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活
上世纪末，清华有位理工科校友唐前锋，擅长漫画，已在三联书店等出版了三部漫画故事，总题为“我的1968”，包括《童年》、《中学》和《我的清华》三部曲。这些作品独出心裁，以个人成长经历，勾勒了一幅普通人的当代清明上河图，多彩多姿，妙趣横生。漫画书里的许多场景，我都觉得可亲可近，历历在目，如游泳戏水、学工学农、外宾来访、露天电影等，时时勾起同样的美好回忆：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可吃的，但东西很好吃；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可玩的，但玩得很快活；那时候的阳光很灿烂，因为那里有我们的青春年华……（《生于1968·中学》）
我上小学时，有一次列队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到访乌鲁木齐。那天，我们一大早就列队前往指定地点，就在母亲酒厂附近，穿着最好的衣裤，收拾得干净整洁，手执五颜六色的纸花。等啊等啊，盼啊盼啊，等了大半天总也不来，有时风闻来了，大家赶忙站起身，排好队，紧张骚动一番，发现虚惊一场。大概半下午的时候，终于等来了仪仗车队，大家一边欢呼雀跃，一边伸着脖子，想看看真人。结果车队一晃而过，连人影都没看见。多年后，研习美国传播学，一个经典研究总让我联想到这次经历。那项研究是一对夫妇做的，想看看通过传播媒介接触事件与现场感受事件有什么不同。于是，他们利用麦克阿瑟从朝鲜战场铩羽而归，狂热的拥趸上街欢迎的机会，分派两拨研究人员，一拨在欢迎现场，一拨在电视机前。结果发现，两拨人群反应迥然。在电视机前的观众随着电视镜头推拉摇移，忽而是麦克阿瑟挥手致意的笑容，忽而是民众激动兴奋的神情，自己也不由得跟着热情高涨起来。而在现场的观众由于等了半天，本来已经有些倦怠，好不容易等来麦克阿瑟的车队，又呼啸而来，绝尘而去，还没有反应过来，事情已经结束，所以情绪普遍冷淡。此项研究也说明传播媒介的影响。正如今天沉溺于虚拟世界与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对事物往往有不同的感触与反应，前者觉得天下大乱，起坐彷徨，后者亲身感受到小区、超市、街道的寻常生活景象，怡然自得。
“文革”期间，西哈努克亲王与他美丽的夫人是我们最熟悉的外国人。通过当时各种传播媒介，报纸、广播、杂志、新闻纪录片等，他的形象家喻户晓。之前提到，当年放电影总有十来分钟加演，多是毛主席、周总理会见外宾特别是亚非拉国家元首与政要的新闻纪录片。前些年一度流行的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论，让人莫名其妙。且不说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及大多数西方国家七十年代初纷纷与中国建交，也不说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四三方案”，更不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仅看众多亚非拉领导人你方唱罢我登场地来华访问，也不明白“闭关锁国”的奇谈怪论。其实，众所周知，这套高论的潜台词是中国不该与西方对立，而应投入欧美怀抱（全然不顾冷战背景以及西方的围困），并美其名曰“国际化”（好像亚非拉不属于国际），否则就叫“闭关锁国”。
提到新闻纪录片，当年的作用就像央视的《新闻联播》，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主要直观窗口，当然各种照片、文字作品等也不可小觑。有天下午，父亲单位发了两张电影票，在二道桥百货大楼附近的“团结剧场”，也是当年有名的影剧院。我们兄弟俩兴冲冲去了，想着大饱眼福。开场自然是加演的纪录片，我们耐心等待后面的正片。不料，一部纪录片接着一部纪录片，没完没了，于是我俩看了一下午的新闻纪录片。对孩子们来说，新闻纪录片虽然不好看，但也多少培育了我们的国际意识，如同所有的教室墙壁上都挂着中国地图与世界地图上的两句话——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当时，《歌唱祖国》一曲改为《歌唱社会主义祖国》，其中第三段歌词唱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
话说回来，小孩子还是爱看故事片，打仗电影更受追捧，以至于现在看电影还先问“打不打”。“文革”前，我们一家四口周末常看电影，夏天在露天影院。那时候许多电影应该看不懂，最后的结局往往是趴在父母怀里昏昏欲睡了。等到可以看懂了，许多老片子又成为“毒草”了。“文革”期间，有两部动画片，孩子们百看不厌，一是《半夜鸡叫》，一是《红军桥》。两部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更受大人小孩的喜欢，片中列宁的警卫员、高大忠勇的工人瓦西里，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偶像，他劝妻子的话也成为经典台词：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后来，拍摄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同时解禁了《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地道战》、《地雷战》、《奇袭》、《打击侵略者》等一批老片，可看的电影越来越多。由于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关系友好，还不时引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如金日成编剧的《卖花姑娘》，以及朝鲜故事片《秘密图纸》、《摘苹果的时候》等，影片的插曲也广为流传，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曲。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的插曲也很流行：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的祖国就要获得自由解放……还有许多影片对白也广为传诵，《海岸风雷》里游击队员见面时对暗语，一个说“消灭法西斯”，另一个说“自由属于人民”，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见面语。这些影片数十年后依然不时可见，2020年央视电影频道，就重播了罗马尼亚电影《橡树，十万火急》（1974）。《父母爱情》里的“墨索里尼永远有理”、“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等台词，也都出自这些外国影片，不了解其背景，自然难以体味其妙处。
七十年代后，一方面看到的外国影片越来越多，有的是供内部批判，如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的《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军阀》等；一方面新的故事片陆续上映，《闪闪的红星》、《青松岭》、《创业》、《春苗》、《海岛女民兵》、《南海风云》（唐国强、刘晓庆的处女作）等。影片的插曲尤其脍炙人口，传唱至今。《闪闪的红星》的三首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红星歌》，都出自作曲家傅庚辰，与他为电影《地道战》谱写的《太阳出来照四方》一样，均为中国音乐的经典之作。1974年的《创业》以大庆油田与铁人精神为原型，谱写了一曲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赞歌，围绕这部影片，毛泽东、邓小平等还与“四人帮”有过一场斗争。影片插曲《满怀深情望北京》优美动听，据此谱写的器乐曲同样美轮美奂。曲作者秦咏诚，就是如今流行的《我和我的祖国》的作曲家，他的其他代表作早就流传遐迩，如《我为祖国献石油》、《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海岛女民兵》是根据黎汝清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小说是当时广为人知的作品，如同《沸腾的群山》、《艳阳天》。影片主题歌《渔家姑娘在海边》，柔美、委婉、抒情，令人耳目一新，曲作者王酩八十年代创作了不少轻歌曼舞。《南海风云》的插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同样美妙迷人，是海政文工团“二吕”的又一佳作。当代人熟悉的宋祖英，就出自海政文工团。所谓“二吕”，指作曲家吕远与歌唱家吕文科，他们珠联璧合，合作了不少名曲，包括《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吕远的《人民海军向前进》，是大阅兵中海军方阵的必备行进曲。2020年，台湾高校发生一起乌龙事件，毕业典礼上播放《人民海军向前进》。
我家附近有家电影院，步行约十分钟，旁边是露天场地，只在夏季开放。父亲单位的篮球场，也时常放映露天电影。每到这个时候，大人小孩都很兴奋，搬着小板凳早早去占位置。散场后，左邻右舍三三两两，结伴回家，一路打着手电筒，《父母爱情》与唐前锋的漫画都表现了类似情景。之所以用手电筒，是因为除大马路有照明灯，小街小巷隔几十米才可能有一盏昏黄的路灯，拐进家属区更是黢黑一片。不仅如此，为了省电，平时晚上各家各户也不大开灯，大人小孩常在星光下或坐着唠嗑，或打闹嬉戏。七十年代初，第一次用上日光灯时，觉得夜晚一下子光明透亮了。商业厅礼堂也可以放电影，看演出。记得有个周日放《节振国》，放到一半时，下面的拷贝还没有送到，大家只好等着。不料一等二等也不来，我们便怏怏回家了。如今人们常说“断片儿”，如说话卡壳、记忆临时中断等。未必知道，当年放电影确实常常出现“断片儿”，放着放着片子突然断了，于是全场亮灯，等放映员接上片子，再重新播放。
当年群众会演活动十分频繁，有一次父亲还带着我们去看了母亲参加的合唱比赛。这些演出形式多样，不拘一格，体现着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化旨趣。其中除了合唱、齐唱、独唱、群舞、独舞、独奏、合奏等歌舞，还有快板书、数来宝、三句半等曲艺，以及各种短小的舞台剧，不少是人们自己创作的，水平有限，重在参与。当然，也少不了样板戏的内容，包括清唱、剧情片段等，毕竟那是一个时代的“最强音”。中央戏剧学院年轻学者张晴滟在博士论文中，将这一影响广泛、遍及城乡的文化实践置于20世纪文化革命的演化中考察，概括了从“礼乐革命”到“革命礼乐”的进展，借用其导师汪晖教授的话说：
“礼乐”是一种动态的关系模式，是在人的行动和交往关系中形成的秩序，而“革命礼乐”致力的就是在打破旧秩序之后对于新世界、新人及其伦理/政治秩序的创造。“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或许便是对于一个革命礼乐世界的憧憬。在这个世界中，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得以实现，精英与大众的藩篱得以打破，每一个劳动者在投身生产和工作的同时，也能够成为思想者、艺术实践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在文化革命中，这一动机渗透在不同形式的尝试和实践之中，例如让普通的农民、工人、士兵和学生不但直接参与政治生活，而且担任国家领导者；又如让田间地头、车间厂矿的劳动者们与机关干部、大中学生一起“学哲学、用哲学”；如同欧洲哲学家所说，人人都成为“哲学家”的尝试不免有点儿可笑，但让哲学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其实是一个从未实现的古老理想。这或许是一次幼稚的和失败的预演，但幼稚和失败并不构成对于这一理想本身的否定。（《样板戏：文化革命及其最新形式》序）
从1966年开始，许多老歌一度不能唱了，取而代之的是样板戏。仿佛一瞬间，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李铁梅、李玉和、杨子荣、阿庆嫂等唱段。广播里更是不断播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全文刊登样板戏剧本。同时，大量的群众歌曲、创作歌曲也纷至沓来，虽然其中不免过度政治化之嫌，艺术性与审美感或有欠缺，但客观上也推动了人民大众参与新文化及其创作的热情，而不是仅仅成为所谓“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和旁观者。高默波的《高家村》一书，就写到农村社员用民间戏曲改编样板戏，登台演出的情景。《芳华》中的那些歌舞，也多为全国各种文艺会演中涌现的优秀作品。这些佳作能够大批量出现，也是由于存在一个广泛的人民参与和群众创作的基础。新闻传播研究与其一窝蜂、一边倒地执着于欧美的“文化研究”，不如脚踏实地探讨诸如此类的“大众文化”，与其乐此不疲地把论文发在欧美期刊上，不如把文章写在九百六十万广袤的、生机勃勃的大地上。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我还依稀记得当年许多普通人热情高涨地手抄各种新歌的歌谱，而且在我当年有限的旅行经历中随处可见，在车厢、在车站、在家庭、在学校，往往单张抄录，成本抄录也有。对拥有者来说，那都是他们的宝贝。也因此，当年识简谱、打拍子等非常普及，包括我母亲这样的普通工人。
1972年，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国务院文化小组发起征集优秀歌曲的活动，然后出版了一本《战地新歌》。由于反响热烈，第二年又推出《战地新歌》（续集），同样深受喜爱。于是，从1974年到1976年，相继又有《战地新歌》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从编号也可知道最初并无次第推进的计划，更不曾想到《战地新歌》如此走红。这些歌曲集有许多至今堪称经典的作品，如《浏阳河》、《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阿瓦人民唱新歌》、《乌苏里船歌》、《火车向着韶山跑》、《我爱北京天安门》、《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花腔女高音）、《雄伟的天安门》、《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红星照我去战斗》、《人民海军向前进》，等等。2011年5月2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上演了一场“难以忘记——战地新歌音乐会”。央视举办的历届青歌赛曲目、少年儿童音乐考级曲目等，也常出自战地新歌。澳门科技大学一位博士生，本科学声乐，在我的博士生课上受到启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研究《战地新歌》。这一学位论文选题得到普遍认可，她也不负所望，高水平完成这一研究，并如期毕业。
除了声乐作品，源于群众文艺活动的各种器乐作品也层出不穷，广播里经常播放，如《苗岭的早晨》、《扬鞭催马运粮忙》、《赛马》、《北京喜讯到边寨》、《帕米尔的春天》、《战台风》，等等。这些作品如同户县农民画、工农兵学哲学活动一样，既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又有专业工作者的指导和介入，形成延安以来又一次上下交汇的文化景观与高潮。即便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世界上任何新生事物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但大方向既契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追求，也是从毛主席到习主席一直倡导的方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从艺术追求看，新文化及其创作也力求古今中西交相融合，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无论是京剧现代戏，还是交响乐、芭蕾舞，都体现了这一创新追求并达到很高水平。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的一段切身感受，就颇能说明这一点：
那是八十年代末，我曾在新中国电影课上与同学一起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的本意是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笑柄、一个封建文化复活的怪胎；但我自己被震惊了，我原有的想法完全被击垮了；我看到了大交响乐队的伴奏、现代舞蹈形式、现代舞台美术、现代灯光与旋转舞台——一个如此现代的文本！
2019年春季学期，因为备课重温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无意间读到一篇网文《永恒的经典》，作者笔名“骆驼单腿蹲”，发在“舞林秘籍”。他或她显然是业内行家，对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这一新中国新文化的不朽之作，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析，自由洒脱而环环相扣，活泼生动而句句在理，也可见革命样板戏魅力之一斑：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踏歌》，说看完这支舞才知道当年为什么那么多人拼了命都想当皇帝。那么看完《红色娘子军》我是什么感受？就是连我这种人看完之后都想参加红军。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聊聊，这部舞剧为什么能够成为经典。所谓“样板戏”，什么是样板？就是因为他在各个方面都成为了标准。
首先，还是说剧本。选题，有意思。只讲战争、只讲革命也许是单调的，也许是容易雷同的。而一个被压迫的“女奴”历经苦难，不仅报了仇，还成为了一名解放全人类的战士。这个题材你放到今天也是过瘾的，这个题材你放到好莱坞去也是刺激的（这不就是东方版的《神奇女侠》吗？）。
第一个元素是“逆袭”，也就是丑小鸭变天鹅的模式，第二个元素是“非常规”，为什么至今人们还在说“花木兰”，就是因为太不寻常了（战争通常都认为是男人的游戏）。第三个元素“复仇”，这是人类永恒的一个主题，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为止《基督山伯爵》、《肖申克的救赎》等依然深得人心。第四个元素“信仰与自由”，这也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为了信仰与自由而战更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热血沸腾。
第五，当年可能没有故意的考虑，但是在事实上就形成了这个效果，那就是“性感”。制服的诱惑，美女加暴力的完美组合，在不同的年代都形成了这种也许没意识到，也许意识到了不好意思不能说出口，但是就是喜欢看，你说为什么？也许这就是艺术的偶然吧，那么多红军女战士为什么红色娘子军最性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她们穿短裤、打绑腿，为什么穿短裤？因为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海南岛，在海南岛你不穿短裤穿什么？所以，天意。
第二要说的就是舞蹈本身。芭蕾舞剧的《红色娘子军》之所以甚至超越了电影版本（今天芭蕾舞剧还在演，而电影已经鲜有人看了，就是最好的证明。）舞蹈功不可没。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是梳理一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为什么这部舞剧经典，能够给予我们未来什么启示。
我至今依然认为古典芭蕾和传统的中国文化，在属性上其实是非常冲突的，芭蕾舞是西方文化、美学乃至哲学的集大成者，例如其核心的几何构图审美、内涵的骑士精神，以及灵魂深处的基督教宗教基因，都使其具有代表性的西方血统。所以我们才会说古典芭蕾讲究“开、绷、直”。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几乎是与之完全相反的，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圆、曲、收”。
所以用芭蕾的舞蹈语汇来表达中国的古典传统意象，至今，依然是一个难题。
但《红色娘子军》是幸运的，因为信仰、革命这种题材和内容，古！今！中！外！并无不同。甚至在表达这样的主题的时候，全人类的肢体语言基本都是一样的。所以，这就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题材用西方的芭蕾舞来表达是没有违和感的。
但是今天我想要说的是除此之外，当时的这些艺术家们在如何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华融入西方肢体艺术的集大成者中的，创造性的贡献。
看完《红色娘子军》，再次看完《红色娘子军》，多次看完《红色娘子军》，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感觉，那就是——过瘾。
为什么？细想下来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这种陌生的形式（芭蕾）中始终能够感受到熟悉的支点。没错，这些熟悉的支点就是——戏曲。
创作者巧妙而幸运地找到了芭蕾和戏曲的第一个共同点——亮相，亮相，尤其是中国传统戏曲的亮相是相当精彩的，可以说是高度的凝练与抽象。
出来就这么一秒钟，用一个雕塑式的造型，这个人物的“精、气、神”就跃然舞台了。(https://www.daowen.com)
全剧第一个出场，第一个亮相，就是在黑暗的地牢中，一个穿着一身火一样红的女人，被镣铐吊在空中，而她的足尖立在地面上，只有两个动作，手举镣铐，左右两个扭头的动作，这个人物的形象就深深地印在你心里了。因为，这个女人好像一颗钉子，这个女人好像一把血红的匕首，插在黑暗的大地上。烙铁一样印在了观众的眼中、心中，她是谁？她什么性格？她会怎样？一秒钟就把观众所有的注意力和期待都调度起来了。
再比如超级经典的“常青指路”，这其实是一系列的设计，其核心就是“指路”这个主题动机，洪常青刚出场的时候的亮相以及各种动作的一个核心就是：眼望远方，也可以说他先是用眼色以及头部的方位完成了“常青指路”，同时这个主题动机的设计又赋予了这个人物代表着未来、代表着希望的内在意义。
更有意思的是，常青指路有很多造型的组合，有洪常青一个人的单人造型，有洪常青和小侦察员的双人造型，这种视觉力量的叠加累积到最后，再配合音乐的渲染，当最后洪常青、小侦察员和琼花组成那个最经典的三人造型的“常青指路”的造型的时候，你的确感受到了一种太阳即将从黑暗中喷薄而出的力量，所以也难怪，每每至此，当这个造型一出，几乎毫无悬念地观众就会鼓掌。
刚才说了亮相，说了高度抽象化，其实整个舞剧中，还有诸如人物的“脸谱化”、动作的程式化等，无不是将传统戏剧的精华予以了巧妙的应用，什么是洋为中用？什么是古为今用？《红色娘子军》给出了近乎完美的答案。
《红色娘子军》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中的经典，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是因为它作为一个综合艺术，它在各个部分都是最好的。前面我们说了剧本、说了舞蹈，那么下面我们就说说综合舞台艺术的其他部分。
在这其中第一重要的是——音乐。
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也是伟大的经典，而且和舞蹈相辅相成，互相成就。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太好听了，这种好听穿越了时代、穿越了政见、穿越了阶级，所以它能传唱至今。而在烘托气氛、放大情绪，甚至是进行心理暗示方面，《红色娘子军》剧的音乐都做到了同样的极致，所以最终能够让这部作品成为一部当之无愧的“视听”盛宴。
除去音乐，我还想说的是舞剧的其他视觉呈现部分，舞美、灯光、服装、造型，都非常克制、非常合适。
舞美和灯光就玩了一个明暗的对比，基本上就把所有的事儿都表达清楚了。旧社会是昏暗的漫漫长夜，斗争的过程是黎明前的曙光，而解放区的天真的是明亮美好得让你眼前一亮、心中一酸。没有无谓的炫技与浪费，每一步都在他该在的位置上，所以所有的配合都是舒服的，所有的配合都是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的。包括人物的服装和造型。
而服装绝不是为了设计而设计，就举一个例子，服装的色彩，前半段的“琼花”就是一身夺目的红，而洪常青刚出场是向日葵般的鹅黄，小侦察员是靛青，三个颜色放在一起就是“红黄青”经典的三原色。
而部队战士的灰军装和领导干部的灰蓝军装至今看来依然潮得一塌糊涂。更为关键的是服装与舞美灯光所营造的环境的高度和谐，形成了一种真正的、独到的美学风格。而代表坏人的黑色简单而寓意清晰，南霸天则是土豪金的，就好像电影《罪恶都市》里一样，每种颜色，背后都自有它的深意和隐含的台词。再回过头来看当今舞剧舞台上的万紫千红、花花绿绿，我常常是百思不得其大姐啊，为什么啊？啊？啊？
最后的最后，再说一句，《红色娘子军》为什么好？为什么能够成为样板？成为经典？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表演者，还是观赏者，他们都——信，都真的相信。
伟大的艺术就是在传播信仰，把不信变成信，把信变成坚信。而也只有传播信仰的艺术，才会成为伟大的艺术。
1974年，电影《杜鹃山》以及随后《磐石湾》、《审椅子》等新作问世，又把京剧现代戏推向新的高潮。《杜鹃山》更以耳目一新的创作，成为“革命现代京剧”的高峰，其中道白、唱腔、人物、服装、布景等无不精美，《无产者》、《乱云飞》等经典唱段，与如下曲目一同构成人民音乐的不朽乐章：《义勇军进行曲》（1935）、《黄河大合唱》（1938）、交响诗《嘎达梅林》（1956）、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1957）、歌剧《洪湖赤卫队》（1958）、歌舞片《阿诗玛》（1964）、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1964）、《白毛女》（1964）、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交响诗《红旗颂》（1965）、《长征组歌》（1965）、钢琴协奏曲《黄河》（1969）等。我曾分别遴选了中国音乐与西洋音乐的十部“大雅”之作，中国的曲目包括：
古曲《阳关三叠》
管弦乐曲《春江花月夜》
冼星海《黄河大合唱》
晨耕、生茂、唐诃、遇秋《长征组歌》
何占豪、陈钢《梁山伯与祝英台》
辛沪光《嘎达梅林》
吕其明《红旗颂》
舞剧《红色娘子军》
歌剧《洪湖赤卫队》
现代京剧《杜鹃山》
清华博士张晴滟在学位论文《样板戏》中写到，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随后，周总理陪他观看了《杜鹃山》。由于布迈丁是游击队出身，《杜鹃山》又契合阿尔及利亚解放历程，于是他邀请《杜鹃山》剧团赴阿演出，以庆祝该国武装革命二十周年。当年岁末，《杜鹃山》剧组赴阿访问演出，先后在三个城市演出九场，阿尔及利亚观众反响热烈。中国驻阿大使馆一等秘书回忆了当时最为精彩的一幕，张晴滟称之为“在台上台下结成了反霸权、反压迫的‘花部’共同体”：
当党代表柯湘在群众会上大声询问：“凡是给地主老财干过活的把手举起来！”台上扮演贫苦农民的演员一个接一个举起手来高声回答：“我干过！”“我也干过！”这时在台下观众席里，突然有一位阿尔及利亚观众站起来大声说：“我也干过！”全场开始愕然，随即鼓掌叫好。（严廷昌《革命样板戏〈杜鹃山〉出国演出记》）
剧中党代表柯湘的扮演者杨春霞，英姿飒爽而杨柳轻扬，正气凛然而阳光灿烂，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美的化身。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当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赛福鼎还曾遵循周总理的建议，创作改编了一部维吾尔语版的《红灯记》，在天山南北，广受少数民族群众喜爱，有的人家还围绕这部样板戏及其演出给孩子起名。我的一位维吾尔族博士生就此写过论文，还曾打算以此为题做学位论文。汪晖在西藏2007年的“三一四事件”后发表了一篇文章，进而由此形成一部三联书店付梓的著作《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也谈及类似文化问题。在他看来，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一大批边疆题材的作品，从诗歌到小说，从音乐到绘画，从新闻到电影（如草原英雄小姐妹），包括维吾尔语版《红灯记》，都隐含着中国革命的“现代性”，就像《杜鹃山》里唱的为天下劳苦人争自由、《龙江颂》里唱的为人类求解放奋斗终生。在这种“现代性”脉络中，各族人民共享同样的价值理想以及基于阶级关系而非民族关系的“身份认同”，如柯湘开导雷刚雷队长时表述的：“阶级情，海洋深，同命运，一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