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生活

清华人文学院有位教授常给学生布置作业，找当年亲历“文革”十年者做口述访谈。为此，也不止一次找到我，我不好回绝学生的请求，可又难以三言两语说清楚。百姓的日常生活好似流水账，没有大悲、没有大喜、没有大起、没有大落，有什么好说的呢，又从何说起呢？

民以食为天。大概六七、六八年以后，家属院开始人丁兴旺，我家也成了七口之家，吃饭就成为首屈一指的问题。每月一发工资，父亲都用半天时间，带着我们，推着车子，拿着面袋与油桶，到粮店排队买下一个月的口粮与食用油。每次从粮店回来，父亲都笑逐颜开，心满意足，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觉得这个月的大问题解决了。

我们的口粮分粗粮与细粮，细粮是白面，逢年过节才供应一点大米。白面里又分不同的精细程度。粗粮主要是玉米面，后来又有高粱面。越到后来，粗粮的比例越大，好像达到百分之七八十。最精细的白面过年才舍得买一点，回家包饺子。平时，白面一是擀面条，二是与粗粮掺杂着蒸馒头。由于粗粮占据粮油供应的主要份额，平日吃的最多的还是玉米面做的发糕、糊糊等。如果不是长年累月地吃，玉米面食物还是不错的，我就很喜欢父亲单位与母亲厂子食堂的玉米面发糕。用玉米面煮的粥也很香，可以根据口味，熬成不同浓度，都别有风味。当年食用油很有限，只能用于炒菜，还得节省着用，过年时母亲炸一盆子油果子，就很奢侈了。为了弥补食用油的不足，买肉都愿意要肥的，越肥越好，然后炼成猪油。由于供应紧张，紧缺物品还得凭票购买，如肉票、布票等。即使没有票的东西，购买时也往往限量。一次，父母亲睡觉时商量好，让我们兄弟俩第二天去排队买鱼，每人一次限量购买。

随着人口增多，油水减少，温饱问题越来越突出。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为了满足口腹之需，各方都采取了力所能及的补救措施。比如，牛羊杂碎一类过去不屑一顾的东西，后来也开始进入大家的食谱。我们家还吃过甜菜，甜咕哝哝的难下咽。当时，最普遍、最实在的还数冬储菜系列的土豆，如今土豆已被国家列为主粮，当年还是蔬菜。在没有温室大棚、物流又不便的情况下，北方冬天都得大量储备冬储菜，特别是大白菜、土豆等。为了便于储存，各家大都挖有地窖，一般家庭每个冬天总得上千斤或几千斤储存土豆，既当副食又当主食。那些年真是变着法子做土豆、吃土豆，除了炒着吃、蒸着吃、烤着吃等，还常常煮进玉米糊糊，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若干年后，听说土豆居然是“地下苹果”，营养丰富云云，玉米等杂粮也是如此。无论如何，五谷杂粮确实养人，反正我们兄弟三人都长得人高马大，一米八零上下，也与此有关吧。

吃的问题开始紧张也同人口增长有关，过去两个人的口粮变成三个人，乃至四个人吃自然紧张了。五十年代初人口不到五亿，十几年后增加了两三亿，六七十年代有句口号“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不久七亿也打不住了。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以及其他权威史传都写到，十年间除了个别年份，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工农兵大学生出身的海外学者高默波，在新中国五十周年之际，出版一部颇受关注的学术著作《高家村》，也从这个角度谈到吃饭问题，即高家村的土地、水源等自然条件基本不变的条件下，粮食产量虽然增加一倍，但人口也随之增加一倍，结果吃饭问题一直紧张。在《告别百年激进》的演讲中，温铁军提到一个类似的例子。八十年代知青回城，成为“待业青年”，社会治安一度严峻，为此企业、机关等部门吸收了大量知青。后来有人批评国有企业效率低，温铁军说原来五个人的饭，现在十个人吃，哪里是效率低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除了主食、副食等，其他供应也日渐紧张。我们院子“文革”以来人口激增，大概达到原先的一两倍。以往可以随便购买的牛奶也开始限购，主要限于婴儿、老人、病人等。即使如此，最后好像也难以保障了。于是，有的人家就出比平价高出不多的价钱，订购私人的牛奶。那时有些“小商小贩个体户”自己喂养奶牛，出售牛奶。每天一大早，他们推着车子，或用毛驴拉着车子，装着几大桶牛奶，一路发售。有的奶家守株待兔，在家售卖，客户得上门取。1970年，小弟弟出生后，我与大弟弟就常去取牛奶。如今，现代化的管理体系讲究认证、规范等，私家售卖牛奶已不可能。不过，当年牛奶的货真价实还是令人难忘，不说再也品尝不到的醇厚口味，只说每次煮完牛奶洗奶锅，锅壁上的厚厚奶油就让人头疼不已，洗干净很费劲儿。有一度，我觉得最美味的东西是牛奶放糖泡馒头，想着有朝一日吃个够。

七十年代，父亲调到自治区供销社的农业生产资料公司，负责全疆化肥农药的调拨。为此一些团场领导有时来家，不言而喻，联络感情。由于这种关系，我家便用粮票换来一些大米。大米白面现在已是家常便饭，而当年在新疆大米还很稀少，支边的南方人最难受的莫过于此。有的人可能不了解，新疆后来不仅出产大米，而且口感不亚于任何优质大米，如泰国香米。父亲借助这种关系，还为其他人家也换来大米，对南方人更是雪中送炭。

上初中后，有一年寒假，我们十几个同学一大早凑在一起，临时起意到火车南站，扒上火车，去火车西站玩。乌鲁木齐有两个火车站，南站是交通枢纽，天南地北的旅客都在这里，2014年4月30日晚七点这里曾发生一起暴力恐怖袭击案。西站是货运站，也是车库调配站。南站与西站相距约半小时的车程，按当年火车时速算大概三十公里。那天，我们如愿坐到西站，出站后但见一片无际的旷野，覆盖着银白积雪，日光灿灿，雪光凛凛，上下交汇，刺得眼睛都睁不开。一群半大小子兴高采烈，一路欢声笑语、打打闹闹，沿着公路往家走，身心自由而舒畅。但不久就遇到了大麻烦。由于临时起意，大家都未准备干粮，只有一个鸡贼家伙，外号“少白头”，出门时拿了一小包饼干，乘人不备偷偷吃了。不过，即使分给大家，也不够塞牙缝的。于是，到了中午，大家饥肠辘辘，步履维艰，到后来简直一步一捱，腿上真是觉得灌了铅似的，迈一步都非常吃力。十几个人的队伍稀稀拉拉逐渐拉开不见头尾的距离，个个有气无力，就像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傍晚时分，我终于挪到了一路公共汽车的起点站。回到家时，肚子完全饿瘪了。意外的是，那天家里中午做了米饭，给我留在锅里。我盛了一满碗，三口两口吞进肚里，又狼吞虎咽吃下第二大碗，然后才开始细嚼慢咽品尝第三碗。这是我最深刻的一次饥饿记忆。

现在年轻人可能困惑不解，为什么不买点东西吃呢？因为，一没钱，二没粮票。我上大学前，从来没有下过馆子。因此，读到《燃灯者》的一处细节，北京大学周辅成教授“文革”期间工资二百多，请小青工赵越胜下馆子，一次就花费几十元，不由感叹“老九”挺滋润的嘛！我的一个发小，母亲在饭馆工作，天天下班都用饭盒捎回一些剩菜剩饭，让我们眼红。他家附近是一处公共厕所，穿过厕所旁边的走道，就是大弟弟的小学，而小学对面有家门市铺，摆着林林总总、花花绿绿的小食品、小商品。店铺好像属于公私合营性质，不像公家店面。那时乌鲁木齐除了二道区百货商店、天山百货商店、红山百货商店等寥寥几家大商场，基本都是外面上门板的小铺面。范敬宜来清华指导的第一位研究生，原是一位小资文青，清华话剧团团长，梦想毕业后开咖啡馆，约着一二好友，荡着秋千，喝着咖啡，过着都市丽人的小日子。不久，在导师的影响下，精神气质焕然一新，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一天，师徒俩喝茶聊天，范老师提起咖啡馆的事儿说，听说你原来想开个铺子，学生回答不是铺子，是咖啡馆，老范说那也是铺子。当年乌鲁木齐大街小巷，都是一排排铺子。铺子里的东西倒是不少，就是钱少。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小商小贩，走街串巷，有卖小零食的，也有磨刀的、剃头的、炸爆米花的，不一而足。中小学门口，还有固定商贩，出售糖果、瓜子什么的，都是一两分钱的交易，一小包瓜子，几个糖果什么的，最多不过五分钱。即使“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也没有影响他们的买卖。

我家有了比较充裕的大米后，父母亲便学着做起醪糟，技术不断提高，又时好时坏。有一阵子，父亲还学着腌咸鸭蛋。把颗粒很大很粗的盐化开，和进泥巴里，包裹住一个个鸭蛋，腌上十天半月或个把月就好了。不明白为什么只腌咸鸭蛋，而不见咸鸡蛋。说到盐，当年加碘再制盐还没有普及，由于缺碘，小时候常见甲状腺肿，即俗称大脖子的人。印象里，七十年代后，院子里的叔叔们开始热衷打家具、装收音机，阿姨们则常常在一起切磋缝纫、厨艺。难忘母亲学做的粉蒸肉，好像还是跟父亲的老战友刘叔叔的妹妹学来的。刘阿姨住在西公园过去不远的工人新村，紧邻工人文化宫，当时还没有结婚，同老母亲住在一起，我们两家从我记事起，就经常走动。有一次，家里还把我放在那里玩了十来天。想起工人新村，印象中也是阳光灿烂，流水欢歌，一个个院子干干净净，比我家环境清幽多了。这些年，时见学者关注工人新村、工人文化宫等课题，赵月枝教授的一位博士生，学位论文就写工人文化宫。1966年8月到1967年2月，日本人拍摄了一部中国纪录片《黎明之国》，主要内容在东北：山海关与万里长城、美丽的松花江、哈尔滨的大字报、幸福人民公社、半耕半读学校、巡回电影放映队、偏僻地区医疗队、红卫兵长征队等。影片镜头朴素自然，表现日常生活场景尤其真切。片中有一段是沈阳的工人文化宫，包括业余文艺演出队排练《洗衣舞》，技术人员在教室里授课，说书人对着满满一屋人绘声绘色地讲革命故事等。在夜幕映衬下，工人文化宫灯火辉煌、富丽堂皇，宏伟壮观之势放在今天也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