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师生
1972年，我从小学毕业，比正常情况延误了一年。升入的乌鲁木齐市二中分初中与高中，学制都是三年。
二中有校办工厂，主要用于学生实习实践。学工、学农、学军，是当年大中小学的普遍要求。小学时，我们搞过军事训练，还要求每人回家做木制长枪，用于练习拼刺刀，我现在还记得一些拼刺的动作要领。到中学又多了投弹训练。一次，学生课间练习投弹，不小心砸着一位同学的脑壳，血流满面，赶快去校医务室包扎。1969年，九大召开之际，中苏围绕珍宝岛的军事冲突陡然升级，战争颇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我不可能知道中央疏散行动、林彪“一号命令”、苏联准备动用核武器而美国强烈反对、柯西金飞经北京差一点儿失去同周总理的磋商会面等，只记得反复宣传的“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要准备打仗。于是，从小学到中学，我们也一直不停地“深挖洞”，在校园操场下面挖防空洞。小学的防空洞很简陋，先挖出一些纵横交错的一人高的壕堑，再盖上木板，用土石块填埋起来。到了中学，水准有所提高，更安全、更精细，也更好看。我们家属院也挖过防空洞，在院子中间掏出一条深沟，两边堆起高高的土石方，一度严重影响行走。深沟挖成后同样铺上木板，再用土石方掩埋起来，深沟两头留出进出的门洞。这样的防空洞估计最多防防手榴弹。不过，对学生娃子来说，无疑又多了一个新奇去处，可以体验电影《地道战》的感觉。
为了建防空洞，一边需要挖坑掘土，运送土石，一边还得去城边的山脚搬运石板。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学生以及初中生而言，这可是要命的体力活儿，一天来回跑一趟就累趴下了。寒冬时节，还冻手冻脚，苦不堪言。这个时候，身强力壮的同学就格外出彩，令人艳羡。而当年风尚也是劳动光荣，劳工神圣，娇里娇气的“小资”柔弱做派最受鄙视。当时，班里转来一位广州的同学，操着一口如今时髦的港台腔，由于温文尔雅而常常被人戏弄。若干年后，我再见他时，虽然不无“娘娘腔”的影子，但言谈举止俨然已有塞外边民的豪放了。
与此相似，体育好的同学也是班上的骄子，即使学习一般化，只要体育方面出色，就可以一美遮百丑了，这一点倒像美国。我虽然学习上一直名列前茅，但由于体育运动笨手笨脚而自惭形秽。好在我的游泳技术高出一筹，让我多少感到一点自得。中学的体育活动很多很频繁。除了正规体育课，还有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冬季长跑、春秋两季运动会等。每次运动会都很隆重盛大，甚至在自治区体育场举行，一搞两三天，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这时候就成为发挥我宣传特长的机会了，听到自己的稿子在广播中播出，也好像运动员夺标一样。记忆深刻的还有每天上午的课间操，先做眼保健操，再集中做广播体操。下午课间再做一次眼保健操。无论作用如何，当年几乎没有近视眼，偶然有个别戴眼镜的，也是由于先天疾病。如果说是读书少的缘故，那么，我也可谓手不释卷，并且光线常常不好，有时还打着手电筒，钻在被窝里看，可我上大学时也不过一百度。小学的情况记不清了，从中学到大学，一直有广播体操。新冠肺炎流行时，憋在家里无所事事，朋友发来一套当年熟悉的广播体操，刚开始做还觉得浑身吃力，有些部位竟感酸痛，可见广播体操确有运动功效。毛泽东时代，中国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差不多翻一番，除了其他因素，最普遍、最简单、最有效也最为人称道的办法，一是大张旗鼓遍及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预防为主等治病防病体系；一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一系列运动措施，包括中小学生的眼保健操和各行各业广泛推行的广播体操。
初中的主课有语文、俄语、数理化，副课有思政、音乐、美术、体育等。俄语是改革开放前的第一大外语，无论中苏的蜜月期还是对抗期，俄语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我们的俄语老师是新疆大学毕业的，性情温顺，对调皮捣蛋的学生和行为无可奈何。我喜欢俄语的书法，粗细相间，像美术字。从小学到中学，我都负责班上的宣传栏、黑板报，涂涂画画水平一般，但也对美术字情有独钟。俄语的卷舌音很难发，许多人一直发不好。班上一位维吾尔族女生，其他功课都比较吃力，唯独俄语学得呱呱叫，每次上课老师点名发言时，她都是无人超越的佼佼者。班上还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男生，语言能力都不如她。
上思政课的是位女性老教师，有明显的南方口音，加上课程内容死板，学生自然不喜欢。看到我们不老实，她总爱说一句“恶作剧”，我们当时也不懂什么意思，只觉得她又气又恼又无奈的样子。如今，我也为人师，想起少不更事，不免默默内疚。相反，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自然生动活泼又有趣。音乐课主要是教唱歌，老师拉着手风琴，一句一句教：“东方升起金彩霞，草原盛开向阳花——唱！”体育课老师刚从体育学院毕业，还带着一丝腼腆，虽然人高马大。两位美术老师一男一女，也是刚刚入职的新老师，美丽年轻、优雅精致，看上去赏心悦目。后来感觉两人似乎在发展一种特殊关系，不知结果如何，但愿我的老师花好月圆，心想事成。
数理老师最严厉，我们都很怕。我们的化学课应该在初三，而我初二就转学回到老家，故初中两年只上了数学和物理。小学时，我的算术一直独占鳌头。上了初中，开始遇到强劲对手，经过厮杀，剩下我与一位男生暗自较劲。一次，年级组织数学竞赛，题目实在难，算得我头疼，最后还是有些题目答不出来。好在成绩公布后，我侥幸得了第一名。我们的物理课是位女老师，戴着眼镜，不苟言笑，她的课上大家噤若寒蝉。谁若是回答不上来，她的面色更冷若冰霜，可以置人死地。有一次，她在黑板上写下一道题，叫学生上去推导演算，几个学生都铩羽而归，后来叫我上去时，我已经有点魂飞魄散了。等我战战兢兢写出答案，老师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1977年恢复高考，我在内地由中文系毕业的舅舅填报了三个志愿，全是中文系。大学第一年暑假回家，约着老同学一起回母校，看望二中老师，他们都很诧异，觉得我应该学理科，怎么读了文科，当年严厉的数学老师慈眉善目，百思不解。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免遗憾，数学物理多么有趣有意思啊，而文科真是百无一用。北京大学“七七级”的老学长、原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在一次《学术月刊》的访谈中说道：“更多是种种机缘让我进了法学这行当。如果能从头来，我相信我会选择理工科，而不是文科。”我深有同感。(https://www.daowen.com)
我对物理感兴趣，想来也同广州转来的同学有关。因为，他长于理科与理科思维，成绩有时还压我一头，我的一些疑难问题，他也能帮我解开。看来南方或内地的文化氛围与教学水平，还是比我们新疆好一些。不过，他的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同我们这些边疆的“儿娃子”、“野小子”颇异其趣。他就像《红楼梦》里的秦钟，“腼腆温柔，未语面先红，怯怯羞羞，有女儿之风”。有女儿之风，在我们新疆话里有一个通行称谓——假丫头。按照新疆人的文化心理，假丫头乃是莫此为甚的奇耻大辱。谁承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伪娘堂而皇之，招摇过市。我的这位有女儿之风的广州同学，时常带来一些科普读物，图文并茂，引人入胜。我还记得一本物理读物讲到，骑车上坡走S形斜线比直上直下之所以省力，是因为斜线等于拉长了骑行路线，从而等于降低了坡度。
这里给人的启发既是物理也是哲理，既是事理也是道理，即人间正道之理。人世间、大自然、天地万物，处处体现着此类公平和谐的道理，从来没有只图便宜不费力的好事，这方面受益，那方面就受损，上坡想省力就多走路，想快一点就多费劲儿。万事万物都是同样道理，即同样的物理与哲理，包括动力与阻力、正电与负电以及能量守恒等物理学常识。马克思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阶级关系，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否也可放在这一层面理解呢？1966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首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周恩来对毛泽东提出疑惑：历来党内路线问题都说“左”倾、右倾而没有反动路线的提法。毛主席用英文解释说：开始想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为“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才决定采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这里也体现一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功业，发展进程中必然遭遇各种反作用力，不可能不流血、不流汗、不流泪，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实现了。
晚近几百年的资本主义世纪，一方面带来生产力与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一方面造成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极大耗损；一方面极大释放了人类精神世界的自由空间，一方面极大扩张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穷奢极欲、唯利是图等欲望领域。就后者而言，从洛克斯密哈耶克、卢梭康德罗尔斯等高头讲章，到自由民主人权、三权分立、私有财产、隐私保护，以及各路心灵鸡汤，如风进雨进王不可进、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便成大山之类，内在逻辑一脉相承。2020年的新冠肺炎在武汉肆虐之际，既又一次见证了大仁大义、大智大勇，也进一步暴露了个人本位的世道人心。一些人喧嚣鼓噪、怨愤喧天，说到底无非以我为中心。
总之，全面地、总体地、联系地看世界，可以说从来没有免费的早餐、午餐与晚餐，世界总是相反相成，相对相生，如同无所不在的上下、前后、曲直、明暗、是非、美丑、善恶、得失、荣辱、好坏、敌我、胜负、盈亏、阴阳等，不能光想好事，只讲一面之理。这就是矛盾论、辩证法，与之相对的是形而上学。一万年还会有矛盾、有运动，没有矛盾、没有运动，世界就归于一片死寂，也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即宇宙最高科学定律所揭示的物理与道理。中国人最懂辩证法，诸子百家往往深谙辩证法，特别是老子、易经。阴阳八卦图形象展示了万事万物的大道理，不仅相反相成，相对相生，而且互相交织，彼此包容而非泾渭分明，势不两立。拿政治来说，敌我关系如同活水流淌，始终因地、因时、因势、因人而变化，绝非天堂与地狱、天使与魔鬼一般僵化刻板，永世不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富不过三代等流行语也体现了类似辩证观念。中国人固然也讲敌我之辩，否则，搞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政治焉有不败之理，同时中国人更懂得、更善于化敌为友。正如毛主席在延安同“红小鬼”胡耀邦谈到的，政治就是把拥护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自己的人搞得少少的。古代的七擒孟获、攻心为上，现代的统一战线、一带一路等，都是典范。
上中学以后，同学开始乱起外号，平时也叫外号。我由于胖乎乎的，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匪连长”，于是叫我匪连长，后来干脆简称老匪。对此，我很恼火，谁叫也不答应，可无奈大家起哄架秧子，也只能听之任之了。有位同学总爱说别人“你还老骚呢”，后来大家就叫他老骚，他也只能认了。新疆骂人的话有“骚情”，往往并没有具体意思，只是口头禅，就像《红楼梦》里说的“小蹄子”。多年后才知道“骚情”是西北的常用语，源于男女关系。老骚的游泳技术在班上数第一，每年夏季全市在红卫兵水库举行武装泅渡比赛，他都是学校选派的代表。三国乱世英雄也有外号，骑白马的叫“张白骑”，身体矫捷的叫“张飞燕”，声音大的叫“张雷公”，眼睛大的叫“李大目”，都比我们读书郎有文化。
这些年，学生总爱提到“大长腿”什么的，起初不以为意，说的多了，不免留心。他们为什么只关心腿呢，好像亮点只在腿上。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当今的时尚，最美的地方尽在腿上，夸一个人就夸大长腿。要说大长腿，我当年的一位初中同学，才当之无愧。他擅长中长跑，运动会上一向夺冠。他那两条修长健美的大长腿，跑起来潇洒漂亮。有一次，我们一帮同学又约着坐火车去西站，不过这一次来回都坐火车。从西站回南站，车速不算很快。于是，我们撺掇他，从车厢的前门跳车，从后门再扒车上来。他是一个实诚人，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真的跳下车去，由于趔趄一下没有站稳，等回复平衡，迈步奔跑时，车厢后门的把手已经驶过。他加大步伐，拼命追赶，可惜距离越拉越大，我们眼睁睁看着他被孤零零地撂在野外，只能徒步回来了。这位大长腿同学是回族，他们家一向收拾得干干净净，床上被褥铺得整整齐齐，还熏着香。每个回族同学家里也都如此。文学家、思想家张承志在后革命时代以笔为旗，抗拒物欲横流的世道，高张中华民族“清洁的精神”，弘扬边疆民族干净、担当、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想来也与这种清净传统不无关系吧！
班上还有一位回族女生，长得挺好看，性格很温柔，像个小媳妇儿似的逆来顺受，我们欺负她心地单纯，不时搞些鬼名堂。我迄今依然不好意思的一件事，是同学们一起到她家时，我灵敏的狗鼻子，发现她家有一部《儒林外史》。借回来一看，别有风味，爱不释手。过了一段时间，她来催着还书，我不忍割舍，便用什么替换了。没想到，后来她与我们班一位男生喜结连理，终成眷属，成为中学同学中唯一的“一对儿”。男生的父亲是新疆新闻界的资深摄影记者，在同学中属于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与文化阶层。那时候玩相机不亚于今天开宝马奔驰，而这位老兄时常挎着相机，在我们面前“显摆”。不过，人家并不满足于显摆，而是子承父业，也成为摄影记者。2016年，我去新疆开会时还联系他，想约着老同学和嫂夫人聚一聚，后来由于行程变化而失之交臂。顺便提一下，当年各民族通婚现象很常见。班上的少数民族同学与汉族同学也是亲密无间，平时在一起没有任何民族意识，只有远近亲疏的朋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