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复式与超外差
除了读书自学，寒冻高中一年间，最大收获是钻研无线电，一边啃书本，学理论，一边做声控、光控等自动化小实验，特别是组装多用途收音机，直至达到北上广一流产品的“国内先进水平”。
我的无线电爱好，在寒冻高中一年多突飞猛进，渐入佳境，离不开一个天赐良机——广播站。广播站在公社大院最后一排的一间平房里，约十几平方米。屋里半边摆放着两个立式冰箱似的设备，下面垫有一砖高的木地板，起绝缘作用，另外半边放了一张桌子，摆着话筒、收音机、扩音器等。广播站早中晚三次开机，主要是作为中继站，转发县广播台的节目。经过中继站接力转发的节目，通过电话线通往各大队，再由一根根毛细血管般的线路，接到各家各户的小喇叭上。小喇叭很简陋，大概一块钱，状若饭店的普通盘子，黑色，纸质，中间有手表大小的装置，也是小喇叭的关键部件，用于“声电转换”。它的两边有两条引线，一条接外来的毛细血管导线，一条接地线，一般家庭都把小喇叭挂在门口，地线也就埋在门框下面。从县里到公社，从公社到大队，从大队再到各家各户的导线负载着节目信号，经过小喇叭与地线形成闭合循环，节目信号流经小喇叭的“声电转换”装置时，就被转换成声音了。
当年，人民广播以及遍及乡村的广播网是新闻传播的主要途径，可以迅速广泛地传播新闻，以及理论、文艺、体育、娱乐、科学知识、天气预报等节目，在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六七十年代，随着作为“高科技”的人民无线电事业大发展，广播以及广播网更成为传播领域主力军。当时，不仅有常规节目，而且还有专门的工人节目、农民节目、解放军节目等，遇到重要内容如党代会政治报告、“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重要社论，还有现在难以想象的记录速度广播，也就是一字一句慢慢播出，包括标点符号，为的是让收听者能够记下来。2019年，北京大学潘佼佼博士的学位论文第一次系统研究了农村广播网，洋洋大观，令人开眼。当此时，从县广播台到公社广播站的广播网，成为新闻传播面向广大农村群众的基础网络与关键环节。
寒冻公社广播站有一男一女两位工作人员，男的负责技术维护，女的负责节目播出。两人均属合同工性质，不算公社的在编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与我几乎同一时间上山下乡，七七年考入南开。他在一篇回忆知青岁月的文章里，记述了当年一位女播音员：“很招人喜欢。下乡的第一天，就听到她甜美的嗓音，不免很好奇。她爱穿红衣服，个头儿不高，圆圆的脸蛋，红扑扑地放着光，笑声爽朗，充满青春活力。”（《“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番描述同寒冻公社的播音员很相似，当时她不到二十岁，也是个头儿不高，圆圆的脸蛋，充满活力。广播站的技术员是复员军人，在部队干过电工。公社广播站有声有色的存在，就像为我的兴趣爱好以及小实验提供了一个实践基地，这位虽然不见得懂多少专精理论，但颇有实践经验的复员军人技术员则是平易近人的指导老师，可以随时请教，疑难问题与技术问题往往能够及时得到解决，一通百通事事通，自学无线电也更有信心和动力。更何况，还有充分的自由时间随意支配，真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无不具备。
我的大学同学解国记原是河南农村一位新闻通讯员，“文革”后恢复高考，看到郑州大学中文系有“新闻方向”，便填报了第一志愿。由于他是主动选择，加上热爱新闻，故读书期间一直勤奋刻苦地学新闻、写新闻，有的报道曾发在中央媒体，在同学中小有名气。毕业论文又选了新华社名记者阎吾作为研究对象，为此把图书馆的有关书报资料翻了个遍，最后完成一篇高水平的学位论文。毕业时如愿进入新华社，无论当年还是现在都是令人眼热的专业对口工作。他也不负“七七级”大学生的令誉，在新闻界如鱼得水，越干越大，一些报道不仅影响全国，而且同他心仪的阎吾报道一样，成为载入中国新闻史的名篇佳作，如《“最后一个生产队”的意义》、《我国每年约一个“珍宝岛”折入中俄界河》。当时，我的老同学已是黑龙江分社的社长，退休前又担任多年《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把这张新华社唯一的报纸办成影响广泛的“新闻纸”。
有一次，我们偶然话及无线电，没想到他当年也一样痴迷于此，而且至今珍藏着一本自学的《实验来复式半导体收音机》（上海人民出版社）。看到此书，心有戚戚，感慨不已，更让我感慨并意外的是，他在乡下也同样有条件、有兴致玩无线电，并“走火入魔”，由此可见六七十年代全民性、全国性的无线电热之一斑。我还见过一款“渡江牌”收音机，从电路图看属于七十年代的先进水平，而厂家居然是江苏省一个县的无线电厂。如此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粗略分析，这一热潮得益于一个时代的风尚与追求：包括一切为人民所有、一切为人民所用、一切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破除工人与农民、体力与脑力、城市与乡村的三大差别，推动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追求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鼓励工人、技术员、工程师、科学家共同参与技术发明与技术革新等时代氛围。不妨说，以“两弹一星”、大飞机、核潜艇、长江大桥、成昆铁路、屠呦呦、袁隆平等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工程，离开这一时代氛围而仅靠几位“元勋”也是不可想象的。拿原子弹来说，涉及成千上万的流程与环节，每个流程与环节都离不开精益求精的技术、发明与创造，离不开成千上万人的工艺水平与工作态度。如今倡导“大国工匠”，当年可谓“全国工匠”，如果说大国工匠基于一种敬业精神，那么全国工匠则出自翻身解放的主人翁意识与政治觉悟。遍及城乡的无线电热，也离不开这一时代氛围。偶然看到饶毅的一篇文章，谈中国与科学的话题，其中说到从1950年到2000年，许多中国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不是因为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发现升官发财此路不通，“虽然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意做科学最大的原因”。饶毅教授是科学家，但谈及社会历史问题未免离谱。“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不是因为升官发财此路不通的实用主义，而恰恰是一种纯粹的、光明的、崇高的理想主义，同雷锋、焦裕禄、钱学森、邢燕子身上凝聚的一个时代的理想主义如出一辙。
我在新疆时已经装配成功单管机，而突破单管机，也就会有双管机、三管机等。不过，并非三极管越多越好越高级，关键得看整体构造及其电路设计。如前所述，收音机的整体构造有来复式与超外差之别，前者属通用，后者为高级，而再高一级就是集成电路。当时最先进的北京、上海无线电诸厂及其尖端产品均属超外差。我边习边做，自己摸索，最后也达到这一“先进水平”。
应该在1976年，公社广播站新进了一套上海某厂最先进的多用机，包括收音、扩音、对讲等。当年十月，公社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集会，不用自己的多用机，反而借用我精心组装的超外差多用机。那时候，我已经下乡插队，多用机带在身边，为了这次集会，我还得走十来里路拿过去。那天下午，红旗飘扬，人声鼎沸，而我则经历了平生刻骨铭心的瞬间。一个顽皮小孩在会场跑来跑去，不小心绊着大喇叭的导线，一下将连着主席台的多用机拽到地上，当时我离主席台一二十米，只觉得一声脆响犹如雷鸣电闪在心中炸开！抗战影片《血性山谷》里有位给八路军带路的老乡，在日军炮火中丢失心爱的骡子，一路跑着、哭着、喊着骡子的名字，一声声“命根根”的呼唤痛不欲生。我的宝贝机子摔在地上的那一瞬间，也让我体验了同样撕心裂肺的痛楚。(https://www.daowen.com)
这台超外差多用机，是我边习边做无线电的最终成果，凝聚着多少日日夜夜的心血，处心积虑的经营，也体现着平生最高水平。其中，所用元件均属一流工艺，是我费尽心机日积月累积攒下来的，机身看上去也很漂亮、时尚、高贵。七十年代，农村还普遍没有通电（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解决最后20万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公社机关只在早中晚三个时段，用柴油发电机突突突供一会儿电，主要用于广播站播音，晚上大概到十点。我能指望的用电时间基本在晚上。于是，白天啃书本，并做好各种“预案”，等电一来，便全力以赴组装、调试。记不清多少个夜晚，发电机早停了，万籁俱寂，一片黑暗，蝉鸣高树，蛙动四野，我还点着油灯，一点点细心调试捣鼓着超外差多用机，往往这个参数调好了，那个参数又动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就这样，一弄一夜，常常不知东方之既白。所以，手捧已经摔得鼻青脸肿的“命根根”，看着一副玉颜寂寞的惨状，怎不心如刀绞，伤心不已。鲁迅的悲剧定义无愧经典：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你看。
时来天地皆运力。痴迷无线电时，时时处处也仿佛天助我也。当时忘了从何处搞到一台老旧留声机，满是灰尘，好在功能无损，经过修缮，焕然一新，可以播放当时常见的黑胶唱片，还可以根据唱片而调整不同的转速，与多用机相得益彰，都是我朝夕相伴的爱物。可以说，再也没有让我如此心爱的东西了，它们都是我的劳动成果，凝结着一点一滴的心血与汗水。也因此，我由衷服膺马克思主义及其劳动理论，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既创造了人，更创造了人的生命价值与生存意义。当时，又不知从哪儿搜罗出一些老唱片，有一张是电影《红日》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一道道青山紧相连，一道道白云绕山巅……一听入迷，百听不厌。浓郁的民歌风味与悠扬婉转的旋律，新鲜隽永、回味悠长。演唱者是一代歌唱家任桂珍，“北有郭兰英，南有任桂珍”。根据同名小说拍摄的影片《红日》，讲的是孟良崮之战，而任桂珍就是沂蒙山人。曲作者吕其明出身新四军，还有《红旗颂》、《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传世之作，2007年发射的“嫦娥一号”月球卫星搭载了30首歌曲，第一首就是《谁不说俺家乡好》。寒冻公社广播站的复员军人对这首歌也很熟悉，岳飞《满江红》一曲、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等，最早也是从他那里听到的：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这些名曲当年一度销声匿迹，第一次听到时感到格外新鲜，也特别喜欢。
痴迷无线电，组装收音机，不仅仅只是一种兴趣爱好，不妨说还怀着一种懵懂的科学梦想。1975年1月，四届人大在京召开，周总理抱病宣读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激荡人心地提出到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四个现代化，简称四化。虽然四个现代化的愿景，在1963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就已提出——“大会号召全国人民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但真正形成全国上下的统一意志还是以1975年周总理的报告为标志。我听到这个报告，也禁不住心潮澎湃，激情飞扬，给父母的家书中还谈到这一点，期待学好科学知识，将来投身四化大业。
对无线电走火入魔，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抱负与理想。所以，当我捣鼓收音机小有名气时，远近熟人或熟人的熟人找到我，求我修理各种故障的收音机时，我心里总有一种被人无意轻视而又无法明言的“屈辱感”。我把自己的爱好视为“科学家”的追求，而人家只想求你这个“修理工”修修他们的收音机。也因此，我居然干过一些汗颜的勾当，修的过程有时候或以次充好，或大病治死。如今想起，羞愧难当！不过，话说回来，就像普希金在《上尉的女儿》中写到的：谁没有在上帝面前犯过罪，谁没有在沙皇面前犯过法。
我当年的“科学研究”与“科学实验”，固然聚焦于超外差多用机，但还有更广泛的目标和追求。当时，我一方面孜孜矻矻地钻研无线电理论，想方设法买来一些相关书籍，一方面热衷于做实验，对自动化控制尤其着迷，还设计组装声控、光控装置。但由于我的数理基础很薄弱，于是一路艰辛自学，最后终于遇上无法逾越的火焰山，一部啃不动的“集成电路原理”。书名模糊了，但作者过目难忘——清华大学自动化控制专业，当年著书都是集体署名。也因此，还痴心梦想着将来上清华，就读自动化控制专业。可笑的是，我对清华一无所知，只是当作一个泯然众矣的普通大学。1977年参加高考，有幸成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进入郑州大学中文系（新闻方向）。入学报到时，带了两个箱子，一个装着书籍，包括那套十元《史记》，一个装着五花八门的无线电元件。而那台超外差多用机，就永远留在成于斯、毁于斯的地方。前些年，由于申报材料所需，我在档案馆复印材料，看到1977年填写的大学招生报名登记表，有一栏问有何专长、做过哪些实验、结果如何，我填报的是：
曾经比较爱好无线电技术，装过几部收音机，并对自动化的理论做过一些初步的探讨。最突出的实验成果是装了一部收音、转播、扩音、电唱、对讲五用机，另外，还做过一些开关电路的实验。
当时不知道同年召开的一次具有战略眼光的会议，这个会议又同四十年后的华为、5G、芯片等遥相呼应。1977年5月14日至19日，在江苏省吴县，上海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组受四机部即八十年代的电子工业部委托，主持召开了“光刻机技术座谈会”。根据有关报道，此次会议旨在“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方面尽快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据专业人士说，七十年代，中国半导体位列世界第一方阵，还出口日本。然而，在一种“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指导思想下，半导体、光刻机、集成电路同大飞机等高精尖科技一样，八九十年代都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纷纷雨打风吹去。不过，自己虽与无线电、半导体渐行渐远，但广播多年一直伴随着自己的成长历程，从欣赏古典诗词到古典音乐，从收听长篇小说《东方》到《平凡的世界》，无不如同空中阅览室、空中音乐厅，给我以文化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