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城一瞥
我在郑州前后十五年，与新疆的青少年时光相等。先在郑州大学中文系读书四年，后在郑州大学新闻系执教十一年，从1984年到1995年（正式调离在1998年）。北京之外，郑州与河南是如今我待的最长地方了，加起来将近二十年。
中原，自古是中华大地东西南北的中心，故谓逐鹿中原，问鼎天下。六大古都有三个在河南，即安阳、洛阳、开封。2020年的“河洛古城”考古发现，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其实，如今中原枢纽郑州，同样历史悠久，《诗经》所谓“郑声”、子产不毁乡校等无不与此相关。近代以来，随着京广与陇海两条铁路大动脉开通，位于十字交叉路口的郑州，战略地位愈发突出。正因如此，河南省会五十年代初从开封迁至郑州，郑州的社会经济也日益发达起来。2021年春晚，小品节目《开往春天的幸福》三次报站“郑州东站”，一时间“郑州东站”名扬天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郑州还是其貌不扬的省会城市，人口不过百万，城区也不算很大，从东到西开车一路不停的话，估计也就半小时。市中心二七广场矗立着“文革”期间的二七纪念塔，为纪念京汉铁路大罢工而建，被视为郑州的地标。纪念塔周边的二七广场，如同纽约时代广场，既不广也无场，同天安门广场迥然不同。不过，广场在市中心，附近有火车站，还有当年最大的百货商场，故人烟辐辏，车水马龙。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涌起，广场周边崛起几家大商场，“亚细亚”更是红极一时。亚细亚的一系列经营理念，让人耳目一新，现在看来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市场营销策略：女售货员年轻貌美，统一着装，每天固定升旗，天天吸引许多人围观。据说，一些北京成功人士周末坐火车过来，在亚细亚大包小包购物采买。可惜，有道是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宴席，亚细亚红红火火的景象到世纪末就渐趋消褪了。
二七塔下有家羊肉烩面馆，是郑州也是河南最负盛名的老字号饭店，到此一游者常常慕名而来。由于店面逼仄，座位有限，往往得等一两个小时，才能轮到就餐座位。这种等待不像当今红火的餐馆，门口摆着椅子，听服务员叫号，而是站在某个餐桌前，眼巴巴等着别人空出座位。你好不容易等到座位，想好好品尝时，身前身后又有其他人眼巴巴看着等着。好在老字号确实名副其实，无怪乎许多人心甘情愿等一两个小时。我第一次品尝烩面，也是老同学张冠生请的。当时价钱是五毛几分，一尝之下，终身难忘，后来烩面馆遍地开花，好像再也品尝不到那种美味了。也许当年没有多少可口的美食，烩面就算佳肴了，而生活水平提高了，美味佳肴遍地是，再好的烩面也吃不出山珍海味的感觉了，所谓“饱饫烹宰，饥厌糟糠”。
烩面馆西边约一百米处，是郑州最大的新华书店。那时买书就像百货商店购物，有柜台挡在货物与顾客之间，想要什么，先由售货员拿过来，不合适的话再换，买书也是如此。而且，不管书店，还是商场，都是国营单位，旱涝保收。所以，售货员的态度好坏便因人而异，也成为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文革”后，陈强陈佩斯父子主演的一部喜剧片《瞧这一家子》，就有一个服务态度不好的商场售货员，刘晓庆主演，把那种吊儿郎当、不负责任的样子演得活灵活现，由此获得1980年百花奖最佳女配角。
我们入学后不久，文化出版开始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气象，一大批中外名著与经典纷至沓来，新华书店便成为改革春风的文化窗口。一有新书上市，获悉消息的人便头天晚上蹲在书店门口，第二天一大早开门时，抢先占领柜台的好位置。现在人们如果想象这种情景的话，不妨对比一下各大医院晚上排队、早上取号的状况。我上大学时经济条件有限，还没有大批量买书的习惯。在二七塔下新华书店买的印象最深的书，是王力主编的四卷本《古代汉语》，还是在内部发行部门买到的。
八九十年代以及之前，有“内部发行”的各种图书，往往是供批判之用，故限制发行，只针对特殊群体，有时还得开介绍信才能购得。比如，影响广泛的皮书，包括黄皮书、灰皮书等，均为内部发行。所谓皮书，是指封面及书稿没有经过编辑加工、装帧设计，只有光秃秃的白纸黑字。既然只供内部使用，自然就不讲究外表。皮书之所以分为不同颜色，是为了区别不同类型，如学术类、文艺类等。八十年代后广为流传的许多书，其实都在改革开放前的皮书之列，如南斯拉夫吉拉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奥威尔的《1984》等。还有许多书虽然不在皮书系列，但也属于“内部参考”，如美国记者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国记者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冷战传播学的代表作《报刊的四种理论》等。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日夜书》，聚焦“文革”以来的社会变迁，以一群老三届为主人公，细致入微地展现了一幅立体鲜活的时代图景。书中有段对话，读来忍俊不禁，也发人深思。对话双方是两派红卫兵，也是一群初中生、高中生。
一方首先发难：你们读过《斯巴达克思》吗？另一方不屑一顾地回答：哎呀呀，通俗文学在这里就不必谈了吧？世界文学名著《斯巴达克斯》，在他们看来属于不屑一顾的通俗文学。
一方又抛出重磅炸弹：那你们读过吉拉斯的《新阶级》？此书如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样，在西方世界广受关注。另一方故作谦虚地说：也就看两三遍吧，不是太熟。
一方继续挑衅：说说《资本论》吧。另一方居然答道：不好意思。请问是哪个版本？是人民版，还是三联版？还是中译局的内部译本？我们最好先约定一下范围，不要说乱了。
一方穷追不舍：你们知道谁是索尔仁尼琴？我们到八九十年代，才知道这位苏联时代的异见人士，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这批“文革”中的中学生已在关注和讨论他的作品。另一方回应：你是说他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还是《马特辽娜的家》？你要是想听，我都可以给你讲一讲
一方黔驴技穷：那……请问你们如何评价奥威尔的《1984》？……(https://www.daowen.com)
如果说，小说家言还是虚构——并非凭空虚构，那么，韩少功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怀念那些读书的日子》，则都是自己以及朋友们在十年“文革”中的读书故事，实实在在，妙趣横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曾经精选一部分发表。文章开篇也耐人寻味：我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我的问题是这样：谁读过3本以上的法国文学？约四分之一的学生举手。谁读过《红楼梦》？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举手……韩少功感叹道，三十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10本俄国文学、10本法国文学、10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他这一说法显然让在座的大学生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三十年前？天哪，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文中有段细节，更是发人深省：
秦某也是这样的书虫。他长得很帅，是我哥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个未遂的地下组党计划，还曾在他们这个跨省的朋友圈里一度酝酿。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那本书并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这种见面语让我大吃一惊，云里雾里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门熟路立刻跟进，从维特根斯坦练起，再练到马赫、怀特海、莱布尼兹、测不准原理以及海森堡学派，直到两天后秦某匆匆坐火车回去上班。在这个“哲学重灾区”的两天里，我根本插不上嘴，只能做些端茶上饭的服务。他们也似乎从不觉得身边有人，只是额头对额头，互相插话和抢话，折腾出各自的浑身臭汗。我的未婚妻来过一趟，送来蔬菜和水果，秦某看都没看一眼。
老妈要我哥去打瓶酱油，其实是想让儿子歇歇嘴。没料到我哥出门，秦某也跟着出门，似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学战争一路打向杂货店。
关于内部图书及其发行，沪上学者朱学勤在一篇文章中，做了生动记述，其中谈到的购书经历，我也不无同感。文章题为《“娘希匹”和“省军级”——“文革”读书记》。朱学勤1966年小学毕业，1972年进入豫西一家化工厂，在此期间：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自学计划，先历史，后哲学。此时上海出版了四份杂志：《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自然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虽然也是“左”，但比两报一刊好看，相信同年龄的人都还记得。这四份杂志，父亲总是定期寄到我生活的地方，引起周围同道者的羡慕。后两种杂志，今天我还保存得很好。到了一九七四年前后，毛泽东批示重印一些“文革”前的“灰皮书”，并组织翻译苏联及西方最新的小说、政治理论书籍。
毛泽东批准的那两批禁书，就在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店”出售，书店二楼有一个“内部书籍供销柜台”，凭“县团级”与“地师级”介绍信分级别配售。令人向往的是，“内部”还有“内部”，里面还有一个柜台，凭“省军级”介绍信才能进去，专供最“反动”的书籍，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我当时为了搞到最里面的那批书，尤其是那本耳闻已久的《美国与中国》，真是动足了脑筋。一张县团级介绍信能购买的范围，已经不过瘾，到哪里去搞一张“省军级”介绍信呢？
省军级的“内部读物”一共十四种，见方厚枢的《内部发行图书出版的历史记忆》。凭着这张“省军级”介绍信，朱学勤还买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学术资料选》十六本，《苏联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二十三本。他说，尤其是前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文革”前版本，翻译之精良，超过后来八十年代西学热中许多粗制滥造的产品。其中有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悉尼·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马克思在林苑》等。与朱学勤同样背景的学者丁东，也曾回忆知青岁月读到的内部皮书，“我插队的时候，记得知青中最流行的书便是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还有吉拉斯的《新阶级》和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以及《格瓦拉日记》等文艺书和政治理论书”。《格瓦拉日记》也属于十四种省军级的“内部读物”，正式书名是《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197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二七塔下的新华书店也有单独部门，负责内部图书的发行与销售，我曾混进去买到一些不在柜台公开出售的书籍。此类书籍都在版权页上，印有四个字——内部参考。大概九十年代以后，公开出版与内部参考的界限逐渐混淆，有的书虽然标着内部参考，也公开摆在书店柜台，如王明《中共五十年》、张国焘《我的回忆》、《郑超麟回忆录》等“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当年，无论内部参考，还是公开出版，由于初衷在于批判错误思想，故都有一篇颇有分量的书序，大多出自名家手笔，对作者及其思想进行分析。后来，这类批判性书序不断隐退，渐渐剩下一边倒的赞美性书序。对此，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讲话中，还特别点到这一点，对引进的西方著作不加批判云。
除了二七塔下的一个物质食粮和一个精神食粮的去处，当年在郑州时而一去的地方有东边的友谊宾馆、人民公园、省博物馆、省图书馆，西边的西流湖、碧沙岗公园等。碧沙岗公园，是冯玉祥为纪念北伐牺牲将士而建。西流湖曾是我夏季畅游的好去处，不过来回一趟，骑车至少得两个小时。由于地处郊外，人迹罕至，又无救生人员，为安全保险，我都是绕着湖边游。即使如此，也有风险。我们大学的体育老师，曾经参与制定某套广播体操，他的千金小姐掌上明珠，就是在西流湖游泳时，跃入水中，一头扎进水底泥潭而香消玉殒。如今，郑州大学阔大幽美的新校区就在西流湖附近，不知还能不能去西流湖游泳，还有没有学生去游泳。
当年郑州市区有条东西走向的金水河，没有什么水，也不知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反正郑州因此而有金水大道。郑州还有绿城之名，特别是法国梧桐，一到盛夏，遮天蔽日，人行其中，清爽宜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大兴土木，大拆大建，郑州修建高架路，把许多梧桐树都砍了。那时候还没有生态意识，跟“大跃进”砍树炼钢差不多。从此，我去学校的半小时骑行路程，就基本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过，法国梧桐也有一个问题，每到春天，漫天飞絮，恰似谢道韫的名句“未若柳絮因风起”。
如今，郑州旧貌换新颜，既远非我们上学时可比，也不同于20世纪末我离开时的境况。最明显的是幅员拓展，最直观的是面貌改观。感觉现在的郑州城区没有当年的十个，也有五个那么大。2019年，我在河南党校授课期间，新华分社记者史林静开车带着我，去看望郑州大学新闻系我的老主任、也是她的老师项德生教授。我们走环城高速，不怎么堵车的情况下，从郑东新区到市中心的老校区，居然用了一个多小时。另外，无论当年上学，还是后来上班，从市区到黄河，火车得半小时，汽车差不多一小时，而现在黄河沿岸与市区连为一体。郑州南边的新机场，距离市区也有一个小时车程。郑州大学新校区所在的西郊通了地铁，从老校区过去约半个小时。与此同时，郑州东边的开封，现在走高速公路一小时，郑州西边的洛阳，差不多同样距离，而如今郑汴洛也一体化，长途区号都取消了。
除了幅员，郑州的城市面貌更是焕然一新。特别是郑东新区，完全是一座现代化新城。原来的金水河不见了，但从黄河引来的活水形成新的大片水系，夜晚灯光璀璨，水波粼粼。同时，水系、绿地、公园等有机勾连，形成休闲娱乐、跑步骑行的公共空间。随着高铁突飞猛进，郑州的交通愈发便利。我上学时，去北京需坐一天一夜的火车，九十年代列车提速也得整整一天或一夜，而今天高铁最快只用两个半小时。