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大学
我从小就隐隐做着大学梦。五六十年代，小学毕业就算小知识分子，高中生更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则属于凤毛麟角的高级知识分子了。我印象里，我家那一带的商业厅家属院差不多百十户人家，充其量不过三五个大学生，我家邻居一对年轻夫妇大学生还是支边过来的。当时，大学梦对大多数人家遥不可及，我也只是偶尔想想而已。
来老家上山下乡，也不无这方面的考虑。听大人说起来，大学恢复招生，改为推荐。对此，毛主席有个著名的“七·二一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由于从工农兵中选拔，故称工农兵学员；又由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毕业一般还回原地，又称“社来社去”。送我回来下乡，也是考虑到将来或有机会推荐上大学。父亲一位近门堂弟是个爱读书的苗子，本来获得推荐，入读汝南师专。可家里没有关系，都是本分农民，过了九月入学时间，还不见动静。父亲恰好回家探亲，听到此事，同舅舅念叨了一下，舅舅马上打电话，各方询问，最后总算解决了，后来这位堂叔还成为县领导。父母由此受到触动，他们想着把我送到舅舅身边，也是期望得到关照。事实上，我在寒冻期间，确实看到县里或地区一些头面人物，把孩子送来插队，最后往往推荐上了大学。如前面那两位有惊无险的拖拉机手都是如此，其中一位也是上汝南师专，多年前就已是驻马店市的一流高中老师，在当地教育界颇有名望。
关于工农兵学员，这里不妨多说两句。1968年，毛主席为《红旗》杂志一篇后来未发的文章起草编者按时曾写道：“从根本上说，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从1970年开始，清华北大率先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直至1976年。1977年恢复高考录取制度后，工农兵大学生成为历史。当年无上荣光的工农兵学员，仿佛身价一落千丈。对此，既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
就事情本身而论，工农兵大学生作为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同世间一切新生事物一样既离不开生长过程，也离不开认识过程。1970年，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访华时，同毛泽东谈到：“你们关心教育改革，使教育同生产、生活、社会主义建设更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一点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毛泽东回答，想是这么想，在教育方面不能讲完全都对，“你刚才讲的这一条，就是教育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在最近几年才开始”。短短几年的实践探索，难免存在各种问题，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利有弊。弊在学生基础参差不齐，既有不错的高中生或初中生，如“文革”初期的“老三届”，也确有不少学员文化水平不高。所以，以往行之有效的大学体制和教育模式难以应对，从而无法保证大学教育的常态运行。另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选拔方式，也容易给钻空子、找关系、“走后门”留下漏洞，父亲的堂兄弟若非舅舅过问，就被人顶了名额。1972年劳动节，中共中央还发了一个《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通知中说到自一九七〇年招生试点以来，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事实上，据我观察，此种现象不仅始终未能杜绝，而且似有弥漫之势。这也是邓小平“文革”后恢复高考大得人心的原因。其实，以权谋私，私相授受的问题，什么时候都在所难免，再严的制度规矩也挡不住，即使今天，依然如此，否则也不至于反腐倡廉，以及所谓十八大之后“不收手，不收敛”之说。我虽然两耳不闻窗外事，但仅仅本行远比当年触目惊心的走后门问题也略知一二，只不过以所谓学术形式，做得很隐秘、很巧妙，纪委介入也难以查实。
与此同时，工农兵学员特别是其中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又非一般从校门到校门的中学生所能比肩，他们的社会阅历、实践经验、政治素质等，也不是高考尖子能够望其项背。从工农兵学员中走出的杰出人才，无论治国理政，还是科学研究，都毫不逊色。新闻学界卓有建树的陈力丹，就是工农兵学员，退休前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原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刘家林教授也是工农兵学员出身，他的《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在百年中国新闻学中都堪称屈指可数的皇皇巨著。青年学者陈娜十年磨一剑，完成一部中国新闻学者的口述实录，其中包括刘家林。这篇访谈有个令人难忘的细节，这位农家子弟出身的学者谈起大学时代，眼中闪着泪光说“‘文革’时期我没有被耽误”。此情此景，颇似同为农家子弟与工农兵学员的海外知名学者高默波，在“起程——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一文中的追忆（见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三联书店2009年）。
另外，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干中学，学中干，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游泳中学习游泳等，也更契合一般认知规律。正因如此，优秀的工农兵学员往往表现不凡，清华就出过书记、院士等，有的不仅学业出色，而且其他方面也同样出类拔萃，如创造的校运会纪录多年无人打破。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1975年以工农兵大学生就读于河北大学，同一年，后来成为新一代边疆史地大家的杨镰毕业于新疆大学。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路遥也在这个时候入读延安大学。贾平凹对路遥有个知人评价，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一般人只想到路遥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路遥的政治抱负与才干先在“文革”中崭露头角，继在政治斗争中受挫，由此才打开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另一扇门窗。看看《平凡的世界》中对干部队伍——从生产小队长到国家领导人，及其行事方式、行为准则、思想观念、体制规矩等了如指掌、驾轻就熟的描写，就知道路遥心中千沟万壑的理想抱负。这一切无不得益于大风大浪的洗礼，小沟小壑无法成就这等真才实学，万千气象，正如学院派及其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创造难以产生《平凡的世界》这等巨著，往往只在故事叙事和语言技巧上做文章，玩花样。与路遥一样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梁晓声，也是工农兵大学生，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他的同学骆玉明如今成为复旦大学的古典文学权威。梁晓声的《人世间》三册如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三册，都展现了一幅恢宏广阔的时代图景，如果没有知青上山下乡的阅历，没有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显然也无法成就如此现实主义的作品。且看《人世间》里的一段人物对话，一对岳母与女婿关于知识分子的议论，就不能不令人会心击掌：
我也没什么当干部的经验，只嘱咐你两条注意事项，你一定要往心里记。第一是说话问题……第二是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千万要注意与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越是那种在社会上有名气的知识分子，越要敬而远之，不可与他们太亲近，更不可引以为友。他们政治上太没有常性了，今天顺心就拥护什么，明天一不高兴就带头反对，总体上他们太难驾驭，太难把握了。他们中许多人太危险，又难以预测，说不定什么时候自我引爆，引为朋友的干部就倒霉了，撇清关系不那么容易。你以为你划清界限了，可在组织看来仍是个事，你的前途不就断送了吗？
妈的话启发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曾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同时是诗人，或特别喜欢诗的人，所以表达什么理想时就特别诗化。诗化就是浪漫色彩，太浪漫了就容易成为大话空话。影响到近现代，就让中国成了一个口号大国。
事实上，不仅“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是工农兵，恢复高考制度的“新三届”大学生，即“七七级”、“七八级”和部分“七九级”也是工农兵，而不是从校门到校门的高中生，我的大学同学就有“铁姑娘队”队长。新三届之所以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和教育中如此引人注目，也不能忽略“三大革命”、“工农兵”等历史背景。韩少功记述的一段“文革”往事，也让人对工农兵学员刮目相看：
胡某也是一工人，有自己单独的书房，还经常向我偷偷提供“内部”书——这因为他父亲是官员，后来还进京出任要职。我在乡下时，他常常写来超重的信，用美学体系把我折磨得头大。休谟、康德、尼采、克罗齐、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天知道他读过多少书，因此无论你说一个什么观点，他几乎都可以立刻指出这个观点谁说在先，谁援引过，谁修正过，谁反对过，谁误解过，嘀嘀嘟嘟一大堆，发条开动了就必须走到头。因为他成为某电机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我后来与他断了联系。他为什么要改学电机？他那些超重的美学怎么说丢下就丢下了？
更重要的是，时下对工农兵大学生的认识还囿于特定时代的教育模式。若站在怅望千秋的历史高度，则这种从实践中选拔人才，经过培养再回到实践中去的模式，恐怕更符合人类文明与理想社会的终极目标。设想有朝一日，实现古来圣贤向往的大同世界，消除压迫、歧视、伤害、侮辱、战争、暴力、不平等、不自由、不公正等，达到《共产党宣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即马克思在《19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绘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教育是不是也就摆脱目前状态，不再成为个人谋利计功的垫脚石、敲门砖、通行证，也不再是统治阶级巩固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贾政期待宝玉的制艺之学，而是德才兼备的人生修炼，知行合一的家常便饭。当此时，再回望当年探索的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教育模式，还会觉得不可思议吗？鲁迅先生的名言也适用于此：“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要言之，对工农兵学员的流行看法，隐含着知识人的傲慢与偏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伊格尔顿曾指出：“由于知识分子不需要像砌砖工那样劳作，他们就可以认为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思想是独立于社会其他部分而存在的，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意识形态’一词涵盖的众多事物之一。”（《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位颇有名望的宿儒甚至说，假如真理不适合国情，那么要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真理。这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何其相似。照此逻辑，刻舟求剑之所以找不到剑，不在于刻痕离开落剑处，而在于落剑没有跟着刻痕走。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也是同样思路：假如基督教不适合其他社会的国情，那么要改变的不是基督教，而是其他社会的国情，哪怕为此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此想法与思路，也是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的基本关系，把精神创造的书本知识奉若神明，而无视任何知识归根结底源于物质世界，特别是亿万民众的劳动创造与日常生活所形成的社会历史实践。青年学者郭春林说得好：
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的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这话看起来是政治家的语言，但认真想一想，其实是真理。因为，只有这样的知识才是具体的知识，它原本就从实践中来，最终也必须回到实践中去，否则，即使它有知识的一切形式，也还只是有闲阶级的玩物。而这也正是毛泽东要强调“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根本原因。（《识字之后——关于武训及〈武训传〉的讨论》）
说起来，当年在农村，做知青，一方面对大学怀有憧憬之情，毕竟也是从小的梦想；一方面又确有扎根农村、社来社去的愿望，而且不觉得这种愿望有什么不好，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日前，一位清华中文系本科生告诉他的老师，《创业史》似乎治愈了他的抑郁，因为读完这部作品，这个宅一代感觉人生还是有意义的，广阔天地有待作为。事实上，这也是当年一代“革命青年”的共同志向：与工农相结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开展“三大革命”即阶级斗争、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消除“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等。记得2010年代某期《二十一世纪》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通过分析一部电影，对此作了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的分析，实事求是，令人信服。这种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历史实践与人生志向，在长诗《理想之歌》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抒发。这首激情飞扬的政治抒情诗，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的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1974年与《西沙之战》同年问世，并同样做成配乐诗朗诵节目，通过广播广为流传。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作品以当年陕北知青为主体，抒发了一代青年的远大理想，配乐用《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里也应指出，在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三大差别还广泛存在，实现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目标之际，《理想之歌》不免超前于历史与现实，从而体现了一种“左”的倾向。所谓“左”的本意，也在于认识超前于现实，如同右滞后于现实，工农兵大学生难以为继也在于认识超前于现实。
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大刀阔斧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高考制度。后来知道此事一波三折，经过几番研究，提出不同方案，直至邓小平一锤定音：就从当年恢复高考。由于开始举棋不定，定下之后已到下半年，故1977年的高考是在岁末，录取则到1978年新年，而开学只能在春季学期了。于是，“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录取的大学生，虽然名义上称为“七七级”，实际上却是1978年入学，同“七八级”一样。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这种反常情况独一无二。不了解这一背景，会想当然以为“七七级”是1977年入学，而想不到“七七级”不仅在1978年入学，而且在1982年新年之际而不是1981年夏季毕业。
不过，对于上述议决高考的内部情况，不仅我在村里不清楚，而且舅舅虽然熟悉大政方针，当年也好像没有反应过来，甚至还说有可能推荐与考试并举——起初确有这种方案。因此，对复习考试的态度始终不温不火，我也就不怎么当回事。正在此时，母亲突然不远千里赶回来。2020年春节，回家探亲，同母亲聊起此事，才知道原来母亲是专门为我考大学的事情回去的，过去我还以为是看我姥爷呢。母亲这次回来立了大功，若非她老人家“深明大义”，当机立断，从而真正启动我的高考复习进程，说不定“七七级”就没有我的份儿了。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母亲一直很上心，可从舅舅的来信中、态度上，又似乎感到一种不以为意，她老人家终于坐不住了，于是专门回来一趟。回来一看，果不其然，我打着摆子，还在驻队坚持工作，高考复习也没有什么动静。母亲此行之后，我才真正上心，全力以赴，开足马力，进入备考复习状态。
从复习到高考，仅剩大概一个月。我先尽力搜罗少得可怜的复习资料，按照数理化、语文、历史、地理等科目有计划、按步骤复习，至于具体考什么，当时既不确定，也不清楚。由于没有学过世界历史、世界地理，我就集中精力主攻这两个科目，反复背诵知识点，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之类。那时候，不知怎么地从县里招待所的一位大师傅那里，借到一本老旧的单行本《辞海》，破破烂烂的，我整天翻、反复背一些自以为重要的内容。为了赶时间，最后阶段还隔一天熬一个通宵，一次甚至连着熬了两个通宵，也就是说两天两夜不睡觉，最后身体都有点发飘。现在想来，毕竟年轻，精力充沛，如今哪怕十万火急，火烧眉毛，也做不到了。语文复习的重点是作文，恰好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泛黄的旧书，汇编了当年一批名家散文，如翦伯赞的《内蒙访古》，还有分析讲解，对我帮助挺大。记得臧克家的一篇《毛主席看着黄河笑了》，以诗人的笔触，围绕黄河的千秋历史，抒写了新中国改天换地的篇章，其中一句“黄河终于流到了毛泽东时代”，不愧是诗人的手笔。《河南日报》的一篇“胜利的十月”，把红军长征胜利的十月、新中国成立的十月与粉碎“四人帮”的十月，作为文章的主线，赞颂了华国锋、党中央的新长征，也令人难忘。作者刘先琴是当时中国青年报社驻河南记者，多年后又成为光明日报社河南记者站站长。几年前，我去光明日报社评职称，意外邂逅这位当年心目中的偶像，还同她谈起这段往事。
“七七级”高考由于事出紧迫，都由各省市区出题，“七八级”才恢复“文革”前的全国统考。为此，“七八级”入学时，有的同学在我们面前还挺自得，觉得自己是全国统考的。实际上，“七七级”与“七八级”是同一批人，年龄层次相同、社会背景相同、知识水平相同，之所以分处两届，主要原因在于恢复高考出人意料，许多人没有反应过来，更没有来得及准备。我印象里，1977年河南省的试卷分为语文、历史和数学。我的数学还是乌鲁木齐二中时候的水平，也没有怎么复习，反正一时半会儿不可能见效。上考场前，临时背了一下常用公式，拿到卷子，果然一多半不会，勉强答了三分之一，也不知做对多少。当年没有查分之说，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历史试卷记不清了。语文试卷除了三分之一的知识题，如古文翻译，主要是作文。作文有两道题，任选其一，一是记叙文《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一是议论文“抓纲治国”。“抓纲治国”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提出的治国方略，所谓“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我对议论文没有把握，而对毛主席以及纪念堂颇有感觉，于是选作了《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2019年毛主席诞辰之际，在清华博士张梓轩安排下，我第一次来到毛主席纪念堂，自然想起四十二年前的高考试卷。
那天参观回来，午餐中自然聊起毛主席。一直想不明白，这样一位前不见古人而后不见来者的风流人物，在一些文人笔下却不断遭到贬抑、否定、诋毁：或公开或隐晦，或克制或放纵，或抓住一点，深文周纳，或无中生有，煞有介事。对此，作为普通人，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即便如古人所言“受尧诛者不能无怨，受桀赏者不能无慕”。不说建立人民共和国，开辟历史新纪元，不说确立一整套党和国家的四梁八柱，不说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不说三次反围剿、四渡赤水、三大战役，不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抗美援朝，不说两弹一星核潜艇、杂交水稻屠呦呦，不说两千万字的文章手稿、理论思想、诗词歌赋及书法，不说尼克松访华、联合国席位、三个世界理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也不说党章、宪法、邓小平等讲话、汗牛充栋的权威文献、学术著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不说天安门城楼、人民币票面以及无数车上作为吉祥物的主席头像，不说亿万各族人民在纪念堂、在韶山冲、在寺庙、在广场、在家中寄托的怀念之情，不说世界各国领导人与无数民众的敬仰或敬畏。不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莫须有，任何人更不用说历史人物有功有过，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不说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台湾新儒家徐复观，五十年代在海外就说到的：
我们虽然身在海外，虽然反对共产党，但是我们非常爱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希望共产党做得好。我们的国家，现在不错，是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当然第一功劳，是毛泽东。没有他的气魄，没有他的号召力，没有他组织的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先统统不说，仅仅以文人自诩的读书来说，毛泽东常常称自己是教书的，而且是教小学的，算读书人中最低层次吧。然后，有几个舞文弄墨的文人敢拿读书同毛泽东比呢。前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1970年10月14日随法国总理见毛泽东。期间，毛泽东谈到英国人曾经占领法国的土伦港。马纳克说，英国“没有占领土伦”。毛泽东说：“我看到的拿破仑的传记上说，拿破仑是攻下土伦的，那时候英国人已经占领了。”马纳克坚持己见：“我记得英国是从海路上攻打土伦的，包围了它，但好像没有占领……”法国总理只好打圆场：“将来我们大使就此写一个备忘录交给中国政府。”事实证明毛泽东说得对。那天午餐时，我说忝为清华教授，一生职业就是读书教书，而我不仅自愧弗如，而且望尘莫及。梓轩补充说数量还在其次，关键是毛主席读书读得深、读得透，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所以，2019年新中国七十华诞，盛世辉煌，饮水思源，我写下一篇札记：(https://www.daowen.com)
毛泽东时代十大进展（1949—1976）
1.制定宪法，奠定国本，确立了新中国国体政体，延续至今并日臻完善，包括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
2.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出新中国凛然不可犯的国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确保了七十年来的和平环境。
3.土地改革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彻底破除了数千年的封建根基，进而大规模平整土地、兴修水利、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推行科学种田，包括大中小型水库八万余座以及大寨、红旗渠等样板，奠定了农业发展、农村稳定的根基。
4.兼顾农轻重等比例关系，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在核能、航天、航空、石油化工、发电和输变电设备、铁路装备、造船、卡车、机床、重型机械、大型计算机等领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成为世界六大工业国之一，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位居世界第十一位。
5.两弹一星大飞机，成昆铁路核潜艇，以及胰岛素、袁隆平、屠呦呦等为标志的一大批科技创新，独立自主地解决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长治久安的大问题。
6.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平等政治、尊严政治，劳动人民的社会政治地位大幅度提高，当家做主的主人翁意识、妇女解放、民族团结等更是旷古未有新气象。同时，扫除文盲，普及教育，识字率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也在世界名列前茅，远超所谓“最大民主国家”，大大提高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
7.爱国卫生运动、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体系、农村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制度，以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群众性体育运动，极大改变了“东亚病夫”的健康状况与精神面貌，平均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35岁增长到1975年的68.8岁。
8.大力破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旧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一大批先进文化的经典作品层出不穷，家喻户晓，如音乐舞蹈《梁山伯与祝英台》、《黄河》、《红旗颂》、《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江姐》、《洪湖赤卫队》、《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阿诗玛》、《沂蒙颂》。
9.塑造了社会主义新风尚，爱国家、爱人民、爱劳动、爱集体蔚然成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邢燕子等英雄模范成为亿万各族人民的代表和榜样。“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整个社会风清气正，黄赌毒几乎销声匿迹。
10.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体，以广大亚非拉国家为重点，新中国外交折冲樽俎，远交近攻，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万隆会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七十年代的三个世界理论，彻底改变了战后国际关系格局，也最终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铁壁合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新中国昂首进入联合国。毛泽东时代结束时，新中国已经同世界上11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占当时联合国会员国的绝大多数，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西德、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欧美国家，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国际大环境。
1976年至今，毛主席离去已经不知不觉四十多年了。期间，林林总总的回忆、著述、研究、创作，无不表达着世界上千千万万人的爱戴、景仰、崇敬、思念以及好奇。其中，有两个概括最是过目难忘。一是雷洁琼在韶山冲留下的两句话：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一是2003年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走近毛泽东》时，撰稿人陈晋在片末写下的四句结束语，四句话紧接着毛泽东的一段画外音“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他最大的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他最大的创造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他最艰辛的探索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他最伟大的作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7年高考报名表允许填报的三个志愿，全是舅舅定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北大“七七级”云集了一批天下英才，如法律系的李克强、朱苏力、王绍光等，中文系的陈建功在校时就发表作品，名扬天下，后来成为中国作协副主席。所以，遂不了北大志愿，我心服口服。第二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文编系，其实也是中文系。当年文编系在河南只有两个名额，录取的考生之一有后来知名传播学界的潘忠党。所以，折戟沉沙于广院，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第三志愿是让我金榜题名的郑州大学中文系，招生简章列有三个专业方向，即文学、语言、新闻，我填了新闻方向。三个志愿都是中文系，固然与舅舅出身中文系有关，但中文系也确实是当年最吃香、最走红的文科专业。八十年代，中文系才子、诗人，更是校园瞩目的明星，而后来吃香喝辣的法律、金融、经济等专业当时最不受待见。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之三《春尽江南》，就写到一位八十年代的中文系诗人如何风光，九十年代又如何落寞。七零后学者郑戈1987年上大学，也回忆到：“那时的校园风气仍是崇拜诗人和哲学家，北岛、舒婷、顾城；李泽厚、金观涛、甘阳、刘小枫是我们的偶像。”（《走出社会科学的知青时代》，《文化纵横》2016第1期）
高考之后，心里七上八下，一会儿觉得有希望，一会儿觉得没把握。就在此时，年终岁末又开始一年一度的招兵工作，舅舅让我报名参加。体检、政审等都没有问题，很快就定下来了，只等春节后开拔了。看到大学录取杳无音信，我也死了心，着手收拾行李，准备投笔从戎。那个年代，入伍不亚于上大学，虽然难免吃苦受累，但自己在农村也算吃过苦、受过累，相信能够承受更大的苦和累。
一天午后，我在公社院子里碰见办公室主任，他刚刚喝了酒，说话四六不着调的。他真真假假、嘻嘻哈哈地对我提起大学录取通知书，还说请客什么的。我以为他在逗我玩，但他追着我，话里话外又不像开玩笑，于是我逼他说实话，原来录取通知书确实到了，他在邮政所第一时间看到了。我赶忙跑到邮政所，捧着通知书的一刻，喜出望外，如梦如幻。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后来人们经常引用如下数字：1977年有570多万人参加高考，最后录取27万名（包括扩招），录取率4.7%。实际上，当年有2000多万考生报名，经过政审等环节，最后批准参加高考的是570万。如果全部报名者都参加高考的话，那么“七七级”的录取率将达到百分之一。作为对比，近年高考录取率基本在74%，也就是四分之三。我有幸忝列“七七级”，也有赖母亲当机立断，否则“七七级”难有我的份儿，“七八级”更没有份儿，因为已经参军入伍，进入另一所“大学校”。多年以后，读到新疆作家刘亮程的一段高妙文字，不禁心有戚戚，怅然若失：
在一个村庄活得太久了，就会感到时间在你身上慢了下来，而在其他事物身上飞快地流逝着。这说明，你已经跟一个地方的时光混熟了。水土、阳光和空气都熟悉了你，知道你是个老实安分的人，多活几十年也没多大害处。不像有些人，有些东西，满世界乱跑，让光阴满世界追他们。可能有时他们也偶尔躲过时间，活得年轻而滋润。光阴一旦追上他们就会狠狠报复一顿，一下从他们身上减去几十岁。事实证明，许多离开村庄去跑世界的人，最终都没能跑回来，死在外面了。他们没有赶回来的时间。（《一个人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