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之谜”如何破题
只有少数社会制度是自觉地设计的，而大多数却只是作为非人类行为所设计的结果而成长的。
—波普尔
18世纪的英国，乡村扩展为城镇，人们的居住习惯又改变其就业状况，英国开始走进“薪酬经济（wage economy）时代”。在工业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英国进入到工业社会。如马克思所说，工业社会“是英国现代各种关系的基石， 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工业社会也是一个与农业社会不同的“矛盾混合体”，逐渐步入到利己与利他、物欲与道德、诚信与效率等矛盾冲突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普通民众“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逃避税收或是官员们滥用权力，只有靠行贿、给回扣或者干脆搞走私”[67]。由此，社会的衰败堕落风行一时。
1.利己与利他：亚当·斯密的困惑
18世纪是贵族斗富争雄的世纪，一个集中的体现是兴建豪宅、相互攀比。第四任德文希尔公爵重建查茨沃斯庄园花费了4万英镑。罗金厄姆侯爵一面费时20余年，耗资8.3万英镑修建温特沃斯·伍德豪斯庄园，又一面花费10万英镑建造奥德利·恩德府邸。有的贵族庄园本来十分豪华，主人只因式样过时而不惜拆掉重建。伯特·亚当仅仅为了改建其庄园门廊，就耗资5000英镑。
据调查，17世纪末，上院贵族的府第平均有34个房间，到了18世纪的贵族大庄园经常是有上百个乃至更多房间。1765年建成的卢顿庄园的园林就占地900英亩。1776年考克家族继承了霍尔克汉庄园后，将之扩充到了1800年的3000英亩。而18世纪80年代第十一任诺福克公爵的格雷斯托克园林占地5000英亩，超过了占地4000英亩的劳瑟园。
18世纪中叶，拥有5处豪宅的斯宾塞一家，堪称贵族奢华生活的代表。春季，议会开会时，他携家眷住在伦敦格罗斯维诺大街的家以免奔波之苦；夏季，他又阖家移居伦敦郊区的维姆鲍顿公园的别墅以避暑休闲；秋季，举家赶往北安普顿郡的皮奇雷庄园狩猎玩娱；冬季，英格兰阴冷潮湿之中，全家留居于拥有300余年历史的奥尔索普老宅，感受着温暖和舒适。这些庄园还是党朋聚会庆典的理想场所。如1789年乔治三世病情好转时，托利党贵族就在各地大张旗鼓地饮宴庆贺。[68]然而，就在这些权贵们一掷千金、穷奢极欲之时，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却生活在贫困线上。
18世纪后，在政治领域恪守传统“小政府”的“无为而治”。在经济领域，亚当·斯密等人宣扬的“自由放任”取代重商主义而深入人心，几乎成了英国经济生活的金科玉律。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69]，人们深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然地调节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视国家干预为对政治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粗暴干涉。[70]然而，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中出现了大量使用妇女和童工、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矛盾激化等社会现实。历届政府频频颁发“劳工令”“贫困救济令”，软硬兼施；流民凄苦的境遇，官府衙役的凶恶吼喊，“救济院”“赈济所”纷纷开张，构成了现代初期英国社会的“独特历史画面”。[71]
以儿童为例。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低收入者把子女视为资本品，而非消费品，孩子们受教育年限降低了，过早地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在工业重镇兰卡郡，工人们理所应当地认为，子女在12岁时就应该离开学校到工厂里工作。在提高学龄方面，到19世纪英国仍然落后于德国和瑞士，因为雇主和受雇者都认为半工半读的儿童是工业经济的重要成员。[72]
1839年的一份报告说，兰卡郡包括欧德姆和阿希敦在内的地区，拥有10万以上人口，却没有一所为贫困学生设立的公立日校。19世纪上半叶的南威尔士，50个成年男子中没有一个人识字。这种情况导致国民整体素质下降，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不匹配，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此外，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对教育投资额的“鸿沟”越拉越大，又使得贫富差距难以通过公共教育进行救济。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状况为何被称为“迈达斯之祸”？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在一个奉行自由放任和物欲横流的国家，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到来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灾难。英国史学家哈孟德夫妇用“迈达斯之祸”来形容这段历史。[73]迈达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梦想自己能够点石成金，但最后达成目的后却几乎饿死，连正常的爱情都无法拥有。当时的英国社会，与经济快速发展、城市迅速扩张相对应的负面情况包括：城市管理混乱失序，贫富严重分化，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环境污染严重，腐败和欺诈横行……与腐败相关的一个反思视角是，政府放任自流、无所作为，对社会混乱、问题丛生而得不到及时解决负有推波助澜的过失。因为，一个“坏社会”，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一个“好政府”联系起来的。可以说，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社会救济、福利保障和分配调节等公共机制缓解社会矛盾、强化公平正义，我们有理由把这样的政府称作是纵容了“迈达斯之祸”的腐败无能的“恶政府”。
资本家不能给予工人必要的劳动安全保障，工伤事故不断，严重危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1841年受命调查煤矿工业的皇家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使得整个英国感到震惊。报告揭露出煤矿里种种野蛮景象：雇佣妇女和儿童，工时之长达到残酷的程度，没有安全设施，卫生条件和道德状况普遍很差，令人恶心。关于这个报告的讨论以及其他工业揭露出来的类似状况，几乎立即在英国文学里反映出来，它们分别从道德和美学的观点出发，不断地掀起批评工业主义的浪潮。”[74]
对此，政府本应通过劳动立法和社会救济等进行积极干预。但当时的英格兰总体上主张“自由放任是一般原则”[75]，信奉“管得最少就是管得最好” 的“守夜人”政府原则。而资产阶级并不把失业工人和穷人当作人来看待，认为贫困是由于“个人懒惰”所致，因而应由“个人负责”[76]。
1834年，在工业资产阶级的推动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济贫法》。这部法律规定，在各地建立济贫院，凡无生活来源、需要社会救济者必须进入济贫院。但是被救济者在济贫院内被迫从事繁重体力劳动，里面的生活条件又极为恶劣。“如果接受救济的人生活得同自食其力的人一样好，那么这种救济制度就会从根本上使所有人丧失勤奋努力、刻苦自励的精神，如果真的实施这种制度，那么作为其补充，就需要一种有组织的强迫劳动制度，来迫使那些没有自立动机的人像牛马那样干活儿。”[77]可见，这部《济贫法》实际上把“救济穷人”变成了一种“惩治穷人”的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摆脱济贫税负担和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来源。
1759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平生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他在这部修正增补三十余年直至谢世前一年才定稿的大作中，阐明了个人怎样控制自私以及怎样建立一个“好”社会。
177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同一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平生唯一的一部经济学专著《国富论》。在这本被喻为经济学圣经的著作中，他却对人的自利性做了尽情阐发。
亚当·斯密虽然被封为现代资本主义革命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教父”，但却毕生试图以《国富论》打造一个理想的物质世界，以《道德情操论》建设美好的精神家园。无奈的是，这些美好的理念在18世纪的英国属于典型的“奢侈品”，因为道德沦丧、情操蜕化是社会的主潮。
正如埃里克森所说：“只有在新的更为广泛的道德标准盛行时，旧的道德标准才肯做出牺牲。”[78]尽管斯密试图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控制利己主义[79]，但却留下了两个“亚当·斯密之谜”：一是“价值悖论”，如作为对生存价值极高的必需品的水价格却很低，而钻石等奢侈品使用价值不高但价格昂贵；二是“价值冲突”，即人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利己”与“利他”的矛盾现象，如贩奴生意中英国实现了原始资本累积，但却制造了无数黑奴的噩梦。
2.因富而“贵”：从奴隶贩子到英国绅士
曾几何时，对商人的歧视是一种“刻板成见”，莎士比亚笔下那个贪得无厌的威尼斯商人就是典型。而贩卖黑奴的生意确实是17、18世纪大英帝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其背后正是“不列颠商人”的繁忙身影。时至今日，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也不得不对英国在贩卖奴隶时代的角色公开表示“深深的悲伤”。
在18世纪，英国人已经建立了一整套跨大西洋的贩卖黑奴运行机制。从1700年到1810年，英国商人从非洲向北美贩卖了约300万奴隶。有些历史学家说，贩奴贸易为英国创造了大量财富，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一块基石。英国的一些城市，比如布里斯托，伦敦，利物浦，就借助贩奴贸易而繁荣起来。
英国在美洲的奴隶贸易，最初就是由1588年成立的英国非洲公司所垄断。18世纪初，英国取代了一切竞争者，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黑奴贩卖国。18世纪大西洋奴隶贸易达到顶峰时，英国议会公然投票支持。贺拉斯·沃尔波尔曾评论道：“英国上院—这个自由的庙宇，新基督教的堡垒，一直在冥思苦想寻找办法以便更有效地进行可怕的黑奴买卖。”[80]
据统计，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英国商人从这项血腥买卖中获得了惊人利润，通常可以有百分之一百到一千的暴利。仅在1783—1793年的10年，英国奴隶贸易中心利物浦的奴隶贩子们就贩运了30万名黑奴，共赚取了至少1亿5千万英镑。[81]布里斯托尔因为是奴隶贸易和蔗糖贸易的中心，才在18世纪的前75年中成为英国的二等城市。当地有位善于分析者写道：“这城市中没有一块砖不是用奴隶的血凝成的。豪华的宅第、奢侈的生活、穿特殊制服的仆人都是财富的产物，而这种财富是用被布里斯托尔商人们买卖的奴隶的苦难和呻吟制成的。”[82]
世易时移，随着商人在数量和财富上的双向增长，18世纪的奴隶贩子们在金钱的光环下成了衣着光鲜的绅士。要知道16世纪的人们仍然认为绅士有辱身份，然而商人即便成为绅士仍要靠积累资金、买田置地，然后脱离商业才能成为绅士。[83]可是17世纪后这种态度发生了转变，商人即便不置产转行也能在城市里做绅士。不少城市的政权开始为商人寡头集团所垄断，伦敦就是一个典型。
正如笛福在18世纪初的观察和记录：“在英国，商业虽然同绅士地位决不相容，但却创造了绅士。在一两代以后，商人的儿子，不然，至少是他们的孙子，变成为一些和悠久世家出生的人们同样好的议员、政治家、枢密院顾问、法官、主教以及各等级的上流人士。”[84] 商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在与日俱增，开始在各种场合如同乡绅阶层佩戴纹章那样显示身份，如在马车、住宅窗户乃至葬礼上都公开使用某种特殊标志，有些人甚至因表现过头而声名狼藉。[85]“英国商人在发财致富之后每天都到家谱纹章院，搜寻其先祖的纹章，以便将它绘在马车上，刻在门牌上，嵌在家具上，或是雕刻在新宅的门墙上”[86]，力求找寻到一个“高贵祖先”并且让世人周知。
这种炫富尚奢的社会风气自17世纪以来与日俱增。有的商人当面向贵族宣称：“这个王国里商人到处都是，拥有巨大的财富，享受自由的快乐。我本人运输着各种商货，赚取了业绩不俗的一千镑。由于我的富足，现在在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里，我毫无疑问地被看成一个聪明而高贵的人获得了极大的尊敬和赞许。”[87]暴发户托易斯·多尔曼在新宅邸落成后，选择了这样一句古典名句来作装点：
无齿者嫉妒进食者的牙齿。[88]
在大英帝国新贵“进食者”们面前，传统贵族阶层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伏尔泰在寓居英国时记录了商、贵并处的情形，“一个英国贵族的小儿子决不轻视贸易。内阁大臣汤森勋爵有个兄弟甘愿在伦敦商业区做商人。在牛津勋爵统治英格兰的时期，他的小弟弟则在阿勒颇做代理商，并且不愿回来而死在那里”。此外，自17世纪以来商人与贵族的联姻开始热络起来。“英国贵族，自革命以来即被发财欲所迷住，他们怀着嫉妒的心情看着金融和商业资产阶级在他们下面壮大起来。他们以一种奇特的，由骄傲与贪得二者结合着的心情来恨那些有钱人，并力图通过婚姻去同他们结成姻亲借以利用他们的财富”[89] 。
社会风气败坏到底是谁之过？
在18世纪中叶，塞缪尔·约翰逊博士（1718—1784年）仍然在为富有而体面者连夜的酗酒行为感到痛心疾首。甚至到了1780年，著名游记作家阿瑟·扬仍然认为本国上流人士举止粗鲁，贵族乡绅们“狂欢、争吵、辩论、殴斗”，使人难堪。[90]至于说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传统丢失和礼仪退化等，更是激起一些有识之士早在17世纪末就成立了所谓的“移风易俗会”，试图以法律的力量来矫正堕落不堪的社会风气。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年）就曾断言，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和道德败坏是导致英国社会普遍道德滑坡的主因：“恶性由宫廷蔓延到全国，乡绅和贵族的家庭成了恶习并行的渊薮，他们终于在这些大人先生的保护下变得气焰万丈，向全国实行全面反扑；而我们这些穷苦的平民，一向总是容易为我们的地主和士绅的榜样所支配，也确实已经被他们的榜样诱上了伤风败俗的道路。现在如果要遏止全国的渎神和恶性的洪水，正需要你们这些英国的贵族和乡绅们做出榜样，否则一切都将徒劳无功。”[91]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榜样如此，坏榜样亦如此。
一个透视18世纪社会消费风潮的窗口是人们的服装发式。“挥霍是当时的时尚”，18世纪流行的是五光十色的紧身上衣、假发和灯笼裤。“这是一个以时髦为荣、追求享乐的欲望日益复杂以及人们要用极大努力来有效满足这些欲望的时代。”[92]当时，有社会地位和中产阶级的女性至少要穿3件衬裙，假若少于3件就会引得人们觉得她很可怜，而且显示她不检点或贫穷。[93]而上流社会的女子发饰更为夸张，为追求形制高大的发型，除了用假发填充，还用金属框架来支撑，加以各种饰带、羽毛、假花、纱网等来装饰，有的甚至在上面装饰着小型的房子、树木、动物乃至整整一条军舰！[94]
由于假发、饰发费用昂贵，她们就不得不为了保持发型而很少洗头。为了应对来自社会中下阶层的冲击，上流社会不惜进行炫耀性消费来维护社会地位，购买服饰是一掷千金，珍珠、天鹅绒和丝绸等装饰费用不菲，使得这些人成了把“全部家当穿在身上”[95]的人！
“人们以衣着来评断和对待陌生人是很顺理成章的事。那是一个服饰象征等级的真实世界。”[96]在中下阶层“向上流社会”看齐的时候，为了追求贵族化的外在风度，就必须投入大量钱财用于添置服饰，沦为富人奢靡消费风格的盲目崇拜者。特别是对于“日富而骄”的新兴工业资本家和商人阶层来说，积累了钱财还必须享受到尊荣。因此，他们开始“在城郊也建立宽敞的别墅，家中陈列的摆设，他们学贵族的样，骑马打猎，放鹰养犬”[97]，并把虚荣浮华的风气传播到整个社会。
3.食物骚乱：群体性事件中的强势博弈和弱势博弈
18世纪的英格兰，面包是普罗大众的主食，一般家庭要用70%的开支来购买面包。[98]然而，每当谷物价格上涨，老百姓就可能填不饱肚子，他们或是阻止本地谷物运到外地，或是夺取谷物、面粉和面包等并以“公平价格（just price）”卖掉，或是巡访农场主以督促他们出售囤积的谷物，或是迫使地方官员干涉谷物流通等，形成了“食物骚乱”这种18世纪英格兰民众表达社会抗议的主要方式。
在当时的社会骚乱中，食物骚乱占到2/3，并在1740—1800年达到高发期：1740年、1756—1757年、1766—1767年、1772—1773年、1783年、1792—1793年、1795年和1800年等年份均爆发了少则数十起、多则上百起的食物骚乱运动。[99]虽然一些官方史书中对其以“暴民造反”一笔带过，然而，这种表达不满情绪的集体行动却暴露出政府在民生问题上的不作为、慢作为。一个诺福克郡劳工愤怒地谴责了贵族乡绅野蛮圈地造成的生计维艰：“你们为所欲为，抢走了穷人的公用地权利，犁掉了上帝让它长草的土地，而穷人却全靠草地来养牛、养猪、养马，当然还养驴。……你们想发财，却让所有人挨饿。”[100]
17世纪下半叶后，在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英国政府实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对谷物、面粉和面包等采取自由流通、不加干预的政策。一方面，1663年、1769年等政府相关法案允许和鼓励中间商人（the middlemen）自由流通谷物及其制品，使得跨区域买卖和囤积成为受法律保护的行为。另一方面，当遇到歉收年份、物价飞涨、甚至有人垄断谷物流通等突发情况时，中央政府仍然坚持谷物自由流通原则，把市场调控的主动权交给了地方法官和地方共同体。[101]商人们的囤积（forestall）、独占（engross）和倒卖（regrate）等不轨行为不受限制，导致食品市场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如跨地区的大谷物市场虽然逐渐兴盛起来，但地区的公开市场却逐渐衰微下去。
更重要的是，掌握着政策的官员和操控着市场的商人可以十分方便而默契地进行交易。特别是当时英国内地商业关系仍然是完全中世纪式的状态，直接与生产者接触的中间商阶级自然成为“最重要、最有钱的阶级”。在大谷物市场形成之后，由于英格兰各地的度量单位差别很大，不利于商人的结算和经济效率。于是，在大商人的推动下，政府通过了一项旨在全国推行8加仑1蒲式耳的温切斯特量度单位的法令。然而，温切斯特量度单位比旧的度量单位小，对汉普郡等地的老百姓意味着“大斗出小斗进”，过去能买到9加仑谷物的钱，如今只能买到8加仑的粮食。那些为了每日温饱而苦苦挣扎的穷人，将因为这一政策变动而少1天的口粮。而地区公开市场的消失，则给商人控制市价提供了便利。一个顾客如果想买到一块奶酪或半块熏猪肉，他得到的肯定是无礼的回答：“有个伦敦承包商已经买走了。”[102]因此，失望的他只好赶到零售商店购买价格昂贵的食物，通过市场买到价格公平的货品的渠道实际上已经被堵塞了。(https://www.daowen.com)
这就是拥有资金、价格、信息等方面优势的大商人们的“强势博弈”：以市场之名，行垄断之实；你可以到市场随意购买，但价格只有一个！
强者固然恒强，弱者自可反抗。食物骚乱作为一种典型的因民生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平民在现存政治结构之内与当局进行讨价还价的一种社会抗议形式”[103]，或者说是一种典型的“弱势博弈” 行动。一如19世纪发生在美国的全国性工人和农民运动一样，“这些由弱势者（less advantaged）推动的运动，希望以集体保障型的结构性补救措施，来弥补新工业经济造成的共和权利及保护的丧失”[104]。比如：
—制造不利于商人的传言
由于民众感到被奸商盘剥，对食品市场“中间商人”的怀疑愤恨情绪与日俱增。如1795年有人借谷物歉收和经济萧条，炮制了商人秘密向法国出口粮食的谣言，结果导致愤怒的民众制造路障，拦阻运载谷物的马车等社会骚乱。[105]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一个关于“黑心磨坊”的传言更是广为流产，说的是磨坊主在面粉中掺进了橡子、豆类、骨头、白垩粉、剁碎的麦秆和马粪，卖给百姓的都是“黑心面包”。[106]这种社会信任关系“断裂”之下，当伦敦阿尔比恩蒸汽磨坊发生火灾后，市民甚至在街头载歌载舞以示庆祝。
—由妇女出面发挥特殊作用
食物骚乱作为18世纪英国下层民众对社会不公的集体抗争，自然少不了妇女、老人乃至儿童的身影。特别是妇女在家庭生计受到威胁时，往往会成为冲在一线反对中间商人的生力军。如1740年反对农场主贩运谷物的妇女骚乱中，她们喊出了“只要我们不死，粮食就不能运走”的响亮口号。在纽卡斯尔的一次小规模骚乱中，一个自称为“简·博基将军”的妇女鼓动起一群妇女起事抗争。[107]最终，妇女们在呼声中从马车上卸下了粮食，取得了1740年食物骚乱的胜利。
—采取公开而克制的集体行动
如1740年诺里奇的骚乱者们在星期四清晨通过号声相互聚集，在打着旗幡的人率领下，兵分几路奔向不同的农场主家，迫使他们把谷物带到市场上出售。骚乱者在行动之前还会公开请求地方当局干预谷物流通，严惩中间商人。如果政府当局不作为，他们就会“自己做点什么以使家庭免于饥饿”。如1795年汉德波罗的骚乱群众将被拦截的一车面粉按每夸脱（1.136升）40先令的价格公开出售后，还把不少于15夸脱的面粉钱给了当地巡警以获得他们的支持。[108]虽然食物骚乱是“一种社会脱序形式”，但结束时人们还总是要大喊一声“上帝保佑国王！”以表示并不敌视最高当局。
无怪乎E.P.汤普森在《18世纪英格兰民众的道德经济学》一文中指出，食物骚乱是“由物价高涨、中间商人的不法行为及人们的饥饿引发”，反映了穷人对富人操控市场及不轨经营行为的“选择性重建”。这种朴素的“穷人道德感”和“穷人市场观”，是那个金钱至上年代的“稀缺资源”；然而，它却掌握在大多数社会底层的手中，并成为因民生危机引发社会冲突的关键因素。
4.“杜松子酒之糜”
“No gin ，No King！”[109]
这是18世纪伦敦街头市民喊出的响亮口号，因为当时的英国政府准备采取用高额征税的办法来限制酒水销售。而“以自由之杯酗酒”的下层民众，立刻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发出了抗议的声音。
伦敦是当时欧洲的时尚之都，引领着整个英格兰的消费潮流。在英格兰向消费性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一种原产于荷兰的高度蒸馏酒—杜松子酒（gin，又称作金酒）成了伦敦大街小巷最畅销的商品。不幸的是，这种畅销货“成为转型时期社会弊病的隐喻，喻指整个社会处于完全没有出路的矛盾之中”[110]。
小小的酒杯，成为下层民众堕落的标志。
18世纪英国进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车道，但底层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居住条件和生存状态却在持续恶化，失业、待业或不完全就业是一种社会常态，无数人挣扎在都市赤贫生活的边缘。特别是在炊烟袅袅的传统社会向煤烟滚滚的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底层民众赖以生存的农业社会体系分化瓦解，新的社会调控机制又尚未建立。以至于绝望的农村雇工们发出这样的哀叹：
如果生命可以用金钱来买的话，
那么富人可以活，穷人就该死。[111]
在“等死”的过程中，廉价而浓烈的杜松子酒无疑是底层劳动者们麻痹神经、缓解愁苦的最佳慰藉品。乔塞克·塔克在1745年宣称，“下层人民” 完全堕落了，他们在用自由之杯酗酒。这意味着懒惰、沉沦和毫无节制。然而，穷人们可不这么想，在一首《“日内瓦夫人”死亡之歌》中这样回应：
乞丐竟然也能享受富人的专利，
大着胆儿喝酒恰似他们的上层阶级。[112]
这就是18世纪的英国，下层民众模仿绅士，绅士模仿贵族，贵族模仿宫廷。当时的人批评道：“在社会上很难找到这样一批人，他们在天性的特点上会比英格兰或其他什么贵族阶级更加堕落到普通人格之下。”[113]那些作为英国古老特权阶层的贵族们，在冬春两季议院闭会时，或聚会暖室，豪饮狂赌，或纵马驱犬，猎狐逐兔。
辉格党著名政治人物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1749—1806年）在少年时就曾欠下3万英镑赌债，一生赌债总数高达16万英镑。福克斯年仅19岁的时候就已经打破议会规例晋身下院，自18世纪后期任下议院议员长达38年之久，但由于其生活相当不检而被乔治三世敌视。特别是乔治三世还认定其长子威尔士亲王乔治因福克斯的影响而变得奢侈放纵，结果多次坚拒及阻止福克斯出仕政府。
德文希尔公爵夫妇的赌债也高达十多万英镑，完全是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混世做派。风和日丽之时，贵族们常常聚集在伦敦、巴斯（埃文郡的旅游胜地）等地，赛马斗鸡，其游娱玩乐的开支之大令人惊愕。如1759年，罗金厄姆侯爵仅在驯养猎狗骏马方面就耗费了4586英镑。1770年，金斯顿公爵在霍尔姆—皮埃尔庞特为马厩和马匹花费了560英镑，如果加上养马人、驯马人和九名跟班等人的花费，以及在纽马基特赛马场和职业骑师俱乐部的开销，已经是穷人眼中的天文数字了。[114]
当上流社会在宽敞明亮的豪华房间里优雅地品味葡萄酒和白兰地的时候，下层民众为什么不可以聚集在肮脏、简陋的杜松子酒馆中豪饮这廉价的烈酒？
1736年，全国近40000家出售杜松子酒的小酒馆，伦敦占了近一半。[115]根据当时的《Gentleman’s Magazine》的记载，到了18世纪中期，伦敦约有1/15的房屋是出售杜松子酒的小酒馆或小旅店，这一比例在市中心区如圣加尔斯区能高达1/4。运往伦敦的小麦，约有一半用于酿酒。英国人均酒水消费量也从1700年的0.33加仑达到1743年的2.2加仑。“喝得醉醺醺的男男女女们横七竖八地躺在街道上”，似乎整个国家整天都泡在了杜松子酒中，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穷人一旦嗜酒如命又无力购买，只能通过偷盗、抢劫等方式满足酒瘾。大批劳动者因酗酒而丧失劳动力乃至生病死亡。以至于有人在一本《控诉烈酒（The Trial of the Spirits）》的小册子中这样反问：“一个民族的强大和富庶取决于其大量的健康劳动力。倘若这些得不到维系的话，去哪里招募士兵？土地谁来耕种？又有谁去生产和经营呢？”
当然，不应忘记酒精中毒既是贫困的结果又是贫困的原因。在饥馑年头中，狂饮并未按照公共灾难的增加程度减少着，工人们继续喝着杜松子酒，可是他们家里只有面包和发霉的马铃薯来养活子女。
然而，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当政府颁布禁酒令并规定检举一个非法售酒商可获5英镑奖金后，那些举报人却被与他们一样的底层民众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人被“暴民”攻击致死；有的被沿街示众并被人投以石头、粪便和烂菜叶等；有的被浑身涂满焦油并插上羽毛进行游街；有的被埋进煤灰渣堆里以示惩罚。1738年，甚至发生了数千人要求把躲进治安法官维德尔家中的举报者交出来的群体性事件，直到军队出现才勉强平息。[116]
这就是举报人得不到保护的“多数人的暴政”，只因为社会转型期的底层民众无法从酒精的麻痹中解脱。杜松子酒是他们唯一可以想象和得到的奢侈品，他们在酒杯中拥有短暂的快感，在酒馆外只有无尽的痛苦。
5.娼妓的“黄金时代”
1759年，一本新书《芬妮·希尔回忆录》出现在欧洲的书店，这是妓女芬妮的回忆录，由英国小说家约翰·克莱兰代笔。这位芬妮小姐是风流圈里的知名人物，曾经是声讨乔治三世的“叛乱者”约翰·威尔克斯的情人，约翰在他的诗歌《女人论》中专门写过《醒醒，我的芬妮》一节。芬妮在回忆录里添油加醋地记录了她与约翰·威尔克斯等这些在伦敦政治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名人之间的趣闻。《芬妮·希尔回忆录》最初出版时，并未受到太多人的关注，当芬妮在次年因有伤风化入狱，才为这部冷门小说烧上一把火，引致盗版横行。
18世纪的欧洲是浪荡子、享乐主义者的时代。由于17世纪的欧洲，清教徒主义盛行，压制人们一切正常的欲望。因此，随着英王查理二世的复辟，先前那种出于自我保护的动机而形成的谨慎世风一扫而光，性的风气特别活跃起来。在这一时期，伦敦有大量妓院、酒吧以及其他色情场所，里面住满了妓女。[117]
娼妓曾经在16、17世纪被视为洪水猛兽，受到驱逐和镇压，1560年日内瓦甚至处决了两名“违背上帝旨意”的妓女。[118]然而18世纪却成了“欧洲卖淫的黄金时代”，卖淫业的兴盛和妓女人数的增加到了空前的程度。劳伦斯·斯通在《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中写道：“性欲从基督教久远钳制中释放出来。18世纪中叶时兴起一新理想，这新理想包含了肉体欢乐。” 社会对卖淫业的宽容度空前高涨，伦敦成了一座堕落的城市。18世纪之前对妓女在衣着、人身方面的限制已不存在，她们也不再被和麻风病人等同视之，而是可以从事“公开的卖淫”[119]。很多妓女白天是裁缝、刺绣工和洗衣女等，与良家妇女难以区分，但到了晚上便“还原”为袒胸露乳、倚门卖笑的本色。
妓女们的营业区也逐渐从城市边缘地带转到了城市的繁华区，如伦敦的彭得克瓦斯太太的妓院、夏洛蒂·海斯的修道院、阿芙洛拉、弗洛拉和“秘密祭奠”的圣殿等。当时的伦敦人口不足百万，却有妓女5万人之多，卖淫、嫖娼充斥整个社会。[120]妓女们公然在公共展台、宴会、教堂、剧院、公园以及人群密集的地方拉客。每当夜幕降临，伦敦等城市的中心地带更是妓女云集。
18世纪的伦敦妓院可以举办私人聚会，设施完备，服务也很周全，各方面都显示出妓院老板很有管理经验。卖淫业的颓废浪荡之风蔓延开来，悄然侵袭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特别是随着清教主义束缚的解脱，两性关系的淫乱已是见怪不怪。在每年5月的狂欢节后，仅有1/3的女孩回到家中仍然是处女；而伦敦100名男人中，以处男之身走进教堂的，或许不到10人。男子和妓女的交往不一定跨阶层（妓女不一定都来自社会底层），女家庭教师成为有钱男子的情妇在当时也是很普遍的，甚至还有上流社会的少女当妓女的记载。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有这样一件事：一个近卫队军官被引到伦敦上流住宅区一家妓院的厢房，却发现自己可爱的妹妹坐在床边准备接客。
对职业妓女宽容度和价值观的变化，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18世纪的妓女们常常成为公众的关注焦点，“1750年时市场已壮大到足以容纳大批色情杂志进驻”[121]。有关妓女们醉酒、斗殴的新闻，以及她们与社会名流的风流韵事、通奸、离婚等八卦消息都在历史上第一次登上了报纸，堂而皇之地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小酒馆里充斥着女士和她们恋人的八卦；传单和小册子记录她们的一举一动；歌曲、诗歌和漫画都在表现她们。大众对八卦的热衷使得报道妓女们的消息成为一个“产业”，后来，妓女们干脆自己执笔，或者找枪手来写自传及回忆录了。有的回忆录甚至以丛书的形式出现，在上一册的结尾留有悬念，使得人们像读连载小说一样，难以自拔地沉浸其中。
对权贵阶层与妓女的丑闻津津乐道，似乎也使得公众对政治腐败司空见惯、逆来顺受了。1750到1760年间，出现了很多描写名妓和名人隐私的传记，这些回忆录常常由男性执笔，锁定一位名人，大肆编造，因为编撰者清楚很多读者并不计较故事的真假，只要是名人的故事，越多隐私、越有趣越好。这些作品的思想倾向和描写手段，潜移默化中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人生观、价值观、传统道德造成了一种冲击，甚至是一种亵渎。伯恩哈德·J.哈伍德在《情色的黄金时代》一书中，把17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称为黄色书籍、色情文学的黄金时代。毫无疑问，“《芬妮·希尔》是英国色情文学的一个起点，英国色情文学在18世纪得到繁荣”[122]。腐朽的生活方式和“将性爱活动以及情人情妇标准化的18世纪文学模式”[123]，如同“精神鸦片”一样侵蚀着下层民众，使得整个社会的精神家园一片荒芜破败。
据说，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士兵们特别喜欢读芬妮的回忆录，但此书一再遭到英国和美国政府的查禁，有的书商借此发了大财，也有的书商因此入狱。直到1963年美国才通过了法院的裁决，允许该书在纽约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