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兼修，手脑并用（上）
五四新青年、民国大报人成舍我，1933年为其创办的私立“世界新闻专科学校”题写校训——德智兼修，头脑并用。我们的中学阶段可谓文理兼修，头脑并用。当年基础教育乃至民国，文理兼修乃是理所当然，不会想到一个受过基础教育的人，要么只学数理化，要么只学文史哲，分科是大学的事情。想不到后来中学文理分科一度成为常态，既误人子弟也误国误民。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日益发达，一些舞文弄墨的文人颇出风头，也受到广泛批评、质疑或嘲讽。且不论政治立场，仅就炫人耳目的“巧言”而论，文人墨客的突出问题也在于缺乏“科学思维”或“理科思维”。这种状况是否也同文理分科有关呢？
所谓文理我都喜欢，如果硬生生让我只选一样，那么无异于在父母中只选一人。我对文史的爱好始终如一。课文中的古诗文，我都喜欢，包括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读到“百川东入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更有奋发努力的劲头。“叶公好龙”、“人有亡斧者”等篇目，至今能背。1974年春天，军旅诗人张永枚的诗报告《西沙之战》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配乐诗朗诵节目反复播出。语文课上，老师就将《西沙之战》作为范文讲解，一些段落记忆犹新，如开篇先声夺人，也让我领略了汉语的音韵节奏之美：
炮声隆，战云飞，
南海在咆哮，
全世界，齐注目，
英雄的西沙群岛。
如今知道，《西沙之战》的作者张永枚是一代军旅诗人，谱写歌词的名曲《人民军队忠于党》，是历次大阅兵的必奏必唱曲目之一，仅次于军歌：“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
初中时爱听历史课，虽说任课老师非常严厉，我们都很害怕，但讲课很受欢迎，我们都爱听他讲故事，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我的文史兴趣在课堂上得到培育，在阅读中得到滋养。不过，当年阅读材料实在有限。细想起来，所谓读物一是父亲带回来的报纸、杂志；二是各种旧书刊，包括“文革”前的初高中语文历史课本、历史小丛书、中华文史活页等；三是古今中外的作品，虽然大多破破烂烂，没头没尾；四是配合政治运动的各种参考资料，除了随处可见的马列著作，还有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期间的许多文史读本，如《韩非子》、《水浒传》、中山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杨国荣教授的《中国哲学史》等。我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蒙，就是从杨国荣的著述开始的。李零教授等都曾谈到，由于批判封资修等政治运动，许多人歪打正着地普及了古文化。七十年代，为了批林批孔，组建了一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发表了不少一言九鼎的文章，还用了一系列笔名，最有名的是“梁效”（谐音北大清华“两校”）。这个小组从十来人发展到三十余人，多为两校名家，著名的有魏建功、周一良、张世英、林庚等，后来知名的汤一介、胡经之、叶朗、何芳川、田余庆、龙协涛、吴小如、陈先达等还是中青年，有人称之为“文化革命的新士”。陈先达八十年代出版了《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时年57岁，由此获得第一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并最终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镇。李书磊说过：“不少‘两报一刊’社论虽然指向错误但语言还是很锋利且有感染力的。”（《再造语言》）由于大张旗鼓学马列、学哲学，以及全国上下持续不断的理论辩论，客观上造成国人的理论素养、逻辑思维、文字水平等普遍提高，若非这种广泛的思想理论基础，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恐怕也难以为继。
当时常见的马恩著作，均为封面白底红字的单行本。如今知道1970年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希林彪之旨，联手叶群、吴法宪等，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大做文章，还搞了一个《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想在会议代表中散发，被周总理压下了。对此，明确反对设立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在陈伯达的这本“语录”上写了一大段批语，其中几句广为人知：“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庐山会议后，为了提高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免受陈伯达一类理论家误导，毛主席指示周总理搞一个马列书目。先是九本，另有五篇毛主席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主席批示说：“略多，第一次宜少。”于是，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提出：“最近，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批示：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同时开列了六本马列著作和五篇毛主席的著作，前者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选读）、《反杜林论》（选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国家与革命》（选读），广为发行。我也由此频繁接触马列文字，这翻翻，那看看，当然还远远说不上理解。与马列的书比起来，毛主席的书就好读多了。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陈晋，在《读毛泽东札记》里比较青年毛泽东和青年马克思的“异曲同工”时写道：“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文学的爱好，奠定了他们深厚的人文素养，并使他们后来都成为善于鲜明生动地表达思想观点的散文大家。无论是《共产党宣言》还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既是深刻的政治理论经典，也是生动的上乘美文。”
七十年代，书店里的新书渐渐多起来，除了浩然的《艳阳天》和“文革”中的《金光大道》，还有《沸腾的群山》、《海岛女民兵》、《西沙之战》、《李自成》等。“文革”之后，这些作品一度打入冷宫，遭到排斥，即使姚雪垠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的《李自成》也不例外，就像钢琴协奏曲《黄河》一度销声匿迹。若干年后，回归常态。拿浩然来说，学者李洁非及其《典型问题》、《典型文案》，记者陈徒手及其《人有病天知否》，均有平实的剖析。前些年，央视还播出一部电视剧《沸腾的群山》。由于家里的书不多，故三卷本《艳阳天》、《金光大道》看过多遍。《金光大道》确有过度政治化的问题，而《艳阳天》则无愧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同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名作一样，书写了新中国、新农村以及社会主义新人的风云画卷。为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推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也收录了《艳阳天》。2020年来温哥华访学，海内外知名的古诗词名家叶嘉莹教授也执教于此。七十年代初，中加建交，她申请回国，去中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接待她的是大使章文晋的夫人张颖。交谈中，张颖鉴于叶嘉莹从事文学研究，建议她回国前读读新中国的作品。当年《艳阳天》最有名，叶嘉莹就去哈佛图书馆借来三大本《艳阳天》：
开头我是抱着敷衍的态度，打算翻一翻知道了就可以了。可是我一看，它就把我给吸引住了，我不是在农村生长的，我也不熟悉农村的情况，可是我居然能看进去，而且我认真地把它看完了。《艳阳天》里写的乡村故事非常生动，语言也非常活泼，完全是生活化的，我真的是很感动。(https://www.daowen.com)
叶嘉莹回国后，结识了浩然，认为“浩然不仅有才华，还是一个相当正直的人”。陈徒手在《人有病天知否》一书里，对浩然寄予了同样的理解和同情。叶嘉莹后来为浩然的小说写了四篇文章，最长的一篇有几万字，发表在香港的《七十年代》，她还在哈佛大学发表了《艳阳天》的演讲，并为小说再版写了序言。
相对而言，我们小时候接触的外国作品较少，想来作为“毒草”，外国作品的“毒性”更大吧。记忆中涉猎的作品有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涅金》（多年后才知道译者穆旦）、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与《毁灭》、绥拉菲靡维奇的《铁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基本上都是俄苏作品，也可见苏联以及俄罗斯文化对我们一代人的影响。除了高尔基，其他作品缺乏必要的文化历史背景，加上又长又陌生的人名以及繁体字，读来吃力，也似懂非懂。而高尔基则平易近人，他的三部曲堪称现实主义人民文学的典范，内涵丰富，朴素生动，故而一读再读。也因如此，我对俄罗斯的文学、音乐、舞蹈、绘画、电影等情有独钟，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更是百听不厌。
由于我有一位大学中文系的舅舅，而他又是母亲钟爱、父亲援助的亲人，由此我获得他不断寄来或捎来的一批批有品位、有内涵的书。每次拿到新书，都如盛大节日。印象中有吴晗等主编的历史小丛书，均为“大家小书”，深入浅出，取精用宏，如《诗经》赏析。难以想象的是，还有一本六十年代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北京大学中文系主编，单本，精装，繁体字。对一个初中生来说，此书显然太难了。最难忘、最耐读的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更不用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迄今我依然觉得范文澜的通史是最好的通史读本，遗憾的是一部“未完成交响曲”，尽管其他著述也各擅胜场，如张荫麟、吕思勉、钱穆等名家的《中国通史》，特别是五卷本《中国通史》（2016），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卜宪群主编，才学识俱佳，文史哲兼备，更适合普通读者。范文澜的通史不仅内容广博、条理清晰、叙事生动，而且，更重要的是用唯物史观对纷纭复杂、乱麻一般的数千年历史第一次做出通透的分析、论述和阐发，体现了不同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新中国奠基其上的历史观与价值观。读范文澜，总觉得有一种总览千秋的开阔视野，以及元气淋漓、生气盎然的现代意识与现代眼光。就此而言，其他类似著作，如张荫麟的《中国通史》（也是未完成之作），虽然各有千秋，也不无史家洞察与哲人思考，但总是缺乏一种大气与生气，即一种纵览古今、面向未来的现代意识或曰“现代性”。范文澜的这种“特性”，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是最具生命与活力的现代性意识与现代性精神，既包括了现代资产者着眼于形式的人人生而平等，又体现了现代无产者瞩望于实质的人民当家做主，同时也是最具解释力的科学理论体系。因此，2018年我主编的《清华新闻书目导读（100种）》，还收录了范文澜的这部通史。早年读范文澜的印象大多已经漫漶了，但书中提到大将曹景宗朝堂侍宴，脱口而出的名作，却铭记在心并深感鼓舞：“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当然，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还得说三国、水浒、西游。也因此，半个世纪来，翻来覆去，不断重读，不下数十遍。如今家里也不知道有几种四大名著的不同版本，2019年寒假又买了一套精装插图的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应该算当下最佳版本吧，其中《红楼梦》作者署名改为曹雪芹与无名氏而非高鹗。于是，借机又读了三国、水浒和西游，红楼读了半部（不过访学温哥华期间重读两遍）。一生培养了十六位院士的化学家、清华校友时钧，年少时常在书包里藏着三国、水浒，一次与小伙伴打赌，把三国一百二十回的篇目、水浒一百零八将的绰号背出来。我做不到如此痴迷，但对三国、水浒同样钟爱不已。在民间，没有比三国故事更流行的了。且不说刘关张三结义的传奇故事，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单刀会》、《失空斩》，也不说《三国演义》的出神入化，更不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绝唱，仅看千百年的流行习语中就有多少三国典故：
曲有误，周郎顾；既生瑜，何生亮；说曹操，曹操到；过五关，斩六将；单刀会；走麦城；空城计；千里走单骑；大意失荆州；挥泪斩马谡；身在曹营心在汉；子龙一身都是胆；青梅煮酒论英雄；赔了夫人又折兵；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火烧连营；水淹七军；乐不思蜀；望梅止渴；三顾茅庐；锦囊妙计；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六出祁山；七擒孟获；三个臭裨将，赛过诸葛亮；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就连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开播至今，尽管各路专家使尽解数，不同讲座各领风骚，但迄今最走红的看来还属三国。即使在历代文人眼里，三国魏晋也同样别开生面，摇曳生姿，咏叹三国的诗章一直层出不穷，意味深长：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在新闻界，毛泽东以曹操、孙权、袁绍等为例，同田家英、吴冷西讲“政治家办报”以及“多谋善断”的故事，为人所知，津津乐道。一代报人、新闻教育家范敬宜，也常用成都武侯祠的那副有名对联，讲解新闻人的政治意识与社会责任：“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2020年春天访学加国，时间半年，临行前逡巡书架前，打量着带一本耐读的“闲书”，最后选中《三国志》。于是，访学期间，一边完成了本书初稿，一边读完了《三国志》。白日读经，晚间读史，怅望千秋，慨然不已。《三国志》的曹操评语，惜墨如金，言简意赅，让人不由想起毛主席与魏武帝的神交：
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与虏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军无幸胜；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将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毛泽东一生对魏武情有独钟，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由于小说戏曲三国故事等影响，历史上给魏武泼了不少脏水。毛泽东读《三国志》时说：“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实事求是看，曹操无愧一代了不起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尤其身当汉末，群雄并起，天下大乱，更显现了其非凡过人。三曹父子的文采风流同样名扬天下，而魏武横槊赋诗慷慨悲歌，更是千古一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读那篇有名的“己亥令”，最能看出胸襟与气度，不是至情至性，哪有这等正心诚意的剖白。其中对两位历史人物的心仪，尤其明心见性。一位是报燕昭王知遇之恩的乐毅，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一位是始皇帝的大公子蒙恬，父皇去世后，他掌握着三十万抗击匈奴的精锐部队，如果抗命，易如反掌，但他宁愿就戮而“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曹操《十二月己亥令》说：“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当然，人无完人，人民领袖尚且说自己功过七三开，更何况古代封建帝王。其中，欺负汉家孤儿寡母虽说事出有因，但也确实令人不忍，后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同样的报应就落在自家头上了。魏祚不永，三朝而终。武帝享年六十六，文帝四十而殁，明帝只活三十六岁，一代不如一代。不过，高贵乡公不负其称，知其不可而强为，拔剑而起，鼓噪而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即使以卵击石，也不失高贵之风，为短命的曹魏涂抹了最后一丝亮色。
读《三国志》发现，疫情是不可忽略的历史背景。仅看魏武帝、魏文帝、魏明帝的纪传，各种疫情就时有发生，大乱大疫，雪上加霜。赤壁之战常归功于火攻，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而《三国志》的简约文字却写道：“于是即当时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的王令也说：“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文帝纪》也屡屡提及疫疾，“初在东宫，疫疾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曹丕与友人的信同样感叹：“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疠疫数起，士人凋伤，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无怪乎魏文的诗章多身世之慨，“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与魏武的慷慨悲歌、壮怀激烈迥异其趣。“燕许大手笔”的初唐诗人张说，有咏叹魏武的名篇《邺都引》，千载之下，令人神往：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