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时光（上）
七十年代文化领域逐渐松动，有一丝小阳春的明媚。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电影《创业》等，可谓最为人知的动向。与此同时，小说、诗歌、音乐、舞蹈、绘画、戏剧等，也有一种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早春二月气息。以我感兴趣的歌舞为例，就出现一批流传至今的缓歌曼舞，包括《北京颂歌》、《颂歌献给毛主席》、《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北京颂歌》许多年都是进京列车到达终点站，列车播音室的首选曲目。央视《中国文艺》栏目还以《颂歌献给毛主席》为题做了一期节目，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也选此曲作为背景音乐。这首名曲是郑秋枫的成名作，他还有《毛主席关怀咱山里人》、《我爱你，中国》等代表作，《我爱你，中国》经出身南洋华侨的歌唱家叶佩英演唱而流传海内外。在《中国文艺》的节目中，叶佩英谈到她第一次听邓韵演唱《颂歌献给毛主席》，觉得就像海浪喷涌而出：东海扬波旭日升……心情非常激昂！此外，一些电影插曲也不胫而走，广受欢迎，如《映山红》、《青天一顶星星亮》、《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群众文艺的指导方针下，各具特色的民族歌舞同样姹紫嫣红，一派生机，如《芳华》浓墨重彩表现的《草原女民兵》。1975年，芭蕾舞剧《沂蒙颂》问世，更成为《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之后又一芭蕾名作，剧中插曲《愿亲人早日养好伤》美妙动听，至今仍是歌唱家喜欢的保留曲目。
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和文化记忆中，1976年我高中毕业了。然后，同所有知识青年一样上山下乡。当年，上到国家，下至公社，各级机关都有专门的知青部门和专职人员，地位不低，权力不小，因为上山下乡与赤脚医生一样，都是毛泽东特别看重的“新生事物”。根据知青部门的安排，我与另外两位知青分在同一“青年组”，到徐庄大队一个生产小队“插队落户”。当年，寒冻公社有不少知青，是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其中又分不同类型。从地域看，有郑州知青（全县1500人）与本地知青，包括驻马店、正阳、寒冻等。从安置情况看，有集中的知青点，吃、住、劳动在一起，也有我们这样的青年组，插进生产队，与社员一同生活劳动。1977年，大弟弟高中毕业，就进入一个集中的知青点。
当年农业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有所谓过黄河、跨长江之说。这一说法源于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规定，十年之后，粮食亩产量在黄河以北地区，由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以南地区，由400斤增加到800斤。“文革”期间，如上三个目标，分别简称为“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围绕这一目标，全国85%以上的耕地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施肥、春耕、夏收、双抢等，无不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粮食生产，所谓“以粮为纲，全面发展”。1970年年底，中共中央又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提出加速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尽快扭转南粮北调，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努力增加肥料，全面实现农业“八字宪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据《正阳县志》，《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出台的1957年，正阳人均粮食已经达到351公斤，“基本解决了正阳人民梦寐以求的温饱问题”。按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标准，寒冻公社以及驻马店地区的目标应该是亩产500斤。围绕这一目标，寒冻公社大致有三类地区，一是少部分达标或基本达标地区，二是努力接近目标的地区，三是差距较大的地区。一类地区的亩产在400斤左右，我们插队的徐庄属于此类地区。徐庄位于公社通县城的主干道两旁，大队部距公社六七里。我们的小队在大队部南边，抬腿就到。从这些情况看，我们插队的地方还算条件不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从1976年8月下乡到1978年3月上大学，在农村一年多，我也算吃大苦，流大汗，正心诚意接受“再教育”。为此，我曾获得地区表彰，参加了驻马店地区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奖品是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1977年的大学招生报名登记表中，有一栏问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我填报的是：
一九七七年五月出席了驻马店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一九七七年被选为先进工作者，出席正阳县整建党工作队先进工作队员大会。
我们青年组是8月31日正式组成的，故我们给青年组命名为“8·31决裂青年组”。“两个决裂”，是当年自上而下遍及城乡的时代话语，当年有部影片就叫《决裂》。所谓两个决裂，源于《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开国将领王紫峰红军时期参加过毛委员主持的学习班，第一次接触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的儿子大学毕业，一直心存疑惑，觉得如此高深的现代理论，父亲这些年轻的泥腿子真的懂吗？有一次，王紫峰同儿子说了一段话，让他大为惊讶。老将军说，我们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不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决裂吗？我们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不就是同传统的观念实行决裂吗？老将军以自己的革命阅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做出如此朴实而深刻的阐发，让儿子叹服不已。
按照国家的知青政策，我们有笔安家费，用安家费购买的建筑材料，生产队为我们建起两间平房，一间卧室，一间堂屋。屋外房檐一头，垒着灶台，支着一口大铁锅。当年瓦房很少，只有个别有头有脸的人家，如大队干部或有人在外面工作的人家，才可能建瓦房，一般人家多是泥草铺就的屋顶，我们也是如此。去的那天，生产队派了一辆大车，把我们三人与行李接到了新家。从此开始了全新生活。
先说吃吧。我们的口粮好像是国家按月供应，主要是粮食和油，每月从公社粮库支取。我们三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小青年，第一次独立生活，柴米油盐点点滴滴都得靠自己，免不了各种不适，手忙脚乱。第一次做饭，就很不容易。刚开始，什么都没有谱，一个月不到，就粮尽油干了。青年组的两位战友，都是寒冻本地人，由于吃商品粮，他们也成为“下乡知青”，其他许多同学因为属于农村户口，就成为“回乡知青”。经典豫剧《朝阳沟》的一对高中恋人，正是这样两种类似。无论郑州知青，还是我们这些本地知青，在老实本分的当地农民眼里，都好像是一群敢作敢为、甚至胡作非为的“呆霸王”。其实，这也是一种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知青中确实不乏走州过府混不吝的家伙儿，但一般还是规规矩矩，少数人更是胆小怕事。我们三人分属三种类型——胆大的、胆小的、温和的，我属于温和的。可能由于这一点，推举我做了组长。(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刚去不久，赶上秋收秋种的农忙季节，江淮平原的秋老虎很厉害，我们怎么度过或熬过那种超体力的劳作，又如何汗流浃背，浑身水淌，都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一幕，在打谷场上，把装着一百多斤粮食的袋子扛起来，踏着颤悠悠的斜梯背到粮囤上去。这是重体力活，由生产队的壮劳力承担，妇女和半大小子不用干，我们也可以不干。但我不甘落后，总想好好表现，既得到大家认可，也希望践行与工农结合。粮袋有一人高，瘦长桶形状，背的时候得斜着肩膀，弯下身子，先用巧劲儿把它扛到后脖上，站立起来，然后开步行走。我的小身板压上这么重的粮袋，觉得每个关节骨架都在咯咯作响。知青出身的韩少功，除了贴着历史写历史的名著《马桥词典》，还有一部以劳动为题的散文集《山川入梦》，礼赞劳动，向往劳力与劳心的融合：
我在《暗示》一书里还提到过“体会”、“体验”、“体察”、“体认”等中国词语。它们都意指认知，但无一不强调“体”的重要，无一不暗示四“体”之劳在求知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怀念劳动》）
农忙过后，冬春时节则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按说，冬春属于农闲时节，而在农业学大寨热潮中，全国农村都不得清闲，一派热火朝天景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正是毛泽东时代持续不断的水利工程、农田基本建设，以及陆续兴建的一批化肥厂、农药厂，逐步满足了全国农业的需要，才可能有八十年代以来的丰衣足食。当年，一穷二白底子薄，不得不自力更生，全靠各族人民一身汗水两只手。1970年12月，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斯诺时还谈道：“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我在生产队劳动时，手上也磨起老茧。刚开始是起泡，泡磨破了，就流脓水，甚至流血，咬牙坚持下来，慢慢生出老茧，成为一种保护皮，以后再怎么磨，也没有感觉了。当年，手上的老茧与黑色的皮肤都是一种荣耀，只有劳动人民才有的标签。上大学后好长时间，我手上的老茧才慢慢消失。
寒冻农村一年两季收成，冬春季节都是小麦。徐庄的土地平整得不错，其他条件也好，小麦绿油油的长势喜人。不过，各生产队都很头疼的一件事，是贪小便宜不自觉的人家，把自己饲养的猪放到公家的麦田里，而乡里乡亲的本地人又抹不开面子管这种事情。我们去了以后，生产队觉得知青都是外地人，而且人见人怕，就让我们在村前庄后巡逻，驱赶这些讨厌的家伙。一次，我们把邻村的一头猪逮住押回，关在我们房屋旁边的圈里。晚上，主人找上门来，一再央求，赔情道歉，我们就不答应，执意处罚。没想到，我们在屋里高声理论，人家暗度陈仓，已经安排人悄悄把猪放跑了。我们发现时，也无可奈何。
插队时，我自然带着我的多用机。由于农村还普遍未通电，多用机只能用电池。生产队有个大喇叭，我把它架在屋顶，接上多用机，不时播放新闻和文艺节目。本来一片天籁原野，从此回荡起热闹的广播声响，余音袅袅，随风飘散。邻村几位郑州知青，听到广播，常来串门。知青有两种人，一种不甘认命，在身不由己、举目无亲的大环境中，努力争取各种有利条件，力求改善小环境，通过招工、提干、当兵、上学等改变命运，这部分人属于少数。另一种人属于多数，听天由命，随波逐流，斗鸡走狗、打架斗殴等事情多出自他们，老百姓对他们敬而远之，甚至避之唯恐不及。为了改变命运，个别郑州知青还与当地有头脸的家庭子女结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当然这种联姻已经较少《朝阳沟》那般理想意味了。有位不无姿色的郑州知青，就同我熟悉的寒冻同学谈起恋爱，最后都谈婚论嫁了。不久同学当了兵，这在当年属于美事一桩，按说这桩婚事更是板上钉钉。没想到，赶上知青回城，两人渐生歑隙，最后终至分手。还有一位郑州知青干脆与寒冻农民结婚，成为当地人时常谈起的闲话。一次邂逅这位知青，有人指给我看，已是一副农妇打扮，举手投足全无一点城市范儿了。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想来该是这种感受吧。
邻村的郑州知青属于后一类人，言谈话语更多流露着消沉之气。不过，通过他们，我也接触了一些地下知青文化，如“流浪的人归来，钞票一麻袋”之类小曲儿。任何时代“不思进取”的小青年，都是生活时尚的弄潮儿。那时候，我一身土气，跟农民也差不多，而他们穿着打扮、举手投足却很洋气，背的包也是时髦的上海包，让人暗生羡慕。因此，看到如今年轻人痴迷于名牌“包包”，我也能够理解了。我们还喜欢夜深人静时收听短波广播，带着一种犯罪心态搜索莫斯科、台湾等敌台。大多听不真切，干扰信号太强，只能偶尔听点只言片语。我更喜欢朝鲜广播中的歌曲，既健爽，又妩媚；既豪迈，又抒情。那时一批朝鲜电影的插曲，随着影片热映广为传唱，如《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卖花姑娘》等。1971年《一个护士的故事》插曲《护士之歌》，更在我心底留下幽远印象，数十年过去，依然萦绕耳畔：“蓝蓝的天上飘着彩云，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欢乐……”朝鲜民族能歌善舞，名声远扬，后来看古籍记载，这个传统也是源远流长：“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三国志》卷三十）。
不久，生产队让我做了出纳。由此，我才知道，会计是管账的，出纳是管钱的，管账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管账。不过，我大概只做了三个月，期间除了一个月的收支钱款一分不差，其他月份对账时不是多几毛，就是少几分，查来查去也找不到原因。看来我的数学虽然差强人意，但实际能力乏善可陈。也是在做出纳时，生产队派我去我的老家购买蒜种，也就是到正阳县最南边的淮河边上。从汝河畔到县城60里，再从县城到淮河边又60里。我和青年组的一位知青，拉着一辆架子车，要去买回两三麻袋的大蒜，作为种子用。去的路上记不清了，回来的情景记忆犹新。
那天，我们一大早出发，太阳刚刚露头，东边地平线上还一片红晕。老家地处大平原，四面八方，一望无际，朝晖夕阴，一览无余。所以，三国时代的诗人王粲，才会看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才会写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样的情景只在大平原上才可看到。当然，现在是安居乐业的新中国，“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们拉着车，唱着歌，满心欢喜，远眺宁静的四野，近听风儿的轻声细语，胸怀开张，心情舒畅。大概一两点到了县城，看看时间还早，我想索性一口气赶回去，免得耽搁一天，还得住店花钱。同伴本想歇歇脚，第二天再回去，看我决心已定，只好像邓小平在长征中的情形“跟着走”。
前面提到给姥爷送药，徒步六十里，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而现在一天一百二十里更成为迄今没有打破的行走纪录，而且还是“负重前行”。走到最后，真如强弩之末，最后一二十里路摸着黑，到家差不多九十点了。虽然辛苦一些，但为生产队省下一笔开支，我这个出纳还是挺高兴的。再说，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这是当年的口头禅。想当年飞夺泸定桥，红军将士急行军一天一夜，顶着瓢泼大雨，在崇山峻岭的小路上，奔袭两百四十里。然而，让我们空手一天一夜从汝河到淮河跑一个来回试试看。怨不得人说：“红军都是英雄汉。”想起陶铸曾志的女儿陶斯亮讲的一件事。有一次，陶斯亮问曾志，当年红军战士怎么刮胡子。曾志回答，傻孩子，红军战士都是一二十岁的年轻人，哪有胡子啊！“少共国际师”更年轻，不少战士才十四五岁，师政委、开国上将萧华十八岁。同为开国上将、曾任志愿军司令员的杨勇，听到毛委员一番话后，跟着上井冈时才十四岁，他的表弟、与他一起走的胡耀邦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