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1976
1976年，无论对国家，还是对自己，都是终身难忘的年份。当年，三位开国领袖相继离去：周总理元月、朱老总七月、毛主席九月。还有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四五天安门事件等，无不震惊神州，耸动天下，影响世界！
中国古代，从朝廷到民间，朝野上下无不信奉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认为人世间的大事变与天地间的大灾变息息相关。于是，从天子到父母官，一旦遇到大旱、洪灾、瘟疫、地震、蝗虫等大灾变，往往痛责自身，祈求上苍，对黎民百姓开恩。现代以来，文明开化，在科学理性下，这一切自然成为不足为凭的迷信。古人思想固然简单，但是，科学理性也远不足以解决一切问题，其适用范围仅仅限于已知世界与可见关系，除此之外，还有无比浩瀚广袤的未知世界，以及远非人类认识所能企及的未见关系。对于这一未知世界和未见关系，科学理性尚无能为力，而且许多问题恐怕永远无解。拿当代科学讨论的“量子纠缠”来说，两颗向相反方向移动但速率相同的电子，即使一颗行至太阳边，一颗行至冥王星边，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下，它们仍保有“心有灵犀”的关联性（correlation），比如一颗的状态发生变化，另一颗也会即时发生相应的变化，爱因斯坦称之为“鬼魅似的超距作用”，仿佛两颗电子拥有超光速的秘密通信。
且不论古往今来人类遭遇的各种神奇莫测的事情，就以我自己亲历的一件事来说，就让我对未知世界和未见关系心存敬畏。几年前，一次出差回京，下了高铁，坐四号线，到北京大学东门站，出站后往清华园走，边走边漫无边际地东想西想，一瞬间想到吴予敏教授。吴老师也是“七七级”老学长，八十年代社科院的博士，导师是一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蔡仪。我们交往有年，但平时难得一遇。当时不知为什么，偏偏就想到他。而正想着呢，突然听到一声呼唤，抬头一看，面前就站着他！一瞬间，如梦如幻，今夕何夕。茫茫人海，滚滚红尘，两位天各一方的老友在此邂逅已是难得一遇，而神奇的是我正在想他——想曹操，曹操到。 2016年，在“未来论坛”年会上，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施一公教授也谈到类似问题。
我要问你们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相信有第六感官吗？很多人会说不相信。第二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两个人会以未知的方式进行交流？你会说也许，不会像第一个问题那样肯定地说不信。第三个问题，量子纠缠是否存在于人类的认知世界里面？存在于大脑里？我相信听了我的讲座，你会觉得很有可能。第四个问题，量子纠缠是不是适用于地球上的物质呢？你一定会说一定适用，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但其实简单讲，这四个问题是完全一样的问题，倒推回去就说明一定有第六感官，只是我们无法感受，所以叫“第六感官”。
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仅仅是整个世界的5%。这和1000年前人类不知道有空气，不知道有电场、磁场，不认识元素，以为天圆地方相比，我们的未知世界还要多得多，多到难以想象。（《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
当然，这里并不是肯定迷信，质疑科学理性，而是说人类的认识水平与认知能力尚不足以，也远不足以解决宇宙万物的一切问题。因此，我们既应该相信科学道理，又应该保持谦卑与审慎。借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凡是能够说清的就说清，凡是不能说清的就保持沉默。天崩地裂与天大事变的关系，既属于已知世界与可见关系，又存在未知领域与未见关系。遵循科学理性与思维，1976年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与当年的唐山大地震以及上一年的“75·8”大洪水显然毫无关联，但一般人又很难接受这一切仅仅只是偶然巧合。反正，古代天子驾崩也称“山陵崩”。
1976年新年伊始，周总理就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举世痛悼。
朱老总去世的日子虽然记不清了，但忘不了那天早上广播里低回哀痛的讣闻，而且那一幕由于同自己的一次恶作剧连在一起而历历在目。当时，在舅舅安排下，县里和地区一些亲朋好友的子女来到寒冻“上山下乡”，其中两位在公社林场开四轮拖拉机。有一次他俩出车去驻马店，路上一个驾驶拖拉机，一个躺在车斗打盹儿，走着走着，车头与车斗居然脱钩了，就在车斗翻进沟里的千钧一发之际，打盹儿小伙子身手敏捷跳出车斗，躲过一劫。事后听他们讲起来，我们都觉得惊心动魄。那时候，有机会我们也忍不住摸摸拖拉机，操作很简单，开着很容易。
朱老总去世的前一天傍晚，我们几个同学朋友，看到刚刚熄火的拖拉机停在院子里，司机去吃饭了。我们就想试试，虽然没有钥匙，但发动机还热着，一推居然突突突启动了。司机听到声响，喊着叫着跑过来，我踩足油门赶快跑，眼看着把他一点点甩在身后。开始我们并没有什么明确打算，只是想玩玩，后来鬼使神差一路开着去了县城。走到半路，天已漆黑，没有路灯，伸手不见五指，拖拉机又没有大灯，一路凭着道路两旁的树梢引领方向。到了县城，已经午夜，我们瞎转一圈儿，就打道回府。虽然觉得兴奋刺激，但也隐隐感到“大祸临头”。走到半路，天蒙蒙亮，迎头遇见弟弟，骑着自行车找来，一见面就说司机把我们告了，舅舅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我一听更毛了，撇下弟弟，绝尘而去。回到公社大院，已经天亮，进门后少不了挨了一顿打。挨打时，听到收音机里，正在播报朱老总的讣闻，应该是六点半“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于是，朱老总离去就这样在我的记忆里没齿难忘了。由于父亲的军旅经历，我们对朱老总也觉得格外亲切，仿佛他也是我们的总司令。
朱老总七月份离去，我们八月底下乡。刚刚安顿下来，9月9日又传来晴天霹雳——毛主席也永远离开了！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大地呜咽，江河悲泣。不久，十月份又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郭沫若）。于是，一大批缅怀老一辈的文艺作品纷纷问世，其中有一首郭兰英演唱的《绣金匾》，分别歌咏了毛主席、朱老总和周总理，如泣如诉，感人至深：
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
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
二月里刮春风，金匾绣的红，
金匾上绣的是救星毛泽东。(https://www.daowen.com)
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气，
你一心为我们，我们拥护你。
二绣总司令，革命的老英雄，
为人民谋生存，能过好光景。
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
鞠躬尽卒为革命，我们热爱你。
1976年，也以唐山大地震留在历史记忆中。大地震的惨烈伤亡与损失，在八十年代钱刚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里得到再现。事发当时，虽然无从得知这些详情，但如同上一年“75·8”大洪水之后的情景，救援大军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全国上下全力以赴，抢险救灾。当时，有一件奇迹多年后披露出来，可歌可泣，令人动容。下面是前几年《中国新闻周刊》一篇报道的撮要。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开滦煤矿井下万名矿工成功脱险，创造了一个奇迹。大地震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的当量，短短23秒就使唐山夷为平地。地震发生时，开滦煤矿一万多名工人被困井下。他们是如何绝处逢生的呢？从吕家坨矿井的故事中可以略知大概。
那时全国工业战线的口号是：学大庆，赶开滦！为此，开滦煤矿大多数机关干部和工人一起下井。当天吕家坨矿井下1006人中，有一百多名机关干部，还有四十几名女同志，井下当班领导是矿革委会副主任贾邦友。地震之后，如陷地狱。当时，他们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和指挥部，由军人出身的贾邦友担任书记和指挥。临时党支部要求，“各单位都要先群众后党员，先工人后干部，领导必须最后撤离”。
从采面撤到大巷，从大巷撤到井口，在撼人心魄的余震中走完十几里路，攀上一千多米的陡坡，一路历尽艰辛。在黑暗和恐怖中，谁也看不清谁，一千多人在并不宽敞的巷道里，犹如一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缓缓蠕动的长龙。但在决定生死的通道下却没有拥挤，也没有嘈杂，只是贾邦友镇定自若的指挥。
最后终于来到井口。竖井的梯子是生还的唯一通道，梯子长90多米，分为14节，每次只能上一人。上人多会造成拥挤，甚至倒塌。梯子一塌，上井的路就断了。上人少又拖延时间，一旦发生余震，剩下的人便可能失去生还机会。贾邦友下令，“女同志先上！”然后是“新工人上”！再是“老工人上”！最后才是干部，而贾邦友是最后一个人。撤退共用了近五个小时，1006人无一伤亡。
胜利大逃亡中，还有一个关键细节。贾邦友等1006名矿工在井下蜿蜒蠕动时，井下完全断电了，水上来了，通风也停止了，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每个人的体力都快支持不住了。“一旦断电停风40分钟以上，地下水会像猛兽一样咆哮着淹没矿井，各种有害气体也会让人窒息。”就在这时，巷道里突然吹过一阵凉飕飕的风。原来是负责通风的工作人员，在地震中逃出后，并没有回家，而是首先想到救援井下被困人员，没有电就用人力代替电动绞车，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打开了全部风门，保证了矿井的自然通风。唐山矿同样负责通风的一位科长，大地还在震动的时候，从家里逃出，顾不上亲人安危，同样立即奔向通风岗位，用人力代替电动绞车给矿井通风，使地处极震区的唐山矿也无一人伤亡。这样的事迹所在多有。
开滦煤矿万人脱险的奇迹并非偶然。1975年9月，开滦煤矿就抽调大批人力物力对井上井下的抗震能力进行了全面检查，拨出专款进行加固和维修。9月4日，开滦煤矿革命委员会下发第646号文件规定：“生产系统关键部位的抗震是必保项目，必须在1975、1976年内解决，初步计算共需134万元；与生产关系密切、人员比较集中和存有重要设备的建筑物的抗震工作，初步计算共需133万元；在工房、宿舍中，确实比较危险的部分初步计算共需510万元……”在七十年代人均月收入不过几十元之际，这700多万元无疑是天文数字，而且这些钱都花在井下、生产区、工房。尚在余震中，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就抵达开滦拍摄纪录片——《开滦奇迹》，画面中，那些大震后圆木支撑的主巷道基本未破坏。秉着“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的思想，开滦煤矿制订的周密抗震防震计划，在地震发生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一个多么真实多么好的“中国故事”啊，不亚于好莱坞的各色大片，可惜最后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