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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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2018年，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新华社记者来我办公室采访，想做一点四十年来大学生活变化的对比报道，期间还聊起大学报到的话题。拿行装来说，我们入学时大包小包，连被褥枕头都不能少。九十年代以来，新生带的东西越来越少，而陪同报到的家人越来越多。1995年秋季学期，我去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在北京火车站坐上学校的大巴，见车上一位郑州考来的本科生，由七大姑八大姨陪着，好不热闹。如今每年入学季，清华园也常见父母跟着学生忙忙碌碌，至于行李则除了随身物品，一切都在报到时现买现用。(https://www.daowen.com)

在“七七级”大中专生中，有正阳县的十余位“幸运儿”。郑州大学好像考上三个，我与后来写大洪水的河南日报社记者都在中文系，另外一个在历史系。寒冻的郑州知青里，有一位考上了上海中医学院的女生，很令人羡慕，因为是重点大学，又在上海。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老中医，我在郑州读书时，还去她家拜访，老人家对冰心作品极为推崇，俨然现代第一人，回来后我就去图书馆借了《繁星》等。她哥哥是工农兵大学生，在一所中学教英语，性格诙谐开朗，从他口中第一次听到英语谚语：He laughs best who laughs last（笑到最后，笑得最好）。1978年3月8日，春节刚过，我拿着录取通知书以及一年四季的行装与日用品，先到明港，再走京广，去郑州报到。一路奔波，傍晚到达。郑州站有接待点，我和行李同乘一辆大汽车，被一溜烟儿拉到学校。

那天，在车站接我的是一位提前报到的同班同学张冠生，开封人，后来在同寝室住了三年。九十年代后，他一直陪同费孝通，直至费孝通去世。他在民盟中央群言出版社出过《费孝通传》，2019年又在三联书店出版了《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均受学界关注。上学时，他对外国文学感兴趣，1978年朱生豪翻译的11册《莎士比亚全集》出版，他就买了一套，让我们啧啧称羡。在校期间，他有两点令人叹服，一是一笔好字，课堂笔记从不潦草；一是一笔好文章，就像曹植，“出言为论，下笔成章”。只是一向敏于行而讷于言，如贾母说袭人“没嘴的葫芦”，你若不开口，他便一言不发，枯坐终日。他兄妹四人，他是老大，老二当兵，人民海军，来过学校，同我兄弟俩的情况相似，小弟和小妹妹后来也都考上大学，小弟上郑州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读研究生，留校任教。他大弟弟复原后，也同我大弟弟一样读了电大。老同学带我去过开封府上，普通的干部家庭，老父亲同老同学一样，沉默寡言。从他身上以及兄弟姊妹身上，我直观领略了古城汴梁的厚重底蕴。

报到前半年，我刚刚来过一趟郑州。那次，母亲带着小弟弟探家，也是离开新疆后，三兄弟第一次相聚。分别时，我和大弟弟陪着母亲与小弟弟到郑州，再各奔东西。分别的晚上，我们兄弟俩乘车南下，望着窗外铁轨反射的灯光，随着摇摇晃晃的车厢驶过万家灯火，想着一家人天各一方，自己又前途未卜，心里不由涌上一缕怅惘思绪。不料，半年后，再次来到郑州，成为“天之骄子”。如此情景，后来又有一次。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晚饭后，一二学友常常绕着校园周边散步，仰望高楼大厦万家灯火，想着河南大诗人杜甫期盼的广厦千万间，不知哪里会有自己一间。不料，毕业前夕，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聘为系主任，当即分得一套三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