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未被终结
人类为自己已经建构了好像是自己设计的世界而自豪得意，亦为自己没能把它设计得更好而自惭形秽，现在，它就要再来一次设计了。
—哈耶克
20世纪末，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宣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构成“历史的终结”[2]。“随着东欧各国政权轰然坍塌，1989年在许多人眼里成为一个标志，老式的体制终于被扫地出门”[3]，而“历史终结论”在西方政治学领域制造了一种重要的话语环境：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最高形式，历史“终结者”可以对别国的发展道路评头论足、颐指气使。一时间，包括腐败和反腐败问题，似乎都已在西方的历史中找到了最终答案和解决方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进入了“后历史”时代；而其他还在“历史”中的发展中国家，其“历史使命”无非是模仿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模式而已。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说，历史给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人类社会的腐败高发期的历史告诉我们，西方不但不是腐败的历史“终结者”，而且还在腐败高发期的历史中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相反，腐败的历史从未被终结，铲除腐败的脚步也从未停歇。我们既应当理性地自我审视，也应当理性地彼此审视，从而发现和共享治理腐败的应有智慧。
1.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不等于反腐败的唯一道路
腐败是作为一种社会发展“问题域”而存在的。如前所述，与科举制对英、美文官制度的影响所揭示的事实相似，从全球化以来的腐败演化和腐败治理“大历史”当中，可以梳理出某种不容忽视的跨国联系。
英、美等国作为哈耶克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体系”[4]的核心国家，其在政治制度、历史传统、民众心理等方面有着极大的内生性关联，因此在治理腐败的模式上更具接近性。对此学界多有共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法国人孟德斯鸠在1748年出版了西方宪制经典《论法的精神》，英国人布莱克斯通在1765—1769年间撰写了《英格兰法律评述》。孟德斯鸠所“描述”和赞美的英国宪制“受到了一大群英国模仿者的奉承”。布莱克斯通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在《英格兰法律评述》中对孟德斯鸠的思想做了修正，为“无敌宪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对18世纪后期以及其后英国国内和国外政治思想各派别有相当不同的影响”。结果，由于“在美洲殖民地就如同在英格兰一样该评述被当作权威，因此美洲殖民者经常是通过布莱克斯通的眼睛来理解孟德斯鸠的理论的”。
英国学者维尔指出：“英国1770至1830年间的政治思想模式中，我们发现了与美国和法国相同的并且是如此重要的、混合政体理论和权力分立理论之间的互动。”[5] 这种基于“英—美互动”或者说“盎格鲁—撒克逊体系” 的政治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得到凸显和加强，替代了18世纪前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中国的位置，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影响十分广远。
今天，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是，在治理腐败的策略和路径选择方面，是否只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这个唯一的选择呢？
总体上看，与中华文化“求同尚和”的传统特色不同，“盎格鲁—撒克逊” 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更强调“分”和“异”。比如，英、美等国强调竞争性政党、竞争性选举、竞争性民主，并且将其列为战胜腐败“病毒”的“终极解药”。当然，这些国家的制度性、结构性腐败问题至今仍然无法根绝。汤因比曾指出，“西方对政治上的影响是使世界分裂”，“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的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而不是世界主义”；而“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6]。笔者亦从“传媒形态理论”出发，提出中华文化传统“易于形成‘和’‘合’的政治气候”，西方文化传统“易于引发‘分’的政治气候”[7]。
事实上，从英、美两国18、19世纪的腐败高发期来看，在英美三权分立、党派纷争的政局下，腐败处于易发高发态势，并且其金权政治、利益集团等结构性问题流弊至今。有学者专门考察了美国1815至1975年间的腐败现象，描绘出一条美国“腐败指数”曲线，显示美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段腐败高发期，1868—1876年为其腐败指数峰值期（另两段为1840年前后和1857—1861年）。此后，美国在1914年前后一度出现腐败指数0.16的最低水平，但在20世纪20年代又增至0.274，此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体处于0.2的稳定水平，美国基本上刹住了面上的腐败之风。19世纪以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所以能够蹒跚地走出腐败高发期，其根本成因不仅在于权力的分立、政党的竞争乃至舆论的开禁等政制层面，而是在由传统国家向现代“财政—军事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依靠两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容量和发展活力“对冲” 了因腐败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和严重矛盾对立，特别是为实施收入调控、税制改革、贫困救助、社会保障等“社会主义化”[8]救济措施赢得了政治运作空间。简言之，英、美两国走出腐败高发期靠的是改良式社会调控，而不是革命式政治运动。因此，我们看到英、美两国既在18—19世纪人们对腐败的特殊宽容度中收获了国家成长的特定“腐败孳息”（甚至可以称为“腐败花红”），又为自己赢得了在20世纪的某种国际道德优势和舆论强势。
但是，今天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动辄对别国的所谓“腐败政制” 横加干预，屡屡强推“休克疗法”乃至导致政权颠覆，这难免会引发有些“不怀好意”甚或是“别有用心”的联想。因为这就好比是一个才靠着走私贩私等违法犯罪手段实现了“财富自由”的大财主，衣着光鲜地对薄本微利的小业主们耳提面命地说：你们要像我那样遵守法律，才能实现创业成功的梦想！
罗伯特·达尔在现代政治研究中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即马克思曾在19世纪预言城市无产阶级和日益减少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明显冲突将会“极端化”，“但一百年后再来看，马克思似乎过于仓促地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推断遥遥无期的将来了”，因为“早在‘资产阶级’在与无产阶级冲突中被击败之前，三件事将会发生”：一是工业革命将开始转入大众消费阶段；二是工业无产阶级将成为全部劳动力中的少数；三是工人阶级领袖提出的许多要求将得到满足，占少数的工业无产阶级将“越来越不会对革命变革的战斗口号作出反映了”[9]。如果说确有什么腐败治理方面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话，其要义既不止于“宪政制度的胜利”，也不限于“西方经济的崛起”，而恰恰在于政治顶层和统治集团在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中始终保持了国家的完整、政治的传续和社会的黏合，恰恰是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大格局中完成了国家重组、政府改革和政治再造，有效规避了“推倒重来”式的流血革命。今天的世人不应忘记，美国社会“镀金时代”的实际情形是这样的：
当自由企业凝结成垄断组织和托拉斯，激进的工人们以结成“一个大工会” 作为回应—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昵称为“Wobblies”。“Wobblies” 带有救世的色彩，梦想着倾覆资本主义的大厦，建立其社会主义的千禧王国。他们的罢工运动充满了暴力色彩，包括与警察、民兵和治安团的冲突，甚至包括暗杀行动。社会正沿着阶级界限分化。[10]
其实，19世纪上半叶，法国人托克维尔在研究美国民主时就已指出：“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互相指责对方容易贪污腐化。”[11]在防治腐败的问题上，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贵族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兴民主国家都没有交出令人信服的答卷。但是，姑且不论是执政者及其团队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使然，抑或是此起彼伏的社会骚乱和革命风潮所迫，至少英、美两国在顶层治理和自我救济中没有出现苏东剧变式的国家解体和社会倾覆。这当然离不开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杰出政治家，他对垄断资本恶行和美国政治腐败所进行的强烈抨击，以及他所强势推行的国家重组式改革，正是睿智和务实的顶层自救的成功范例。人们不应忘记他曾不断大声疾呼：“大富豪的极端愚蠢、贪婪和傲慢”，“不正当的发财方法”，“加上工商业和政治中的腐败，已在公众的心目中初步产生了一场非常有害的激动和愤懑，这种情况已在社会主义宣传的大量增长中表现出来了”[12]。恰恰是由于“进步时代”的国家改革和腐败治理及时跟进，美式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做出了“自我修复”，才能够让“镀金时代”激增的“社会主义宣传”没能转化成大众普遍参与的颠覆性、革命性行动。
20世纪初，社会学家皮特里姆·索罗金为测量“社会冲突的严重性”作过开创性努力。他把自己精心设计的“动乱指标”应用于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德国、奥地利、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俄国、波兰以及整个欧洲之外，还把这些指标用于公元526年至1925年的法国历史。通过大量而艰苦的研究，索罗金得出的结论是：
在所研究的多数国家中，就平均每年发生一场重大的社会动乱而言，只有五年免于动乱。……虽然国家之间在暴力和动乱强度方面有差别，但这些差别并不大，也不是始终如一的。……指数既未显示出倾向于更大和更好地“有秩序的进步”，亦未显示倾向于与日俱增的无秩序状态的持久趋势。……动乱不仅发生于社会的衰落时期，还发生于兴旺和健康的成长时期。最重要的是价值观与关系的社会文化网络，因为当网络整体化和强有力的时候，动乱最少。[13]
可见，正如林肯在1858年所作的《分裂之家》的著名讲话中就曾强调的那样：“分裂之家不能持久。”[14]某种程度上说，腐败和动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网络”的支离破碎和国家的分崩离析。英国著名学者罗素也在《权力论》一书中指出，今人用权力视角来说明社会动力学规律时要“使其可理解的程度高于想象力受18、19两世纪支配的人所能理解的程度。那两个世纪在许多方面有它们的独特之处，而我们现在似乎在好多地方正在恢复更早时期所流行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为了理解我们的时代和它的需要，就必须理解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一种并不过分受19世纪原则支配的可能的进步”[15]。我们并不否认“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18、19两世纪崛起，然而，对腐败治理的“想象力”不应当停留在这两个世纪的人“所能理解的程度”。
或许，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带给我们的又一重要启示。(https://www.daowen.com)
2.革命的替代：300年来“盎格鲁—撒克逊”顶层治理的真实内核
2007年，美国学者迈克·巴仑（Michael Barone）出版了专著《我们的第一次革命：一场激励了美国建国之父的英国政变》（Our First Revolution： The Remarkable British Upheaval That Inspired America's Founding Fathers），认为在盎格鲁—萨克逊主义者看来，英语国家赖以成功的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法治、宗教宽容、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等，正是通过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打下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光荣革命不仅仅是英国的一场革命，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英语民族的第一次革命。巴仑在书中特别阐述了美国的1776年独立革命和光荣革命之间的直接传承关系。他认为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之所以要起来革命，正是为了要保卫光荣革命所奠定的各项权利。[16]的确，这次没流血的宫廷政变的影响是历史性的：其直接的成果（英国的强大）和间接的成果（美国的强大）合在一起，先后主导了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将近三百年之久，而且这一态势似乎仍没有彻底改变。
我们分别看一看英、美两国在各自百年强国路上的模样：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的推翻詹姆斯二世统治的非暴力政变，仅以换了一个国王的代价便完成了革命。此后，英国开始推行君主立宪制度，因此这一年堪称英国的“新世纪”元年：革命后第2年，《权力法案》奠定了君主立宪基本框架，《兵变法》基本上剥夺了国王控制军队的权力；革命后第5年，《三年法案》使议会成为限制王权的常设性立法机构；革命后第13年，《王位继承法》使议会在王位继承上发挥着决定性影响；革命后第45年，约翰·凯伊发明飞梭，拉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革命后第68年，英国开始了与法国争夺世界霸主的“七年战争”；革命后第81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使人类真正进入了机器生产时代……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权力超过君主立宪制度以及两党制度等，不仅对英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而且对欧美许多国家的政治都发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国内工业化浪潮与英国的对外扩张步伐相互推助，使英国迅速崛起。
1788年，英国人迎来了光荣革命百年。志在恢复王权的乔治三世当然不会举行任何庆祝活动，但却不情愿地迎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由于工业革命后纺织行业的生产效率迅速提高，产品大量积压，商家被迫抛售。1788年的破产事件增加近50%，棉花进口额与1787年相比下降了12%，工人大量失业，兰开夏等地的纺织工人陷于极端贫困。值得一提的是，光荣革命后的第105年，不列颠和中国发生了顶层联系。乔治三世派出的使团来到北京并带给乾隆皇帝一封书信，要求建立中英外交和贸易关系。但乾隆的回信给了他一盆兜头凉水：“正如您的大使能亲眼看到的那样，我们拥有一切东西。我根本不看重奇巧或精巧的物品，因而，不需要贵国的产品。”[17]
—正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崛起的不列颠，品尝到了政治腐败和经济凋敝的苦酒。
1876年是美国建国一百年的国庆年。5月10日，费城举办世界博览会，时任美国总统格兰特亲赴主持开幕。100年前，标志着美国诞生的《独立宣言》是在费城签署的，因此，把美国历史上的首次世界博览会放在费城可谓别有深意。这不但表明它已走出欧洲工业强国的阴影而实现了国家的崛起，而且在向世界宣布：一个美国时代即将到来。爱迪生发明的复式电报机、贝尔发明的电话等高科技产品进入世人眼帘，法国赠送给美国独立100周年的礼物、总重量达225吨的“自由女神像（Liberty Enlightening the World）也在纽约落成。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件事：一件事是美国在世博会上还展示了费城债券，作为一种“国家成就”，似乎是向世界宣示了金融资本主义“新主宰”的特殊象征。另一件事则也与中国有关。不但清政府参展世博会，而且已于4年之前向美派出了留学幼童（其中包括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华首任校长唐国安和“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等）。1876年8月25日，格兰特会见了幼童。这些“师夷长技”的孩子们或许不知道，这位总统治下的美国面临着巨大危机。
当人们回顾美国百年辉煌时，却无奈地发现：美国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在一份为百年大庆写的充满激情的祈祷书中，人们呼唤：“上帝救救我们的共和国吧！”在这段漫长的黑色年代中，“格兰特主义”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官商不分，以权谋私，上行下效，贿赂公行，物欲横流。美国资本主义乘着新的工业革命快车进入到“电气时代”，其发展速度一度达到了历史顶点，但令人遗憾的是它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和道德沦丧也几乎同时达到顶点，患上了一时间似乎难以治愈的“工业文明综合征”。
—正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的美利坚，也感受到了腐败高发和社会分化的危机。
分析研究英美两国18世纪以来的两段典型腐败高发期，应当把握住两大时间节点：
一个是经济周期，即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另一个是顶层执政周期，即乔治三世执政期间（1760—1820年）是“光荣革命”百年前后；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1869—1877年）美利坚合众国度过了建国百年纪念日。
此外，还应当看到两国遭遇到“百年一遇”的腐败高发期后，采用的都是“以内生变革替代革命”、保持社会稳定的治理路径，其最重要的策略是两条：
一是用空间换时间。即用扩大选举权、扩大社会中间层等方式提供的政治空间，为统治者赢得了持续执政的时间。即便是一直站在乔治三世对立面的政治改革倡议者柏克，也并不讳言议会改革并不是要“推倒重来”。他明确指出：“当我们进行一切变革时，我们绝不全然守旧，也不全然图新—要有足够的旧东西以保存先人的原则和政策，保存议会的法律和惯例，不致传统的链条因之断裂；同时，要从人民大众中吸取清新空气，要有足够的新东西激发我们的活力，使我们的品性能真正地呈现出来。这样，尽管总的来看，议会的构成大多数仍是旧有人员，但却有了一种新的品格，可以获得变革的益处，而不致产生无序的更张。”[18]与此对应的是，直至19世纪60年代，“在英国的2750万总人口中，约有100人拥有选举权，……但英国既不民主，也不打算实行民主”[19]。此外，统治集团着力调整税负政策，营造社会救济和社会公正的政策环境。如实行累进税制之后，在美国、大不列颠、法国等国所完成的各自独立的研究一致表明，“正是那些收入居中（modest income）的人士占据了选民的最大多数，因此他们所承受的税负最轻，而与此同时，真正承受全部税收中较大比例的税额重负者，却只是那些收入较多和那些收入较少的人士”。也就是说，一旦否弃了比例税原则，“受惠者更可能是那些拥有最强大的选举力量阶层”[20]。但即便如此，“在1918年至1926年间，美国人口中的10%占有了全部国民收入资金的1/3”[21]。
不过，这些变革还是可以避免“沉默的大多数”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揭竿而起，引发流血冲突，由此既有利于政局的稳定，也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更重要的是，改革增加了“社会温度”和“社会弹性”，使得美国社会在遇到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等“不可抗”变局时，可以保持一种总体一致性以便对抗危机。在这个可以被称为“塑型美国”的治理变革加速期中，老罗斯福与其继任者威尔逊居功至伟，他们强化了联邦政府有责任规范和控制引导国家经济和社会行为的改革理念，主动召开白宫会议并成立各种委员会，在新机构和委员会中出现大量专家和学者，推动行政机关（包括总统制的强化）朝向现代化发展，并开启了联邦机构的全新建设进程，这些都对20世纪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2]美国学者为此指出，尽管“伴随美国公司化而来的一种最深刻、最持久的矛盾”依然存在，尽管富豪资本家集团与劳工阶层的“这种紧张关系将在美国长期存在。在繁荣盛世和战争唤起爱国激情之时，它就销声匿迹。当困苦和危机降临之际，它又重新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动乱都是如此。不可否认，从第二次世界战以来，许多工人分享了公司化美国的财富，似乎也接受了这种社会的文化前提”[23]。这样的“文化接受”，无疑是赢得时间的最好帮手。
二是以责任换权力。即将混合制政府让渡为代议制政府，但在给予行政机关莫大权力的同时，加载了“福利国家”的责任。如19世纪前期英国统治阶级认识到：“如今政府的事务已经变得‘更为复杂和费力’，就必须找到一些便利的方法，以便政府的三个等级能以更大的同情和更多的相互接触来一起工作。如今在（19世纪）英国的政府制度中，‘和谐’原则是占统治地位的原则。”[24]温和渐进的变革“使英国既保留着政治腐败，又避免了较大的政治动荡”，使英国平安地度过了动荡不安的18世纪并“进入了19世纪自由主义的工业社会”。[25]通常，人们把英国19世纪以来的国家和社会转型称作是“财政—军事国家”向“福利国家”的改革。英国著名学者哈耶克认为，福利国家“是一种对个人收入实现社会化的工具”，因此已经“变成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替代物”：
尽管福利国家被认为是一种替代现已臭名昭著的直接管制生产力的方法的制度性安排，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福利国家乃是一种试图按照它所认为适当的比例和形式分配收入以实现“公正的分配”的方法，所以它事实上只是一种追求传统社会主义目标的新方法而已。[26]
尽管这些历史事实似乎被“刻意忽视”了，但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开启的变革“新瓶”，确实装了不少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和政策的“陈酒”。美国学者本杰明·沃特豪斯在研究美国商业史时发现：“进步主义者直面公司规模和经济集中的问题，……通过强调对大公司的不满和批评，进步主义者致力于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混乱世界中强加上秩序感。”[27]这个“国家进步”的过程意味着“少数人”即特权阶层的让步，也意味着“多数人”即弱势群体接纳认可新的社会“秩序感”，使得美国不致陷入类似南北战争的又一场内战，进而达成了走出腐败高发的“镀金时代”之后的新平衡。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重新定义美国”或者说重新厘清“国家责任清单”的过程。美国学者艾伦·特拉登堡在其研究“镀金时代”的专著中分析指出：“关于美国的涵义的辩论象征着关于现实的斗争，关于谁有权解释并掌握现实的斗争。……这是一个充满暴力、动乱、误解并以讽刺意味告终的过程。”[28]但不可否认，由于“新美国定义”中部分嵌套了守护公平、维护公序、保护公益等“责任内涵”，这是一个所有利益群体深度博弈但总体和平的过程，实现了以国家改革的“责任之争”代替国家革命的“武器之争”。无怪乎另一位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结合英国案例分析道：“在这个过程中，土地贵族将成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像在英格兰那样。而如果他们抗拒这一潮流，就将遭到革命和内战的扫荡。简言之，土地贵族不支持革命，就将葬身于革命之中。”[29]
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恰恰是一种“以退为进”式的折中和妥协；所谓“舍得”—顶层“不舍”，治理“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