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之五：贪源在官，清流在民
我们让最卑贱吝啬的小人被我们及我们的机构雇用……直到他们成为恺撒（指独裁者—引者注），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认可的唯一法则就是他们本身对金钱和权力的可憎的贪婪。
—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49]
通行观点：腐败都是官员的事，与平头百姓无关。老百姓无职无权，跟腐败沾不上边；官员们沆瀣一气，官官相护，搞腐败很正常，不搞腐败倒反常。
“邪恶的感情各阶层都有。”[50]如前所述，腐败的“恶之花”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土壤。腐败分子也不是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中。马基雅维利甚至明确指出：“一个腐败的民族，即便获得自由，维持这种自由也极其困难”，“在（公民）已经腐败的地方，制定好的法律也没有用处”[51]。
“镀金时代”美国社会领域的诸多腐败更是表明，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有腐败的空间和可能。正如有人所说：“如果你正在发起一项事业，而你在社会中碰到了障碍，你便会就像推一块石头那样通过贿赂将障碍排除。”[52]“镀金时代”的美国即是如此，行贿者们宣称他们的违禁“事业”被警察和政客们“阻碍”了，于是，受到敲诈的赌徒、娼妓和酒商们不得不进行贿赂，想要迅速发财致富的人们纷纷铤而走险。“耙粪运动”的代表人物斯蒂芬斯在调查中看到，长期而普遍的腐败造成道德的大堕落，从政客、商人到一般平民，只要有机会都有“不捞白不捞”的想法，最起码的罪恶感都荡然无存。比如，随处可见的是选民们将自己的选票卖给商人或政客，“在一些镇上，贿赂已经公开化了，而且不再称为贿赂”。因此，斯蒂芬斯通过自己的报道大声疾呼，并且希望民众意识到，“他们的领袖在大处腐败，而他们在小处腐败”。美国思想史学者帕灵顿研究指出，当时的普通民众“为了获取、占有、享受自由和机遇，他们可以出卖灵魂”[53]。
听之任之，就会形成一种“倘若人人有份，试问何来犯罪”的社会心理暗示。
而同样的问题，也在20世纪的研究中得到了类似的印证。罗伯特·帕特南在比较研究意大利的地方政治发展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地方政府改革时发现，意大利的地方政治发展程度和民主水平在南方和北方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北方的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相对成功，政府廉洁高效，民主水平较高；而南方的地方政府改革就不那么成功，政府腐败比比皆是，民主水平较低。帕特南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绩效的显著差异完全不能从经济发展方面得到解释，而需从公德与公民共同体来作分析。一个地区的公民共同体越有公德，其民主政府也越有效率。此外，北欧和南欧的“政法规则”相近，但不同的“文化规则”却使北欧的廉洁度要比南欧高得多。
抓住了南北意大利“文化规则”的差异对相同“政法规则”的不同影响后，帕特南进一步运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分析和解释意大利政治。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对于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甚至是经济进步，社会资本或许甚至比物质和人力资本更为重要。”[54](https://www.daowen.com)
类似的说法中国人并不陌生，比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讲中国人“私德” 强而“公德”弱（“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鲁迅先生也有关于中国人喜欢“伸着脖子看热闹”的犀利讽刺。
其实，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民间资本”，但却对政府效能、廉政状况等具有很大的实际影响力。在腐败高发期中，“社会所做的是让人们树立成功的典范并使人和国家向往权力和财富—只要他们敢于冒险，有能力逃脱在被抓住时受惩罚的威胁”。
因此，要告别腐败高发期，眼光不能只盯着腐败者，除了用法治方式严惩贪腐犯罪行为，不要忽视的另一件事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放开这场竞赛中的失败者，而取下我们给予胜利者的奖赏”[55]。
美国司法部的数据是否说明“官民同腐”问题？
根据美国司法部一份跨越50州、跨度20年的报告显示：在1985—2004年的整整20年，共有17945位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官员（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领域的公职人员）遭到腐败指控，年均897人；被判有罪的官员为15552人，年均778人。同时，卷入公共腐败案件的私职公民数量亦很惊人：1985—2004年，美国共有5657位私职公民因公共腐败案遭起诉，年均283人；其中的4927人被判有罪，年均246人。如果将公职人员腐败案和私职人员腐败案合计，则每年有1180人受到腐败指控，并有1020人被判有罪。
托克维尔曾提醒道：“人民永远不会理解宫廷内部斗争的秘密，而且往往难于觉察被文雅的举止、高尚的爱好和美丽的言词所掩盖的卑劣行径。但是，偷窃国库或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就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能看得出来，而且他们自己也可能跃跃欲试。”[56]不论是政党组织、政府机构还是公民个体，谁也没有对腐败的天然抗体，谁都难以对腐败永久免疫。
基本事实：现实生活中，老百姓往往对腐败有一种特殊的“臭豆腐”心理：别人捞便宜，则臭；自己得实惠，则香。因此，打造治理腐败的系统工程，必须做好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准备，特别是打好公民道德素养和法治观念等“社会地基”，而不是将防治贪腐的工作按照官、民来机械区分。因“官贪”而“仇官”，与因“为富不仁”而“仇富”的心态如出一辙，仇的是不平等的特权和社会不公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