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高中

寒冻除了各大队有小学、初中，还有一所公社驻地的高中。我们兄弟俩从县城中学就转入这所高中，学生大多住校，隔一段回家背些口粮，就像路遥作品里的情景。在这里，我俩没有怎么上课，一方面由于三番两次转学，弄得上气不接下气；一方面由于无人管束，一来二去就给自己放羊了。好在我坚持自学，故恢复高考第一年就考上大学。而贪玩的大弟弟第一年落榜，第二年考上师专，但为了当兵还是放弃了。

寒冻高中有位语文老师很有水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当年大学生何等稀缺，而如此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能在基层中学任教，也可见一种普遍的时代现象。他和舅舅在精神上比较投缘，都算是当地的高级知识分子。我的一篇作文还得到他的首肯，在全班宣读，让我受宠若惊。“文革”后，天翻地覆，舅舅一度一落千丈，他则在干部知识化背景下得到提拔重用，一步步做到县领导。后来他们都成为县领导，关系就更近了。不知道他们把酒话当年，会有怎样的人生感慨。2013年，随母亲回正阳，还去看了我的语文老师，退休在家含饴弄孙。

寒冻高中的同学有两位最难忘。一位农家子弟，质朴憨厚，身体魁梧。恢复高考时，我们曾经一起复习，一天晚上，我看书困了，先睡了，提醒他睡前记着吹灭蜡烛。没想到，睡梦中猛地惊醒，迷迷瞪瞪看到眼前一片火光，他正上蹿下跳，用手拼命把着火的蚊帐往下扒拉，火苗一旦蹿上去，上面是玉米秆等搭起的屋顶，后果不堪设想。慌乱中我跑到外屋，用脸盆从水缸里盛上水，进进出出扑火，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扑灭了。事后发现，同学的双手被火灼伤，第二天在公社医院做了包扎，十天半月才痊愈。事后我们都觉得后怕，万一大火失控，别的先不说，我们说不定也把小命交代了。这是1977年的事情。再早十年，我还在新疆，有一次回老家，跟着村里的儿童去放牛。那天，淫雨霏霏，地上湿滑。在村外半里外的一个池塘边，我拿着柳条打水玩，不料哧溜一下，滑进池塘。池塘水深没顶，我越扑腾，身子越往池塘中心滑去。想起来，当时并没有什么恐怖感觉，只是本能扑腾。也许，那时还小，不知道水火无情，也不清楚死亡后果。后来，看到远远一群人从村里飞跑而来，一个叫“黑脸”的近门舅舅最先赶到，跃入池塘，把我救出。当时，他十几岁，比我大一点。而岸上一位近邻放牛娃，眼看着我挣扎，没有任何施救。三岁看老，救我的舅舅始终很仁义，尊老爱幼，孝顺母亲；而见死不救的近邻，后来听说依然是处处精打细算，就像《艳阳天》里的富裕中农“弯弯绕”。

另一位同学关系更密切。他母亲是吃商品粮的公办教师。当年还有不吃商品粮的民办教师，路遥及其作品的主人公就是民办教师。高中毕业，我与这位同学一起下乡，后来又一同进入“工作队”，类似现在进村入户的扶贫干部，虽然不是国家干部，但也开始拿月薪。本来，我们还是同一批发展的知青党员，但舅舅为了避嫌，把我压下了。由于我接着上大学，错过机会，而他刚刚成年就入党了。然后，我们又一起在郑州上学，他读财会中专，毕业后分配到省会商业部门。他一向头脑灵活，大眼睛，滴溜溜，恨不得有一万个主意。九十年代下海经商，做了“成功人士”。无论多么成功，他对我舅舅始终心存感恩，有情有义。

我在正阳中学读了一年，在寒冻高中又读了一年，直至1976年毕业。虽然两年高中的课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读书学习并未放松，只是顺着自己的兴趣，看看这个，学学那个，还是不无收获。其中，一是读书，一是无线电，获益最大。寒冻期间，读书条件和环境远不如县城，读的最多的还是舅舅的藏书，如王伯祥的《史记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艾思奇不愧为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书言简意赅、条理清晰，虽然不少内容当时不见得深入理解，但至少摸到马克思主义以及哲学的一点门道儿。比如，书中讲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用麦种变小麦，小麦又成麦种的例子，就很容易理解。上大学后，我还反复研读李达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也是同样感受。有一次，赵月枝教授谈及如今博士生、硕士生的哲学素养普遍不足，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严重欠缺的问题时，干脆建议他们去读读艾思奇解放前写的《大众哲学》，一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都不得不佩服的哲学读物。

王伯祥的《史记选》让我既走进博大精深的司马迁，又懂得一些古代文化与文言文的知识，高考试卷有一道古文翻译题，我能够差不多答出来，也是受益于此。另外，批林批孔批水浒等学习辅导材料，同样让我接触了古代文史内容。正因如此，高中毕业前，在寒冻书店看到一套新进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心里抓耳挠腮，欲罢不能。那套书一共十册，共十元，公社书店只进了一套。封面“史记”二字还由郭沫若题写，当时受舅舅的影响，我对郭沫若的字也很喜欢。可是，无论对我，还是对工薪族，当年十元都是一笔巨款，所以公社书店也只进这么一套，还不一定能售出。好在最后想方设法被我纳入囊中，从篇幅到内涵，都是我平生拥有的第一套大书，近半个世纪走南闯北一直带在身边。(https://www.daowen.com)

后来得知，二十四史点校本从1958年启动“前四史”，至1978年出版《宋史》，前后历时二十年，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座里程碑，诚可谓数千年未有之盛举。据2013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缘起”，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古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点校本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部署和国家有关部门的直接领导下，由中华书局承担组织落实。1959年9月，顾颉刚领衔点校的《史记》率先出版，同年陈乃乾负责的点校本《三国志》付梓。这项工作“文革”初期一度受到影响，七十年代初又继续进行，自始至终会集了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集体攻关，从而使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成为使用最广泛的权威读本。1975年中华书局标点清史稿同人合影中，就有白寿彝、唐长孺、赵守俨、启功、张政烺、周振甫、王仲翰、孙毓棠、杨伯峻、顾颉刚、阴法鲁等二十四人，济济一堂，蔚为壮观。2006年，时隔三十多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启动，任继愈为总修纂，同时王元化、王永兴、王锺翰、冯其庸、何兹全、季羡林、饶宗颐、蔡尚思、戴逸等任学术顾问。新世纪的这一修订工程2013年首先付梓《史记》，依然十卷，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两万册都有编号，我买的一套编号11441。很惭愧，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完整读下来的《史记》版本。

其实，不仅是二十四史等，新中国在古籍整理的众多领域，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比如，同样是在毛泽东主席亲自过问下，由谭其骧先生领衔，从新中国成立初开始启动，至1974年完成的八卷本皇皇巨著《中国历史地图集》，成为数千年未有的一部大书。李零教授去台湾访学，在台北的文哲所见到林庆彰先生，林先生说自己第一次来大陆时非常惊讶，没想到这里竟然有如此之多精心整理的古籍和工具书。李零教授还谈到，“文革”期间有个红楼整理组，把全国最好的专家集中在一起，整理新出土的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和睡虎地秦简，每本书都是集体讨论和写作，集思广益，水平很高。一位从事新闻史料学研究的青年学者也说，他所见质量最高的史料集还是五六十年代编撰的中国近代史丛刊系列，这些史料编选得当、校对精湛，题解往往言简意赅，要言不烦。

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文化政策调整与政治氛围变化，文化艺术领域也开始有所复苏，不时感到一种新气象。这些年，有关研究与叙述逐渐丰富，也使人看到不同于所谓“一个作家与八个样板戏”的叙事。如果说“一个作家与八个样板戏”只是当年突出而后来聚焦的众星捧月现象，那么浩瀚的天宇中还有众多大大小小的星辰。七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领域，也不妨如是观之。1975年10月25日，为了纪念聂耳逝世三十周年、冼星海逝世四十周年，首都举办了一场轰动一时的音乐会，“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当年参与筹划此事的老人，如冼星海夫人钱韵，谈起此事无不兴奋，认为是继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后文艺调整的又一热点。这次音乐会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也起了作用，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等都给予实际帮助。在此前后，一批老歌也开始在广播中播出并教唱，歌谱还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如《大路歌》、《毕业歌》、《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也是在1975年，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拍摄了一批传统京剧和曲艺的彩色纪录片，同时恢复了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先后译制了22部西方经典影片，如 《巴黎圣母院》、《魂断蓝桥》、《简·爱》、《瑞典女王》，八十年代家喻户晓的配音演员乔榛、尚华、毕克、刘广宁、童自荣等就出自这里。

1971年8月13日，经过毛泽东审定，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报告说：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批示同意出版口领导小组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会议据此提出在继续出版马恩列与毛泽东著作的同时，出版一批中外历史书和科学方面的工具书，恢复和创办一些理论、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研究、文教卫生、体育等期刊。当时，上海的两份杂志尤其引人注目，也给我留下鲜明印象，一是文艺类的《朝霞》，一是理论类的《学习与批判》。尽管政治基调与思想倾向不可能脱离时代背景，也不乏“激进”问题，但杂志办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朝霞》及其作品都已淡忘，而《学习与批判》的那种理论水平、思想深度、文字水平则印象深刻。我指导的一位清华本科学位论文，就以《学习与批判》为题做了比较深入系统的考察，揭示了颇有意味的背景，也提供了令人深思的启发。如该刊作者多为沪上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周谷城、刘大年、谭其骧、陈旭麓、冯契等，如今名满天下的余秋雨还不入流。他们分析问题高屋建瓴，举重若轻，遣词用语简劲有力，鞭辟入里。如今记忆犹新的是他们的文字，满是生气、灵气，少有头巾气、八股气，同时下那种装腔作势、云里雾里的文风判然有别，也与一些端着架子的“学术期刊”不可同日而语。此类期刊貌似颇有“学术地位”、“学术声望”，也想方设法与国际即欧美接轨，但新闻记者与主流媒体却很少关注，也不知道峨冠博带在说什么。说实话，越来越多的学术“时文”，我也不知道在说什么。港台学者李金铨教授形象地称之为“内眷化”，即学科内部犹如七大姑八大姨的亲属，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有人干脆称之为“学术黑话”，就像威虎山的“江湖黑话”：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总体看来，七十年代以后，文化生产是多少问题而不是有无问题，对待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即所谓“封资修”传统，是批判性吸收、创造性发展问题而不是放任自流、听之任之问题。相对而言，专业的文化生产总体上还是严重不足，而群众性的业余文艺活动遍及城乡，如火如荼，形成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景观。为此，1975年7月14日，毛主席谈到文艺问题，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