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治理方法：“情绪应转变为行动”
最为重要的是要发展人与人之间最博大的怜悯和宽容。工薪阶层的福利和农夫们的幸福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安宁幸福；保障他们的利益不会拖人的后腿；但却必须成为我们这些治国之才的首要任务。
—西奥多·罗斯福
改革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西奥多·罗斯福的改革引起了共和党的分裂，保守派坚决反对他的改革，他本人则退出共和党另组进步党参加总统大选。“权力与领袖无处不在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机遇。”[91]这个倔强的“老牛仔”毫无惧色，坚持按照他自己的套路“出牌”，直至看到天边露出希望的曙光。
1.案例1：亲自出面，到白宫来调解劳资纠纷
20世纪初期，煤炭是工业时代真正的主角，煤炭为炼钢、铁路、船运、供暖、照明等几乎所有的现代生产和生活提供能源。然而，在煤炭老板的盘剥压榨下，虽然煤炭带来了光和热，但其开采者的生活却既不光明也不温暖。
1902年，美国矿工联合会发动煤矿工人大罢工，威胁城市取暖燃料供应，引发了一场举国危机。这一年10月19日的《纽约时报》，在头版记载了整个罢工从开始到平静结束的全过程。首先，“在经过18个月的犹豫之后，无烟煤矿工人在5月5日宾夕法尼亚州的海齐顿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终于投票决定罢工。在代表大会上，煤矿工人联合会主席约翰·米切尔清楚又强烈地倡议和平，但在决定罢工后，他又热情地支持矿工们采取行动，并号召烟煤矿工业加入到罢工的行列里来，这样将使罢工的总人数达到45万人，由此来迫使资方妥协，因为这将使整个国家的铁路和工厂陷入瘫痪”，20世纪美国的第一次大罢工由此拉开序幕。工人们提出的条件是：工资增加20%，每天工作8小时。
以往的罢工，僵持一段时间，在工人里发展一些“工贼”，等待着挣钱养家的工人们肯定会被分化瓦解。然而这一次，煤矿主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们遇到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矿工联合会主席约翰·米切尔。[92]作为一名从童工成长起来的工人领袖，米切尔不仅明白罢工是他们争取权利的手段，还明白谈判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成功路径。
罢工从春天进入了秋天，马上就要进入城市供暖季，纽约的煤炭价格从每吨5美元涨到了25美元。在罗斯福的压力下，煤老板们终于和工会代表坐在了一起。10月4日，煤老板们拒绝了矿工的复工条件，形势开始恶化。《纽约时报》记录了这样的场面：“在矿区，到处可见暴乱、纵火，矿井被水所淹，试图开工的矿井被罢工的工人围困，暴乱中有人丢了性命，矿主们转而向宾夕法尼亚州长请求保护。”在矿主们的压力下，州长准备派90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前往矿区。然而，罗斯福否决了州长的命令，并威胁矿主如不能解决问题，基于国家安全等考虑，政府将会没收煤矿。正如哈耶克所说：“政府政策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将这些财富从这些私人手里拿走，其实现方式无非两种：一是通过对遗产继承课以重税的缓慢过程，二是通过直接采取没收措施这一更为迅捷的方式。”[93]提高工人工资属于典型的“没收式”调控，即“取老板利润之余，补工人薪资不足”。
最终，罗斯福召集煤炭经营者和矿工联合会领导人约翰·米切尔在白宫开会，双方达成妥协，将工作时间从每天10小时缩短到9小时，并且让工人得到10%的加薪，结束了持续163天的罢工。在1902年之前，“由美国总统出面解决一场罢工是完全没有先例可以追寻的”[94]。罗斯福第一次使联邦政府在大规模劳资冲突中不站在亲资方的立场上，而是采取了一种带有倾向性的中立态度，并通过调节巧妙结束了持续近半年的煤矿工人罢工。在此之前，每当遇到罢工，资方往往采取组织私人军队、开除工会活跃分子、大量雇佣替工者来消除罢工威胁；而劳工组织者也相应采用非法甚至暴力手段来对付资方，劳资双方在组织和冲突的过程中都有各种政治势力以及黑社会卷入。
对于美国底层民众来说，“真正的麻烦是，这里的人们从出生到死亡一直任由强大的社会力量支配，这些力量左右了他们的人生轨迹”[95]。这些不公正现象是“对民主社会的讽刺”，也是顶层治理必须纠偏的对象。
最好的办法，就是总统带头，亲自调解！最好的地方，就是白宫！
这也正是人们声称“罗斯福奠定了公共利益优先于财产权原则”[96]的原因。西奥多·罗斯福的行动得到了人民的称道，他因此获得了“托拉斯爆破手” 的美名。但他也遭到了保守派的攻击，1896年总统的制造者、政治老板马克·汉纳大骂这个“该死的牛仔”。要知道，由于1896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与反垄断的人民党合并，导致垄断财团一边倒地站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金利一边。美孚托拉斯和摩根家族各自向其捐款25万美元，共和党所得竞选捐款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000万美元，而民主党才募得区区30万美元。垄断财团在挥动政治金元的同时，还采用解雇工人、取消抵押、增加合同附加条款等手段，向工人、农民和中小企业主施加压力，强迫其给麦金利投票。麦金利最终以50万选民票的微弱优势胜出，对垄断财团投桃报李。《经济学家》杂志为此评论说：“正如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麦金莱先生（也译麦金利—引者注）是由托拉斯选出的……在他的任期内，托拉斯的财富和权利增长到惊人的地步。”[97]
显然，老罗斯福作为麦金利曾经的副手和继任者，在劳资纠纷上的所作所为几乎是颠覆式的。当时，华尔街因他的“堕落”而“目瞪口呆”。纽约的《太阳报（Sun）》把老罗斯福的做法看作是“非常的”和“危险的”，《商业杂志（Journal of Commerce）》则这样评论：
总统的行为……在公众的面前将工会的重要性和力量放大了，使经营者的地位和权利蒙受了没有理由的羞辱，在现今很多不受欢迎的政治经济问题上又增加了一个工会问题……迄今为止，没有什么可能发生的罢工比罗斯福先生的这种看上去根本无法控制的自动干涉的倾向更糟糕。
对这些评论，老罗斯福不予置评。让联邦政府第一次支持有组织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只是个开始，在其支持下，国会通过了一些旨在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例如，支持通过立法来明确雇主对工伤和事故的法律责任，禁止雇用童工等……因为他认为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正，是美国最突出的问题。要想努力实现社会公正，就必须实现财富分配的公正、发展机会的公正、人权和财权之间的公正，否则美国“将一事无成”。[98]
1907年6月10日，罗斯福总统应约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詹姆斯敦博览会上，面向3—5万名听众进行了一场演讲。与人们预想的不同，总统的演讲主题是工业事故问题，他告诉在场的听众：这个国家虽然已经将“19世纪的麻烦”抛在耳后，但却陷入“工业化问题的新困境”，尤为突出的包括“财富的不平等已经造成了富人与穷人之间在新环境下的互不信任”，以及由于事故频发导致的“难以接受的不公正”，因为相关法律使得工人难以从雇主那里获得损害赔偿。[99]根据煤矿安全方面的权威历史学家的研究，詹姆斯敦博览会召开的1907年是“工业事故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份”，当年的18次工业灾难造成918名矿工死于非命，弗吉尼亚12月发生的一次矿井爆炸夺去了361名矿工的生命。然而，在美国已然成为“事故共和国”的状况下，当时的普通法原则是要求受伤的雇工证明伤害是由雇主所造成的，导致雇佣工人及其妻儿“承担全部的损失”成为常态。为此，罗斯福在这次演讲前数月就在国家改革议程中提出，要有一种处理工业事故的不同方式。这种方式如其演讲所说“走向尽人类智慧之所能而平等公正对待人民的道路”：
“工人应该就其履行工作义务时发生的事故获得确定与有限的赔偿”，“工人及其家庭不会再被家庭的重负所压倒”，“无论从何种立场来看，这种变化都将是有益的”。
这就是美国人所感叹的“总统以其特有的强悍勇气来面对这些难题”，因为这些困扰了美国人的难题不仅事关民生，更事关民心和未来。实际上，在两年前的总统就职演说中，老罗斯福就已经指出：“现代生活是既复杂又紧张的。我们的工业在前半个世纪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以至于社会与政治共同体的每一块肌体都可以感知其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当然，这些变化有的“好”，有的“不好”，如果有什么必需的成本与代价，必须由整个美国即“社会与政治的共同体”来共同承担。
这，就是老罗斯福作为总统的政治担当！而且，充盈着“罗式”政治智慧，因为他说的是“确定与有限的赔偿”，而不是“任性而无限的索要”。但是，对于一个得以蹒跚走出腐败高发期的国家来说，这些或许已经足够多了，因为它意味着：美国社会变得“温暖”起来，对弱势群体充满更多自上而下的人性关怀。由此，整个国家更加重视扶贫济弱的底线意识和保障机制，又不失其固有的规则观念与法治思维。
2.案例2：把中产阶级做成社会稳定的“大盘股”
19世纪末期，一批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美国人开始思考，如何使大多数美国人从国家高速增长的工业化进程中获益。一些抨击企业垄断、财政腐败、食品掺假的文章陆续出现，消除社会丑恶现象、建立合理的市场秩序的努力，在20世纪初逐渐形成了空前的社会“进步运动”。在那个“互相冲突的利益以及盲目对立的双方之间的斗争”充斥社会的年代，已经有人开始公然宣称：“我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努力使富有者更加难于富有，使贫穷者易于避免更加贫穷。”[100]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接纳了进步运动。他把自己视为“社会公民的管家”，开始向垄断资本势力和财阀利益集团开战。[101]然而，要确保进步运动的胜利果实，必须让人民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或者说，让无产阶级变成中产阶级，让改良运动代替革命暴动，这就是老罗斯福推出的又一个重要改革举措。显然，这条向根深蒂固的旧制度斗争的道路不会平坦，甚至将是一路泥泞。
1893年，最高法院法官戴维·J.布鲁沃在写给纽约法院协会的信中说：“社会财富由少数人掌握，这是恒久的法律。”在现代社会，要控制民众，需要的不仅仅是武力和法律。对那些聚集在城市和工厂里、生活中充满反叛动机的危险大众，还要教导他们懂得：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学校、教堂、大众文学都在灌输这种观念：富有象征着成功，贫穷象征着个人失败；对于穷人而言，向上的路只有一条，即凭借非凡的努力和机遇，挤进显贵的富人阶层。美国学者奥尔德里奇认为，“同大众模式相比，权贵家族对其成员施加更为强烈的心理、社会和经济影响。甚或在群族的层面上亦是如此。对于持有上述想法的人来说，权贵家族的精髓便在于使其成员不受意外事件的影响，一直处于历史的巅峰期”[102]。
然而，对于这些强势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老罗斯福的回答是：
我经常与一些非常富有的人打交道，……但我对他们了解越多，就越相信他们完全不适合治理这个国家，……不管他们用什么方式花费这些财富去从事何种慈善事业，都不能弥补他们用不正当手段发财致富所造成的过错。[103]
如何解决分配不公引发的腐败“泛化”问题？
美国在20世纪的头50年里让“富人巨大的领先优势缩小了许多”，而数百万家庭“从穷困（或者接近穷困）的状态”提高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使人们对腐败的焦灼感大为缓解。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统计，美国收入最高（年收入超过8000美元）的5%的人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例，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税前占比超过30%和税后占比多于28%，降到了1945年的税前占比19.5%和税后占比17%。处于收入金字塔顶端的1%（年收入在16000美元以上）的富豪在国民总收入中的税后占比，到1945年由13%降到7%。同时，数以百万的家庭收入超越2000美元以下和2000—3000美元，向上成为更高收入群体。如一个钢铁工人从2500美元收入增加到4500美元，机床操作者从3000美元收入增加到5500美元或更多。特别是在1940—1950，虽然物价不断上涨，但“收入增长还是远远超过了物价”[104]。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美国国民可支配收入在1929—1950年增长了74%，而且“富人群体得到了一块更大蛋糕的相对较小的一块”。
在控制高收入群体比例、增加低收入群体规模的“劫富济贫”过程中，税收杠杆至关重要。“全部的税收负担—曾经被认为应由其他因素来决定—应当依‘支付能力’（ability to pay）来分配，以求获致‘平等的牺牲’（equality of sacrifice），而依累进税率课收所得税的方法能够最好地达致这个目的。”[105]如1913年《安德伍德—西蒙斯法》开创了征收个人累进所得税的先河，对年收入4000美元以上的公司和个人一律征1%所得税，并据年收入多寡再征1%—5%附加税；对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以上者，征1%所得税和6%附加税。[106]此后经多次修法，累进税率不断提升，1918年个人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以上者的附加税提高到了65%。[107]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公开记录显示，1950年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查尔斯·E.威尔逊是最高薪酬获得者，挣到626300美元（其中一部分是之后5年可陆续拿到的股票和现金）。如果全部是现金收入，那么威尔逊将缴纳约462000美元所得税，留给他的只有164300美元。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采取收入调节机制以给弱势群体“分一小块馅饼的调和办法”，既“不致于威胁资本积累，而且还带来希望。这一小块馅饼会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而逐步变大”[108]。更重要的是，对于能够“购买整洁崭新的衣服、购买更好的汽车、冰箱、为家庭主妇准备一间体面厨房、能够看牙医、购买保险”的中等收入群体来说，腐败问题即便永远无法回避，但也远远不再像以往那样令人寝食难安。
经过政府的调控，“镀金时代”的富人从前在里边过着贵族般奢华生活的那些豪宅大院、古老城堡，大多数因为遗产税和附加税而不复存在。纽约那些曾经让第五大道成为“百万富翁大街”的著名宅邸，如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的家族豪宅，已被夷为平地并修建成商业建筑和公寓大楼；纽波特的“赭石宫”，成了一所天主教大学；“布雷克斯庄园”被用作博物馆，用以展现范德比尔特家族全盛时期的奢华程度；E.T.斯托特斯伯里在费城郊外拥有130个房间的“怀特马什庄园”，成了费城制盐公司的研究中心；亨利·怀特在莱诺克斯的房子、弗拉格勒在棕榈滩的豪宅，都被改造成旅馆和酒店；其他的很多豪宅，都被改造成修道院、寄宿学校、医院等。[109]随着时光的流逝，大富豪的继承者不想在高劳动力成本时代支出巨额费用维护豪宅。而且，社会价值观像一条静水流深的长河那样悄然变化，后来的富人们已经不再那么热衷于追求王室贵族般的生活方式。
莱斯特·华德在1885年出版的《动态社会学》一书中，将人类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区别开来，认为人类理智应该控制社会，不应该屈从于社会上各种不合理的力量。这种理想在老罗斯福那里演化成具体可操作的财富和分配调控手段：
我觉得我们最终将考虑接受诸如对所有财产征税这样的革新的税制计划，只要超过了一定数额，无论是生前赠与，还是死后遗赠都必须纳税—制定这一税制是为了使任何超过个人所需花费的金额的巨额资产脱离其所有者的控制；这一赋税当然会由联邦政府而不是州政府来征收。当然，这一税制应当只是为了避免遗产和赠款在整个社会财富中膨胀得超出健康的范围。[110]
在他的支持下，拉福莱特在任威斯康星州州长时发动的改革运动如虎添翼。1905年，威斯康星州议会在拉福莱特的授意下，通过了铁路委员会法案，控制铁路垄断的发展，强制铁路公司缴纳税款。1908年，拉福莱特开始在州内征收累进所得税和累进继承税。对于美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来说，这些改革的政策指向提示人们：“工人、农民和商人集团的斗争出现了对国家的多元控制，这就使以前的产权结构发生分化，代之而起的是以牺牲第二次经济革命效率潜力为代价，对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政治角逐。”[111]正是在类似这些“分配杠杆”的支撑下，美国的国民财富才能够更多地涌流到民众手中。
此外，教育的普及催生了社会的结构性变迁。20世纪初的时候，美国中学适龄的男孩女孩中，进入中学读书的不到总数的1/10；到了20世纪中叶，这一比例超过了4/5。美国大学生和教师培训机构的入学数量也增加了8倍。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广泛的社区教育和不同形式的社会教育促进了国民素质的提高。仆人阶层的消失，更是标志着从前的移民下层群体真正进入到了整体的美国社会。富人们从巨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资助教育机构，他们因此成为著名的慈善家。洛克菲勒向全国各地的大学提供捐赠，他出资建成了芝加哥大学。太平洋中心铁路公司的亨廷顿向两所黑人学院即汉普顿学院和塔斯凯基学院提供资助；卡内基向大学和公共图书馆捐资；百万富翁、商人约翰·霍普金斯捐资建成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百万富翁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埃兹拉·康奈尔、詹姆斯·杜克和利兰·斯坦福也都捐资创建了用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学。这些“社会印记”既体现出富豪阶层财富观、公益观的变化，也在缓解普罗大众对“强盗大亨”的社会痛感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些教育机构的社会存在和教育体系持续孕育着美国社会体制中的特殊阶层—中产阶级，主要包括教师、医生、律师、行政官员、工程师、技术员和政治家等，他们受雇用以维持、续建现存的国家体制和治理体系，他们是反对动乱的“忠诚的缓冲者”，而不是“一点就着”的社会极端弱势群体。特别是随着公立学校教育的普及，整整一代熟练或半熟练工人学会了读、写与算术，促使他们成为新产业时代需要的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大军。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还有助于缓和“镀金时代” 近于无法调和的劳资冲突，改善了社会公平的整体观感。
此外，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也充当了中产阶级的助产士。20世纪初，美国没有一份杂志的发行量达到100万；到了1947年，就有38种杂志的发行量超过了100万份；到1951年，《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的发行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950万份。电影（约从1905年开始）和电台（约从1920年开始）也把各个收入水平的美国人聚集在一起，在胶片和节目中塑造了新美国的各种共同要素。加里·格兰特、格里高利·派克、汉弗莱·鲍嘉等大众明星，不论扮演富人或穷人，都带来了符合中产阶级言行标准的东西，这是一种“无阶级式”或者说“全美国式”的倾向。最终的社会协商结果是：
大家都认为：清晰准确地界定经济等级和社会等级，是对美国民主理想的违背……只有各个阶层的人为了一件事情而共同工作的时候，只有这个事情应该是看上去对所有人都有利的事情，社会和个人都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对付无产阶级既不能镇压，也不能虐待，更不能帮助他们推翻他们的主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有获得教育、机遇、汽车和吸尘器的机会，指导他们走向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刺激他们渴望得到更多的好东西；在这样的引导下，获得无数机会的无产阶级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而是自尊自强的公民团体，他们一个个挺直了腰板，帮助国家保持良好的运行秩序。[112]
到了1947年，戈登·海斯（Gordon Hayes）教授在《哈珀氏》杂志上撰文指出，穷人与富人抽相同的香烟，用相同的剃刀刮胡子，使用相同种类的电话、电视机、收音机、吸尘器，家里拥有相同的照明和加热设备等生活日用品。通常情况下，穷人的汽车与富人的汽车也没有太大差别，因为它们用的是同样的引擎和零配件。美国城乡除了破旧的老房子没有自来水、浴缸、淋浴设备及抽水马桶之外，这些能够增加生活便捷度和公众幸福感的常用设施很快被用在各地的农村住房了。
1951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出版了《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正式提出了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概念。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即讨论了竞争性民主政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他将社会的富裕程度、中产阶级数量以及法治作为民主的前提条件。美国的案例进一步表明，治理腐败需要坚实的社会基础，而强大的“社会中间层”或许是必不可少的。
老罗斯福选择的改革道路说明：在以收入和分配调节控制腐败泛化的问题上，只要是方向选择对了，即便路再远，只要肯跋涉，也一定有到达目的地的一天。在“老罗斯福新政”的感召和推动之下，美国逐渐迈开了走出“镀金时代”的关键步伐。美国学者本杰明·沃特豪斯对此的评述是：
公众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不满—从巨头公司的掠夺和垄断定价对工人的剥削，再到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启动了美国历史上一项最为重要的政治改革运动。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用‘进步时代’这个词形容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到一战开始之间的年份，这是由政治上和学术上对工业化社会快速兴起的反应定义的。既不立足于激进的社会主义，也不根植于没有限制的自由放任经济，进步主义者寻求缓和资本主义生产剩余的同时保留它的好处。在这个过程中，进步时代重新认同了美国政治传统中的元素，同样也建立了新的机构、政府组织以及对民主承诺的预期。[113]
其实，早年间老罗斯福在担任纽约警察局长时，《世界报》的一篇报道就在标题中揭示了这位改革者的思想逻辑，其要义既深刻又简单，那就是：公众，公众，再公众！
【注释】
[1]（美）麦克斯怀特著，吴琼译：《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2]（美）林肯·斯蒂芬斯著，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Ⅱ）》，第546页。
[3]（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4页。
[4]参见（美）约翰·弗兰奇著，陈小白译：《强盗资本家》，第83页。
[5]（美）罗纳德·赖特著，高岳等译：《其实你不懂美国》，第254页。
[6]（美）弗雷德里克·L.艾伦著，高国伟译：《美国的崛起》，第83页。
[7]马骏等编：《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8]（美）伊丽莎白·桑德著，陈永杰译：《美国进步时代对中国的启示：三种代理模式》。
[9]（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路爱国、丁浩金译：《历史资本主义》，第16页。
[10]（美）威廉·哈德《“乔大叔”坎农》，载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110页。
[11]（美）弗雷德里克·L.艾伦著，高国伟译：《美国的崛起》，第89页。
[12]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66页。
[13]（英）伯特兰·罗素著，吴友三译：《权力论》，第5页。
[14]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68页。
[15]（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著，刘李胜等译：《领袖论》，第210页。
[16]（美）弗雷德里克·L.艾伦著，高国伟译：《美国的崛起》，第89页。
[17]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68页、70页。
[18]陆欣瑜：《美国进步时代的治理及其启示》，《上海党史与党建》2011年第4期。
[19]（美）艾伦·维恩斯坦等著，胡炜等译：《彩色美国史》（中卷），第363页。
[20]（美）罗纳德·赖特著，高岳等译：《其实你不懂美国》，第255页。
[21]（美）伊丽莎白·桑德著，陈永杰译：《美国进步时代对中国的启示：三种代理模式》。
[22]（美）弗雷德里克·L.艾伦著，高国伟译：《美国的崛起》，第96页。
[23]（美）罗伯特·A.达尔著，王沪宁等译：《现代政治分析》，第100页。
[24]（美）C.P.康诺利《蒙大拿的故事》，载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132页。
[25]Russel B . Nye , Midwestern Progressive Politics. Michigan :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206.
[26]（美）林肯·斯蒂芬斯《圣路易斯的特威德时代》，载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144—145页。
[27]（美）林肯·斯蒂芬斯著，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Ⅱ）》，第356页。
[28]（美）约翰·弗兰奇著，陈小白译：《强盗资本家》，第225—226页。
[29]（美）弗雷德里克·L.艾伦著，高国伟译：《美国的崛起》，第97页。
[30]（美）林肯·斯蒂芬斯著，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Ⅱ）》，第297页。
[31]Gabriel Kolko. 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1963.p.21.
[32]（美）艾伦·特拉登堡著，邵重等译：《美国的公司化：镀金时代的文化与社会》，第175页。
[33]（美）林肯·斯蒂芬斯著，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Ⅱ）》，第188页，第8页。
[34]（美）霍华德·津恩等著，汪小英等译：《另一半美国史》，第196页。
[35]（美）伊丽莎白·桑德著，陈永杰译：《美国进步时代对中国的启示：三种代理模式》。
[36]Lincoln Steffens. The Shame of the Citie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0.(https://www.daowen.com)
[37]（美）林肯·斯蒂芬斯著，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Ⅱ）》，第298页。
[38]Louis Filler, The Muckrakers. Californi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p.99.
[39]（美）理查德·霍夫施达特著，崔永禄、王忠和译：《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第175页。
[40]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70页。
[41]Gabriel Kolko. 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1963.p.16.
[42]（英）艾瑞克·霍布斯邦著，张晓华等译：《资本的年代》，第188页。
[43]（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著，刘绪贻译：《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第38页。
[44]（美）吉尔伯特·C.菲特等著，司徒淳等译：《美国经济史》，第474—476页。
[45]（美）阿密泰·艾乔尼，陈银科等译：《美国首府政治腐败内幕》，第174—175页。
[46]（美）詹姆斯·加尔布雷斯著，苏琦译：《掠夺型政府》，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47]（英）艾瑞克·霍布斯邦著，张晓华等译：《资本的年代》，第191页。
[48]任学安等：《大国崛起系列丛书—美国》，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页。
[49](美)本·巴鲁克·塞里格曼：《美国企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6页。
[50]（英）艾瑞克·霍布斯邦著，张晓华等译：《资本的年代》，第193页。
[51]（美）阿密泰·艾乔尼著，陈银科等译：《美国首府政治腐败内幕》，第172页。
[52]（美）本杰明·沃特豪斯：《美国商业简史》，张亚光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34页。
[53]（美）林肯·斯蒂芬斯著，朱晓译注：《耙粪者自述》，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174页。
[54]（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著，刘李胜等译：《领袖论》，第196页。
[55]（美）德怀特·L.杜蒙德著，宋岳亭译：《现代美国》，第182页。
[56]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72页。
[57]（美）阿密尔·艾乔尼著，陈银科等译：《美国首府政治腐败内幕》，第174页。
[58]（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著，刘绪贻等译：《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第123页。
[59]（美）德怀特·L.杜蒙德著，宋岳亭译：《现代美国》，第144页；（美）吉尔伯特·C.菲特等著，司徒淳等译：《美国经济史》，第565页。
[60]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71—72页。
[61]（美）林肯·斯蒂芬斯著，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Ⅱ）》，第397页。
[62]（美）J.布卢姆，戴瑞辉译：《美国历程》，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0页。
[63]（美）伊丽莎白·桑德著，陈永杰译：《美国进步时代对中国的启示：三种代理模式》。
[64]（美） 乔纳森·卡恩著，叶娟丽等译：《预算民主》，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
[65]高新军：《预算民主，重塑美国政府》，《中国改革》2008年第10期。
[66]Robert Miraldi, Muckraking and Objectivit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1990,p.28.
[67]（美）格莱泽、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胡家勇、王兆斌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91页、297页。
[68]（美）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历程》，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69页。
[69]（美）H.S.康马杰《美国精神》，南木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70]张觉明：《现代杂志编辑学》，中国书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0页。
[71]（美）赫伯特·阿特休尔著，黄煜、裘志康译：《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
[72]（美）艾伦·维恩斯坦等著，胡炜等译：《彩色美国史》（中卷），第361页。
[73]（美）埃德温·埃默里等著，苏金琥等译：《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第350页。
[74]（美）林肯·斯蒂芬斯著，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Ⅱ）》，第311页。
[75]（美）西奥多·罗斯福《带粪耙的人》，载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66页。
[76]（美） 莫里森等著，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研究室译：《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下卷），第350页。
[77]Arthur and Lila Weinberger, The Muckrake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Inc.,1961,xix.
[78]（美）伊丽莎白·桑德著，陈永杰译：《美国进步时代对中国的启示：三种代理模式》。
[79]（美）威·安·斯旺伯格著，路志宝等译：《普利策传》，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80]（美）卢瑟·S.利德基主编，龙治芳等译：《美国特性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页。
[81]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13页。
[82]（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著，刘李胜等译：《领袖论》，第100—101页。
[83]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
[84]（美）弗雷德里克·L.艾伦著，高国伟译：《美国的崛起》，第56—57页。
[85]（美）纳什等编：《美国人民》，刘德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89页。
[86]（美）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著，朱曾汶译：《美国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68页。
[87]李军主编：《美国社会历史百科全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6—247页。
[88]余志森：《美国通史（第4卷）—崛起和扩张的年代1898—1929》，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4页。
[89]张淑华：《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城市病”及其治理》，《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90]唐娅：《二十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对美国现代化的影响》，《世纪桥》2007年第1期。
[91]（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著，刘李胜等译：《领袖论》，第62页。
[92]刘戈：《1902年，那一场载入史册的大罢工》，《商业价值》2009年第2期。
[93]（英）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下册，第91页。
[94]（美）弗雷德里克·L.艾伦著，高国伟译：《美国的崛起》，第77页。
[95]（美）弗雷德里克·L.艾伦著，高国伟译：《美国的崛起》，第57页。
[96]（美）德怀特·L.杜蒙德著，宋岳亭译：《现代美国》，第138页。
[97](美)查理斯·R.吉斯特：《美国垄断史—帝国的缔造者和他们的敌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98]（美）威廉·H.哈博：《西奥多·罗斯福的生活与时代》，转引自黄贤全、王孝询《美国政治与政府调控》，第216页。
[99]（美）约翰·法比安·维特：《事故共和国》，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导言”。
[100]（美）埃德温·埃默里等著，苏金琥等译：《美国新闻史》，第342页。
[101]《西奥多·罗斯福向托拉斯宣战》，《沈阳晚报》2006年12月27日第45版。
[102]（美）尼尔森·奥尔德里奇著，范丽雅译：《如何构建权贵家族？》，《新快报》2009年5月25日第C03版。
[103]转引自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第66页。
[104]（美）弗雷德里克·L.艾伦著，高国伟译：《美国的崛起》，第196—198页。
[105]（英）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下册，第74页。
[106]（英）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下册，第74页。
[107]（美）德怀特·L.杜蒙德著，宋岳亭译：《现代美国》，第188页。
[108]（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路爱国、丁浩金译：《历史资本主义》，第97页。
[109]（美）弗雷德里克·L.艾伦著，高国伟译：《美国的崛起》，第208—209页。
[110]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7页。
[111]（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07页。
[112]（美）弗雷德里克·L.艾伦著，高国伟译：《美国的崛起》，第97页。
[113]（美）本杰明·沃特豪斯：《美国商业简史》，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