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政治
我在正阳一共三年半，从1974年秋到1978年春。从时间看，连大学都没有读完。然而，在此经历的一切，发生的一切，却如此刻骨铭心，并与童年生活在一起，形成不断出现的两个常见梦境。之所以如此，想来原因有二：一是从十五岁到十八九岁，正是我以及多数青年人的青春期，各种影响非同一般。范敬宜有个比喻，说年轻人与老年人在求知方面，就像分别在宣纸与油光纸上写毛笔字，年轻人如宣纸，笔墨一蘸就全部吸收了；老年人如油光纸，怎么写都附在表面。二是浸淫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领略真实丰满的现实世界，体会酸甜苦辣的人生滋味，特别是与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相依相伴，一己之喜怒哀乐无不融进“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自然丰富和提升了人生的内涵。
也因此，随着岁月与阅历的增长，也越来越理解县域与县域政治在中国社会中的基础地位和中国文化中的悠远传统。李零在《我们的中国》一书中提供的一组数字耐人寻味：“西汉平帝时，人口近6000万（59594978），县、道、国、邑近1600个（1587个）。清代，人口约4亿，府、厅、州、县约1700个。现代中国，人口约13亿，县、市2300个……如果减去今东三省、内蒙古、青海、西藏的约500个县、市，大约还有1800个县、市，和汉代的数字很接近。”简言之，两千年来，中国的县级建制基本一致。不仅如此，一个县的规模、人口、生产、行政事务、司法治安、民事纷争、文化娱乐等，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现代社会，差不多都如一个小国。不妨说，能够治理一个县，就具备治理一个省的能力或潜力，进一步历练也不难治理国家。从古至今许多宰辅与国之栋梁，都是从“县太爷”里出来的，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有鉴于此，不了解县域与县域政治，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南方周末》有句广告语，谓每周都可以在其报纸上“读懂中国”。纸上得来终觉浅，真正读懂中国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像范敬宜所言“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只有立足中国大地，深入亿万各族人民的现实生活，与千千万万创造世界的普通人同呼吸、共命运，同时认真看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如一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家甘惜分提倡的“博览群书，独立思考”，才有可能多少读懂一点中国。
前些年，北京大学一篇博士论文引发关注，题为《中县干部》。文中所谓中县，乃是学术规范要求的化名处理，在社会学、人类学等田野调查中，地名以及人名、单位、部门等一切暴露当事人真实情况的信息都需如此处理。由于《中县干部》触及现实政治与县域政治的敏感领域，而作者冯军旗又曾挂职某县，在发达的信息时代，人们很容易就确定了中县的实际位置——新野县，从而也就不难指认论文涉及的具体人事。《中县干部》揭示了县域政治以及官场的一些隐秘内情，特别是家族政治。如一县之内的党政系统形成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一些家族，父亲是县长，儿子或女婿可能是局长、乡长，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不同圈子又盘根错节，形成利益均沾互惠互利的共同体，如《红楼梦》的“护官符”所示。“政治家族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如一位干部二十多年一直在乡里的各种委员岗位转来转去，而一同上班的政治家族子弟早就晋升副处。此文一出，一时哗然。因为，一方面透露了一些官僚体制的弊端，一方面也给许多当事人带来不言而喻的后果。这些当事人在与作者朝夕相处时，把他当作朋友，私下里自觉不自觉吐露实情，不承想作者会写入论文，结果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学界也指责作者有违学术伦理和公序良俗。如果这些朋友事先知道作者为了自己的功名而不顾别人的死活，那么，肯定没有任何人再同他说半句话，除了今天天气哈哈哈。
比较而言，同属社会学者的曹锦清教授在其名作《黄河边的中国》中，就处理得很好很妥当。这部问世于新世纪之交的学术力作，也是以河南基层的调研为基础，走访驻马店、信阳等处不少干部群众，聚焦世纪之交愈演愈烈的“三农问题”，也相当程度折射了县域政治的敏感问题。关于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从一个段子中可以略见一斑。说是领导人下乡访贫问苦，在一户人家问到农民最需要什么，回答是陈胜吴广。故而，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如取消农业税以及许多收费项目、实行义务教育、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大病医保、新农村建设等，情况逐步好转，如今乡村振兴、全面小康行动更是如火如荼。在化解三农危机的过程中，一批脚踏实地的学者曹锦清、温铁军等，以其出色著述也做出历史性贡献。
《黄河边的中国》这部叫好叫座的学术著作，同样揭示了基层政治、县域政治、现实政治的一系列突出问题，甚至很尖锐地触及一些严重弊端，无论引用当事人的原话，还是作者自己的论述，毫不隐晦，直击要害。如引了不少生动辛辣的民间流行语：早上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喝酒三杯五杯不醉，跳舞三场五场不累，麻将三天五夜不睡。尽管如此，看过此书，无论对作者还是对当事人，都不会有什么“不良反应”，相反，书中一片赤诚之心与拳拳之意昭昭可鉴。如此著述，既实事求是研究真问题、大问题，又有助于建设性地解决问题，同时对田野调查的相关人员也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包括书中明文写到的、调研途中一路上给他提供不同帮助和真实情况的官员，许多人还有名有姓。
与此相似，新世纪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在不同领域也对中国国情、现实问题、基层治理等做了类似研究，同样有助于理解县域政治问题。如现在已是清华教授的应星及其博士论文《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同为清华教授的景军及其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吴毅）、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论文《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阎云翔）、澳大利亚华裔学者高默波的《高家村》等。
以我不长的县域生活经历和粗浅的知识水平，觉得这些研究，包括《中县干部》也打开自己的视野，从中看到以前不曾意识到的问题。比如，《中县干部》的作者发现，当年干部犯错误，受处分，“作风问题”占很大比例。当下“作风问题”早已经不成为问题，据说一些干部还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2020年被执行死刑的赖小民包养了上百个情妇。如今，八零后的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当年“作风问题”多么严重，由于涉及私德，舆论中甚至比“政治问题”还可怕。莫说情妇，即使偶一失足，都成为千古恨。这也是由于当年新社会、新风尚，在私德方面一步步走向“清教”般的地步。我还清楚记得，小学时有一次，几位小伙伴聊天，一位脱口提了一句“恋爱”，我们都觉得如雷炸耳，面红心跳。现在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从语言与政治的关系看，历朝历代、古今中外都有不同的语言禁忌，而这种禁忌无不服从于不同时代与文化的“规训”。所谓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首先必须非礼勿言，说不出来才可能干不出来，而一旦说出来，就意味着进入意识层面，如果具备现实条件，就自然转化为行为、行动。换句话说，语言就是现实，语言可以成为现实，大到思想启蒙，小到日常生活，无不如此。也因如此，在“男女关系”方面，当年的语言也是极尽干净、纯洁，乃至于不染世俗之气，而同人民、劳动、山河、天下等宏大叙事相关联。所以，一个干部一个人若有“男女关系”私德问题，自然构成奇耻大辱。同样，时下黄段子笑话畅行无阻，木子美、贾浅浅等“身体写作”也越来越无所顾忌，同一些世风日下的丑恶不堪状况，如干部包养情妇之风岂非若合一契，如出一辙。
当然，“中县干部”的问题在我当年的印象中，也都不同程度上并以不同形态存在于现实之中。虽然当年干部作风比较清廉，更不可能存在“家族现象”，前面提到公社通讯员的父亲算是地区领导，而自己还不在正式编制之列，只是一个合同工。尽管如此，县域官员之间还是存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朋友圈或曰利益共同体，虽然还说不上多大利益，无非当兵、上学、招工、提干等。然而，也正是诸如此类的关系织成一张大网，既使后门之风滋生，也使一切大政方针及其实际操作都不能不受到影响与牵制，更不用说忽明忽暗的派性问题。如下一例，可见一斑。(https://www.daowen.com)
恢复高考后，上山下乡运动也逐渐结束，绝大多数知青陆续返城，郑州知青也不例外。在此前后，听说一位郑州知青遭到奸污，性侵者是造反派出身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此人我在县城时也见过，时任大林公社书记，披着军大衣，风风火火，两眼通红，据说没少祸害良家妇女。然而，对此一直无人过问，无人敢碰，不料此次遇到“有背景”的家庭，不依不饶，直至把他告进监狱。当年性侵知青如同破坏军婚一样，一旦坐实，严惩不贷。这个阶下囚出狱后还在县里，没有正经工作，流浪汉一般混日子，有天晚上，在路上被车撞死了。想当年，他是何等威风八面啊！
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1965年的两首词作，《重上井冈山》里有一句“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从1928年离开井冈山，到1965年重上井冈山，共计三十八年。当年，读到“弹指一挥间”时，我才17岁，觉得毛泽东真有伟人气魄，我们眼中的漫漫岁月，竟然只是弹指一挥间。2013年春节，慈父见弃，我们兄弟三人陪母亲回故乡过年，此时算来暌别正阳已经三十多年，感觉真是弹指一挥间呀！此次返乡，去了南边的淮河和北边的汝河，包括寒冻以及驻队的村庄。旧地重游，故人相聚，感慨万千，也时感忧虑。忧虑的问题众所周知，从上到下也在尽力而为，兴利除弊，比较突出的是生态、腐败、卖官鬻爵、官僚主义等。当年水清见底、沙滩洁净的老家淮河，已经完全两样，河水混浊不说，沙滩由于各种工程项目开发建设，已被掏空，不复存在。汝河更成为一条窄窄的死水，泛着绿色，让人想起闻一多《死水》一诗的情景：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当年随处可见的池塘、水渠、小河，以及水面阔大的水库等，或者难得一见，或者萎缩变质。还有个别村落已经成为人弃鬼居的废墟。人们最痛心疾首的还是干部腐败。某任县委书记有个外号，叫“赵茅台”，因为天天喝，顿顿喝，都是茅台酒。时隔不久，“赵茅台”被双规，涉嫌受贿，数额巨大。期间，一是卖官鬻爵，一是土地生意。曹锦清教授指出：“1988年《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变为国有之后才可以进入非农使用，这等于是授权地方政府，它可以正式成为地主了。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部分成了分配要素，掌管土地的地方官员通过这个要素配置可以去寻租，就使得权力也成为参与分配的一个要素。权力控制了土地，资本要获得土地必须通过地方政府，权钱交易就不可避免。”
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取得显著成效，人民群众拍手称快。过去，吃吃喝喝一直是官场关系网的润滑剂，屡禁不止，相沿成习，而八项规定四两拨千斤地破除了这一痼疾。听说正阳县的大沙河畔开始植树种树，生态保护的效果已经显现，各方面的发展也令人耳目一新。当然，要想解决深层次的问题，还得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思想，不断落实人民当家作主。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宗教学家任继愈曾经说过，中华五千年无非两件大事，一是建立多民族、大一统的旧中国，包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等政治传统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琴棋书画等文化精神。二是近代以来，不断摆脱帝国主义列强与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旧中国已成完成时，新中国还在进行时。为此，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综合国力，一方面需要稳步地、切实地、全面地落实人民当家作主，两方面结合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也只有如此，才能根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腐败等问题。钱理群在《岁月沧桑》一书中，围绕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也探讨了中国农村与中国道路。他说，毛泽东与梁漱溟都是关心“真问题”、“大问题”，并有“深心大愿”之人。梁漱溟五十年代虽遭毛泽东严斥，为此后半生曾受压制，但他晚年回答“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的问题时，还是毫不犹豫地说毛泽东，称为历史上少有的“世界性的大人物”。钱理群指出，毛泽东与梁漱溟有四点相通：一、“全国统一，国权树立”；二、引入“团体生活”，实现国民和国家的“组织化”；三、把农村作为整个中国社会改造的出发点；四、强调“引进团体生活”、“组织起来”是中国的大问题、真问题。
这些问题无不涉及他们一生都在思考和探索的中国道路，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关系，如今天重提的“合作化”。毛泽东认为：“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梁漱溟也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个人本位，一个是社会本位”，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关心人，即“安顿其身而鼓舞其心”，前者属于物质层面，后者属于精神层面，而安顿其身首先得“废除个人私有制而代以社会公有制”。在他看来，“现在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只是发财之路，而不是养人之路”，“中国从合作这条路走去，是以‘人’为本，不同于资本主义之以‘钱’为本”。毋庸讳言，数十年来，时隐时现一直存在另一条道路，即“全盘西化”、“普世价值”、“国际接轨”的道路。从唯物史观审视，两条道路归根结底都在于建设什么样的“新中国”，新中国应该是“人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或者说，是如党章宪法明确的各族人民劳动者当家做主，还是“有权有势者”当家做主。正因如此，蔡翔的思考就格外令人深思：
新中国的特点之一，不仅仅只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同时还要求建构一个新的主流社会以及相应的主流文化。这个新的主流社会，即以工农大众为主体并联合其他阶层的“人民”社会（五星红旗）。离开主流社会的建构，所谓文化领导权，基本就是一句空话。（《重返人民文艺：研究路径与问题意识》）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从我1978年离开农村，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当年一句口号“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也构成自己求学问道的底色。这两句话比当下流行的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朴素实在，更接地气。当今之世，一介书生，能够立足大地，心系人民，不忘初心，著书立说，就算无愧于立德、立功、立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