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冻公社
我们兄弟俩1974年回到原籍正阳县，1975年又到了寒冻公社。几年间，从省城到县城，从县城到公社，中学毕业又下放插队到大队、生产队，一步步走向基层，也一点点接触国情。
中国的行政区划好像有个特点，省区名称覆盖全省全区，而省区的治所则别有他名，如河南省的治所即省会原在开封，后在郑州。省以下的行政区，无论秦汉的郡县还是现代的市、县、乡等，区划的名称也是治所的名称。如驻马店地区即今天驻马店市，既是全区全市的名称，也是治所的名称。同样，正阳既指正阳县，也指县城。当年寒冻公社（现称寒冻乡）也是如此，提起寒冻，既指公社所辖的整个行政区域，也指公社的治所。而公社或乡的治所往往都是当地的主要集市，如寒冻就是正阳的四大集市之一。
若把正阳看作中国，那么寒冻就位于黑龙江的位置，“寒冻”一名也与这一方位巧合。黑龙江的省会靠着松花江，也是中俄的国境线。寒冻的治所靠着汝河，而汝河也是正阳县与平舆县的界河。1975年8月的那场特大洪水，使汝河闻名一时。当年寒冻公社有十几个生产大队，也就是现在的行政村。每个大队又有十几个不等的小队，即现在的自然村，小队又有生产组。按照六十年代初制定的人民公社条例，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原则，三级指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基础则指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换句话说，生产队的劳动所得为队里社员所有，大队和公社不得随意调拨挪用。这是纠正五十年代“一平二调”、“共产风”，稳定人民公社制度的一项国策。即使六七十年代动荡时期，这一国策也得到毛泽东、党中央的三令五申。
除十几个大队，公社还直接管辖有供销社、信用社、粮库、医院、饭店、书店、百货门市铺、林场、农机站、兽医站、邮政局等。林场每年桃子下来时，会给公社机关送一些品尝。桃子又大、又甜、又鲜、又软，真正的原生态，一次弟弟吃得跑肚子。公社机关则有办公室、广播站、武装部、食堂等。公社领导有书记和副书记，还有生产指挥长、副指挥长，以及妇联主任和副主任、武装部部长和副部长，等等。除此之外，就是几位专干，如青年助理、民事助理、团委书记、财务助理等，均为一人。整个机关的干部编制大概十几人，老百姓称之为“吃食品粮的”，也就是有城镇户口。不吃商品粮的则是临时工、合同工，如炊事员、广播员、电话总机接线员等。
有意思的是，当年公社都有一个通讯员，如同革命战争年代跟随首长的通信员，一些上传下达的重要信息都靠他们。记得公社通讯员常常骑上自行车，或去公社直属部门，或去县城，有时也可能在十几个大队跑一圈儿，挺辛苦的。我们在的时候，公社通讯员是一位“公子哥”，父亲是地区领导，厅局级高干，比他大几岁的夫人吃商品粮，在公社门市铺，而他本人却没有城镇户口，属于临时工或合同工。当年，公社干部以及县里、地区或省上的干部多是土改干部，一身“土气”，还与乡土联系密切，自家也多在农村，除了本人在“公家”吃商品粮。像寒冻公社当时的妇联主任是国家干部，而丈夫带着孩子都在生产队。这种情况在县域干部中尤为普遍。另外，无论公社领导，还是普通干部，长年累月都在各自蹲点的大队、生产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公社只是回来开会办事歇歇脚的寓所。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也是他们长年累月的生活状态。我甚至觉得，他们许多人好像更愿意待在基层，那里才是他们自由自在、如鱼得水的家园。也因此，公社机关往常没有什么人，静悄悄的。常在公社机关的只有办公室主任、财政助理、民事助理等。
办公室是公社的核心部门，办公室秘书如同“大内总管”，公社唯一的一部手摇电话，就放在办公室。打电话时，先得拨通邮政所的总机，再由总机转到县里或各大队、公社直属部门等。总机白天有一人值班，坐在一排老式的电话分线机前，拔下这个，插上那个，如今只在影视中才能看到那种场景。范敬宜“文革”后重操新闻旧业，写下一篇有名的报道，以睡出来的新闻而闻名。说的是人民公社时期，公社干部忙得七上八下，办公室电话此起彼伏，包产到户以后，生产活动都由农民自己操心，公社干部一下子清静下来。一次，他下乡采访，在一个公社办公室住了两天，没有听到电话响。
现在想来不可思议的是，当年公社没有公安人员，也没有派出所。原因想来在于社会秩序总体良好，各类案件很少发生。我在寒冻两年多，没有听说一起刑事案件，偶然有些民事纠纷，一般都由民事助理处理。如一起“爬灰”事件记忆尤深，因为这等事情太反常。分管治安的民事助理倒是配有枪。1976年春节期间，有天晚上获悉有人聚众赌博，他便带人去查抄，我也好奇跟着一起去。众人摸到一间民房附近，悄悄分散，包围上来，像侦查员抓舌头似的。黑暗中，突然听到枪响，随着一片大呼小叫，但见众人蜂拥而上，破门而入，屋里的油灯已经吹灭，漆黑一团。公社干部打着手电筒，看到一屋子人，满脸惊恐。然而，搜了半天，也没有搜出多少赌资，押了几个人到公社，后来也不了了之。听民事助理说，这些家伙很狡猾，听到动静，早把钱款转移了。还有一次，县公安局转来一封“里通外国”的信件，让民事助理追查。大概什么人偷听“敌台”，给敌方写信，被公安部门截获。民事助理根据邮戳等蛛丝马迹，大致确定排查范围，确定怀疑对象，再想法弄到嫌疑人的笔迹，进行比对。找来找去，比对半天，都是似是而非、模棱两可，最后也不了了之。
2019年播出一部电视剧《因法之名》，粗制滥造兼软性广告，虽然立意在于宣传依法治国、疑罪从无等，但整出一对父子相隔二十来年的离谱命案：父亲杀妻子，儿子杀妻子。不说这些荒诞故事，只说剧中又莫名其妙插曲插入一段无甚关系的情节，一位老人无辜蒙受强奸罪名，而这一案件为“文革革委会”胡抓乱判。此类情节在流行的文艺作品中如同家常便饭，为了反衬当下一片光明，便把当年说得一塌糊涂，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有点头脑的人都明白，类似冤案及其错判，任何时代都在所难免，包括古典的《基督山伯爵》和当代的《肖申克的救赎》。前些年还爆出几桩轰动全国的命案错判，由于真凶落网，多年沉冤才得昭雪。2020年8月，被判死缓并羁押9778天后，江西省高院对1993年张玉环故意杀童案改判无罪。“文革”初期固然天下大乱（革委会是秩序回复的标志），但并非经年累月“无法无天”，大事小事“胡作非为”。就拿上述两件寒冻案来说，最后都以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而当时寒冻公社的政府组织也是“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针对洪子诚教授新作《中国文学史1949—1989》的一篇书评，也适用于上述流行叙事流行语：“很少有作者能贴着历史讲述历史。贴着历史讲述，并非不知道什么是意识形态，也并非没有个人审美阅读，甚至他需要更深厚的审美阅读功力，才能穿越意识形态的迷雾，把历史的骨骼洗刷出来。”
当年公社团委书记很年轻，有点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样子。他同我的那位反对县委书记的堂兄倒是一派，故同舅舅也不怎么对付。时不时还跑到地委串联活动。好像公社党委后来以不好好工作为由，对他进行了处分。当时，公社也有派性问题，但感觉不严重，也同舅舅为人正派、处事公道，有文化、有修养不无关系。他就任后，与班子研究决定建一个砖窑。当年一穷二白，除了一腔热情，两只粗手，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白手起家的大寨就是样板。为了建砖窑，公社党委一班人带着各队组成的架子车运输队，浩浩荡荡，徒步一百多里，前后用了大概一周时间，从外地运回砖窑的原料。当时，他也拉着一辆架子车，与干部群众一起风餐露宿，一路同行。(https://www.daowen.com)
公社还有一个电影放映组，两三个人，应该均属临时工性质。其中一个小伙子是一位副书记的儿子，我们在一起玩得挺熟。副书记的家也在农村生产队，后来他的另一个儿子从部队复员，好像安排在县酒厂，比他弟弟好一些，属于“亦工亦农”性质。尽管他只当了几年兵，但明显感觉见多识广，谈吐不凡。解放军是所大学校，无论当年，还是现在，都名不虚传，从这所大学校里走出来的各路人才更是灿若群星。电影放映组平时都在乡下转悠，拉着架子车，一应设备都在车上。记得《洪湖赤卫队》重新放映后，我已作为知青插队落户，在一个大队看过后，意犹未尽，第二天跟着电影放映组，跑到下一个大队又看一遍。第一次看《甲午风云》也是如此。这一次是在县城电影院，看完之后，悲愤填膺，又接着第二场看了一遍。影片中，邓世昌面对李鸿章与列强大义凛然，逐一驳斥日本公使的道白，器宇轩昂，掷地有声，我还禁不住背了下来：
尊敬的罗皮尔先生，难道我大清保卫自己的江山是“轻举妄动”，难道我北洋水师出海抗击倭寇的侵略是“惹是生非”，难道倭寇的卑鄙偷袭不宣而战反而是我大清在“恣意挑衅”，难道我们只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你们才好说话！简直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
影片虽然是艺术创作，但反映的历史事实与是非曲直却毋庸置疑。然而，随着“文革”后反思历史的潮流，虚无主义也一浪高过一浪，一个个大是大非问题无不颠三倒四，不仅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线建设、“翻身农奴”等都被曲里拐弯地质疑与否定，而且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也俨然淡出，银屏满目尽是国军，包括身着国军服的“共军”，至于太平天国义和团更是“反人类”、“反文明”，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些社会政治思潮或事件，无非是《甲午风云》中列强说辞的再版——轻举妄动、惹是生非、恣意挑衅等。毛泽东就义和团写下的一段批语，今天看来依然是对此类“反动”思潮的有力回应：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公社大院有足球场大小，中间有个池塘，被一条道路一分为二，有时人们也在池塘里洗洗涮涮。院子里的几排平房，多是干部的寓所，少量是公务活动的空间，如办公室、会议室、广播站、总机、食堂等。团委书记、民事助理、财务助理的办公室，也兼做寓所。食堂开饭以敲钟为号，钟声响起，人们拿着碗筷陆陆续续会集食堂。除个别人打了饭，回去吃，许多人都蹲在食堂外面的地上，边吃边聊。食堂外面有口井，洗衣服也在这里打水。食堂大师傅是一位老人，说话诙谐风趣，一次，妇联主任的小儿子在伙房乱窜，不小心撞入他的怀中，他脱口说道：“看你慌得跟去投胎一样。”他家在寒冻西北三五里的小王楼。抗战时期，小王楼发生一起惨祸，国军游击队在此伏击日寇，击毙一人，于是，鬼子调来两千人马，对小王楼实施疯狂报复。我还记得当地一首民谣：“二月二，龙抬头，大炮对准小王楼。先打瓦，后打楼，打得十八家绝户头。”根据《正阳县志》，此次浩劫，除游击队阵亡二百多人，全军覆灭，队长被俘，小王楼二百八十多人中，死于日寇屠刀下的有二百多人，十二户人家更被杀绝，三十多名妇女先被蹂躏，后遭火焚，“整个村寨鲜血横流，尸首遍地”。
从县城到寒冻约六十里。当年寒冻公社没有一条柏油路，都是乡间土路。大路的两旁林荫多一些，小路上只有稀稀疏疏的树木。1975年，舅舅受命寒冻公社书记时，赶上春雨连绵，班车不通，为尽快到任，他与通讯员挽起裤头，踏着泥泞，走便道去了寒冻。那时候，最便利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社队干部以及有头有脸的人家都是骑车出行。后来，公社有了一台四轮拖拉机，可以拉货，偶然也当“坐骑”，犹如县委书记的军用吉普。离公社驻地十来里，有一片水库。水库里养着鱼，有时给公社食堂送来几条，就可以改善一下伙食。兴之所至，我们会骑车去水库游泳，当年游泳是游手好闲的游戏，劳动者哪儿有空闲、有闲情，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和小伙伴。伙伴多是公社各部门吃商品粮的“贵公子”，天不怕，地不怕，爬高上低，胆大妄为，跟大弟弟尤其投缘，一天到晚“横行乡里”。其中有个公社副书记的儿子，更是当地出了名的“衙内”，父亲脾气暴躁，没少揍他，可依然挡不住这小子“胡作非为”。其实，所谓胡作非为、横行乡里，只是老实巴交的乡民印象，或者说公众舆论，实际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既不打人也不伤人，更不偷鸡摸狗，只不过看起来胆子大，混不吝，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又不好好上学读书，跟老实本分的乡人做派大相径庭，故被视为异类。
舅舅上任不久，我们也随着转学过来。他在公社一排平房里分有一套两间的寓所，他住里间，我俩住外间。外间有个水缸，盛着打来的井水，平时就用水瓢舀着喝。公社大院不像县委大院有开水供应，舅舅爱喝茶，就只能靠伙房烧点开水。我们的寓所位于平房的西端，中间隔着会议室，与东端的办公室主任房间相对。所以，舅舅开会，接电话很方便。另外，不怕露丑，我们晚间也就在西山墙处方便，不可能摸黑再到院子后面的公共厕所。
刚到寒冻，适逢盛夏，也是回内地的第一个夏季，让我充分领教了暑热蒸腾的煎熬滋味。新疆冬暖夏凉，夏天再热，也是干热，并不难受，而且，在阴凉地儿，或到晚上，也都凉快了，故夏天也盖被子。而老家靠近江淮，离火炉武汉不远，夏天又热又闷，充天塞地，无处躲，无处藏，一天到晚，汗流浃背，每时每刻，如蒸桑拿。本地人从小到大习惯了，我们猛不丁儿遇到这种气候，真是难受万分，要死不活。元朝、清朝等都城以及行宫都在塞上，也与气候有关，塞外的游牧民族哪里受得了这种滋味。1975年我来内地的第一个夏天，就是在一种相对于冬眠的“夏眠”状态中熬过来的，白天黑夜许多时候都在床上躺着，很少吃喝，更少活动，只是煎熬着、等待着、巴望着，想着要命的夏天快点过去。日前，中华书局出版了一部《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行记》，会集了全国十位青年学者利用暑期，从中岳嵩山到古都洛阳，开展的一次文化之旅及其纪行，其中每每提到此行的溽暑酷热，由此也可想见更靠江淮的豫南夏日。
数十年后，故地重游，当年的公社大院已经不复存在，新的乡政府小院自然今非昔比，自来水、卫生间、二层楼、小花坛等，迥异于原来土里土气的公社机关。据曹锦清教授以豫南调研为基础的名作《黄河边的中国》（2000），当时县乡党政群人数，已是1983年公社制改乡镇制的三倍。同时，从上世纪末的新闻报道、文学作品中得知，如今乡镇干部往往家在县城，白天开车上班，晚上回到县城，或者平时在乡镇，周末回城里，也同当年情况迥然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