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时光（下）
2017年，中央党校出版社推出《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引发广泛关注和好评，也把知青年代峥嵘岁月带入大众视野。2020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黎安教授的一篇合作论文，被《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正式接受。论文基于大量的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上山下乡”运动期间，知识青年对农村儿童受教育程度的影响，通过研究知青对农村教育状况的改变，探寻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的大规模积累及其对后续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当年，大约有一千六百万城市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插队。知识青年分布全国各地，大部分是偏僻落后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知青做了民办老师，给当时接近2.5亿的农村小孩带来了潜在的教育机会。我的大学同学，就不乏这样的民办教师。周黎安教授从超过3000本县志中收集了相关数据，同时结合多轮人口普查数据，通过细致严谨的实证分析表明，知青的到来显著提升了农村儿童受教育年限，这种效应在女孩和欠发达地区更强。当知青大规模“返城”后，上述效应就迅速下降，但从未消失，这说明“知青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论文还发现，受到知青教育影响的小孩在未来更可能上高中，结婚年龄更晚，生育小孩的数量更少，也更可能从事技能密集型的职业。这些证据说明，知青带给农村的不仅是人力资本的“数量”，也包括“质量”的提升。周黎安的论文不仅系统估计了上山下乡运动对广大农村教育普及的影响，而且也有助于理解其长期的经济社会影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些背后的一个关键性因素都是来自农村且具有中等技能的劳动力，而其中大部分受惠于知青的“教育溢出”。（详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网站2020年8月4日）如此看来，如果说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大规模改变了中西部的经济社会条件，那么知青上山下乡又大规模提升了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的文化教育水平。如此大批量、大范围的城市中学生进入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山区农牧区，自然给当地带去“现代文明”以及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包括说普通话、刷牙、用卫生巾等。如今已是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梁向阳教授（笔名厚夫），就曾深情撰文怀念陕北知青对他们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知青已经渗透到十多万人口的延川县的各个领域。那时，许多知青已经开始参军、招工、上学，纷纷离开了延川县。而留在延川的知青们，也当民办教师、公社专干、文化馆专干、宣传部干事等等。当然，北京知青与当地青年结婚的现象也不在少数，有当地小伙娶北京姑娘的，也有延川姑娘嫁北京小伙的。当时的文学青年、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路遥先生，他的爱人就是曾在关庄公社插队的“清华才女”林达。
我们梁家沟村的知青潮退却后，给村里留下三眼公窑。其中的一眼公窑架囤里，竟放着大堆铺满灰尘的知识青年用书。我和伙伴们把这些书全部偷回家，这些书籍也成为我少年时代认知外面世界的重要窗口。它们的名字我大都还能记得：《美帝国主义侵华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各国概况》、《世界地理》、《世界历史》，等等。我后来嗜书如命的习惯，均是少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当然，我们这批1960年出生的延川农村孩子，受到北京知青的文化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从小开始学说普通话，从小就开始刷牙、讲卫生，均是受到他们的影响。
不管是什么原因，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曾在延安走了一遭，有些人甚至把生命也献给陕北，至今仍有三百多名北京知青留在延安工作。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北京知青对延安的文化影响是深远的，也是长远的，有可能超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时文化人对陕北的影响。（《我的“延川老乡”——关于北京知青的回忆》）
我的知青时光，分为两个时段。前半段在徐庄大队的一个小队，后来兼生产队出纳；后半段抽调到“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或“整党建党工作队”，去了另一个大队，还在其中一个生产小队蹲点。工作队的任务离不开“抓革命，促生产”，也就是当年一切工作的基本遵循——政治挂帅。不管是工农业生产，还是科学研究；不管是国防建设，还是部队训练；不管是教育教学，还是学术研究、文艺创作、新闻报道，都得政治挂帅，即“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毛泽东）。蔡翔以“革命中国”和“现代中国”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概括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意味：
中国革命绝不会仅仅满足“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也就是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化的“现代中国”，相反，它始终致力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国”。因此，中国革命绝不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革命。问题却在于，“革命中国”必须依托于“现代中国”。也就是说，当中国革命明确了自己的现代化的政治诉求，那么，大到民族国家的建构框架，小到单位企业的科层管理，现代性都不可避免地渗透其中，而在这一现代性的控制之中，如何才能保证这一中国是“革命”的，而不仅仅是“现代”的，我以为，这才是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核心的焦虑。（《“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
工作队由公社领导、一般干部、各直属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下乡知青、回乡知青等抽调组成，好像没有社队干部，大概因为他们属于整党建党的整顿对象吧！每个大队都驻有一个工作队，大约十来人，全公社应该一百多人。前面提到的高中同学，后在省城发家致富的朋友，也被抽调到工作队，并在此期间，先我一步入党。本来我们属于同一批考察对象，为此还派人到新疆父母单位外调，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结果，在公社党委会讨论时，他通过了，我被压下了。他比我成熟，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我也喜欢听取他的意见。工作队员都有月薪或称补贴，同当时合同工的标准一样即十八块零五毛。我在工作队大约一年，这笔钱每月都由舅舅舅妈代领代管，一年后我上大学时，舅舅送我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让我喜出望外。上海牌手表是那个时代最流行、最时髦的高档物品之一，价值一百二十元，放在今天感觉就像送一辆桑塔纳吧！
我所在的工作队分到乱冢大队，离公社约二十里。乱冢地名很是蹊跷，乱冢者，乱坟岗也。一天到晚，生活在一片乱坟岗中，一年到头，顶着这样晦气的地名，而当地人安之若素，真是匪夷所思。一次，公社召集工作队员开会，晚上散会后，我看月色很好，便独自返回乱冢。走在公社的大路上，还挺惬意，清风徐来，月色如水，任思绪在夜风中飞扬。等走出大路，拐到乱冢的田间小路时，就有点胆战心惊了。偏偏路上还有一道“鬼门关”，两个坟头把守在道路两边，不得不从中穿过。半夜三更，原野死寂，银白色的月光铺天盖地，此刻看着十分瘆人。我高声唱歌，迈开大步，故作轻松地走过“鬼门关”，然后撒腿就跑。天下本无事，自己吓自己。如今回味，那晚月明风清，天空地净，倒是别有一番寒塘渡鹤影的诗情画意。
我们工作队的队长，是个地道的土改干部，五十多岁的样子，朴实敦厚，慈眉善目，工作认真投入。由于一直在农村基层工作，对农村、农民、农业了如指掌，对一切事情和问题也从容不迫，应付裕如。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同我父亲差不多，年龄也相仿，但开会作报告远比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有水平。有时候，我们单独找人谈话，了解情况，他说我记，说什么都忘了，只记得他慢条斯理，笑眯眯的。刚开始时，我和他在大队部蹲点，也住在大队部，后来我单独去了二三里外一个小队驻队，开始独当一面。(https://www.daowen.com)
大队部的条件很艰苦，古人为逝去的父母守孝要睡干草、枕土块，以表示“哀亲之在草”、“哀亲之在土”，我们也差不多。同时，还要与社员一起劳动。适逢隆冬季节，滴水成冰，寒风刺骨，各队都在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我穿着深筒雨靴，站在又黑又臭的烂泥塘中，吃力地将塘泥挖出来，扔到一人高的岸上。更难受的是，寒冬腊月，两手冻得生疼，还长了冻疮。干活时一身汗，休息时一身寒。晚上在大队部里，实在冷得受不了时，就点一把柴火取暖。由于无法洗澡，时间一长，身上长了虱子，浑身瘙痒，空闲时便学着当地人抓虱子，用两手的指甲盖一挤，就听一声轻微脆响。在延安，斯诺看到毛泽东脱下棉袄，一边晒太阳，一边抓虱子，很好奇，《西行漫记》中还记载说，虱子被称为“革命虫”。当年我身上也满是这些革命虫。几个月或半年多之后，去县城公干，顺便在公共澡堂洗个澡。澡堂的水本来已如浑汤，再从我身上搓下一层汗泥，就更不用说了。
我去小队蹲点后，开始独立开展工作。主要是按照上级部署，落实以粮为纲的一系列要求，想方设法把粮食亩产搞上去。说一千，道一万，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饱肚子才是硬道理。张文木教授批评学界空疏学风时说，学者饿上几天几夜，眼睛发绿，就不会再扯犊子了。我作为驻队干部，一日三餐都是吃派饭，全村人家每天一户轮着吃。条件好一些的，饭菜就好一些，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而条件一般的，就只能图个饱了，个别人家甚至只能端上一碗红薯。红薯现在已经成为美味，而当年与土豆一样都是把人吃伤的东西。当地人有不少“心口疼”的常见病，其实不是心口疼，而是常吃红薯而引发的胃疼。
我那时年轻气盛，工作作风僵硬刻板，只知道一门心思贯彻大政方针，不折不扣执行上级指示，思想教条，方法强硬，不懂得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灵活变通、随机应变等。比如，小麦打下来后，要交公粮，留口粮，从村里群众的角度讲，自然希望多留口粮，而从行政部门包括我们的角度看，则想多交公粮。这是一对矛盾。高明者会根据实际情况，恰如其分平衡这对矛盾，尽可能使各方都比较满意，并且会用一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语言让群众心悦诚服，就像我的工作队队长。而我当年只知道一根筋儿贯彻上级意图，想让所在小队尽可能多交公粮，而且一副学生腔。小队干部委婉地同我商量，我还不屑一顾，觉得他们私心重，顾小家，忘大家，需要批评教育，提高觉悟。驻队干部都像钦差，我们的意志就是圣旨，他们也不敢违背，只能违心执行。后来，我从群众情绪中，隐隐感到一种无奈、伤心、失望，觉得这个驻队干部不咋样，不为他们着想，只为上级着想。有一天，到一家吃派饭，女主人摔摔打打拉着脸，端出凑合将就的饭食。
等我明白一点人情世故时，常常反思这段工作经历，想着时间倒流，一切重来的话，我会不会做得好一些呢？现在，国家推动大学生就业面向基层，一大批“大学生村官”走上工作岗位，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也是如火如荼。希望他们能够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先做百姓的学生，再做百姓的先生，切莫重蹈我们这些学生娃子的覆辙。这里，学习群众语言，包括当地方言，力避学生腔，是联系群众，不尚空谈的第一步，群众路线首先体现于此。我当年同群众交流的情形，大概就像《李有才板话》里知识分子气严重的那位章工作员，一开口就让人觉得索然无味，离群众的所思所想十万八千里：
有才道：“误不了！我把牛放到椒洼就回来，这时候又不怕吃了谁的庄稼！章工作员开会，一讲话还不是一大晌？误不了！”小顺道：“这一回是选举会，又不是讲话会。”有才道：“知道！不论什么会，他在开头总要讲几句‘重要性’啦、‘什么的意义及其价值’啦，光他讲讲这些我就回来了！”
我在清华指导的研究生曾维康，学位论文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题为《农民中国》，《文汇报》也以十二个整版作了报道和摘录，毕业后放弃北京待遇优厚的工作，也不惜同赴美的女友分手，一头扎入广西贫困乡村做村官。某晚，新闻联播节目头条新闻后，接着报道了他的事迹，在镜头前他操着一口当地方言同群众讲脱贫致富的方法，长江后浪推前浪，显然比我当年强多了。
当年吃派饭时，有个活蹦乱跳很喜庆的孩子不时来叫我，带着我去他家。没想到，我上大学两年后，有一天，一个小青年来到宿舍找我，说他就是当年那个领我吃派饭的孩子，此时也上了我所在的大学，读数学。他乡遇故知，自然惊又喜。大学毕业后，他回到正阳，工作几年后，做了县局局长，让我不由刮目相看。再后来，他还参加过某省的厅局级干部招考，十来年前，已经做了地级市开发区的负责人。
我在小队驻队期间，没有为群众干多少实事，虽然工作态度很认真，信奉毛主席说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但也因此，常常胶柱鼓瑟，一条道儿走到黑，撞上南墙也不回头。中国革命之所以发生各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一大批热血青年，满怀革命理想，赴汤蹈火，前赴后继，又往往僵化教条地理解马列主义真理和上级精神。红四军时期的刘仁恭就是一例。他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对共产主义理想无比坚定，最后在战火中英勇牺牲。然后，同样是他，带着共产国际的旨意，以太上皇自居，对毛泽东、朱德的经验不屑一顾，自以为是地指挥红军与强敌死打硬拼，给部队造成巨大损失。所以，延安整风确立实事求是太重要了，而实事求是也太难了。实事求是之难不是难在理论认识上，一些人对实事求是的认识可能同样是僵化教条的，而是难在实事求是并非一定之规，而是得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灵活把握的有机规律。就像用兵作战，水无常势，兵无常形，不是纸上谈兵，用一部兵法就能包打天下的。
驻队期间，也多少做了点实事，虽然微不足道。如夏收时节把公社的拖拉机借来打场，又好又快，也省了大家的力气。上一年偷开拖拉机，受到处罚，这一次名正言顺，于是也借机开着拖拉机在场院转来转去过把瘾。驻队期间，还发生两件小事，都是平生第一次，一是醉酒，一是打摆子。不记得为什么吃酒，只记得醉酒后舌头不听使唤，一个劲儿说，想停都停不下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所谓打摆子，就是疟疾，蚊子叮咬所致，如今已经绝迹。打摆子的症状是忽冷忽热，冷起来盖几床被子还打战，而热起来又好像浑身着火。韩愈写音乐之神奇的《听颖师弹琴》，有一句“无以冰炭置我肠”，不知韩愈是否得过疟疾，反正冰火两重天确属打摆子的症状。即使打摆子，我还在驻队蹲点岗位上，直到母亲突然回来了，我才回公社。而此一去，也结束了我的知青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