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县城
前面提到，我是在农场学农期间提前返回，准备行装，离家远行。当时，对前景既有一丝憧憬，又有一丝迷茫。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我收拾起自己的书籍、无线电家什等，就等汽笛一声远行了。
从乌鲁木齐到郑州，坐了三天三夜。经过郑州转车，再沿京广线南下，到驻马店。上午离开郑州，傍晚才到驻马店，而今天高铁不过半小时的车程。舅舅去车站迎接，坐着县委书记的军用吉普车，也是全县唯一的小车。在街边饭馆吃了晚饭后，商定让我们哥俩玩几天，他先回去了。
过了两天，我俩乘坐长途汽车去正阳，早上发车中午到——现在走省际高速只需半小时，中途经过汝南县城。这些年，争相发展经济文化之际，汝南与其他几个地方还为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里而打起笔墨官司。梁祝本为传说故事，而汝南历史上却有一段真实的风流雅事。晋朝宗室汝南王有位宠妾，名叫碧玉，汝南王为她作《碧玉歌》，小家碧玉由此而来。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紧接着“红绡帐里公子情深，黄土垄中女儿命薄”，写到“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从地理方位看，驻马店、汝南和正阳，分处“7”字形的三个节点。从历史文化方面讲，汝南自古闻名。李愬雪夜袭蔡州，擒获吴元济的故事，就发生在汝南县城，这里古代属蔡国，唐代为蔡州。当时，蔡州城边有鹅鸭池，为防止吴元济察觉，李愬令士卒搅动鹅鸭，让鹅鸭声掩盖国军的行动。为此，南宋词人陈郁的《念奴娇·雪》写道：“却恨鹅鸭池边，三更半夜，误了吴元济。”快到汝南时，看到一片烟波浩渺的水域，后来得知是宿鸭湖水库，当地方言把宿鸭湖念作“蓄”鸭湖，唐山大地震前一年发生的“75·8”大洪水，曾导致这座水库溃坝。清华教授施一公一家人，当年从郑州下放汝南县的光明公社，从1969年到1972年不过三年，却成为施一公难以忘怀的少年记忆，留下许多美好的印象，以至于常说自己是驻马店人。我在正阳县满打满算三年半，从1974年秋到1978年春，点点滴滴也同样终身难忘。
正阳县城其貌不扬，同许多普通县城一样。当年从西到东有条既宽又深的大沟，把县城分为南北两片。东西南北两条主干道，在县城中心形成十字交叉。从全县地理位置看，县城也处在中心点。北边以汝河为界，连汝南，临平舆，南边有淮河，当地人称大沙河、沙河。东边有新蔡县，西边是确山县。确山的竹沟有“小延安”之称，两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李先念都在这里领导革命斗争，新四军彭雪峰部在竹沟建有根据地。1970年，名记者范长江则在确山的五七干校不幸离世。正阳西边有个京广线的小站明港，相距30公里，属于信阳地区。我们走京广线，要么去明港，要么去驻马店。老家的人赶集，有时也会涉过沙河，走几十里去信阳。
正阳东西南北的幅员均在百里有余，南北57公里，东西65公里（《正阳县志》）。北边的人把南边的人视为“蛮子”，南边的把北边的说成“侉子”。我家祖籍在最南边的沙河，后来下乡又在最北边的汝河，两地民风、饮食、习俗、口音等均有明显的差异。一县之内，十里之间，口音都不一样，真可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一县之内，县城的口音自然地位最高。同样，地区又属驻马店市的口音“字正腔圆”。后来与郑州知青接触，又发现郑州口音最受青睐。其间的政治经济背景不难理解，除了普通话，当年上海话、现在港台腔之所以吃香，都离不开“财大气粗”的背景。据新闻史学者涂鸣华考证，阮玲玉死因之一也同国语有关。当时电影逐渐进入有声电影时代，演员讲国语的“国片运动”成为潮流，而阮玲玉出身广东香山，国语一直不太好，最后一部电影《新女性》也是找人配音，这是导致她自杀的一个因素。同为影后的胡蝶，尽管也出身广东，但从小与父母奔波于京奉铁路，家里同时说北京话和广东话，所以就顺利渡过了这场普通话危机。
国语普通话虽然放之四海而皆准，天子脚下的口音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方言土语以及数不胜数的十里不同风的乡音依然生机勃勃，如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就用当地方言，不看字幕，几乎听不懂。除了一方水土一方人、到哪山唱哪歌等社会环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因为千姿百态的方言土语犹如天南海北的美味佳肴，各有各的味道儿，永远无法定于一尊。如果说普通话是清水，人人喝，天天喝，就像大宋的官话——开封话，那么，方言土语就是红茶、绿茶、普洱茶、奶茶、咖啡、饮料、啤酒、红酒等，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所谓“地方性知识”也只有用土语及其口音才能曲尽其妙，心领神会。刚到正阳时，兄弟俩还操着新疆味儿的普通话，但后来也不得不逐渐改为本地话，除了融入大家，避免孤立，也在于许多微妙的生活经验及其情感表达，只能用当地的方言土语才能言传，包括遣词用语和语音语调。有时，仅仅一个没有语义的感叹，就传达了任何雅文正声自叹弗如的意境。其实，不少方言土语正是古代的雅文正声。李白《蜀道难》开篇三个感叹词“噫吁戏”，广为人知，施蛰存认为应当标点作“噫！吁戏！”（《唐诗百话》）。我们老家表达惊叹、嗟叹、赞叹时，就常说“噫”、“噫戏”。
县委位于县城北半部，我们就入住县委大院。舅舅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名义上是县委机关的普通秘书，实际上却像县委书记常委会的“专职秘书”、“机要秘书”。作为县委机关的笔杆子，舅舅写得一笔好字、一手好文章。他应该是1967届的毕业生，由于“文革”，1968年才离校。离校后，先在部队农村锻炼两年，1970年才分配正阳县工作。根据《毛泽东年谱》1970年6月27日的记载：“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一九六九年、一九七零年、一九七一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通知说：大专院校的三届毕业生，可从今年七月份开始分配，一般于七月底前分配完毕。认真做好毕业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他们坚定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服从革命需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区，到基层去。”(https://www.daowen.com)
也因此，舅舅毕业时，要求下基层，在农村生产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类似情况在当年知识分子中很普遍、很常见，不是作秀、不是镀金，而是正心诚意与工农结合，将自己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主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汪曾祺作为右派曾经下放劳动。据子女回忆，他很少倾诉其间受到压制的痛苦，反倒经常觉得“很兴奋”，向家人“汇报他的劳动成绩。说他学会了不少农活，能赶车、锄地，还能扛麻袋”，农业工人也对他的劳动能力赞不绝口。晚年回顾这段人生经历，汪曾祺还说过：从1958到1962年，我是“一放到底”，整整四年间，我和农民一块吃，一块劳动，这才理解到中国的农民和农村，他们是自有传统、自有尊严的，真不是一般知识分子可以随便七嘴八舌地乱说的。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首任院长范敬宜，六七十年代下放偏远艰苦的农村，与当地干群结下同样情谊，得到从县委书记到父老乡亲的一致认可，最后竟以右派之身入党。虽然当年生活苦不堪言，一家人又背负沉重的政治包袱，但他不仅从未抱怨这段岁月，相反也常常谈到此番经历对他的人生意义。他最喜欢的一首歌，并常在开学典礼与毕业典礼上唱起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正是一代知识分子革命人的精神追求。一句话，就是在一种“大我”的格局之中，实现“小我”的价值，释放“小我”的生命光辉。这种人生境界与追求，也可以说具有某种神圣意味，类似宗教的献身，把有限的人生汇入无限的时空，从而实现生命的超验价值。
当年县委大院很朴素，在我看来则很新奇。大门进去，一拉溜几排平房，平房之间树荫遮蔽，绿色宜人。每排平房都是单间，不到二十平方米，每个干部分有一间，有家有口也如此，他们许多人的家属孩子都在农村，也是普通社员或基层干部。如舅母就是母亲老家的大队干部，平时在家有工作，服侍老人带孩子，隔一段进城，拆拆洗洗一番。其他干部差不多也如此，如舅舅隔壁的一位县委老秘书。平房前有砖砌的便道，便道一侧是分门别户的自来水池，各种洗洗涮涮都在这里。树荫下，台阶旁，遍布浅浅的绿苔，好似《陋室铭》写的情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大院后面有开水房，西门外有食堂。一日三餐都在食堂，伙食简单，主食有米饭、面条、馒头等，副食有豆芽、豆腐、少许荤菜等，但对我们来说，已经觉得又新鲜又可口了。
安顿下来后，舅舅给兄弟俩一人一块零花钱，这是我们第一次得到的一笔巨款。平时在家，母亲充其量给几毛钱，我买书，他买吃的。今天，一块钱跟那首儿歌里唱的“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差不多，而当年的购买力超过现在的百元大钞。一次，父母亲准备招待贵客，提前一周策划准备，张罗了一桌好吃的，才花了五块钱。那时候，县里的机关单位以及工厂企业、服务行业有一种合同工，虽然不算国家正式编制，也没有城镇户口，但对许多农村人来说已是跳出农门的机会，而这种合同工的月薪是十八块零五毛。如此看来，就大概知道当时一块钱的感觉了。我拿着一块钱，兴冲冲找到县城的新华书店。书店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以及各种政治读物，还有科学种田、农业机械、畜牧防疫、医疗卫生等科普书籍，文化读物、文学作品很少。好在舅舅是文化人、读书人，书架上的书虽然不算很多，也够我一饱眼福了。
县城有文化馆、广播站，文化馆记得设有读书室，坐在里面静静阅读的人不少。还有一家电影院与剧院，剧院兼做县豫剧团的排练场，如同北京人艺。2007年获得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的《鸡犬不宁》，讲了一家开封豫剧团在转企改制时艰难生存的故事，从一个独特视角展现了当代普通人与文化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与《钢的琴》、《我不是药神》等一样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追求。小香玉由于在影片中的出色表演，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奖，徐帆也在片中饰演了主要角色。每次看到这部影片，我就自然联想到当年的正阳县豫剧团，影片人物也都用河南方言，具体说是开封方言。对四乡八村的普通百姓来说，进县城看场戏是难得的机会和莫大的享受，他们提起县剧团的“角儿”，也如时下追星族一样如数家珍。我们跟着舅舅在剧院看过一场豫剧，剧情同《朝阳沟》类似，是一所公社高中在教育革命中，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贯彻开门办学的方针，学生们在实践中长知识，学本领，同死读书、读死书、一心成名成家的观念分道扬镳。其中一个场景，用生产劳动的情境讲三角形的稳定性。豫剧初听时，自然不太习惯，但日积月累耳濡目染也慢慢听出一些味道了。我虽然不懂戏剧，但相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民间艺术地方戏，无论是汉族的京剧、豫剧、秦腔、黄梅戏、越剧、花鼓戏、二人转、二人台、皮影戏，还是少数民族的花儿、十二木卡姆，无不具有天人合一、身心和谐的精神特质。郝杰导演的影片《美姐》（2012），就反映了西北二人台艺术在当地人民情感世界中的突出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青年学者沙垚，在清华读书期间全身心投入民间文化皮影戏研究，积十年之功的博士学位论文还获得清华大学优秀论文一等奖。遗憾的是，我在县剧团看完那场豫剧不久，一场意外大火就把剧院烧得精光。那天晚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听到外面人声嘈杂，纷纷攘攘，起来后看到不远处火光冲天，映红夜空。当年县里没有消防队，待临县以及地区消防车赶来时，剧院已经化为断垣残壁。
作为古楚国的地盘，正阳处于华北平原与江汉平原交汇处，平畴无际，沃野千里，阡陌交通，屋舍俨然，平均海拔不足百米，陶渊明笔下的田园风光历历在目：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里，鸡鸣桑树颠。正阳是个农业县，以小麦为主，南边靠近淮河一带也出产水稻。有时雨水连绵，沟汊池塘涨满水，望去一片泽国。有捕鱼者，肩上扛着鱼鹰，拉着渔网，记得还有类似印第安的独木舟，神情肃穆，默不作声，围观者无不好奇。
我在正阳的几年，正赶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之际。全县上下一派大干快上的热气蒸腾气象，县政府的主要行政部门叫生产指挥部，负责人叫指挥长、副指挥长，俨然一派排兵布阵的战斗姿态。按照《正阳县志》记载，正阳县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同全国一样，集中在新中国前三十年：“50年代以修整河堤为主，关好‘大门’；60年代以除涝为主；70年代以兴建水利设施为主……长期危害正阳的涝灾基本得到解决。”那些年，除了夏收夏种、秋收秋种等一年四季最忙时节，冬春农田水利建设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各处可见平整土地、疏浚沟渠、兴修水利的阵势，红旗飘飘，喇叭声声，轰轰隆隆，热热闹闹。县里干部也常年仆仆风尘，骑着自行车深入各公社、各工地。自行车当年不仅是常备交通工具，而且也是一种身份象征，如同现在私家车。谁若骑一辆新车好车，一路上都觉得风光，就像如今开着奔驰。
当年如果有奔驰，也无好路可驰骋。县城去往四面八方的公社虽有公路，还有一天一趟的班车，但多是土路。这种公路遇到下雨天、连阴天，就成为一条烂泥路了，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坑坑洼洼很吃力。这个时候，最好的交通工具是拖拉机，前面两个小轮，后面两个大轮，胎痕又粗又深。遇到特殊情况甚至得用履带式拖拉机。舅舅在公社做书记时，操劳过度，一次久病不愈，最后高烧不退，不得不连夜转送县医院，当时道路泥泞，先用担架抬着走了几十里，再换乘拖拉机。经过拖拉机或汽车碾压的烂泥路，路面横七竖八，纵横交错，走起来更吃力。有一次雨过天晴，我想骑车去临近的平舆县城看看，东汉末年主持“汝南月旦评”的许劭许靖兄弟就是平舆人，许劭评曹操的“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尤其著名，结果拼命骑了一段，还是无奈放弃了。一次，外公患病，住进公社医院，也碰到这种天气和路况，班车不通，舅舅便让我跟学校请个假，徒步回去送药。吃完午饭从县城出发，六十里路紧赶慢赶，走了七八个小时，天黑前才赶到。那是我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