为了过骄奢淫逸的生活。”[106]
1773年12月，当首批东印度公司的中国产茶叶被运到波士顿时，50名激进派分子乔装改扮成北美土著莫霍克人的模样，到三艘茶船上捣毁茶箱，并把价值18000英镑的42箱茶叶全部抛入茫茫大海。次日，未来的美利坚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写道：
昨夜有三船武夷茶被倒入大海。……这是独一无二的壮举。我无限钦佩爱国者的这一崇高的行动。销毁茶叶的行动如此大胆、果断而坚定，必定会产生深远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不禁视之为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不过，这次行动只是袭击了物资，再发生类似的行动就可能造成流血事件。许多人希望港口漂着像茶叶箱那样多的死尸。(https://www.daowen.com)
不难看出，殖民地人民的立场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而英国政府却执意在强硬镇压的单行道上越走越远。乔治三世十分坦率地表明了自己对殖民地人民独立革命的不容：
我的一些臣民竟然助长一些美洲殖民地不幸产生的犯上倾向，我对此感到非常震惊。我完全相信国会的智慧，将坚定不移地实行它为了支持大不列颠的立宪权利和保护英国贸易利益而提出的措施。[107]
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后，老皮特曾经在演说中痛斥以诺斯为首的征税派：“我敢冒昧地说，你们不能征服美洲。”[108]但诺斯只是一意服从国王，并不顾免税派的再三劝告辩解道：“行使我们征税权利的最适当的时机就是当这种权利遭到否认之时。妥协就是投降。如果现在不维护宗主国的权威，就是永远放弃宗主国的权威：只有到美洲匍匐在我们脚下的时候，才能完全撤销关税。”[109]
很多人认为，对国王亦步亦趋而又无能的诺斯是“失掉美洲的那个人”。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诺斯政府的主要工作的话，那就是：对内伸张国王个人的权力，对外保持对殖民地的高压。
北美独立战争就是在这个政府的高压政策下爆发的，结果造成内外危机重重。正是在负不起责的诺斯任首相期间，美国人民在华盛顿领导下，开展了独立战争，从而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据说俄罗斯的凯瑟琳女王曾不屑一顾的评论说：与其像英王乔治三世那样允许美洲独立，我还不如对准自己的脑袋开枪。但“和事佬”诺斯可没这个勇气，而是总在议会辩论时打瞌睡或像是在打瞌睡。一次，一个正在慷慨激昂的猛烈攻击他的演说者不得不停顿下来，气愤地指责道：在帝国危机四伏之际，我们的尊贵勋爵居然在酣睡！话音未落，诺斯睁开一只眼睛说：上帝保佑，但愿如此！看来，这位首相不但颇懂绥靖怀柔之道，还深谙明哲保身之术，何必要与政见不同者一般见识，大家不都是国王的臣民吗？
19世纪初，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曾提出内阁制政府应成为“最高立法机关的常务委员会”的著名观点。[110]但对于当时的诺斯勋爵来说，他只是“国王事务的常务委员会”的看守，因为他的最高使命就是维护乔治三世，而这或许才是他最大的错误。
其实，要不是反对派的强硬态度掩盖了全国的真正情绪，诺斯政府早就垮台了。
3.无能的政府和无力的军队：不作为就是腐败
原本，不列颠及其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军事冲突本应毫无悬念。
正如今日之美国人所评论的那样：在签署《独立宣言》时，先人们是以生命做赌注的。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它要对付的，只是一群小地方的农夫而已。
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绝不是开玩笑：要么一起被吊死，要么单独被吊死。假如反叛的美洲民兵在战场上被击溃的话，那鼓动他们独立的领袖们，是一定被吊死的。
然而，事实证明富兰克林是有些过虑了。在诺斯这位无能首相的带领下，貌似强大的不列颠政府和军队如群龙无首的散兵游勇，顾此失彼地丢掉主动，接二连三地丧失先机。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将其归结为能力不足：“当伦敦同北美殖民者之间的争吵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时，英国所处的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比1739年或1756年虚弱。造成这种结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为个人素质。”[111]此时的英格兰，几乎到了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暴露出腐败高发期中两个十分常见的弱点：一是文官无能，二是军官无用。
—用人腐败导致文官无能
1776年7月，《独立宣言》传到了纽约，纽约人大为振奋，他们立即推倒国王乔治三世的铜像，把它熔化为42000枚子弹，以备即将来临的战争。[112]这既表现出了殖民地人民的向心力和执行力，也似乎成为不列颠远征军最终结局的一个先兆。
由于1776—1783年战争的战场是在北美殖民地，遥远的距离、通讯的障碍和后勤保障的困难等，使得不列颠遭遇了18世纪以来任何一次战争都未曾遇到的战略问题：“英国部队在北美所需要的每一块饼干、每一个士兵、每一粒子弹，都要经过3000英里的大洋运来。”至于英国政府中，不论是诺斯本人，“还是其他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能提供全国性的领导，也提不出首尾一致的大战略”。
在国际上，英国外交的失败暴露无遗。“伦敦发现它自己不仅在欧洲是孤家寡人，而且到了1780年，还要面对一个可疑的武装中立联盟（俄国、丹麦、葡萄牙）以及一个充满敌意的联合省。而这时，英国在对付北美的暴动和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方面已经是力不从心、疲于奔命了。”[113]
1777年秋天，对英国王室和政府灾难将至的第一个前兆出现了：伯戈因将军在萨拉托加投降。从那时起，诺斯便开始不断向国王乞求辞职，尽管他在三年中不断自称完全不适合留在他的职位上充当战争领导人，而不是积极地承担起治政治军的使命，但是都被乔治三世拒绝了。也许，乔治三世不给诺斯打退堂鼓的机会，真实的原因是无人可用，亦无人可信。
在国内，英国除了乔治三世的一意孤行和一个屈从国王的国会，没有多少人了解大西洋彼岸发生了什么事。乔治三世派到北美的殖民官员早已成为集体腐败的参与者，除了激起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怒火之外，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贪污受贿。比如，当时的殖民地土地成了“热门货”，不论是南方种植园主、新英格兰农场主、握有巨资的宾夕法尼亚商人，还是英国的贵族和商人都染上了“土地投机癖”，每个人都挖空心思想在殖民地弄到土地。因此，每个拥有点土地处理权的官员都随时有机会贪污受贿，搞偏袒亲私的秘密交易，甚至是公开盗窃。[114]殖民总督更是把土地转让变成了公然索贿的契机，把政治管辖权直接等同于经济掠夺的工具。这使得貌似强大的英国军队在殖民地始终“接不上地气”。
即便是在战争期间，英国国内也是众说纷纭。伯克曾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商人背叛了我们，也背叛了他们自己。……他们当中的主要人物源源不断地得到合同、汇款和各种买卖，不知疲倦地压制别人的意见。……他们全体或大多数人嗅到了有利可图的战争所散发出的腐臭气味。”在慢作为、懒作为的诺斯内阁治下，殖民地的战火始终激发不出不列颠同仇敌忾的热烈舆论。
尽管乔治三世认为“战争与维持英国的荣誉密不可分”，在18世纪70年代末“国内骚动不断扩展的时候”，仍然坚持给“伦敦的舰队发出了层出不穷的任务”。但事倍功半，直到“1780年后，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不希望继续打仗，乔治三世完全孤立。甚至在上院中也很早就出现了反对他的人”[115]。
最终，“议会谴责英国在美国的军事溃败是由于君主的经济低效和财政管理不善”[116]。1780年4月6日，辉格党议员约翰·唐宁（John Dunning）在议会下院讨论各地请愿书时提出一项“削弱王权”的动议，尽管立即引起激烈争论，但不少独立的乡绅议员表示支持，认为1777年萨拉托加惨败后，乔治三世不顾民众意愿，甚至违背诺斯的辞职意愿继续留任其内阁，加剧了国内外的危机。最终，下院以233∶215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唐宁决议。随后，政府表示下院有权检查并纠正王室开支中的种种弊病，并将公布下院议员所获王室薪俸的数额。随后，唐宁趁热打铁提出一项动议，即内阁应公布其成员从王室薪俸中所获报酬数额，宫廷的下等官员将不能担任下院议员，该动议又以215∶213的微弱多数通过。[117]显然，诺斯的失败使得他的政府声名狼藉，主张改革的反对派势力随之加强。更为不利的是，“由于乔治三世的干预，由于围绕北美殖民者事件的激烈争辩，政治派别的纷争益发加剧，国家也因此而分裂了”[118]。
—军队腐败导致军力空虚
乔治三世甚至孜孜不倦地亲自过问战争的具体监督工作，但他无力使各个大臣的行动协调起来，而且这些大臣“各个才力平庸”。一个典型人物是乔治三世选中的陆军大臣乔治·杰曼勋爵。他担负着协调各支前往殖民地英军的重任，然而，因为在20年前德国的一次战斗中拒绝率领骑兵冲锋，军事法庭早已宣布他不适合在军内服役。无怪乎丘吉尔会评论说：在这场有乔治三世在幕后亲自操控的殖民地战争中，“英国的战略方针从来没有如此漏洞百出，每一条军事原则和信条都遭到违反或忽视” [119]。如在美国人引以为豪的考彭斯（Cowpens）大捷中，革命军之所以能够上演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完全是因为英国正规军的傲慢轻敌所赐。
那是1781年1月，富家子弟和正牌“牛津生”巴纳斯塔·塔尔顿（1754—1833年）率领4000名不列颠正规军，对一支七拼八凑、士气低落的2000余人的南方革命军穷追不舍，欲一举歼灭为快。塔尔顿虽然以马刀劈砍术精湛闻名，并被革命者称为“血腥的班恩”，但却严重低估了殖民地散兵游勇的奋争之气和奇兵之道。
当时，为了保存实力，革命军将领纳萨内尔·格林（1742—1786年）决定兵分两路，与敌周旋。当塔尔顿率部在考彭斯即将追上由丹尼尔·摩尔根少将（1736—1802年）统领的西路革命军时，一条大河截断了退路，且考彭斯地区是一片地势平坦的牧场，前方没有任何天然屏障，眼见着仅千余人的革命军即将陷入寡不敌众的灭顶之灾。
但是，“老摩尔根”决定改变与美军“先面对面排好队形对射，再发起刺刀冲锋决定胜负”的标准战法，因为这种情况下火力占优、骑兵完备、人员精整的英国正规军往往是胜多负少。他大胆采用了用民兵在开阔地诱敌深入，将战斗力强的大陆军、老民兵和骑兵隐藏在一处小山包后，作为奇兵出击消灭对方有生力量的破釜沉舟之计。
果然，当塔尔顿率领的1000余人的精锐先头部队孤军深入、立足未稳时，便采用了先分批次冲锋打散革命军、再用大部队围捕歼敌的惯常战法，但其轻敌之举引发了灾难性后果：先是贸然出击的骑兵分队遭到重创，后是继续冲锋的步兵团遭遇伏击。
一时间英军阵脚大乱，当塔尔顿命令残余骑兵冲锋解救战友时，大部分骑兵见大势已去，竟然拒绝执行命令。塔尔顿只得率领50名骑兵做最后一搏，结果差一点要了自己的命。一小时后，英军先头部队全军覆灭，阵亡约200人，被俘652人，塔尔顿仅率少数部下侥幸逃生。
“考彭斯之战”虽然历时不过一小时，但在美军史上却堪称经典，摩尔根也被誉为“美国独立战争中，英美双方将领中唯一一位具有原创战术思想的人物”[120]。由此，美军终于有了一套能够和英国正规军对阵的合理战术，此后格林将军用相同战术在吉尔福德科豪斯、尤陶泉两处重创英军，迫使康沃利斯退入纽克敦固守待援，而随后的纽克敦大捷则是为世人熟知的历史转折。
英国军队腐败如何泛滥成灾？
英国军队中允许买卖下级军职自中世纪以来就广为存在。1700年后，职业常备军出现，使贵族子弟可避免费时长久的军阶升迁，直接成为不高于中校的军官，大大缩短晋升时间。如18世纪末，骑兵中校的职位售价5000多英镑。在乔治三世执政的1769年，27%的上将、16%的中将和10%的少将是上院贵族。102名步兵团上校中，32人是贵族或贵族子弟，半数以上是贵族直系亲属。18世纪的23名海军大臣中，16人是上院贵族，1人是王室亲王，2人是贵族之子。而且，亲情利害关系对当时英国军中升迁至关重要，如沃尔夫、威灵顿等纷纷创造了32岁官至将军的神话。海军是军队腐败重灾区，“不言而喻，海军是可以买官爵的”[121]。在詹姆斯二世时期，有人以40条纯金的代价向海军传奇人物、海军局书记塞缪尔·佩皮斯买官。而重金购买职位的军官们会利用一切职务便利回收成本，如在采购军需品时私吞、窃取海军物资，有人甚至从国王的船只中偷出大炮卖给外国商人，导致“污秽、组织不善、医疗服务的缺陷”等非战斗因素致死英国将士，倒是“战死沙场是一种小风险”[122]。如1793—1815年间，英国死亡的海员80%是因疾病或事故，仅6%—7%死于法国人之手。士兵们生存环境恶劣，出海后除了咸牛肉、饼干和朗姆酒就没什么“珍贵” 食品了。[123]当时，英国水兵工资比商船船员低很多，因为商船主用2—3倍高薪争夺海员，而拖欠克扣工资竟是防止水兵逃跑的措施，有的水兵要到七八年后才能拿到参战欠薪。因此，很多英国人即便当水兵也不愿为国服役，而是加入待遇更好按时发薪的荷兰海军，以至英荷海军相遇，竟能听到两军甲板上的人都在说英语。而且，“从18世纪开始，豪绅和船东这两个阶层已控制了英国政府，不论是内阁大臣还是海军将领，都不愿在水兵工资的敏感问题上触怒他们”[124]。
值得一提的是，乔治三世派出的败军之将塔尔顿并没有死在北美，而是活着返回了英国，日后竟然继续在军中升至陆军上将。
乔治三世的顽固不化与刚愎自用，加上大英帝国拥有丰沛的财务与其他资源，原本认为英国出兵北美殖民地将会迎来一场“速胜”。
战争的背后是金钱的较量。当战火引燃之后，北美殖民地面对着君主专制和贵族专制这“两种古代暴政的肮脏残余”[125]，几乎陷入弹尽粮绝之境。如在1780年冬天，华盛顿的部队因为一些人家境贫寒而发生了哗变；大陆会议和各州发行的数亿美元纸币贬值95%；通货膨胀造成物价暴涨，1775—1780年每吨铁的价格上涨了95倍之多。大陆军的总司令华盛顿不但没有任何报酬，还在战争期间自己搭上了高达8500英镑的花费。
但乔治三世的远征军所陷入的窘境，再次反证出英国王室和政府是多么腐败无能。这已是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远征军，有3.2万名配备齐全的军人登陆纽约地区，其间还不断增援，而且有当时全球最庞大且装备最精良的海军，其中有半数人员随时准备提供支援。
为了确保胜利，乔治三世还调来超过3万名雇佣兵。而且，在1781年之前，由于英国完全掌握制海权，英军及其大炮得以在美国海岸反复地登陆、上船、再登陆，另外，英军在北方的新斯科细亚、西印度群岛及南方的百慕大设有舰艇基地。这似乎使英国可以在一场对殖民地非正规军的“吊打式”战争中笑到最后。
但是，“皇家海军全面削弱，它的某些海军将领同建造军舰的原本一样没有经过什么风雨”[126]。如当1778年法国决定参战时，英国决定放弃对法国的严密封锁策略，这虽然有助于减少英军军舰的损失，但在战略上是个极大的失误：这实际上等于是拱手让出了制海权，由于不能有效控制法国海岸的“西方出入通道”，即便英国本土向直布罗陀、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沿岸派遣更多援军，也无法阻止法国人派遣舰队到那些遥远的战场上去。
这无异于慢性自杀，因为“风帆时代”的基本规则是：谁掌握海洋，谁就掌握了陆上的战场。[127]到了1779年，英国皇家海军竟然已经失去了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1781年在切萨皮克外的一场遭遇战中，格雷夫斯率领的英国舰队在与德格拉斯率领的法国舰队处于数量上的劣势，从而造成英军陷于困境，导致了康沃利斯指挥的约7000名英军在约克镇兵败投降。
当诺斯勋爵接到这个消息后一反和蔼可亲之常态，在屋里踱来踱去，痛苦地哀号道：“哦，上帝啊，全完了！”在执政12年之后，他将作为失败者离开了下议院。1782年2—3月，反对派议员连续提出两个不信任案，迫使诺斯下台。[128]3月27日，诺斯正式辞职，他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因议会提出不信任动议而辞职的首相，英国人至今仍常用“诺斯勋爵”一词来比喻被迫“下课”的政治高层。
一个或被忽视的历史细节是：当一年前那7000名英军向华盛顿领导的美军投降的时候，曾于10月19日举行了一个受降仪式；奇怪的是，向美军投降的英国军队竟然鼓乐声隆。英军投降的队列在行进中依然步伐整齐，并且还创作了一首“主题曲”—《颠倒的世界》：
如果花朵在蜜蜂的身后嗡嗡直响，
如果船都在陆地，
如果教堂都在大海上，
如果小马都骑着人，
如果嫩草都能吞吃母牛，
如果猫都被老鼠追得团团转，
如果妈妈为了一点钱都把孩子卖给坏女人，
如果夏天变成了春天，
如果春天变成了夏天，
那么，这个世界就成了颠倒的世界。[129]
其实，唱着“投降者之歌”的大多数军人并不甘心举手投降。因此，在受降仪式前一小时，一个英国军官写下歌词，并找了一个会谱曲的人作曲，唱出了不愿投降的心声。这首在10分钟之内就创作成名的《颠倒的世界》貌似投降歌曲，实则以幽默的口吻表达了对“非正规”的大陆军的嘲讽。
然而，这种浪漫的抗议方式根本于事无补，帝国上层的昏聩和军界要员的无能，只能让不列颠的军旗在北美殖民地独立自由捍卫者面前蒙羞。其实，早在1777年，英、美军队在战场上激烈交战之时，辉格党政治家皮特就曾在英国下院公然宣称：“我是英国人，但若我是美国人，当外国军队踏上国土之时，我绝不放下手中的武器—绝不，绝不，绝不!”[130]当此言成谶、英国战败之后，乔治三世不得不黯然承认帝国失去了光辉。
1782年3月的一个傍晚，下院议员们在潇潇暮雨中等候马车的时候，看见诺斯走下台阶。他对他周围浑身湿透、充满敌意的议员们深鞠一躬说：“先生们，这就是参与秘密的好处。”说完，便乘车扬长而去。[131]
据说诺斯曾表示“被称为首相的这个动物”没有地位，并在战争结束后轻描淡写地辩解道：自己成为首相之时美洲战争已在进行，这场战争不是由他造成，而是整个国家、议会和人民的战争。诺斯政府垮台后，乔治三世仍希望扶植“国王之友”派组阁，并向大法官瑟洛勋爵（Lord Thurlow）抛出橄榄枝，但瑟洛并无意收拾残局。[132]乔治三世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能极不情愿地任命辉格党人罗金厄姆上台组阁，“但在乔治三世造成的一系列失败中，英国政治结构中的个人迷信已经消失殆尽”[133]。
尽管“谁失去了美洲”众说纷纭，但有一点似乎很明确：在那个“寡廉鲜耻的时代”，不负责任的诺斯首相不会是第一个，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