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的“腐败内阁”
在这种国家，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
—恩格斯
1848年，法国人托克维尔指出，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立宪政府制度：一种是国王不会有错，由他的大臣负责；另一种如同美国那样，执行机关首脑自己直接负责，但他可以“自由行动。”[134]应当说，建国初期的美国总统内阁制确实令人耳目一新，随着华盛顿总统提名任用汉密尔顿、杰斐逊等人以及“绅士政府”的运作，“自己负责”的“天使”政治家给新大陆上吹来了不同于腐败的旧制度的政坛清风。
然而，过了多半个世纪之后，格兰特以“常胜将军”的姿态入主白宫，如同运转司令部一样拨弄着手中的政治转盘，大批军中好友被提升为政府高官。然而，尽管格兰特有了“自由行动”的便利，但在扫除愈演愈烈的官场贪腐问题上，早已失去了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威名。本应当成为联邦政府道德楷模和行为典范的总统内阁，却是贪污腐败成风，连副总统都被爆出受贿的丑闻，成为美国历史上声名狼藉的“腐败内阁”。
1.丑闻，从未远离过格兰特政府
格兰特的8年任期被称为“史上最腐败的八年”，“他的好友、亲戚或战友，常常明目张胆地侵占公家资金，类似的丑闻愈演愈烈，对他的执政造成了许多困扰。即使证据确凿，格兰特还是替这些骗子开脱，天真地接受他们的解释，阻止对他们进行检控”[135]。其内阁大员们的低劣政治品行集中地代表了19世纪中后期美国政治的腐败烈度。
要知道，英国人曾经对新大陆寄予厚望。18世纪末，来自北安普顿郡的民兵少校约翰·卡特赖特活跃在英格兰议会改革的第一线，获得了“改革之父”的称号。这位多产作家以大量精力抨击了英国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政府体系，并且把新生的美国视为改变腐败政府的希望。他不无讽刺地写道，在美国不会发现人们“如同丑角一样，从内阁一下跳到了立法机关，又从立法机关跳到内阁；在这里似乎是执行指导员，而在那里又成了大众的代表……此刻，向人民颁发草率和狡诈的公告；下一刻又作为人民的代表就他们自身的表现而致辞并大唱赞歌”[136]。卡特赖特把美国政府视为区别于乔治三世时期内阁制政府的理想模型。假如卡特赖在天有灵，恐怕会因格兰特的“腐败内阁” 而收回自己的成见。
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格兰特政府所特有的东西，就是‘政治丑闻’。”[137]国会对腐败问题的调查数量在格兰特总统任期（1869—1877年）直线上升。根据《国会对行政部门的控制（Congressional Control of Administration）》一书作者的统计，在格兰特总统时期，国会进行了37项有关管理不善的调查。后来成为总统的众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曾指出：格兰特挑选内阁官员是用挑选自己的军事幕僚的模式，根据他们和他的融洽的私人关系，而不是根据他们在国家中的声望和公众的需要，因此他比任何其他总统都更多地降低了阁员们的品德。[138]
于是，从总统身边蔓延开来的高层腐败，导致这一时期的政坛出现了公共伦理的严重倒退。特别是在1873年经济危机爆发后，腐败丑闻也相继爆发。“在这些耸人听闻的事件中，最著名的是1869年9月杰伊·古尔德和詹姆斯·费斯克哄抬黄金价格案（格兰特的小叔子负责阻止联邦黄金流入市场）、1874年财政部长威廉·理查森辞职案（与税务官约翰·桑伯恩合谋，允许桑伯恩留下一半税款）和印第安怪圈案（以国防部长威廉·贝尔克耐普为首的一帮官员，其中包括总统的弟弟，通过授权建立印第安贸易站获取回扣）。”[139]以下，我们略陈一二。
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丑闻（即动产信贷公司事件）”中，挖土机制造商、马萨诸塞州众议员奥克斯·阿姆斯为修建铁路而组建了一家动产信贷公司（Credit Mobilier）。该公司在修建铁路过程中通过错综复杂的债务清偿、超额支付、收受回扣等，从联邦政府骗得到大量的补助，使铁路修建预算从5100万美元增加到9350万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支付给了国会议员。由于力图对国会立法施加影响而贿赂政府官员，结果使得副总统凯勒·考尔法克斯和他提名的继任者亨利·威尔逊和众议长詹姆斯·G.布莱恩等人声名扫地。
为了阻止国会调查，公司的董事们和奥克斯·艾姆斯把价格不菲的大量公司股票分发给了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美国学者指出，“动产信贷公司事件是‘镀金时代’最肮脏的铁路丑闻之一”。许多有影响力的议员都成了该公司的股东，尽管其母公司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财政状况不佳，但仍然坚持每年给“议员股东”们分红，分红率有时超过“投资”的300%。随着《纽约太阳报》在1872年大选前的报道和此后的议会调查，这个牵涉众多华盛顿高层的丑闻逐渐公之于众。1873年的一份国会报告也指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以1000万美元的投资实现了2300万美元的利润，并且这些现金再融资后，在股票方面有着5000万美元的利润”[140]。其中，众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虽卷入其中，但却成功地否认控罪，保住了议员席位，并在8年后当选美国总统。
为什么开国元勋麦迪逊会说“人非天使”？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曾说过这样的格言：人非天使，如果他们是天使，政府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美国的国父们对“天使政府” 和“圣人官员”存有极大的质疑。事实也是如此，尽管华盛顿总统选择了“品德适当”的绅士来充任政府要职，但其任命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担任这一职务之前，曾帮助建立了美国“实用制造商协会（the Society of Useful Manufactures）”；在担任财长之后，又曾劝说纽约银行向这一集团提供低息贷款。这种现任政府要员的游说行为在后来将受到国会调查。此外，在美利坚合众国诞生后不久，就有两名美国参议员、两名众议员、一名最高法院法官和其他两名高级法官，以及一些著名政治人物卷入到后来成为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的一些土地的交易丑闻中。[141]当格兰特这样的“常人”代替华盛顿这样的“圣人”入主白宫，更多的“汉密尔顿们” 充斥内阁，犹如流感般传染扩散的高层贪腐风似乎并不难理解。毕竟，大家都不是天使。
接下来，财政部成了丑闻持续发酵的政治“沼气池”。首先是众议院在1864 进行的调查表明，财政部长威廉指定的特别代理人约翰·桑伯恩，在负责征收拖欠税款中倾吞国库资金。根据私下的协议，桑伯恩所收取的手续费高达所征税款的50%，在所收取的40 多万美元欠款中，他得到了其中的一半左右。这场丑闻导致了财政部长的辞职。此后，因为被查出批准为一些政治家征收超额的国家税，财政部长W.A.理查德森被迫辞职。后来新任命的财政部长B.H.布里斯托又被揭露出与著名的“威士忌酒帮事件”难脱干系。在该事件中，受贿的财政部官员利用对蒸馏威士忌酒的征税权，诈骗和侵吞政府资产，数百万家国税款不翼而飞。而牵涉其中的格兰特私人秘书奥维尔·巴布克却被格兰特运用特赦权予以赦免。在这一桩大丑闻中有110名参与密谋者被证明有罪。
这种“连锁式”丑闻如同“多米诺骨牌”此覆彼倒。在外交领域，出使巴西的美国公使诈骗了巴西国家10万美元后逃跑，出使英国的公使又以自己的名义在英国骗租了一个矿山，搞得美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1875年，由于司法部长的妻子和内政部长的儿子被指控接受作为影响这两个政府重要部门政策的“报酬”的贿赂，导致这两名内阁要员辞职。
1876年3月，众议院弹劾陆军部长威廉·贝尔克耐普，指称他在对西部地区军队营地服务商店的人事任命工作中（通过妻子）接受贿赂，并参与了出售印第安邮政贸易船交易等不法勾当。起初，商人们的钱是贡献给贝尔克耐普的贪婪的妻子的，而在这位“贪内助”死后，贝尔克耐普“继承”了这笔“孝敬”。但贝尔克耐普毕竟是在战争中混过的，狡猾的他被审讯之前就提出了辞职，而格兰特又运用自己的权力批准了他的辞呈，使他免于弹劾和制裁。[142]
于是，在一系列政治“暗疮”被捅破之后，汉密尔顿曾经在建国之初预言的情形成为现实：“事情果然不出所料，联邦的措施未得到执行；各州的懈怠情形逐渐达到极端，终于阻止了全国政府的所有车轮，使它们可怕地停顿了下来。”[143]
根据“陀螺原理”，飞旋的陀螺一旦停下来，就会失去重心，就会跌倒，要想保持其运转，就要让它不停地旋转，而这光靠自身的动力是不行的，必须有外力的介入。行政监督就是迫使政府运行起来的原动力。要让联邦官员像陀螺一样有效运转，就必须注入源源不断地监督之力。然而，“镀金时代” 的美国官场，在监督“软约束”的风气之下，“国家事务与私人事务之间的分野被完全打破”，公共道德与商业伦理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那些华盛顿的要员“……之所以就任职位，似乎就是因为他们希望获得将帮助他们取得更高职位的钱财”。
2.政风败坏之后：利益成了官员的“上帝”
在格兰特政府时期，不但围绕白宫的政治丑闻接连不断，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丑闻也是此起彼伏。[144]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之所以这种腐败政治之风能够弥漫开来，关键还是在于总统任人唯亲的用人之道和提供政治庇护的“慷慨”之举。
正如罗素所说：“最成功的民主政治的政客，就是成功的废除民主，并成为独裁者的那号人物。”[145]格兰特刚刚入主白宫，就以“政党分赃”的形式任命一名政治亲信在纽约海关任职。之后，又因为亲信的唆使导致黄金炒作引发的“黑色星期五”危机。这种“用亲护短”的作风一直是军人出身的格兰特的政治“标签”。当哥伦比亚特区首席长官参与合同诈骗的丑闻被揭发，格兰特总统挺身而出，在特区给他安排了另一个要职。
要改变这种腐败政风，人们只能期望是在格兰特下台之后。“1876年大选是从格兰特对任职期间的丑闻进行道歉开始的。民主党把腐败问题当作资本，提名纽约州长塞缪·蒂尔顿为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人则提名“共和党能够找到的‘最干净’的候选人”鲁德福德·海斯为候选人。[146] 纽约州长蒂尔顿是民主党能够找到的“最廉洁的民主党人”，因为他曾成功打击了纽约坦慕尼协会领导人威廉·玛西·特威德；而俄亥俄州长海斯则在竞选中强调了自己在内战中的英勇行为，这一成功的竞选策略被称为“挥舞血衣”，它也是共和党在19世纪的主要选战方式，它能提醒北方投票人并暗示民主党和分裂主义的关系。
最终，经过这场激烈选战，海斯在妥协、交易和丑闻中当选总统。但白宫易主毕竟给了人们一线希望，以至于“每一位诚实和爱国的公民都哭喊着……跑向总统，催促他全力恢复政府机构的纯洁性”[147]。
然而，人们所熟悉的丑闻还是接踵而至了：1878—1880年，在星号邮路（即不通火车轮船的邮路）案中，邮政部次长柏莱第及其党羽与参议员多尔西及承包商相勾结，通过大肆提高西部偏远地区的邮费以从中牟利，贪污盗窃了国库数百万美元。共和党的要人们纷纷为他们开脱罪责，以至于华盛顿很难找到审判这个案子的陪审员。尽管后来找到了，但一些陪审员被收买，结果除了一个次要人物被判罪外，其余的人均告脱罪。1882年，财政部文官、共和党纽约州司库牛顿·考蒂斯就因征收巨额政治性捐款，被判有罪并罚款1000美元。[148]
这就是政风蜕败的“多米诺效应”：由好变坏易，如走下坡路；由坏变好难，难于上青天。
格兰特从白宫退下来后，成为一家金融投资公司的大股东，但却不幸遭到了破产的命运，自己还欠下一大笔债。最后，格兰特只好写回忆录来以版税还债。1885年7月24日，在完成自己的回忆录两个月后，格兰特因长期抽雪茄而导致的喉癌去世。
曾在19世纪末担任纽约著名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要职的理查德·克罗克，在接受纽约立法委员会有关其受贿的调查时，有过一段著名对话：
“你正在为自己的钱袋子而奔忙，是不是？”调查者问。
“我一直是这样，就像你们一样。”克罗克回击说。
这就是“镀金时代（1870—1900年）”的美国政治：公职是获取权力的牌照，权力是赚取钱财的工具，而利益就是所有政治家的“上帝”！
其实，美国建国之后的官员腐败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曲折发展历程。建国之初的几任美国总统和众多国会议员具有较高的道德情操，同时政府规模较小，财政资源匮乏，腐败机会较少。
19世纪以后，随着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西部拓荒运动的推进，产业革命的萌动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政府职能迅速扩张，公共财政支出相应增加，西部土地投机、政党分肥、党魁操纵选举和控制政府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并持续了很长时间。[149]美国人乔治·赛耶曾经将1876年总统大选之后的半个世纪称之为“美国贿赂的黄金时代”，原因是：
美国政治从未像如今这般腐败，所有的办公室都被收买，几乎所有的人都难保廉洁，几乎一切神圣的原则都被践踏。[150]
“利益冲突”的概念何以在19世纪后半期建立起来？
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一词最早出现于1843年。美墨战争后，美国国会成立了墨西哥战争索赔委员会（the Mexican War Claim Commission），处理在战争中遭受财产损失的人的赔偿事宜。一个名叫加德纳（Gardiner）的人声称自己的银矿在战争中被毁而提出了赔偿要求。参议员托马斯·科温（Thomas Corwin）在该委员会上为加德纳充当了律师。但调查表明，这是一个欺诈性的要求。虽然此时科温已从参议院辞职，准备担任财政部长，但仍在国会和媒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一事件调查结束后，国会于1853年通过了一个针对财政部欺诈行为的法律，禁止任何官员（包括国会议员）因代表私人主顾向联邦政府提出赔偿要求而得到报酬。1864年6月，国会通过了另一项禁止联邦政府官员和雇员（包括国会议员）通过提供与对美国政府的诉讼有关的服务而得到报酬。[151]由此，这些关于防止利益冲突概念在19世纪后半期被建立起来，因为公众担心：如果公共官员和雇员在与自己的财政利益直接或间接有关的问题上采取行动，就存在滥用公职或表现为滥用公职的可能性。在官员道德沦丧和公职腐败问题上，“我们所犯的一大错误就是过高地假定了人类的诚实性”[152]。到了20世纪，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渐被视为治理腐败的核心问题。
按照当时的惯例，每个对特定职位感兴趣的人必须缴纳一大笔“献金” 才能如愿以偿，而这往往是一整年的收入。如纽约的“行市”是：一个法官职位需1.5万美元；一个国会议席需4000美元；市参议员席位需1500美元；入选州参议院需600—1500美元。[153]南北战争之后，按价花钱“购买”各级政府公职已经变得司空见惯。
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以粗俗追逐物质利益为目标的风潮迅速蔓延，政客们“检验政治上成功与否的标准变成了金钱，不再是典型的政治家们原先追求的纯粹自我表现或为公众服务及荣耀”[154]。可以说，“利益政治”而非“原则政治”成了官员从政的唯一指针，官员的个人私利和公职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突。利用西部大开发中的土地投机大发横财，利用政府承包合同进行肮脏交易，利用职权大肆侵吞联邦补贴……各级政府官员把发家致富视为“第一要务”。在企业家想方设法收买国会议员的同时，有10%的国会议员在公开地腐败。
政坛上充斥着权钱交易、捞取“现货”的铜臭气，甚至于没有一丝一毫等待“期货”的耐心。当铁路大亨杰伊·古尔德与另一个铁路巨头科里尼厄斯·范德比尔特展开伊利铁路收购战时，古尔德竟然随身带着装有50万美元现钞的旅行箱，他的策略就是用现金直接收买议员和官员。他的“砸钱”举动被当时的一位编年史作家记录下来，称其造成了“最令人发狂的和极度刺激性的后果，以至于使廉政机构的领导人花了许多年来消除这种后果”。无独有偶，杰伊·古尔德在与银行家皮尔蓬·摩根争夺奥尔巴尼至萨斯奎哈那铁路的控制权时，除了曾向某些法官和政治家行贿并对立法机关进行腐蚀，还雇用了大批壮汉组成“部队”以相互抗衡。[155]这场被称为“萨斯奎哈那战争”（Susquehanna War）的闹剧亦被认为是一场“歹徒冒险式的战争”，充满了商人唯利是图和政商勾结肆无忌惮的野蛮气息。
面对如此乱象，当时身居白宫的执政者非但没有以身垂范的勤廉之举，也并不打算改变利益至上的官场之风。可以肯定的是，“整个19世纪下半叶美国没有出现一位出色的总统或政治家”[156]，以至于卡内基这样的“强盗大亨” 可以公然宣称政府部门都是些“平庸之辈”：一个有能力的人应该去办企业，只有在经济上失败的人才会去搞政治。因此，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日薄西山，“企业权力”日渐强大，成为社会主宰。卡内基甚至明确提出，应该由工业巨头操纵的“经济政府”代替平庸政客占据的“政治政府”。
其实，这种官场颓风并不是空穴来风。在格兰特的前任安德鲁·约翰逊主政期间，美国为了从俄国人手里买下阿拉斯加，总共支付了720万美元。只不过，俄国人只拿到了703.5万美元，其余16.5万美元被用来游说和贿赂那些反对收购的议员。[157]要知道，美国人以平均每英亩2美分的价格拿下阿拉斯加，不论其地缘战略价值，单只算计性价比就可谓世界上最廉价的土地交易！然而，这16.5万美元贿金似乎表明，腐败有时候似乎确实是一种有助于实现政治决策的“润滑剂”，无怪乎约翰逊的继任者们纷纷效仿。
3.美军的非典型腐败：以海军为例
1876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100周年之际，在大不列颠发表的一份题为《海上列强和它们的政策》的全球性调查报告中，并没有把美国包括在海上列强之中。它提到的15个国家中，包括了一些人们今天有可能认为显然不是海上列强的国家，如巴西、土耳其、秘鲁和奥地利。报告中对美国舰队提到的只是它的舰炮“在全世界受到责备并且已经陈旧无用”，而且“它的装甲系统的设计是不正确的”。调查报告的结论说：“美国海军在最近几年遭到如此忽视，是令人惊奇的。”[158]
又过了5年，即在1881年出炉的另一份题为《世界上的军舰和海军》的调查报告中，在值得介绍的海上列强名单中增加了葡萄牙、希腊、埃及、中国和日本5个国家。但就美国而言，由于海军“目前的衰落”，对它进行详细的考察是毫无意义的。
“黑暗年代”—这是当时用于描绘美国海军羸弱状况的专用术语。虽然今天的美国全球霸权以强大海军为重要基础，但1865—1898年的历史仍然是美国军方不堪回首的伤心往事。
内战后，美国海军执行对外政策要求的两项主要使命：保障外交利益；保护航运安全。尽管人们都希望战后裁减海军以节约资金，但却极少有人能预料到其规模和速度。在1865年，美国海军尚有671艘现役军舰和7000名现役军官、51500名现役士兵。但在两年之后，433艘军舰退役，其中的大部分都被出售；军官队伍减少5000人、士兵减少将近40000人。由于军费缩减和腐败公行，大多数舰只都已废旧不堪而得不到更新补给，逐渐成了过时的“样子货”。
1869年，尤利塞斯·S.格兰特将军就任总统，“镀金时代”[159]的用人腐败亦从行政部门渗透到军队系统。格兰特委任阿道夫·E.博里为海军部长。博里是一个既无从政经验又无海军知识的人，唯一不缺的就是钱。而这正是格兰特看重的。但问题在于海军部不仅重要，而且是专业性极强的地方。最终，博里这个有钱的门外汉在担任了3个月的名义部长职务后，主动辞去了傀儡之职。
此后，海军部长的另一继任人理查德·W.汤普逊基本上不了解舰艇，甚至从未在舰艇上待过。据说，他第一次“冒险”登上军舰并朝下看时，陡然惊呼道：呵，这东西居然是空的！
这个有些荒诞的笑话或许言过其实，但它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军部长们在“黑暗年代”的无能，更折射出当时美国军人在社会上日渐衰微的公信力。
上梁不正下梁歪。美国海军官兵成了军人荣耀的职业抹黑者。如在1870年的维拉法朗奇[160]，每当一艘摇摇晃晃的、历尽艰辛的美国舰只入港后，舰上的官兵就尽情地喝酒、赌博、跳舞、看戏、玩女人……既然联邦政府和海军部长们不善待这支军队，那么士兵们有什么理由来维护军队的名誉呢？
关于海军在公众中威信衰退的预言，业已成为现实。1882年，亨利·乔治评论道：美利坚合众国不再需要对它海军的嘲弄，就像一个温顺的巨人不再需要包了棉花的棍棒和锡做的刀剑一样。因为当时的美国海军，仅拥有14艘铁甲舰（大多数是内战时的低舷铁甲舰）和少数几艘木制船，甚至没有一艘军舰装备有口径超过5英寸的滑膛炮。
衰败的海军成了政治腐败的牺牲品。军舰的修造维修费用被克扣，军舰被出售；经费短缺的现役军舰越来越破败不堪，人们逐渐产生了海军不再必要的观念。
军队的腐败问题历来是一个敏感问题。何况如果不把美国海军的腐败与糟糕海军部长人选、败坏的海军士兵作风等联系起来，似乎上述的内容算不上什么腐败。
然而，就在这“非典型腐败”的背后，我们仍然能够隐约看到吏治腐败、政策失败的影子。衰败的美国海军，当然是因为失败的将领和失败的治军政策造成的。这就如同后来美国海军的崛起一样，必须依赖于正确的人和正确的道路选择。马汉的第一部和最著名的著作《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是在1890年发表的，恰好处在“镀金时代”的末期和美国崛起的前夜。
这部改变了美国海军历史和海军战力的著作提示我们，改变军队的“非典型腐败”，或许并不那么困难。当然，前提是必须发生改变，特别是人的改变。
官员“集体不负责”甚至比集体腐败更可怕
政治不再是为公的事业，而是一种营利的职业，乃至一夜暴富的生意，这就是历史上经常可见的“腐败高发症候群”之一。各级官员作为财政供养的“公仆”，本应集体负责即担负起治理国家的分解责任，但却出现了集体不负责的乱象：一是“能力不足”无法负责，二是忙于贪腐无暇负责，三是失去信心不愿负责。我们看到：诺斯勋爵的无能失去了美洲的土地，格兰特的“腐败内阁”失去了美洲的民心。总之，执政体系中处处是得过且过的政客，“上不为下负责，下不对上尽责”，这样的组织文化如同一个“政治黑洞”，即便再有雄心壮志之英才，经世致用之良策，也将被吸进其中化为乌有，直至所有能量消耗殆尽，根本难以强国富民。
【注释】
[1]转引自（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著，刘李胜等译：《领袖论》，第360页。
[2]（美）玛格利特·利瓦伊著，周军华译：《统治与岁入》，第94页。
[3]田澍著：《腐败与弊政：张居正施政的另一面》，《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4]《万历邸钞》万历五年三月壬寅。
[5]李乐：《见闻杂记》卷10。
[6]《明史》卷70《选举志》。
[7]《大明律》卷2《职制》。
[8]佚名：《天山冰水录》附录《籍没张居正数》。
[9]《明史》卷305《冯保传》。
[10]转引自朱子彦：《论明代的内阁与党争》，《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
[11]徐芳：《悬榻编·三民论》。
[12]赵贞吉：《三几九弊三势疏》，《明经世文编》卷254。
[13]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7，《答李元仲》。
[14]顾炎武：《日知录》卷13，《廉耻》，黄汝成集释本。
[15]参见蒋星煜：《汤显祖对张居正之认识及其在剧作中之曲折的反映》，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6]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续续朋党论》。
[17]魏鉴勋：《衰落论—兴盛界限阐微》，第105页。
[18]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列帝本纪》。
[19]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
[20]黄省曾：《吴风录》，续修四库全书本。
[2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3《罪臣责己》。
[22]冯应京：《月令广义》卷2，《岁时》、《授时》、《商贾》。
[23]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22“外集四”，《送别省吾林都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4]范守己：《御龙子集·曲洧新闻》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62页。
[25]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242—252页。
[26]王春瑜主编：《中国反贪史》下卷，第895—896页。
[27]《续文献通考》卷2。
[28]张宇燕、景富筠：《制度缺陷造就美国式腐败》，《中国改革》2007年第3期。
[29]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2，《王思任均徭全书序》，四部丛刊三编本。
[30]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222，聂豹《应诏陈言以弭灾异疏》，第2328页。
[31]陈义中编校：《海瑞集·附录》，黄秉石《海忠介公传》，第560页。
[32]康熙《衡州府志》卷19，“艺文志补遗”，沈鈇《劾贪婪抚臣疏》。
[33]《明仁宗实录》卷5，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癸丑。
[34]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85，韩文《韩忠定公奏疏·题为恳乞停止卖盐织造事》，第762页。
[35]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246，胡松《胡庄肃公奏议》，第2587页。
[36]《明神宗实录》卷472，万历三十八年六月辛巳。
[37]黄仁宇著：《〉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开场白》，载《现代中国的历程》，第260页。
[38]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4。
[39]（英）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下册，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3页。
[40]谢肇淛：《五杂俎》卷11。
[41]《明神宗实录》卷385，万历三十一年六月己酉。
[42]杨士聪：《玉堂荟记》。
[43]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170，《选举》。
[44]《周忠介公烬余集》卷2《与朱德升孝廉书》。
[45]文秉：《先拨志始》。
[46]《明史》卷306《张綵传》。
[47]《归庄集》卷10《杂著·随笔》。
[48]顾炎武：《日知录》卷13《名教》。
[49]沈德符：《邑令轻重》。
[50]袁袠：《世纬》卷下，《抑躁》，丛书集成初编本。
[51]《廿二史札记》卷35《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
[52]《张太岳集》卷36《陈六事疏》。(https://www.daowen.com)
[53]《定陵注略》卷9《淮抚始末》。
[54]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续续朋党论》。
[55]李约瑟、黄仁宇著：《中国社会的特质—一个技术层面的诠释》，载《现代中国的历程》，第7页。
[56]万斯同：《明史》卷20，中华书局1974年版。
[57]顾炎武：《日知录》卷3，《承筐是将》。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143页。
[59]（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4页。
[60]李约瑟、黄仁宇：《中国社会的特质—一个技术层面的诠释》，载《现代中国的历程》，第17页。
[61]（英）锡德里史·桑福德主编，许建国等译：《成功税制改革的经验与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62]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卷11，台湾学生书局民国75年影印本，第900页。
[63]转引自杜婉言：《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64]（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65]顾炎武：《日知录》，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51页。
[66]倪元璐：《倪文正公全集》，书牍，卷十九，第1页。
[67]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
[68]文秉：《定陵注略》卷9《癸巳大计》。
[69]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8，《彭躬庵文集序》。
[70]《四库全书总目》卷172，集部，别集类25。
[7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72]吴晗：《明朝大历史》，第109页。
[73]（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路爱国、丁浩金译：《历史资本主义》，第38页。
[74]《明史》卷232《王国传》。
[75]《明史》卷262《孙传庭传》。
[76]《明史》卷89《兵一》。
[77]《明史》卷二零四《丁汝夔传》。
[78]转引自（英）伯特兰·罗素，吴友三译，《权力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07—208页。
[79]（英）M.J.C.维尔，苏力译：《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7页。
[80]季正矩：《英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腐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6期。
[81]（英）伯特兰·罗素著，吴友三译：《权力论》，第86页。
[82]（英）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著，高坚等译：《英国历届首相小传》。
[83]（德）马克斯·韦伯著，姚曾廙译：《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
[84]阎照祥：《英国近代贵族体制研究》，第275页。
[85]龚敏：《1560—1640年英国财政状况与贵族和官员的腐败》，《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4期。
[86]阎照祥：《“光荣革命”后英国贵族集团的若干特征》，《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87]（英）M.J.C.维尔，苏力译：《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3页。
[88]李念培、孙正达：《英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 页。
[89]（法）托克维尔著，董良果译：《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9页。
[90]O.F. Christie, The Transition from Aristocracy, 1832—1867，转引自阎照祥：《英国近代贵族体制研究》，第99页。
[91]参见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92]转引自刘金源：《论乔治三世前期英国王权加强的原因》，《英国研究》2011年辑刊。
[93]（英）弗兰西斯·培根著，何新译：《培根论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105页。
[94]（英）温斯顿·丘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革命的年代》，《英语民族史》第3卷，第719页。
[95]（英）爱德蒙·伯克著，蒋庆等译：《自由与传统》，第188页。
[96]（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新大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9页、121页。
[97]（英）温斯顿·丘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革命的年代》，《英语民族史》第3卷，第728页。
[98]（日）海野弘《世界丑闻史》，林焕军译，第174—175页。
[99]（英）温斯顿·丘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革命的年代》，《英语民族史》第3卷，第728页。
[100]（美）拉塞尔·阿莫斯.柯克《保守主义传统》，载肯尼思·W.汤普森编《宪法的政治理论》，第52页。
[101]（特）艾里克·威廉斯著，陆志宝等译：《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102]Roy Porter, 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转引自阎照祥：《英国近代贵族体制研究》，第158页。
[103]（英）温斯顿·丘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革命的年代》，《英语民族史》第3卷，第759页。
[104]单富粮、肖彬延：《论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税收政策》，《沈阳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105]S.E. Mori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American Republic”.
[106]（美）潘恩，马清槐等译：《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1页。
[107]（英）温斯顿·丘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革命的年代》，《英语民族史》第3卷，第724页。
[108]（英）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著，高坚等译：《英国历届首相小传》，第60页。
[109]（美）W.欧文著，张今等译：《华盛顿传》，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页。
[110]（英）M.J.C.维尔，苏力译：《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2页。
[111]（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第111页。
[112]（美）芭芭拉·埃仑莱希著，仇直译：《他们的乔治和我们的乔治》。
[113]（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第111—113页。
[114]孔庆山：《美国早期历史上的政治腐败述论》，《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115]（法）雅克·索雷著，黄艳红译：《18世纪美洲和欧洲的革命》，第213页。
[116]（美）玛格利特·利瓦伊著，周军华译：《统治与岁入》，第138页。
[117]参见刘金源：《论乔治三世个人专制终结的原因》，《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118]（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第111页。
[119]（英）温斯顿·丘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革命的年代》，《英语民族史》第3卷，第738—739页。
[120]郭彩虹：《考彭斯大捷—影响美国独立战争命运的经典之战》，《环球军事》2008年第12期。
[121]（英）D.豪沃思著，伍江译：《战舰》，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84—89页。
[122]（英）温斯顿·丘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革命的年代》，《英语民族史》第3卷，第124—125页。
[123]（英）J. R. 希尔著：《英国海军》，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124]Stephen F. Gradish,“Wages and Manning : The Navy Act of 1758”,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93, No.336,（Jan,1978）,pp.64—65.
[125]（美）潘恩著，马清槐等译：《潘恩选集》，第6页。
[126]（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第111页。
[127]参见（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范利鸿译：《海权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8]阎照祥：《英国近代贵族体制研究》，第168页。
[129]转引自王吴军：《投降者的歌曲》，《现代青年·细节版》2010年第12期。
[130]Leonard Cowie. Hanoverian England 1714—1837.London: Bell&Hyman Limited, 1967. p.343.
[131]参见（英）温斯顿·丘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革命的年代》，《英语民族史》第3卷，第751页。
[132]刘金源：《论乔治三世个人专制终结的原因》，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133]（英）温斯顿·丘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革命的年代》，《英语民族史》第3卷，第767页。
[134]（英）M.J.C.维尔，苏力译：《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5页。
[135]（美）艾伦·维恩斯坦等著，胡炜等译：《彩色美国史》（中卷），第312—313页。
[136]转引自（英）M.J.C.维尔，苏力译：《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0页。
[137]Robert Maranto: Politics and Bureaucracy in the Modern Presidency: Careerists and Appointees i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93, p.15.
[138]张国庆著：《总统们》，第105页。
[139]（美）艾伦·维恩斯坦等著，胡炜等译：《彩色美国史》（中卷），第313页。
[140]（美）加里·M.沃尔顿、休·罗考夫，王珏等译:《美国经济史》(第10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8页。
[141]参见周琪：《美国的政治腐败和反腐败》，《美国研究》2004年第3期。
[142]（美）玛格利特·利瓦伊著，周军华译：《统治与岁入》，第94—95页。
[143]转引自（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等译：《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144]Paul P. Van Riper: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ivil Service. Evanston, Illinois: Row, Peterson and Co., 1958,p.74-75.
[145]（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吴友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1页。
[146]（美）艾伦·维恩斯坦等著，胡炜等译：《彩色美国史》（中卷），第314页。
[147]John Jay: Civil Service Reform. North American Review, CXXVII（September, 1878）,p.287.
[148]黄贤全、王孝询：《美国政治与政府调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149]孙哲、赵可金：《美国国会对腐败问题的治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50]George Thaye. Who Shakes the Money Tree? New York : Simon＆Schuster, 1973,.p.37.
[151]周琪、袁征著：《美国的政治腐败与反腐败》，第26—27页。
[152]（美）卡尔文·伍达德《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与英美法理学》，载肯尼思·W·汤普森编《宪法的政治理论》，第104页。
[153]（德）W.桑巴特著，赖海榕译：《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154]（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崔永禄等译：《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67页。
[155]（美）加里·M.沃尔顿、休·罗考夫，王珏等译：《美国经济史》(第10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0页。
[156]肖华锋：《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4页。
[157]张国庆著：《总统们》，第102页。
[158]（美）斯蒂芬·豪沃思著：《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1775-1991》，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十八章”。
[159]“镀金时代”指19世纪末南北战争（1861—1865年）结束至20世纪初“一战”爆发，得名源于马克·吐温和查尔斯·沃纳1873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该书借对一位企业家兼政客的描述，揭露了西部投机家、东部企业家和政府官吏“三位一体”掠夺国家和人民财富的腐败黑幕，暗喻那一发展阶段表面繁荣所掩盖的腐败风气、道德沦丧和潜在危机。后来，“镀金时代”这一形象化概念成了美国崛起前夜的时代之代称。
[160]法国南海岸离尼斯不远的一个小港口，当时被用作美海军地中海支队的物资仓库和中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