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如何被“镀金”
商业伦理与政治伦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以至于一个企业家从政将会犯令政客们看来骇人听闻的错误，反之亦然。
—林肯·斯蒂芬斯
1873年，马克·吐温与查尔斯·杜德利·华纳合著出版了小说《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展示了美国“臭名昭著的政治和财政腐败历史”，书中许多角色“都是对当时美国名人的映射和讽刺”[124]。在“镀金时代”，工业与商业的巨大发展给美国带来了巨大财富，也造就了卡内基、摩根、洛克菲勒等一大批富翁，他们开始穿华贵的貂皮大衣，戴金光闪闪的首饰，甚至墙壁、地板、天花板、桌子也要镀金，肆意展示财富实力，寻找高人一等的感觉。在当时的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几乎每件事都以金钱为基调”，新闻记者莱特纳称其为一个以“男人与男人及女人与女人之间为争夺职位和优先权、木棍和煤炭、面包和骨头时的冲撞、喧闹和吼叫”为特征的“令人着魔的地狱”[125]。这就是美国“镀金时代”的缩影和写照。
1.“镀金一代”：“硕鼠”变“大亨”
在“镀金时代”，“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政治道德学家托马斯·杰斐逊的思想不谋而合，共同建立了适合于小企业家自然和谐世界的意识形态”[126]。所谓“自然和谐”的社会思潮中，“穷小子变成大阔佬”的个人主义奋斗是最为典型的19世纪的“美国梦”。当时，从社会底层爬到社会最上层的只有两位偶像级人物，一位是政界的林肯，另一位就是商界的卡内基。美国内战结束后，一部题为《拓荒少年如何成为总统》的林肯传记竟然出了36版。小说家霍雷肖·阿尔杰一个人就写出了119个类似“从捡破烂变成大富翁” 的故事。[127]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德柏曾经明确指出：“十九世纪小说家霍雷肖·阿尔杰在他从穷人到富人的寓言中，神化了物质主义梦想。”[128]
理查·康尼夫曾在《富翁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说，“富翁”是一种叫“有钱人类”的文化亚种。而出生于1822年至1842年之间的人，就是被冠以“镀金一代”的“有钱亚种”。《世代：1584年到2069年的美国未来历史》一书的作者威廉·施特劳斯和尼尔·赫依指出：“他们成年时正处在一个经济动荡、大规模移民以及国民情绪日渐暗淡的世代。”铁路投机者杰伊·古尔德、金融大亨J.P.摩根和石油巨头约翰·洛克菲勒分别出生于1834年、1837年和1839年，他们因不道德的手段大发横财而被马修·约瑟夫森命名为“强盗资本家”。这些强盗大亨和“有钱亚种”无一例外，都是依靠不道德的手段，如操纵证券市场、压榨劳工和垄断经营等大发横财的工业或金融界寡头。
在“强盗资本家”横行无忌的美国，“该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过渡到工业上的自由主义”[129]。这种以自由放任为基调的“工业自由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铁路、钢铁、石油等巨头的“发财神迹”。然而，诚如罗伯特·H.魏伯所说：“现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正促使人们在旧的道德名义下干一些伤天害理的勾当，用个人的美德和邪恶来解释企业的成功和失败是最自然不过。”从棉纺厂绕线筒的童工成为美国钢铁业垄断者的卡内基，是达尔文和斯宾塞的适者生存理论的热衷者和坚决奉行者，他曾自述道：“不论我做什么……我的思想整个地在考虑在最短的时间内如何赚到最多的钱。”到了1900年，亿万富豪摩根的所有合伙人都因劳累过度而英年早逝。[130]当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正在合并他在美国东部的铁路时，有人告诉他已经违反了纽约州的法律，他竟然令人惊奇地说道：
你们想想看，遵守纽约法律我能经营好一条铁路吗？[131]
他的孙子威廉在接管了家族事业后，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1882年，一个驻纽约的记者声称，当自己询问这位小范德比尔特他的公司有何“公众效益”时，后者的回答是：
让大众见鬼去吧！[132]
这样的响亮回答，正无愧于这些财团大佬的名号：“强盗爵爷（Robber Barons）”[133]。也就是说，你得先做人人惧怕的“强盗”，才能成为人人尊敬的“爵爷”。只不过，按照美国人自己的说法，“镀金时代”的铁路大亨们似乎并不值得特别尊重，因为“他们往往十分粗鲁，精于算计，并且没什么文化”。[134]
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为了榨取垄断利润更是不择手段，屡屡采用被亨利·D.劳埃德喻为“拧螺丝（Turning the Screw，即施加压力）”的方式来兼并同业。克利夫兰一位继承了前夫一家炼油厂的寡妇曾恳求洛克菲勒先生放她一马，可怜可怜“没爹孩子的娘”。尽管当时洛克菲勒“含着热泪”答应了，可最后只给了她7.9万美元，换取了资产达20万美元的炼油厂。1885年，纽约布法罗的一家石油公司控告以美孚石油公司为首的托拉斯，他们居然为了“企图破坏该工厂，贿赂工厂经理，把石油加热到能炸毁工厂的程度”。由于洛克菲勒惯用这些不正当竞争手段压制、扼杀和兼并竞争者而被称为“工业杀手”，但他宣称自己正在使混乱的工业变得“有秩序和有理性”，而工业方面进行竞争的观念才是“真正应该取缔的罪行”。[135]
到1872年底，洛克菲勒吞并了克利夫兰、纽约和费城的所有大炼油厂。到70年代末，美国石油总产量的九成出自美孚。[136]1880年纽约的赫伯恩委员会曾提交报告说，美孚石油公司“拥有并控制着与铁路相连接的各产油地区的输油管线……它运走了全部石油的95%……独吞和垄断了这宗大买卖”[137]。因此，当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一位石油经销商拒绝购买美孚石油公司的产品时，发现自己的货运业务被美孚石油公司秘密掌控，货物运费莫名其妙地涨了2到3倍，甚至企图绕经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及其他公路来运货也很快被“跟踪”破坏。[138]
原来，“炼油商和运输商秘密地联合成了一个足够大的团体”，使得“联合体之外的公司将无法持久地竞争下去”。如湖滨铁路公司（Lake Shore Railroad）给洛克菲勒的公司以“差别待遇”，而其他石油公司要想获得同等运价的前提竟然是“运油量必须和美孚石油公司一样大（约每天60个车皮的货运量）”。
于是，“铁路作为公共运输机构的职责”被忽略不计了，仅仅一年工夫其他的石油公司在高运价面前就变得获利甚微甚至一无所获。几乎整个克利夫兰的独立油业在8个月内就一蹶不振了，26个炼油厂至少卖出去21个，而美孚石油公司的日原油提炼量则在3个月内从不到1500桶飞涨到10000桶，一举占到美国原油冶炼量的1/5。[139]在这种“强势博弈”格局下，原本投资达75000美元、每年平均投资回报率达30%的石油公司，在美孚的估价员那里只值45000美元，使得“低于半价收购”成为美孚迅速扩张的撒手锏。
请看这样一些数字：
1895年，全国有43家公司被合并，合并金额是4100万美元；
1898年，被合并公司达到303家，合并金额高达6.51亿美元；
1899年，被合并公司高达1208家，合并金额达到22.63亿美元。[140]
正是在近乎疯狂的兼并风潮中，“财富如无尽的江河一般，源源不绝地流入那些设立公司、修建铁路、开办电话电报和开发这个新工业帝国的天然资源的人们手中”[141]。而靠“自由劳动”[142]成为“未来资本家”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说辞。正如英国学者所指出的：“在盛行欺诈、贪污、受贿、诽谤的经济环境里，必要时开枪是竞争的正常现象，他们不能因顾及道德而略有迟疑。他们都是冷酷无情之人。若问他们是否诚实，大多数人会认为诚实与他们的生意无关，在生意场上应问他们是否精明。”[143]
贫富两极分化在19世纪的美国可谓登峰造极。1860年，仅占全美家庭总数0.016%的最富人家占有全国财富的3.6%；到了1890年，这一数字上升为9.6%。而根据国情普查局统计员于1893年披露的材料，当时9%的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1%。另据统计， 19世纪40年代，全美的百万富翁不足20位；但到了1910年，仅坐到美国参议院的百万富翁就要超过20位了。[144]其他的参议院“民意代表”，则几乎“清一色”都是铁路、冶金、石油等大型企业的代理人。随着财富的高度集中，美国社会中出现了一个以卡内基、洛克菲勒、阿斯特、摩根等工商巨头为代表的亿万富翁阶层。这个占美国家庭总数仅1%的阶层1913年的收入占全部美国家庭总收入的15%左右。[145]即便是1911年，美孚石油公司被依照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拆分为39家独立企业，但洛克菲勒仍在这些企业总计98.336万股股票独占24.55万股，仅仅是将其过去在美孚石油公司的股份转换成了这些新企业的股份，难怪他听到判决后喃喃自语：“任何法院迫使一个人与自己展开竞争又会怎么样呢？”[146]
到19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地方的铁路营运业务被六大铁路系统垄断，其中有四个部分或全部为摩根家族控制，另两个则为银行家库恩、洛布和康帕尼所操纵。南北战争前，J.F.摩根还只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其父替铁路公司推销股票赚取佣金；南北战争期间，摩根从一家军工厂以3.5美元的单价购买了5000支来复枪，然后以22美元的单价转卖给一位将军。这些来复枪都是次品，士兵开枪时甚至会损伤拇指。尽管国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曾在一家发行量不大的小报上提及此事，但一位联邦法官却认为这笔交易合法有效，应该予以履行。此外，南北战争期间，为了逃避兵役，摩根还曾花300美元雇人代服兵役。约翰·D.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菲利浦·阿穆尔、杰伊·古尔德和詹姆斯·梅隆也都是如此。梅隆的父亲写信告诉他：
每个人都应当是爱国者，但他不必一定要冒生命危险或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当然，很多人的生命并没有什么价值。
“马太效应”与腐败高发有何关联？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47]曾经指出这样的问题：许多社会财富流入这样一些个人和公司：他们拥有土地，拥有水、煤、油等自然资源，拥有蒸汽、有轨电车线路等特许经营权。这些资源和特权虽然最初并不起眼，可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对它们的需求就会加大，这些自然形成的垄断就会越来越有价值。而它们的升值仅仅是由人口增长创造出来的，因此应当由这部分人分享。而政府应当通过向土地、自然资源和垄断企业的价值征税而将升值部分收回。[148]《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1968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Robert K. Merton）首次引申出了“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概念，来描述“对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做出的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那些还没有出名的科学家则不被承认”的社会心理现象。此术语后为经济学界所借用，反映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赢家通吃的经济学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这种现象往往会被贴上泛化的腐败标签。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洛克菲勒的石油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和摩根联邦钢铁托拉斯是美国最大的两个托拉斯垄断组织，而且都拥有自己的银行。美孚石油公司的大通银行和联邦钢铁公司的花旗银行还是当时美国九大银行中最大的两家。由此，两大财团控制了美国全部国民财富一千二百亿美元的三分之一。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结合，形成为金融资本，也成为美国两党制度的支柱。1900年，卡内基以4920万美金的价格将他的钢铁公司卖给J.P.摩根。随后，摩根把卡内基的钢铁公司和其他的钢铁公司联合起来，组建了全美钢铁公司。为此，摩根花了1.5亿美金。那么，怎样才能保证所有这些股东和债券持有者分得股息呢？答案并不复杂：靠的是确保国会通过关税法，阻止海外钢铁进入本国市场；靠的是排斥竞争者，保持每吨28美元的价格；靠的是20万人高强度低酬劳的工作—一天工作12小时，薪水却只能勉强度日。
根据马修·约瑟夫森的研究，“‘镀金时代’巧取豪夺的百万富翁都是些‘强盗资本家’，这个术语使人们不由得想起对路过其领地的旅客进行抢劫的封建贵族”。约瑟夫森认为，这些强盗资本家对劳苦大众进行了压榨和剥削，他们的财富“主要是通过财务操纵和政治贿赂而积聚起来的”[149]。
有趣的是，英语中“硕鼠（RATS）”一词颠倒过来就变成了“大亨（STAR）”。可以说，“强盗大亨”绑架了美国公司，美国公司绑架了美国经济。
2.财富丛林法则下的挥霍者
当时的工业巨头除少数人外热衷于挥霍财富，19世纪中上层阶级的性格特征之就是乐此不疲地“表达他们内心的自我陶醉，向社会传递其作为强者与成功者的信息”[150]。从现象上看，美国“在1860年，百万富翁仅有3个，1899年便有3800个了。这些人并不压抑自己的欲望，也不受古典传统的约束。他们爱好金碧辉煌，炫耀豪华排场；建造宫殿式的大厦；购买珠宝，聘请欧洲人来做他们的家庭教师；他们延请系谱家来考证他们世系；他们设立私人图书馆，收藏整套的装订华丽的书籍，借以表示他们有学问；招有爵位的欧洲人为婿来证明他们女儿的魅力”[151]。著名的黑幕揭发者大卫·格莱汉姆·菲利普斯曾对“强盗大亨”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深表担忧，“那些游手好闲的巨大财富的拥有者正试图创造一个美国式贵族，其主要特征是奢侈、讲排场。具体表现在建巨大的住宅、雇外国佣人、在婚姻市场上购买贵族爵位、势利、公开慈善行为以示炫耀、人为地坚持一种显赫的社会地位……结果导致人与人之间缺少友谊、信任、爱和家庭”，其结果不但是“富人的下一代都被金钱所侵蚀”，而且还造成了社会风气的道德退化。[152]?
索尔斯坦·凡勃伦在1899年发表《有闲阶级论》一书，提出一个人如果不想成为愚蠢可笑的粗汉，他就必须在趣味培养上下功夫，繁复的要求往往把绅士们的休闲生活变成了艰苦的学习过程—学习如何体面地过一种貌似休闲的生活。强盗大亨们可没有这样的耐性，他们只是热衷于建造豪华别墅，购置名贵家具和艺术珍品。纽约的第五大街、克利夫兰的欧几里得大街是百万富翁的汇集地，旧金山塔布山的法国别墅或英国乡间宅邸则是他们的度假地。他们竞相举办宴会、舞会来炫耀自己的财富，每次宴会至少花费10万美元以上，他们请来的贵宾往往骑着高头大马出入宴会厅或大饭店，直接在马背上品尝美酒佳肴，就连他们的坐骑也跟着享受美食与香槟。在另一些场合，客人们受到的款待甚至包括卷着数万美元的香烟和含有珍珠的牡蛎。[153]
—倾心于打造富丽堂皇的豪宅
戈莱特、贝尔蒙特和伯温德在纽波特的房子，弗拉格勒在棕榈滩的房子，古尔德在新泽西州莱克伍德的房子，怀纳德在费城附近的房子，菲普斯在匹兹堡的房子……19世纪末期的美国百万富翁纷纷开始建造王侯般的宅邸以显示有钱人的身份。其中，威廉·K.范德比尔特的“大理石公馆”光是建筑、家具和装饰就花了约1100万美元，而他位于长岛奥克代尔的休闲别墅共有110间卧室、45间浴室，还包括一间可容纳100辆汽车的车库。乔治·W.范德比尔特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市的比尔摩特庄园则有40间主卧室，一个棕榈庭院，一间橡木客厅，一间印刷室，一间拥有25万册藏书的图书室等，这片园子最终覆盖了203平方英里，甚至需要雇用专门的林业主管来经营植被。1890年代中期，美国农业部长保罗·莫顿（Paul Morton）曾经以钦佩夹杂嫉妒的态度说：“他雇用的人比我手下的职员还要多，他花去的钱甚至超过了国会给农业部的全年拨款！”[154]
既然外国才有王公贵族，那么，这些美国本土的富翁就必须“不惜重金把一些根本不属于这里的东西带来”，通过外国家具和艺术品的数量来显示王者气派。那些豪宅中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陈列品和各式各样的坛坛罐罐，都是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全世界各个角落，显示出“美国的百万富翁们渴望过王侯一般的生活”。在轨道交通大亨查尔斯·耶基斯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耗资约200万美元的豪宅里，挂满了他从1889年后4年间从欧洲疯狂收购的140幅油画作品，以及堪称“最值得注意的十六、十七世纪的东方地毯”[155]。对于暴发户们的奢侈收藏行动，法国小说家保罗·布尔热评论道：“客厅的墙上有太多的挂毯、太多的油画。来宾室里则摆放了太多小摆设，太多的珍稀家具，餐桌上有太多鲜花、太多的植物、太多的水晶制品、太多的银器……总之，一切都太多了。”安娜·罗伯逊·波尔（Anna Robertson Burr）则形容钢铁百万富翁亨利·C.弗里克（Henry C. Frick）回到家，如同是“端坐在哥特式华盖下的一个文艺复兴式的宝座之上”。
—热衷于追求帝王般的奢华享受
为了过上“帝王般的生活”，安德鲁·卡内基则在老家苏格兰购买了一片“斯基博”庄园，并将其扩展到32000英亩的规模，成为一个真正的“国王”。在他的城堡里，居住生活着两三百人。每天早晨，他和他的客人都会在8点钟准时被“卡内基风笛手”唤醒。这些风笛手会从很远的地方走进城堡，然后绕行一周，在卧室的窗下吹响起悠扬的风笛。片刻之后，这位世界级富豪就可以和客人们一起边吃着早餐，边欣赏“卡内基风琴手”演奏美妙的管风琴音乐。至于约翰·D.摩根则是高尔夫球发烧友。在他位于纽约达里镇附近波坎蒂克山的有75幢建筑的庄园里，有一个私人高尔夫球场，以便他每天早晨可以在球场上打球；有70英里长的私人公路，以便他每天下午驾车在公路上休闲地兜风；有1000人到1500人不等的雇员，以便依季节不同为他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在这些富豪家里，仆人们往往按等级秩序仿照英国的方式进行管理，以烘托出王室般的家庭氛围。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则在纽约市麦迪逊大道291号拥有十来个仆人打理的豪宅，在海兰福尔斯的乡村别墅要比今天的美国乡村俱乐部还要大，在伦敦的联排别墅专门收藏油画，在伦敦郊区阿迪朗达克山区的乡村别墅是一座1000英亩的庄园，在乔治亚州海岸的吉柯岛俱乐部有一套私人公寓，在纽波特有一间“垂钓棚”，在巴黎的布里斯托尔酒店和罗马的大酒店有自己随时入住的专用套房……此外，他还有一艘300英尺的蒸汽游艇“海盗3号”，可以供他在大西洋沿岸或是地中海随意停泊；在尼罗河上有一艘私人蒸汽船，为了他游览埃及而专门建造。当他想让“海盗3号”铺上和“海盗2号”一模一样的地毯，无奈地发现这样的地毯已经停产，于是他便下令纺织机装上老式模板，好让他定制的新地毯和原先的图案一模一样。
—迷恋于五光十色的会员式娱乐活动
1897年初，布拉德利·马丁（Bradley Martin）举办的一场舞会花费高达369200美元；斯坦福·怀特（Stanford White）则把纽约雪莉酒店活生生地改装成大特丽亚依宫内部的模样，摆上从法国运来的大理石雕像，让侍者们都穿着18世纪的制服、戴着假发，还把法国的伟大女演员雷琼娜和她剧团的成员请来献艺。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夫妇则在纽波特的休闲庄园举办了专场宴客演出，为此特地修建了18英尺高、25英尺宽的拱门；在庄园大道两侧设有射击场、黑人舞女、唱歌的女孩、木偶戏和朱迪滑稽戏，以及其他带有游乐园性质的展览；在两班木匠干了5天5夜搭建起来的临时剧院里，百老汇第一幕成功的音乐喜剧《野玫瑰》正在上演。为了这场演出，整个纽约的尼克伯克剧院关闭了晚场，以便领衔主演玛丽·卡希尔、埃迪·福伊等全班人马可以全身心投入。为了取悦范德比尔特和来宾们，就连第一幕的舞台布景也被运了过来。作为游客的法国小说家保罗·布尔热对此相当不解，因为一晚上挥洒重金只是为了让百十来对男女观赏一部音乐剧的片段，要是在百老汇完全能看一整部戏，并且效果毋庸置疑会好很多。
“炫耀性消费”是腐败或“亚腐败”吗？
凡勃伦认为，财产的私人占有等资本主义的思维习惯源于人类的破坏性本能，尤其是其中的竞赛（emulation）倾向。在这种倾向的驱使下，对物质的占有产生了身份的差别，身份的攀比又进一步推动着占有。身份的最直接表现就是金钱，于是，“希图有所成就的倾向—作业[劳作]的本能—就逐渐发展成为在金钱成就上胜过别人的努力”。在显示身份、互相攀比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如“所有物不可侵犯”之类的道德观念或制度。社会支配阶级的观念和习俗在阶级内部不断得到强化，同时也不断向其他阶级渗透，甚至强迫其他阶级接受，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了支配性的思维习惯。凡勃伦对制度起源和发展的分析集中体现在对“有闲阶级”的剖析上。有闲阶级制度的特征是“炫耀性消费”（或炫耀性浪费）原则，“作为一个原则，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消极性而不是积极性的定律。它是一个制约性的而不是开创性的原则”。在“镀金时代”，钱挣得容易，花得也同样容易。当时的一次统计结果表明，美国人从国外购买如丝织品、刺绣品、珠宝、名酒之类的奢侈品上一年就支出了大约5500万美元。女性在“打扮自己的愚蠢愿望”上耗费的钱是男性在坏习惯上花掉钱数的3倍多。[156]
然而，这就是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毕竟这些有钱人的钱已经多得都不知道怎么花了，于是他们的生活其实都在参加一场比赛，比赛的内容就是看谁能够最有派头地一掷千金”[157]。富豪家的女主人都为自己能够招待一百多号人的晚餐而感到无比自豪，为在很短时间内准备好一场场“时髦的晚宴”和聚会而乐此不疲。请看摩根家为招待纽约“十二宫俱乐部” 成员的一次晚宴菜单：牡蛎，汤，开胃食品，软蛤，羊肋排，水龟，帆背潜鸭，甜点，奶酪和水果；酒水方面，晚餐以雪利酒打头，接下来依次是莱茵葡萄酒、拉图堡葡萄酒、香槟酒和伍爵园葡萄酒，最后佐以科纳克白兰地和咖啡收尾。(https://www.daowen.com)
而伦道夫·古根海默（Randolph Guggenheimer）则在1899年2月11日的晚宴上，向50位女士和先生们展现了如何迅速提高用餐环境的堂皇气派。他把古老的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酒店的“桃金娘厅”改造成一座花园，里面摆放着盛放的玫瑰、风信子和郁金香，还有冷杉围成的篱笆；他甚至从动物园借来一些夜莺，和乌鸫、金丝雀一起在青枝绿叶间欢唱；6个穿着民族服装的那不勒斯人，一直不间断地用吉他弹奏着背景音乐。餐桌搁在藤架之中，来宾的头顶吊着爬满葡萄藤的格子架，脚下踩着嫩绿的草皮；菜单用金粉画在刮磨光滑的椰子上；为女士准备的扇子上描画着酒水清单。当晚，古根海默还制作了精美的香料盒，作为送给女士们的纪念品；而男士们的纪念品则是镶着宝石的火柴盒。
唯利是图的报纸也在“贪婪地”报道所谓“上层社会”的煽情生活方式，似乎其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刺激和快感。“数以百万的美元，不管是赚来的还是借来的，都花在豪华的住宅和高档的家具上；为了一时的攀比，女暴发户把成千上万的钱花在丝绸、鞋带、钻石和所有昂贵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东西上，而这些只是当时太多罪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158]
媒体津津乐道的都是这样的新闻：某百万富翁为庆祝女儿降生，专门请来一支管弦乐队演奏助兴，同时送了她一条价值60万美元的钻石项链。这就是有钱人的俱乐部！这就是身份的界限和象征！那些在上流社会站稳脚跟的阔佬们，不遗余力地通过举办奢华的娱乐活动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本阶层的认可。而在俱乐部外，又岂管洪水滔滔？
“在那年头，‘上流社会’这个词所代表的含义远比今天更为明确”，因为 “1900年的社会模式”的“阶层性似乎清楚得多，也简单得多”。[159]以至于1892年的时候，沃德·麦卡利斯特（Ward McAllister）发表了一番著名的评论，说即便阿斯特夫人的舞厅只能容纳400人，那也足够大了，因为整个上流社会大约也就只有400人。
3.另一半人如何生活
1900年，安德鲁·卡内基拥有他那家大钢铁公司58.5%的股权，当年公司盈利4000万美元，他个人的收入必定超过2300万美元—而且是在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前提下。从1896—1900年，卡内基先生的主营业务平均年收入是100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从任何其他财产获得的收入。
与这些社会顶层相对应的是，美国社会底层出现了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失业人员等的贫民阶层。当时，全体美国工人的年平均收入是400—500美元。也就是说，卡内基和一个为他干活的普通美国工人的年收入至少相差两万倍！
根据1890年的一项调查，美国约有10%的家庭全年的收入不足200美元，平均只有156美元。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人平均财富增长了60%，然而工人们的同期购买力却下降了5%。无怪乎弗雷德里克·L.艾伦感慨道，“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贫富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160]。当年梁启超先生看到这种巨大的反差后曾写道：“杜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吾于纽约亲见之矣。”[161] 到了20世纪初，诗人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这样写道：
股票是一份财产。
债券是一份财产。
机器、土地、楼房这些也是一份财产。
一份工作同样也是一份财产，
但是这些我没有，全部都没有。
乔治·基布·特纳则记载了那个时代“穷人的女儿”的悲惨境遇[162]：她们被称作“白奴交易（指贫困阶层年轻女子买卖）”的业内人士从廉租公寓中掠走，运送到地球上每一块大陆开始皮肉生涯；在1857年一项对纽约州6000名娼妓中抽取的2000名样本调查中发现，她们一半以上在“从业”前当过女佣；采购和出卖妇女这一行业成为贫民区“自治式政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如同酒馆和赌博业一样……
查尔斯·达纳·吉布森（Charles Dana Gibson）则用他的画笔和系列讽刺画记录下了那个时代赤裸裸的贫富分化现实：经济上拮据的漂亮女孩，一直纠结着想要在又老又秃的百万富翁和让她心动、英俊潇洒却一文不名的年轻人之间作出选择；那又丑又矮的中年男人，总是极不情愿地被他的夫人和女儿拖去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招待会，只因为他女儿希望能够在那里遇上一个货真价实的“如意郎君”……
1879年，纽约有贫民窟21000个，1900年便激增至43000个。[163]1890年，丹麦移民雅各布·里斯出版了纪实性作品《另一半人怎样生活》。他通过实地调查和摄影照片提醒人们，在美国肮脏、拥挤、阴暗的城市贫民窟里还生活着社会的“另一半人”。更重要的是，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往往放弃学业成为小贩，长期流浪在街道上，逐渐学会了欺骗、斗殴，沾染上种种不良习惯。在因为经济贫困而遭受伤寒、霍乱、白喉等疾病威胁的同时，这些“穷二代” 也面临着青少年犯罪的威胁。
“穷二代”既是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反过来也成为社会堕落的追随者。他们中的不少人沦为对“城市老板”和富人阶层俯首帖耳的“灵魂出卖者”，“一旦闻到腐败的味道，就会一窝蜂地冲进市议会大厅，把难得的几个受尊敬的议员驱赶出去，然后把整个城市，其街道、码头、市场及它所拥有的一切出卖给那些贪婪的商人和行贿者”[164]。比如，在“政治老板”的操控下，参与选举的移民往往通过两个环节完成投票中的作弊：一是提供虚假名单，甚至“把死狗、儿童和不存在的人填充在选民名单里”；二是“按照交给他们的纸条上的名单，转着圈地一次又一次投票”，他们“还要依据纸条上的名字从一个投票站赶往另一个投票站，在往返的途中换衣服或者帽子”。[165]
纽约坦慕尼协会利用选举过程中的漏洞和民众的无知贪利，通过收买计票员虚报选票、直接向选民收买选票和重复投票等非法手段，获得选票优势以窃取市政公职。在1854年11月7日选举市长的投票中，第六行政区的爱尔兰人投给作为候选人之一的“城市老板”费尔南多·伍德的选票数量，竟然比该区登记选民总数还多400张。[166]通过贿选和其他的操控选举方式，坦慕尼协会一次次赢得选举并掌控了纽约市长职位，再借助市长的权力将其骨干安插到相关市政要职，以便贪赃枉法大发横财。1854—1871年，伍德3次当选市长，直接控制市政府6年之久；臭名昭著的威廉·马西·特威德则推选出4位市长，间接控制市政府11年。在此期间，纽约发生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市政腐败。而各州国会议员的选举欺诈问题也十分严重，如在1875—1895年发生了183起美国众议员选举的欺诈案件。亚拉巴马州州长在该州制宪会议上说，该州的选举“越来越糟糕，已经变成了一种很大的邪恶”。弗吉尼亚一位官员无奈地说：“选举中的欺骗导致人民道德沦丧”，为赢得选举而不择手段，“无助于对白人文明的保护”。[167]
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黑幕揭发运动”的旗手林肯·斯蒂芬斯曾在《城市的耻辱》一书的导言中反思道：“美国人民糟糕的行政管理，是美国人民自己造成的……贪赃枉法的风气就是美国的风气……人民不是无罪的。”[168]社会底层的人要和社会上层的人一样，对地方民主政府的堕落负责任。因为如果富人是“购买”腐败的话，那么，这些五毒俱全、无恶不作的“社会人渣” 则是在“出售”腐败。
19世纪末20世纪初，除了要被城市利益集团所收买，许多美国中产阶级甚至下层人民还要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为“强盗大亨”所左右。正如杰斐逊所说，“脱离有意义的公共生活”，“没有一个培养人的社会和道德能力的能动的公共领域”，“社会上大多数人就会变成可悲的纯粹机械物，就会变成只感觉到罪孽和痛苦的东西”[169]。目迷五色之间，他们对物质主义孜孜追逐，以超前消费和奢侈摆阔为荣，似乎能跟上流社会交往就“能让自己也跻身于精英的行列”。
人们对社会精英集会的入场券有着疯狂的热情，不管是聚会、地方协会还是豪门望族的年度舞会无不趋之若鹜，能够得到阿斯特夫人盛大宴会的一张请柬，“简直不亚于一张天堂的入场券”。因为，正如华尔街银行家亨利·克卢斯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所仰视的“另一些人”都在“从头到脚地投身于时尚的潮流，没完没了地举办和参加招待会、舞会和午后茶会，再配以雅致的马车，穿着纽扣鲜亮的制服的马车夫，穿着长筒靴的跟班、女仆和男仆，以及在大都会生活的其他附属物”[170]。可以说，“强盗大亨”不但主宰了当时的经济生活，也主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不但主宰了物质生活，还主宰了精神生活。
4.“金钱就是权力”：“富二代”的婚事
爱默生对“镀金时代”的美国社会有过如此描述：“（波士顿）比考恩大道和弗农山庄的大街小巷都弥漫着铜臭。在律师的办公室，在港口码头，到处可见这种卑鄙龌龊、浑浑噩噩的陈腐之气。”[171]除了可见的“陈腐之气” 还不够，因为这些富可敌国的“强盗大亨”们的话语权被空前放大了，像卡内基所鼓吹的那样“由工业巨头操纵的经济政府代替平庸政客占有的政治政府”，他们甚至要成为社会和政府的主宰。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的社会中：“即全民生活，都听金钱制裁。”[172]
当时，科罗拉多州的大富豪H.A.W.泰伯在丹佛市修建了一座新剧院。在视察新落成的剧院时，他发现走廊上挂着一幅莎士比亚的画像，心中大为不快，马上让人用自己的画像把它换了下来，并且嘲讽道：“莎士比亚为丹佛做过什么事情？”[173]言下之意，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才配得上人们仰视的目光和崇敬的心情。
如同18世纪的英国贵族乐于“屈尊”与新兴商人联姻一样，此时的美国也兴起了一种殊途同归的“跨国婚姻潮”。金钱成了衡量社会地位的真正价值尺度，那些家资巨万的美国女继承人纷纷成为外国贵族趋之若鹜的新娘。1876年，第一桩重要的跨国婚姻发生在纽约的珍妮·杰罗姆（Jennie Jerome）和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勋爵之间。19世纪90年代，美式跨国婚姻即新富与旧贵的联姻十分流行。1913年11月号的《麦考尔》（McCall’s）杂志上甚至开列了一份57桩知名跨国婚姻的清单，而就在杂志发行的当月，梅·戈莱特小姐嫁给了罗克斯堡公爵，婚礼当天人们挤满了圣托马斯教堂外的第五大道，争相一睹公爵和他新迎娶的公爵夫人。
1895年11月6日，嘉德勋章骑士、马尔伯勒公爵查尔斯·理查德·约翰（Charles Richard John）与康斯薇洛·范德比尔特签署了这样一份婚约：
鉴于马尔伯勒公爵与康斯薇洛·范德比尔特之间所订立的这桩婚姻，总价值高达250万美元的5万份比奇克里克铁路公司的股票（其4%的年度分红由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担保）将于今日移交给受托人。在与马尔伯勒公爵共同生活的时间里，康斯薇洛·范德比尔特应该把上述250万美元资产所产生的收入全部交给马尔伯勒公爵，直至马尔伯勒公爵生命终结的那一天……
这无疑表明“强盗大亨”们的新贵地位得到认同，因为身为贵族的亲王、公爵或伯爵们非常乐意在得到一位迷人女孩的同时还得到一大笔钱财。更有意义的是，尽管是在与“腐败的旧欧洲”不同的新大陆，以金钱获得名望的美国新贵们还是认为“能跟贵族联姻就将给他们打上值得信赖的贵族印记”[174]。虽然美国《宪法》早就宣称“美国不授予贵族头衔”，但在这个传统上号称民主国家的上层阶层那里，拥有欧洲的“贵族徽章”并“做一个美国贵族并没有什么不好”。
而美国财阀威廉·阿斯特更是个用钱买爵位的著名“冤大头”。他于1890年到了英国，为了跻身贵族行列，迫不及待地公布所谓家谱，声称自己身上有法兰西和西班牙贵族血统。同时，他出资10万美元赞助了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出资25万美元资助牛津、剑桥和伦敦大学，又用77.5万美元资助慈善机构、医院、红十字会和其他公益机构，还为英国的党派大掏腰包搞赞助。直到1916年，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终于成为男爵，圆了自己“先富后贵” 的贵族梦。[175]
这倒是一个反讽的美国故事：当年华盛顿等人浴血奋战，就是为了把骑在头上的英国贵族们赶出家门，把那些象征特权的王室和贵族徽章踩在脚下；而当他们进入天堂多半个世纪之后，美国本土的“强盗大亨”们如此热衷于“攀附贵族女婿”，争先恐后地通过“富二代”的婚姻重新把贵族徽章别在自己的胸口。“这些富家子女正在形成一个庞大而不断壮大的阶层，而且只要我们打算建立一种贵族政府，它很可能就是从这个阶层中产生的。富人们为他们聚敛不义之财提供了种种遁词，其中之一就是他们为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必须攒足钱。”“但是由于他们从小到大只知道玩乐，他们不会工作—‘不会’，而不是不愿意。他们不知道怎么做，除了游戏，他们什么也不懂，而且他们也学不会。”[176]
1901年，来自罗德岛州的美国参议院领袖和财政委员会主席纳尔逊·W.奥尔德里奇（Nelson W. Aldrich）的女儿嫁给了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feller）唯一的儿子和指定继承人。于是，“美国人民的主要剥削者通过婚姻和为他们这些剥削者服务的主要阴谋家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可以说，“它是一个政治事件，也是一个经济事件。它为奥尔德里奇和财团的联合关系盖上了最后，也是最有力的印章”[177]。
于是，牧师纷纷成了“强盗大亨”的传声筒和代言人，“美国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似乎正面临失去灵魂的危险”[178]。当时，费城的浸礼会牧师拉塞尔·H.康维尔到处发表为“强盗大亨”正名的“遍地是钻石”的演说，同一演说辞竟然曾在美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反复演讲过6000次。他反复宣讲的就是：金钱就是权力，每一个好人都应该去追求这个权力！
1900年，马萨诸塞的劳伦斯主教更是提出“神性与财富同在”的系统思想，鼓吹“财富仅仅归于有德行的人”[179]。原本靠压榨工人、使用童工、贿赂政客等不光彩手段巧取豪夺的“经济强盗”，却在宗教人士的传经布道中变成了“道德楷模”，成为上帝真正的“选民”和众人顶礼膜拜的偶像。
或许，这是源于这些大富豪的“身份焦虑”：财不义，名不正，言不顺，心不平。他们的巨大财富并不像诸多传记作品里描绘的那样，是一个普通人纯靠聪明才智白手起家。即便某些人的“第一桶金”或许是靠了些个人奋斗，但多数人真正搭上“财富快车”，使财富急剧增加还是要靠贿赂政客、巧取豪夺。[180]因此，一枚贵族徽章就如同在商战中缴获的战利品一样，对他们来说丝毫不亚于华盛顿在战场上的一场大胜。
还有这样一个美国故事：
一个正为创业而苦恼的年轻人问询一个老富翁如何发财致富，老富翁回忆说：“那是大萧条时期，我的口袋里只剩5美分了，就买了个苹果，晚上在家把它擦得特别的亮。第二天，这个苹果被以10美分卖掉。我就以5美分的价格买来两个苹果，到晚上再把它们擦得特别的亮……”
年轻人若有所思，明白了勤奋创业的些许道理，但他还是礼貌地问道：“那后来呢？您一定……”
老富翁说：“哦，第三天，我继承了一笔遗产：200万美元。”
富人还是富人，穷人只是穷人。恰如美国人所说：“新时代的英雄人物是那些金融大亨和工业巨擘。”[181]“镀金时代”的“强盗大亨”们就这样编织着财富的故事，改写着美国的历史，以及自己不再卑贱的血统。
退化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心理纵容了腐败高发
利益共同体的产生，既需要官，也需要商，更需要一种社会舆论环境。从17世纪的“人欲说”，到18世纪的“国富论”，再到19世纪的“财富福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充当了为政治贪腐、道德败坏披上思想文化“遮羞布”的作用。而当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越来越高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反之，共建共享“零容忍”社会，是走出腐败高发期的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