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中学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三十多年来已经看过三遍（第一遍是从广播节目中收听的）。作品中不少篇幅讲到县城中学的情景，想来也包含着他个人的生活经历。看到作品人物、场景、氛围、气息等，我都觉得心有戚戚，感同身受。我的县城中学，路面也是晴日一层土，雨天一地泥。我初到正阳，先在县城中学，大约一年后，由于舅舅外放公社书记，又随着转学到公社中学。无论县城中学，还是公社中学，雨雪天看到有的老师往往脚蹬一双木头鞋，类似日本的木屐，鞋底有一拳高，走起来很笨重，好处是鞋袜不沾泥。“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里说的不知是不是这种鞋。
县中一年，难忘我的班主任。在教育革命探索中，各地学制不尽相同。新疆初中三年，河南两年。于是，我在初三转学过来后，就上了高一。其他功课还问题不大，最要命的是化学。新疆初三才开化学课，这里初二就开了，到高一时同班同学已经学了一年化学。这种情况下，我需要一边稀里糊涂跟着当下的教学进度，一边尽快把过去一年的功课补上来。如果是其他功课还好办，而化学是何等高精尖的东西。我只能硬着头皮，一点点自己啃。实在不懂了再去问老师，而化学老师就是班主任。即使如此，落下的功课太多，我再怎么勤奋努力也难免磕磕碰碰。正因如此，数理化三科，我的化学最差劲儿，勉强算及格水平。后来去了公社中学，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干脆放弃不学了。从这番经历中，我深切体会转学对孩子学业的影响。我的博士导师方汉奇生于1926年，中小学都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度过，随着父母颠沛流离，转了多次学。为此，先生一边痛恨日本鬼子，一边总觉得自己的基础教育底子不完善、不牢固。
1974年，京剧《杜鹃山》的影片上映，风靡全国，我也异常着迷，连唱腔带道白，从头到尾可以一字不落背下来。在县城中学不久，逢到一次节庆，师生举办文艺演出。当日的其他节目都淡忘了，只记得一位女生上台清唱了一曲《杜鹃山》，柯湘的《家住安源》，台风端严，唱腔纯正，一派大家之风，让我既对女生也对看似土气的县中顿生好感。数十年来，那一幕灵动的情景如梦如幻，若隐若现。回想起来，这位女同学也属神仙一流人品，而今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1978年春节前夕，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去县城办手续，置行装，会同学朋友，还去县中，看望老师。2013年，父亲过世，兄弟三人陪母亲回老家过年，又去县中。三十五年过去了，当年老师同学，早已风飘云散，天各一方，而今学生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当年县中，现称一高，县里又建一所二高。根据《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20）》：县中的孩子是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叠加之后的一端，在以追求优质教育为名的教育改革中，他们成为被忽视的群体。这些学生或深或浅也意识到，只要经济不平等不断加剧，即便社会仍有流动性，出身优越的孩子还是可以遥遥领先于出身卑微者。
当年，“派性”问题困扰各方，时隐时现一直得不到根本解决，有时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如列车晚点屡见不鲜。邓小平复出后，大力整顿国民经济秩序也与此有关。那时，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往往分成两大派别，明争暗斗，势如水火，转日回天不相让，专权判不容萧相。1967年夏，毛主席在离我们老家不远的武汉，针对当地两大组织的问题，发表了一番有名的讲话，并以最新指示闻名全国：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话虽这么说，但“势不两立”的派性问题始终困扰着“文革”十年。1970年12月，毛主席会见斯诺时也谈到这个问题：(https://www.daowen.com)
全面内战，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
邓小平复出后，相继当选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1975年年初，四届人大刚刚闭幕，邓小平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两项工作，一是整顿，二是备战，而整顿的核心是派性问题。他说，“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闹派性的军队非调走不可”，“所有闹派性的人一律调走”。连一向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部队尚且如此，地方的派性问题就更是可想而知了。这个问题在河南同样突出，也许更为突出，即使我们少不更事也能隐约感到。
父亲兄长的二儿子，我们的一位叔伯兄弟，就与舅舅属于两个对立派别。“文革”爆发时，这位堂哥正在县中读书，响应号召，揭竿而起，成为全县响当当的人物，跟路遥的情况相似。我们转学回去时，他已是地委委员，并在临县一个公社担任党委书记，少年得志，春风得意。父亲出差回正阳，他们有时也会聚一聚，包括舅舅。舅舅是堂哥的县中同学，比他高几届，大学期间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八·二四”。同样是造反派，两个人当时却属对立的派别，突出表现在对时任县委书记的态度上，舅舅力挺，而堂哥则视若寇仇。我们兄弟俩自然站在舅舅一边，见到堂哥还同他理论。其实，辩论双方包括当年派性双方，用的是同样的理论、话语、逻辑以及文辞等，但不知为什么死活说不到一起。更何况，舅舅与堂哥都是根正苗红的造反派，无不觉得“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对此，我到现在也想不通。莫非真如毛主席引用陈独秀的话所言，“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堂哥与舅舅虽然同为当地的风云人物，但两人的行为表现却颇为不同。一个谦逊，一个倨傲；一个内敛，一个张扬；一个温文尔雅，一个飞扬跋扈；一个如林冲，一个像李逵。不过，堂哥对舅舅还是执晚辈礼，态度也算恭顺。不久，舅舅出任公社书记，两人的实职也一样了。同样，“文革”后，两人都一撸到底。舅舅只保留党籍和公职，连妻儿老小的城镇户口也取消了，备尝世态炎凉。后来，他凭着自己的品性、才干、口碑，又一步步站起来，最后在县领导职位上退休。退休前后，借助省城的同学关系，还为县里建起一座淮河大桥，由大林镇通罗山县，从此正阳去信阳再不必撑船摆渡，涉水过河了。堂哥“文革”后被撤销职务并被判刑，出狱后回到故乡，不久郁郁而终。
1978年，我刚考入郑州大学，一位校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校长也是造反派，并出自我们中文系，记得还在主席台上给我们讲过话。一天，突然集合，全校师生又聚集在大操场开会，宣布对他的逮捕令。同审判“四人帮”一样，他作为地方上的“三种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造反起家的人），被判刑入狱。多年后刑满释放，赶上市场经济大潮，于是下海经商，赚得钵满盆满，如同类似遭遇的张铁生。有年春节，他自撰对联，上联“毛主席叫造反咱造反造反有理”，下联“邓小平让致富咱致富致富光荣”，横批“永远跟党走”。
放眼古今，无论成王，还是败寇，既有正大光明的君子，也有蝇营狗苟的小人。好在中华五千年，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风雨雨，始终不乏鲁迅先生说的“脊梁”：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饰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